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理念引领下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研究
摘要:基于发展新理念,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理论遴选后,利用专家评审和鉴别力分析进行指标筛选,构建了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以华北五省的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样本,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虽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虽然经济绩效整体表现良好,但创新绩效水平较低。因此,应引导粮食类家庭农场平衡性成长,并制定精准扶持方略和建立成长绩效监测体系。
关键词:发展新理念 粮食类家庭农场 成长绩效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
一 引言
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超过87万户各类家庭农场。其中,经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超过34万户。在我国家庭农场数量“井喷式”爆发的背景下,应重点关注家庭农场的成长绩效[1],这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扶持政策的制定和科学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构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是开展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的必要前提。为此,何劲等基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维度,选取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商品率、农产品成本收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用以反映家庭农场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属性[2]。李星星等出于对家庭农场当前效益和未来发展的考虑,从经营绩效和发展潜能两个层面对湖南省8户种植业家庭农场进行了综合评价[3]。Xiao等基于投入—产出视角,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构建包括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资源分配效率在内的家庭农场效率评价模型,并利用赣南10户家庭农场的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分析[4]。汪兴东等则基于“三重绩效”理论,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及生态绩效三个方面测量家庭农场运营绩效[5]。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鉴于研究主题的重要价值,即便在较为成熟的国外家庭农场研究中,也鲜有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提供清晰解说和公认结论的可借鉴性成果,国内学者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总体上,现有研究明显滞后于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存在有待深化之处:第一,现有研究以定性为主,大多经过指标的理论遴选后即进行评价运用,忽视了指标的定量筛选以及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过程;第二,现有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全面,且未能充分体现我国发展新理念的深刻内涵。
发展新理念是在客观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深刻反思时下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未来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做出“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家庭农场作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之一,更应将高瞻远瞩的发展新理念融入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体系中,以有效引导家庭农场可持续成长。
“粮稳天下安”,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健康成长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因此,本文以粮食类家庭农场为例,采用两阶段分析法对其成长绩效展开评价。第一阶段,力图构建易于理解、便于操作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基于发展新理念,进行具体指标的理论遴选。其次,鉴于理论遴选出的指标可能存在信息冗余和主观性较强等问题,采用专家评审和鉴别力分析对指标进行两轮实证筛选,并借助信度和效度检验,检验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第二阶段,以华北五省的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样本,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体系做应用研究。由于评价指标大多具有模糊性,且分属于不同层次,为准确描述各评价指标包含的模糊信息,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进行成长绩效评估。
二 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的理论遴选
在农业经济管理领域中,迄今对绩效评价的研究大多基于“三重绩效”的理论视角展开[6]。“三重绩效”又称“三重盈余”或“三重底线”,该理论不仅关注经济层面的价值,还注重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挥,因而被广泛推崇和使用。“三重绩效”理论中的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与我国发展新理念中的“绿色”“共享”不谋而合,都是关注发展的环境效益和社会价值,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资源共享性。此外,粮食类家庭农场作为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专业性组织,经济绩效是其成长的重要基础和衡量标准。可见,生态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是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均为结果性指标。
一个全面的绩效评价体系既要涵盖结果性指标,还应顾及动因性指标[7]。发展新理念中的“创新”是推动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首要动力,而“协调”是粮食类家庭农场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途径。创新绩效和协调绩效作为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动因性指标,同样是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至此,发展新理念中的“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均在绩效评价体系中有所体现,而“开放”并未涉及,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与国外现代化农业难以竞争的局面不会得到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开放”要求粮食类家庭农场具备成熟的应对国际市场的能力,是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更高层次的要求。显然,我国粮食类家庭农场尚不具备“开放”式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基础。因此,本文从创新绩效、协调绩效、生态绩效、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五个维度出发,构建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的理论遴选
(一)创新绩效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效益与水平,是实现我国国家整体战略的基础,直接影响其他战略实施的有效性[8]。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粮食类家庭农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可行路径。这是由于:第一,粮食类家庭农场本质上相当于小微型家族企业,其管理创新与否以及管理创新的程度不仅是成长过程中所面临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制约其持续成长的重要因素;第二,Micheels等研究表明,营销创新会带来更高的农业绩效评估满意度[9];第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技术创新是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加快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方式。
(二)协调绩效
家庭农场通过协调纵向与横向各方的关系,可以获取关键资源和拓展成长空间,在其薄弱环节增强成长后劲,提高其自身成长的均衡性和整体效能[10]。这意味着粮食类家庭农场不仅需要妥善协调农场成员之间的内部纵向关系,也要妥善协调其与农资供应商、农产品经销商、政府、银行等的外部纵向关系,以及其与传统农户、其他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的外部横向关系。
(三)生态绩效
出于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兼顾经济利益的同时,保障生态效益,有利于培育多功能农业生产模式[11]。为此,粮食类家庭农场应采取统防统治、绿色防控和科学用药等措施,以有效控制农药施用量;采取精准施肥、调整化肥施用结构、改进施肥方式等,减少化肥不合理投入。另外,粮食类家庭农场对农作物生产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既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又能实现可再生资源的高效利用[12]。
(四)社会绩效
社会绩效强调家庭农场的社会责任,即共享。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充分发挥其在农业机械和科技成果应用、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引领功能。因此,粮食类家庭农场应通过与周边农户共享农技、良种、农机、清洁生产等,带动周边农户共享农业发展成果,实现增产增收。
(五)经济绩效
家庭农场经济效益的增加有助于深入挖掘国内的市场潜力,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13]。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年销售额增长率是衡量其经济效益水平的最直接表现。农业生产的最佳状态就是利用有限的投入产生最大的利润,年利润可用来衡量粮食类家庭农场的盈利状况[14]。另外,高于周边农户的平均年纯收入比例则体现了粮食类家庭农场适度规模、集约化经营方式的优越性。
三 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的实证筛选与检验
由理论遴选得出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指标体系,虽然集中反映了研究者的意见,但往往包含一定的主观成分。另外,如果评价指标数量偏多,则可能存在冗余信息。因此,本文采用专家评审和鉴别力分析对指标进行两轮实证筛选,以保证指标选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而借助信度和效度检验,验证指标体系整体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一)基于专家评审进行评价指标筛选
将理论遴选出的指标编制成题项,邀请相关领域的9位专家(包括5名来自高校、致力于家庭农场研究的学者;4名来自家庭农场基层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专家小组,请其依据自己的学识和实践经验对理论遴选出的每个指标逐一进行判断,以确定其是否保留。综合9位专家的意见,指标Ci是否保留的评判公式为:
其中,Ni表示建议保留该评价指标的专家人数,N表示参与评判的总人数。Ri在-1到1之间,若该值为正数,则保留相应的指标;若该值为负数,则去掉相应的指标。
通过计算,Ri为负的评价指标为管理创新、无害化处理率和清洁生产共享,故将这三个指标予以剔除。这三个指标没被保留的原因在于:第一,尽管粮食类家庭农场类似于家族企业,但其毕竟属于生产型农业组织,具有相对固定的经营范式,在管理创新上的发挥是有限的;第二,相比粮食类家庭农场,养殖业家庭农场的无害化处理更受人关注;第三,要实现家庭农场与传统农户共享清洁生产,需要传统农户额外投入生产成本,而相当数量的传统农户不愿增加其投入。
(二)运用鉴别力分析进行评价指标筛选
鉴别力分析可以区分评价对象特征的差异。如果所有被评价的粮食类家庭农场在某个指标上几乎同时呈现很高(或很低)的得分,则认为该评价指标几乎没有鉴别力,不能区分出不同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高低;相反,如果被评价的粮食类家庭农场在某个指标上的得分出现明显差异,则表明该评价指标具有较强的鉴别力,能区分出不同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高低。在实际应用中,以指标的变差系数来反映评价指标的鉴别力。评价指标的变差系数越大,表明该指标鉴别力越强;反之,则表明该指标鉴别力越弱,应予以剔除。设Vi为第i个指标的变差系数,则
其中,表示第i个指标的平均值,; Si表示第i个指标的标准差,。
出于鉴别力分析的需要,将通过专家评审的13个评价指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形式设计成题项,并制成调查问卷。在山东省范围内随机选择200户粮食类家庭农场进行问卷发放,请家庭农场主依据各自农场的实际情况客观填写各题项的得分。对收回的问卷进行一定筛选后,剔除部分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33份,问卷有效率为66.5%。
基于回收的有效问卷,通过计算可知:内部纵向关系协调(Vi=0.107)、农技共享(Vi=0.138)和年销售额增长率(Vi=0.179)的变差系数较小,应将其删除。其中,年销售额增长率是一个质性指标,现实中粮食类家庭农场之间该指标的差异较小。另外两个指标的变差系数较小的原因可能在于:①家庭农场主与农场成员之间具有经营目标的一致性,因而其内部纵向关系总是趋于统一的,具有一贯性;②我国农业技术推广除农业生产者自身的经验传授外,主要是由政府、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来完成的。
(三)评价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效度检验是验证指标体系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关键步骤。当克伦巴赫系数大于0.7时,可认为指标体系有较好的信度,即通过信度检验;当KMO值大于0.5、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时,则认为通过效度检验。
出于信度和效度检验的需要,将通过鉴别力分析的指标体系编制成调查问卷。鉴于华北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其粮食产量占我国总产量的34.3%,本次选取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五省作为调研区域。考虑到样本选取的科学性和获取数据的有效性,在每省各选取10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按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各调研粮食类家庭农场2个,由经过培训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采取入户调查的方法来完成问卷填写。同时,为避免重复填写带来的检验失效,本次调研避开了进行鉴别力分析时所选定的样本,共发放调查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65份。将通过该调查问卷获取的数据作为以下分析的依据。
分析结果显示,克伦巴赫系数为0.786,意味着该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指标体系中五个维度的克伦巴赫系数均超过了0.7,说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内部一致性。另外,KMO值为0.675,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因而,可认为该评价体系设计是合理的,具有较为理想的信度和效度。
利用专家评审和鉴别力分析,对理论遴选的指标进行筛选后,构建了指标数量适中、涉及全面、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体系(见图1)。经检验该体系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实际评价和测度的有效工具。
四 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模型
本文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进行评价。该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出评价指标的权重,据此权重,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评价结果。两种方法相辅相成,有效解决了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中出现的诸多模糊问题,提高了评价的准确性。
图1 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层次分析法
各评价指标在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尽相同。合理确定各指标权重,是进行模糊综合评价的关键。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为层次分析法的使用奠定了基础。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化、层次化的权重确定方法,实际运用中需要专家的客观评分。运用的具体步骤为:首先,邀请9名专家,按照1-9比例标度法,对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指标相对重要性进行赋值;其次,利用赋值结果构造出6个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其中1个是准则层的、5个是指标层的),分别计算其层次单排序和总排序的权向量,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以得到各自的最大特征根λmax和相应的指标权重。若一致性比率CR小于0.1,则该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可以接受权重的计算结果,否则应对判断矩阵进行调整。一致性检验公式为:
其中,CI=(λmax-n)/(n-1), n为矩阵阶数;RI是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可通过相关数值工具表查得。
(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该方法依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建立评价对象集合
将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创新绩效、协调绩效、生态绩效、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作为评价对象,建立评价因素集合,即B= {B1, B2, B3, B4, B5}。
2.建立评价评语集合
将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评价结果划分为五个等级,构成评语集合,用V={V1, V2, V3, V4, V5}= {劣,差,中,良,优}表示,等级由低到高依次反映了成长绩效的水平。
3.建立模糊关系矩阵
由于上述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因而需要对其进行量化,即建立准确的隶属度函数,使评价结果的模糊性变得清晰。用于计算隶属度的数据来源于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时所发放的问卷。该问卷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数据收集部分,即指标体系中涉及的所有数据,该部分数据用于信度和效度检验;二是指标打分部分,需要500位粮食类家庭农场主按照上述划分的五个等级,对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进行逐一打分。这是由于他们是粮食类家庭农场的一线管理人员,能切实把握各指标的实际情况。该部分回收有效问卷453份。
评价指标Cnj有vn1个V1打分结果,vn2个V2打分结果,vn3个V3打分结果,vn4个V4打分结果,vn5个V5打分结果,j=1, 2, 3, 4, 5; n=1, 2, 3, 4, 5, 6, 7, 8, 9, 10。对打分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其指标对应不同评语的隶属度,即由评价对象集合中指标Cn对评语集合V的隶属向量Rn= {rn1, rn2, rn3, rn4, rn5}组成。其中,
另外,以R1为例,
4.确定评价因素的权向量
利用层次分析法,求得创新绩效、协调绩效、生态绩效、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权向量分别为W1、W2、W3、W4、W5。
5.构建模糊综合评价矩阵
(1)单因素评价。单因素评价是指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体系中5个一级评价因素集中的因素进行逐个评价,即将其权重向量W与相应的单因素模糊评价矩阵R相乘,得到综合评价模糊子集B,即B=W· R。以B1为例:
(2)多因素评价。多因素评价是指依据以上若干个单因素评价结果,测算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综合得分。将上述单因素评价结果的向量合并成更高一级的矩阵,建立多因素评价矩阵。总的模糊综合评价如下:
6.量化评价结果
对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进行量化分析主要采用的方法有简单平均法、加权平均法和最大隶属度法等。鉴于该评价结果是模糊数,不能运用简单平均法。另外,最大隶属度法由于未能充分利用模糊等级向量的全部信息,可能会产生较大偏差。因而,本文采用加权平均法对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进行量化。由于上文建立的评语等级V={V1,V2,V3,V4,V5}= {劣,差,中,良,优}代表的数值分别为1, 2, 3, 4, 5,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后的量化值用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j为评语等级中的连续变量,k为待定系数,通常取值为2。评价结果量化的数值越大,则绩效越高。
五 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一)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分析
如表2所示,一致性比率CR小于0.1,表明接受权重的计算结果。而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可被作为评判各层次指标相对重要性的依据。
表2 准则层和指标层权重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准则层中,经济绩效是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的最主要维度,其次是生态绩效和创新绩效,再次是协调绩效和社会绩效。这是由于:第一,经济绩效是粮食类家庭农场生存发展的基础。当家庭农场的经济绩效提高时,其他绩效也会得到改善[15];第二,生态环境是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客观条件。为了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可持续成长,需要权衡经济绩效与生态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三,创新绩效作为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的动因性指标,能显著提高其成长绩效水平[16]。
在具体的细分指标中,①技术创新、外部纵向关系协调、农机共享及年利润在各自所属准则层下的指标权重均在0.5以上,说明这些指标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影响力较大。其原因在于:技术创新能大大增强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市场竞争力,外部纵向关系协调是粮食类家庭农场获取外部成长资源的有效途径,而年利润则是粮食类家庭农场经济绩效的主要体现[17~18]。另外,粮食类家庭农场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农业机械会造成沉重的运营压力,而农机共享则是优化投入—产出的有效途径。②生态绩效指标下的亩均化学农药施用量减少率和亩均化肥施用量减少率的权重均为0.5,即两个指标对于生态绩效是同等重要的。③营销创新、外部横向关系协调、良种共享及高于周边农户的平均年纯收入比例的指标权重均在0.5以下,意味着这些指标对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重要性相对较小。
(二)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将由层次分析法得出的指标权重应用到模糊综合评价法中,对华北五省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进行成长绩效评价,其结果见表3。结果讨论如下。
表3 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结果
(1)依据各粮食类家庭农场在5个维度的得分,计算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在5个维度的得分均值,以判断粮食类家庭农场在该绩效上的平均水平。将5个维度按照评分均值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协调绩效、生态绩效和创新绩效。具体而言,经济绩效的评分均值最高,为3.8336,该值接近于良好;协调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评分均值接近于中等;创新绩效的评分均值则处于中等以下,可见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创新虽能为家庭农场在市场渠道和生产过程方面带来新机遇,但前期投入大,且回报周期长[9],这可能是我国粮食类家庭农场创新绩效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2)通过对成长绩效综合得分的统计分析发现,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的综合得分均值为3.5744,介于中等和良好之间。从具体分布来看,有71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绩效得分为2~3分,有262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绩效得分为3~4分,有120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的成长绩效得分为4~5分,成长绩效得分为1~2分的则没有。这表明,有近60%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得分处于中等与良好之间,有约26%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得分处于良好和优等之间,其余少数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得分处于中等以下水平。由此可见,当前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家庭农场之间的成长绩效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
六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发展新理念,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了理论遴选。为保证评价体系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合理性,依次采用专家评审和鉴别力分析进行了两轮指标筛选,最终确定了包括创新绩效、协调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和经济绩效5个维度,共10个评价指标组成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体系;进而为检验指标体系整体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对评价体系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本文构建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评价体系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实际的评价和测量工作。
在此基础上,依据华北五省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成长绩效展开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以下几点。①指标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经济绩效、生态绩效、创新绩效、协调绩效和社会绩效。②经济绩效的评价得分均值最高,接近良好;协调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评价得分均值接近中等;而创新绩效的评价得分均值则处于中等以下。③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家庭农场之间的成长绩效存在一定差异。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引导粮食类家庭农场平衡性成长。粮食类家庭农场的可持续成长依赖各绩效之间的“互惠共生”。引导农场制定正确的战略和培育有效的能力,以合理配置各方绩效所需的成长资源,从而实现其创新绩效、协调绩效、生态绩效、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共同提升。②实施精准扶持方略。粮食类家庭农场间的成长绩效存在一定差异,存在的成长薄弱环节各不相同。因而,需要在明确各个农场薄弱环节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和补贴政策,以推动粮食类家庭农场总体绩效水平的提高。③建立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监测体系。可靠的监测体系保证了获得数据的真实性,可以实现对农场情况和行业动态的实时掌控,并可将此作为政策与标准的制定依据,从而对粮食类家庭农场的绩效提升起到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 Jiska, A. V., Antonius, G. T. S., Pytrik, R., et al., “De-mystifying Family Farming: Features, Diversity and Trends Across the Globe, ”Global Food Security, 2015,(5): 11-18.
[2] 何劲、熊学萍:《家庭农场绩效评价:制度安排抑或环境相容》,《改革》2014年第8期,第100~107页。
[3] 李星星、曾福生:《家庭农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79~85页。
[4] Xiao, E., Qi, C., “Model Construction of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Family Farms by DE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 2015, 18(3): 307-320.
[5] 汪兴东、刘文兴:《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商业研究》2013年第10期,第160~164页。
[6] 程克群、孟令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3期,第70~75页。
[7] 陈共荣、沈玉萍、刘颖:《基于BSC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会计研究》2014年第2期,第64~70页。
[8] 尹世久:《信息不对称、认证有效性与消费者偏好:以有机食品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9] Micheels, E. T., Gow, H. R., “The Effect of Market Orientation on Learning, Innova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in Primary Agriculture,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5, 63(2): 209-233.
[10] Ha, H., Bostjan, A., “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2): 165-187.
[11] Barbieri, C., Valdivia, C., “Recreation and Agroforestry: Examining New Dimensions of Multifunctionality in Family Farm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4):465-473.
[12] Zhang, T., Ni, J., Xie, D., “Severe Situation of R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Wastes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5, 22(21): 16453-16462.
[13] Huang, Philip, C. C., Gao, Y., “The Dynamics of Capitaliza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Private Firms, the State, or Peasant Households? ”Rural China, 2013, 10(1): 36-65.
[14] Ramsbottom, G., Horan, B., Berry, D. P.,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Spring-calving, Pasture-based Dairy Farms, ”Journal of Dairy Science, 2015, 98(5): 3526-3540.
[15] Jan, P., Dux, D., Lips, M., et al., “On the Link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Swiss Dairy Farms of the Alpine Are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2012, 17(6): 706-719.
[16] Giannakis, E., Bruggeman, A., “The Highly Variabl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Land Use Policy, 2015, 45: 26-35.
[17] Guesmi, B., Serra, T., “Can We Improve Farm Performance? The Determinants of Farm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2015, 37(4): 695-717.
[18] Manson, S. M., Jordan, N. R., Nelson, K. C., et al., “Modeling the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Adoption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Modelling and Software, 2016, 75: 388-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