让中华民族舞蹈传统与经典建设的理想飞翔

刘青弋

60多年了，关于“中国古典舞”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的理想，又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中国古典舞”究竟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些在座的和不在座的人“趋之若鹜”？又如何“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般地让我们的前辈们为其奋斗了终生呢？我认为，莫过于古典舞蹈是一个民族文明化程度的表征和文化积累高度的标志，它是一个民族舞蹈桂冠上的璀璨明珠。因此，为了摘取这一桂冠上的明珠，当代中国古典舞重建在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之际起步——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与舞蹈艺术经典为主旨、为目标、为理想。这是我们的理想起飞的原点和归宿，亦是我们事业的价值所在。

一

如今，“中国古典舞”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十岁不愁”“二十不悔”“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来到了“六十耳顺”之年——她是否可以以平常心来“安度晚年”？可是，与我们短暂的人生不同，“中国古典舞”却是一件“千岁千岁千千岁”之事……显然，60年短暂得如“弹指一挥间”。如此，我们满怀着理想和热望，希冀自己能够说清楚、道明白这个被历史岁月销蚀，被记忆不断遗忘，并且，一旦身体的动作发出就不复存在的古典舞蹈——这个“千岁千岁千千岁”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无疑具有悲剧色彩……

我们怎样来看待几代古典舞蹈艺术家们为了理想而奋斗的历史呢？60年来，当代舞蹈家们正是在这种与“悲剧性”命运的抗争中，抢救着中华民族舞蹈的传统，追求着我们民族舞蹈的经典。他们的努力显示了当代中国舞蹈家们可敬的民族责任感和精神价值。通过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反思，不断地打开视域，不断地积累，从而用一块块砖、一片片瓦垒砌着，亦建造并丰富着我们今天所能够看见的中国古典舞这座辉煌的大厦……

然而，历史是一个多面体，向我们呈现出事物和世界发展的复杂性，伟大的历史成就亦往往和时代的局限相伴。因而，我们回顾历史一方面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价历史；另一方面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不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来做价值判断。在当下，我们只有在清晰地认识历史成就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历史的局限，才能够不断地查漏补缺，从而在未来将中国古典舞这座大厦建设得更加坚实、雄伟。

首先，回眸那段“十岁不愁”的岁月，中国古典舞蹈的建设者们，确实像辛弃疾笔下描述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他们和导师欧阳予倩一样立志：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大力发展我们的民族舞蹈。面对有些人以为中国没有舞蹈艺术，他们“要大声地告诉这些人，中国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十分优秀且极为丰富的舞蹈艺术”。因此，研究、整理中国古典舞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尽管在当时关于“中国古典舞”的概念并不明确，但是，能够明确的是：它属于中华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和艺术经典范畴（这一意识由于观摩苏联芭蕾舞的访华演出而被强化）。因此，无论是中国古典舞最初的倡导者欧阳予倩和践行者崔承喜，还是后继的奠基人叶宁、李正一、唐满城、孙颖等，无不是满怀着希望——能够建设比肩于欧洲古典芭蕾的璀璨明珠般的中国古典舞之远大理想。

然而，就像崔承喜1951年所说：“中国舞蹈很丰富，历史很悠久，但是中国舞蹈大多和戏曲结合在一起，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舞蹈艺术。”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中国古典传统舞蹈艺术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可是还没有整理出来一套基本动作。”这亦是中国古典舞重建起步面临的现实境况。因此，中国古典舞的建设者们就不是属于“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辞强说愁”了，而是真“愁”得不得了。但是，在传统舞蹈抱残守缺的历史境遇中，他们勇敢地在荆棘中开路，以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精神和开创性的成果，实现了中国古典舞学科在当代伟大的奠基。

中国古典舞重建和研究是从整理教材入手的。叶宁先生曾写道：“这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因为我们的队伍原来人数很少，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扩大队伍，培养演员和干部，因而教学工作成为很重要的一项任务，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和重视。”李正一先生也曾在对教材建设进行反思时进一步说明：原来的设想，“我们是很希望能建立起一套民族的训练方法和教材来的，并根据这一设想朝着以下三个目标努力：一是在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本训练教材；二是为培养舞蹈演员服务的，必须使学与用紧密相结合；三是教材本身和训练方法是科学的、系统的，适用于学校教育的具体需要，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因而，中国古典舞重建工程，最初是和新中国舞蹈发展需求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甚至是以其为前提、为先导的，因而训练方法和“教学法”建设成为主要关注点，亦成为可行性途径。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成果——1960年形成的“中国古典舞教学法”，不仅是一部教学法，为培养新中国一代舞蹈优秀人才提供了重要的训练科目和内容，也为中国古典舞语言体系的动作语素和动作审美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些成果完满地对应并契合了那一时期国家文化发展的需求，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舞蹈艺术表演人才，同时，为新中国的民族舞蹈艺术新局面的开创提供了动作语汇和运动方式。

然而，一方面，中国古典舞重建工程存在的先天不足（中国古代舞蹈表演艺术发展的断裂）和后天的贫困（关于中国历史舞蹈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尚未能满足需求地跟进），必然影响这一学科的健康发育；另一方面，将文化建设和舞蹈人才的培养紧密结合本是一种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创新，但是，也在无形中干扰了中国古典舞蹈作为文化工程重建的整体性和文化特殊性——因为人才培养主要是受市场需求主导和调配的，而文化建设则主要是受文化特殊性主导和规约的，如将两者进行捆绑或混淆，同时文化整体性建构不能跟进，古典舞蹈文化建设的特性和纯粹性的要求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必然导致成绩显著的训练方法与教学法建设显得格外突出，甚至成为中国古典舞蹈文化建设的中心，难免使得古典舞蹈文化建设工程显得中心偏离与失重。

第一个十年，建立在普遍的认识基础之上，即中国古典舞蹈失传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戏曲舞蹈。因此，以戏曲为基础，将古典舞蹈从戏曲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国古典舞重建者们的主要途径和基本策略。显然，这一策略与途径，不仅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也是以最快速度、最便捷的道路，最可行、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让中国古典舞重建的雏形显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舞重建的伟大历史奠基和曙光。然而，亦因为上述认识及其成就的辉煌而占据主流地位，亦因历史的局限性而未能展开多种建设途径的挖掘、整理和建设，加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遗憾地使得不同观点、不同途径的探索被忽视、被封杀。这其中既包括来自吴晓邦对活态传统乐舞的挖掘、整理，也有来自孙颖不同方向的思考与疑问。

由于“中国古典舞蹈失传了”成为毫无疑问的认识，以崔承喜主张的发展与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同时又富有民族特点和气派的新的中国舞蹈艺术”为指导思想，中国舞蹈家创作了一批20世纪“经典”，尤其是以《荷花舞》《飞天》《春江花月夜》《宝莲灯》《小刀会》为代表，显现了第一个十年中国民族舞蹈“以中国古典舞的名义”创作的高度。然而，把当代人创造的作品或20世纪“经典”当作“古典舞”本身，在概念上混淆了“经典”与“古典”的概念区别——从而将“古风舞”与“古典舞”混为一谈，造成了中国古典舞重建的方向迷失和身份不明。

因此，中国古典舞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古典舞重建伟大奠基的十年，其思想认知成为当代中国古典舞重建的逻辑起点，其实践探索及其成果，都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古典舞建设工程的基本方向、基本结构与基本特点。

“二十不悔”？中国古典舞重建在十年“文革”中度过了第二个十年——这是一个让中国古典舞“青春追悔”的十年。本应“自古英雄出少年”，但时代风云变幻却让不少青年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或让一代壮年人感叹“廉颇老矣！”

尽管如此，“三十而立”！中国古典舞重建在第三个十年再次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改革开放的东风；振兴民族文化的呼声；《醉剑》《金山战鼓》等优秀作品在民族舞蹈创作语言上突破的冲击；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届本科教育的开设，都成为无形的动力，推动着以北京舞蹈学院为大本营和主流的古典舞的学科探究与建设，以“古典舞身韵教学法”为标志性的成果，建立在对中国戏曲、武术等活态遗产的广泛而深入的挖掘、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体系完成了对传统认识的一个漂亮的转身与重要的转型。而《黄河》《新婚别》《秦王点兵》《扇舞丹青》《轻·青》等都是运用其成果衍生的古典风格代表性作品。

同期，《丝路花雨》舞剧创作中动作语汇和审美特色的异军突起，助产了“敦煌舞蹈”训练体系和教学法的诞生，使得当代中国古典舞的重建工程中对传统的挖掘出现了异样而丰富的色彩。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不然，中国古典舞却开始了“有惑”。表面上似乎和孙颖先生这匹“黑马”有关——最初几年他在地方探索自己的古典舞理念和实践。后来进入北京舞蹈学院，通过对历史文献深入地研究、挖掘和创造，以“汉唐古典舞教学法”和《踏歌》等代表作为标志性成果，开辟了中国古典舞重建的另一条思路，多年后亦汇为中国古典舞重建主流的一部分。鉴于人们对中国古典舞重建方向和方法的不同看法，从而在中国古典舞重建领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辩。究其实质，这场学术论辩既在于对当代中国古典舞重建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反思，亦在于对后继者们对其前辈成果继承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质疑。对应此前30年建设“以古典舞的名义”的身份定位，“为古典舞正名”成为这场论辩的焦点。因此，第三个十年至第五个十年创生的成果，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对中华民族的舞蹈传统的认识和把握都有了质的飞跃，都不仅为民族舞蹈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技术基础，亦使得中国古典舞语言的语素系统不断地丰满，为民族舞蹈的创作提供了语汇和运动方法，影响了当代中国民族舞蹈创作的审美走向，使得中国古典舞重建的基础都夯得扎实而厚重。但是，其潜在的问题和成就似乎同步增长。

“六十耳顺”？对于中国古典舞学科来说，却是一个悲伤的十年，在其前后五年间，唐满城、孙颖两位大师离开了我们，使得他们开创但未竟的事业遭受了重创。剩下佘太君般的李正一先生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带领学生们继续探索，一方面继续向传统的深处挖掘，另一方面期冀对后辈们在继承和发展前辈们创建的成果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校正。他们的精神像明灯指引且鼓舞着我们前行，他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论辩的观点亦引发我们继续思考和反省——如何处理继承传统和发展传统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思考与反省的核心。

无论作为舞者还是作为学者，笔者无不受益于上述大师的成果养育，即便是在第六个十年参与中国古典舞重建的研究，亦是来自上述大师精神的激励，或者受到他们耳濡目染的影响，或者与其促膝讨教、访谈所获得的德才学识的启示。通过深入的文献挖掘与探索、对广泛的活态遗产的调研与考察，不断地思考中国古典舞重建的现状与历史境遇、目前存在的核心问题，进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最终，笔者明确地认识到：古典舞蹈的文化性质是“非遗”，而非当代人“创造”的产物（因为创造的概念定义为：让没有见过的东西出现）；继承传统和发展传统虽然是辩证的统一，但却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工作，而我们一直将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工作硬是扭结在一起，自然影响其无法达到各自的文化建设目标；中国古典舞建设的核心缺位是历史和传统意义上的“代表作”（历史上的舞蹈经典）的缺位，并且，这种缺位不能够用20世纪的经典取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提出在“亚洲‘非遗’中重建中国宫廷舞蹈和古典舞蹈代表作”的策略和途径，并付诸实践。2009～2013年间，笔者作为传统舞蹈方面复建的主持者，和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的师生合作，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所进行的中、日、韩三国传统宫廷舞蹈和雅乐舞蹈跨国交流、合作、融合与复建的成果，填补了中国古典舞代表作重建方面的一个空白。无独有偶，刘凤学先生亦在2011年与西安音乐学院合作展现了她此前对唐大曲的重建成果。中国古典舞重建的探索在第六个十年向着另一方向又迈出了一步。

二

一个清晰的学科建设，必须对其概念系统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关于“中国古典舞的基本范畴与概念”、关于“中国古典舞的舞理基础”的研究，是笔者近年来潜心探究的课题。因为发言时间受限，下面简明扼要地阐述一下关于笔者对中国古典舞学科重建思考的一些要点。

第一，中国古典舞必须具有四个基本条件，并且缺一不可，否则不能够称为古典舞（见图1）。

第二，中国古典舞概念四对关系的统一（见图2）。

第三，“名”“实”相符与不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非遗”传承还是当代“创作”（见图3）。

第四，中国古典舞学科由历史体系、理论体系、表演体系、创作体系、教育体系、传播体系以及其他相关体系构成（见图4）。

第五，中国古典舞教育中的学科建设只是中国古典舞蹈学科建设的一个分支，其学科建设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建设、教学目标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材教法建设、教学科研建设、评价体系建设等（见图5）。

第六，中国古典舞艺术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表演体系、代表作体系、教学体系等（见图6）。

第七，目前，中国古典舞学科建设的主要成果体现在教育体系的教学法方面，而在学科诸体系建设方面存有大量的空白。我们应该对此有明晰的认识（见图7）。

第八，专业人才培养、教育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是交叉关系，而非重叠关系。如果将三者重叠可能会同时阻碍其各自功能的发展（见图8）。

第九，当代民族舞蹈艺术和课程体系建设应以对传统是传承还是创新、是“守”还是“变”的尺度划分不同的层次，至少有五种形态：一是传承与保护形态，是指对历史上的舞蹈活态遗存的传承，例如祭孔佾舞等；二是挖掘与复建形态，是指以重建中国古典舞代表作为目标的、对历史的静态文本进行复建；三是继承与发扬形态，是指以重建中国古典舞代表作为目标的，但是根据历史文献，运用古典舞的姿势、动态对历史文本进行重建的古代题材的舞蹈作品；四是应用与发展形态，是指运用古典舞蹈的语汇和审美风格创作的当代古典风格舞蹈，或者是古代题材的舞蹈等；五是应用与创新形态，是指运用传统舞蹈的语汇、元素，创作的当代民族典雅风格的舞蹈（见图9）。以第三种形态为中间地带，划分出古典舞和当代民族舞的界限。

第十，强调中国古典舞代表作在学科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也即历史体系、理论体系、表演体系、教育体系、传播体系以及其他体系建设都离不开作品（代表作）的存在（见图10）。

第十一，强调中国古典舞代表作所表现的文化艺术的价值与意义：集聚民族典范的艺术语汇，呈现民族舞蹈身体语言的语法结构和语言风格，反映民族的审美心理及其文化艺术特色，表现中国古典舞蹈文化的整体面貌，承载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底蕴（见图11）。

第十二，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形态包含政治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教育形态。因此，作为文化重镇的高等学府的古典舞建设应该站在民族文化建设的视角。并且，只有与国家和人民的生存息息相关才有生命力（见图12）。

第十三，强调中国古典舞建设的最终文化目标是传承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坚守以“仁”和“善”为核心的价值观——每一位中国艺术家都有责任，但是，中国古典舞文化建设工作者责任尤重！面对当前一些西方人士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华文明断裂论”，认为世界古老的几大文明中，中国文明因其断裂而近于消失。如此，无论是进入一甲子，还是将在下一个十年迈向“古稀之年”的中国古典舞重建工程，都必须坚持“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还要葆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志。

为了让中华民族舞蹈传统与经典建设的理想飞翔，让我们继续如孩童般充满活力地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