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2016年第2卷 总第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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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对参与式保障体系的参与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项目编号:14ZDA069)、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家庭环境下的消费者对食源性疾病的感知和操作行为干预研究”(项目编号:71603104)、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规划项目“基于供应链体系的食品安全关键风险分析与管理研究”(项目编号:15YJAZH061)、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创新团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研究”(项目编号:2013-011)。

徐玲玲 于甜甜徐玲玲(1981~),女,江苏扬州人,江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生导师,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讲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管理;于甜甜(1993~),女,湖北天门人,江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管理与农业经济。

摘要:为减少有机农产品烦琐的认证程序与高昂的认证费用,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基于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构建当地生产—认证—消费网络,扶持小规模、低收入生产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升食品安全水平,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关于农户对PGS认知和参与意愿的文献研究几近空白,本文通过大范围问卷调查,实证分析我国小规模农产品种植农户对PGS的认知、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并特别探查了农户对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这两个变量对农户PGS参与意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PGS的认知度和参与意愿均不高;农户的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农户PGS参与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听说过PGS和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分别提高8.6个百分点和41.3个百分点;此外,预期利润、态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也是影响农户PGS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据此,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小农户 参与式保障体系(PGS)参与意愿 影响因素

一 引言

食品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挑战。为预防食品安全问题,构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各国逐步建立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检测与认证体系,如食品可追溯体系、有机食品认证体系等。生产有机食品对提升生产者收益、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有极大的贡献[1~3]。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对有机食品进行检测和认证,能够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食品质量信息[4],增加消费者信任[5]。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小规模、低收入农户虽然对有机生产充满热情,却难以达到第三方认证体系中烦琐的认证过程要求,也难以承担第三方认证体系高昂的认证费用[6~9]。为突破困境,由农户自身参与的自我监管体制——参与式保障体系(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 PGS)应运而生,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面对面直接接触建立信任关系[10~11],为小规模、低收入有机食品生产农户提供了发展平台。PGS要求所有参与保证最终产品质量的利益相关者负有共同的责任,在信任、社会网络和知识共享基础上,基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活动,对产品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一体化的参与式认证与评估,进而确保产品质量[12],它是支持农村社区发展的新方式,并主要涉及本地市场。如今PGS作为一个替代主流有机认证的可行认证已经获得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国家政府的正式认可,如美国、新西兰、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根据各地不同的政治和市场条件,发展了符合地区特色的PGS。

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三聚氰胺、瘦肉精、毒豆芽、染色馒头、病死猪、黄金大米等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打击消费者的信心,冲击消费者的忍耐极限。同时,众多而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农户既是中国国情,也是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难点。因此,源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在中国激励小规模低收入农户加入PGS发展有机农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政府相关政策激励下,2008年开始,参与式保障农产品安全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重庆合初人自然农园、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农民生产合作联社有机农场、云南昆明绿耕、广西桂林双山自然农园、山东济南农夫市集。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止到2013年11月,中国规模性的参与式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经营性质的团体约有100家,其中有政府、高校等官方机构发起的,社会团体经营的,还有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以农民为主的团体性探索。然而,在中国探索发展PGS的过程中,除要克服农业基础薄弱和消费者健康消费理念不健全等影响因素外,生产农户自身对PGS的认知、态度以及外部激励因素等也对PGS的发展有极大影响。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大范围调查小规模农户生产行为,挖掘生产农户对PGS的认知、有机农产品生产行为、PGS参与行为与原因,旨在探寻和识别促进农户参与PGS进而提升中国食品安全水平的有效路径。

二 文献综述

在农业生产中,小农户由于农业生产规模小、收入少而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其生产行为一直以来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当采用食品安全控制措施时,较高的初始固定投入给小农户带来更大的负担,因为与大规模生产农户相比,他们的单位采用成本更高[13]。与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农户相比,小农户在信息、服务和资金获取方面处于劣势[14]。Martinez-Garcia等实证研究墨西哥牛养殖小农户投资采用促进草地恢复措施的影响因素,发现农业收入、农户的牛养殖年限、农户自身的态度是影响农户投资采用促进草地恢复措施的主要因素[15]。Oyewole和Ojeleye实证研究了卡诺州小规模种植农户采用改良的农业技术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户的受教育水平、农户接受的新型农业技术的培训强度是影响小农户采用新型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16]。Mercy等实证研究了加纳小规模可可种植农户采用新型可可技术的行为,发现高投入成本和缺乏可持续与方便的信贷极大地降低了小农户采用新型可可技术的积极性[17]。因此,由于生产率低、缺少信贷和延伸服务,小农户常常无法通过新技术的运用使自身收益最大化。

参与集体组织并采取集体行动是发展中国家小农户普遍采用的克服内在和外在缺陷的一个办法。集体行动通过联合采购投入和市场营销等减少交易成本,进而增加小农户与收购商谈判的机会[18]。采取集体行动的成员间可以分享技术、信息,农户可以增加获得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和政策宣传的机会[19]。在集体组织形式方面,小农户更加偏好非正式的组织,以商品为基础,不受法律文件的制约,较为灵活,但这些组织的商业活动依然符合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如参与式保障体系[20]。但国外学者专门针对小农户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行为的实证研究还比较欠缺,且大多泛泛而谈。Zanasi等通过收集数据分析了意大利有机农产品种植农户参与PGS的原因与效果,结果发现,农户参与PGS可以增强消费者对农户的信任,发展PGS对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有积极的作用[21]。Nelson等分析了墨西哥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特点,认为它给有机农产品种植的小农户和消费者都带来了收益,但是也面临缺乏广泛的认知、潜在社会冲突等挑战[22]。Martínez则从增强社区参与、传统农业和内生农村发展等战略视角分析了PGS的运行原理和益处,认为它可以增加有机生产收益,增加供应链主体间的亲密合作[23]。国内参与式保障体系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探索式的。孔德树研究了PGS的特点、发展历程、在我国的推广历程和未来发展方向[24]。刘洋等则分析了山东发展PGS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覆盖山东省农产品生产全过程、适宜推广的PGS运行框架[25]

借鉴国外关于小农户采用新型生产或管理技术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本文实证分析影响小农户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意愿的因素,探寻将小农户PGS参与行为与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的相关制度安排,将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三 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为指导农户参与PGS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文献综述和小农户行为理论,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概念模型与Suri研究肯尼亚农户对杂交玉米生产技术采用行为所提出的模型一致[26]。第i个生产农户假设为风险中性农户并会选择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是否决定加入取决于加入与不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所带来的最大化利润比较。如果假设分别为加入PGS和不加入PGS的预期产出价格,αi是加入PGS的固定成本,bi是信息的单位成本,ωi=(ω1i, ω2i, …, ωJi)代表的投入价格向量,其中,j=1, 2, …, J,以及KPGS, Non-PGS, Fi表示产出产量,τi表示影响农业产量的因素,如农户的个体特征、种植规模、地理条件等,Ii是搜寻到的信息总量,那么加入与不加入PGS的利润函数可以表示为:

根据霍特林引理生产理论可以推出最佳供给方程,农业投入需求,以及信息总量,随后将这些最佳条件代入方程(1)和(2),加入与不加入PGS的最佳利润方程可以表示为:

因此,当时,农户选择加入PGS,即:

由方程(5)可知,农户是否决定加入PGS主要取决于收益差异、信息搜寻成本、与PGS相关的其他投入成本,以及农户个体特征。理论分析联系实证研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了与本调查中所包含的信息一致,信息总量的差异()由农户对PGS的认知变量代替;第二,考虑到本研究的横截面性质,假定一些价格变量(如ωi)对于每个农户都是一样的。因此,价格变量没有包括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

(二)经济学分析

本文应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对PGS的认知、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PGS参与意愿的因素,多元Probit模型被看作传统二元Probit模型的延伸,但允许方程之间存在关联性[27]。假设下标1、2、3分别代表认知、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和PGS参与意愿。多元Probit方程体系可以表示为[28~29]

其中,为不可观测潜变量,表示对PGS有认知、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愿意参与PGS的概率;yhi是与这三个变量相对应的二元指标;变量xi为与这三个方程相关的影响因素;zi为工具变量,对PGS认知、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有直接影响,但对PGS参与意愿有间接影响;β1β2β3α1α2γ1γ2为参数项;ε1iε2iε3i为随机误差项,并假设服从多元正态分布φ(0, ∑), 0为均值,∑为联合方差。为便于识别,每个方程的方差(如对角线组成的∑)归为一个单元[30]。因此,∑中要估计的参数就是每对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比如:

这三个方程的一致估计可以通过下列方程的最大似然估计获得[27]

其中,X1iX2iX3i表示每个方程中的外生自变量,H1H2H3表示相应的参数项。φ(·)是每个产出函数中三元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常数k1ik2ik3i分别为(2y1i-1)、(2y2i-1)和(2y3i-1)。为估计方程(7),本文应用GHK(Geweke-Hajivassiliou-Keane simulator)模拟估计方法。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对任何重复数的评估是无偏的,比其他模拟方法产生的差异更小,是模拟正常概率较为明确和可靠的方法[31]

由于多元Probit模型是二元Probit模型的直接延伸,三个方程是独立的假设检测,相当于零值假设检测,即所有估计的相关系数都等于零,可以运用似然比检测(LR检测)。

实证分析中,将农户农业种植规模和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组织作为工具变量。根据Abdulai和Huffman及Alene和Manyong的研究,农户农业种植规模影响其农业技术搜寻和利用的行为,并且农业组织会向农户提供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有用信息,因而农业规模和农业组织是提升农业生产知识及相关农业技术支撑的重要影响因素[32~33]。因此,假设这两个变量对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对PGS参与意愿有间接影响。

四 样本数据与统计性描述

(一)样本来源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样本数据。在理论框架和经济学分析的指导下,设计初步调查问卷,并在2014年12月上旬对江苏省南通市如城镇农户进行预调研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农户对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认知、态度、参与意愿与动机、种植规模与农户个体特征等内容。其中,“您是否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您是否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您是否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这三个问题正是本文计量模型分析中的三个因变量。借鉴Allen和Lueck、Bukenya和Nettles以及Monteiro和Caswell等学者的研究,被调查农户的个体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学历和农业收入[34~36]。本次调查共覆盖江西、吉林、河南等10个省、自治区(见表1),在每个省、自治区随机选择2个乡镇,在每个乡镇随机调查50位农户,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37份,有效率为63.70%。

表1 样本调查地区分布

(二)样本统计特征

如表2所示,在637个被调查农户中,男性多于女性,两者比例分别为58.7%和41.3%;被调查农户平均年龄为44.70岁,年龄在18~30岁、31~50岁、51岁及以上的被调查农户分别占5.5%、68.1%、26.4%;93.1%的被调查农户已婚;分别有1.3%、5.0%、31.2%、28.7%和33.8%的被调查农户家庭人口数为1人、2人、3人、4人和5人及以上;学历为初中或初中以下、高中(包括中等职业)、大专及以上的被调查农户占比分别为64.0%、26.7%、9.3%;个人年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1万~2万元,2万~3万元、3万~5万元、5万元以上的被调查农户分别为21.5%、24.6%、28.1%、15.1%和10.7%;被调查农户的家庭农业生产土地规模在10亩及以下、10~50亩、50亩以上的占比分别为83.4%、15.9%和0.7%,土地种植规模平均为7.95亩。

表2 被调查农户个体统计特征

(三)农户对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认知与态度

农户认知PGS后才有可能加入PGS,本次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有25.9%的被调查农户听说过参与式保障体系,而未听说过的比例为74.1%,可见我国大部分农户尚不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在向农户解释了有机种植和PGS的概念规避了高额的第三方认证费用的PGS为小农户发展有机农业提供了契机。参与式保障体系(PGS)是由农户、消费者、其他感兴趣的个人或团体共同制定有机生产的规范,在生产过程中,农民承诺不使用有害于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化学制剂,并接受消费者监督和评估,进而提高产品质量可信度的质量保障体系。最终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减少了中间环节。后,58.2%的被调查农户认为参与式保障体系是有用的,52.9%的被调查农户认为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可以使农户获利。此外,我国的农业合作组织正在快速建设过程中,本次调查发现,有36.7%的被调查农户已经加入了一些地方农业合作组织。

(四)农户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的意愿与动机

农户加入PGS是为了规避昂贵和烦琐的有机农业第三方认证,提高自身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收益。因而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更有可能加入PGS。本文调查结果表明,当向被调查农户询问是否愿意生产可能获得更高回报的有机农产品时,58.2%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进一步调查表明,在637个被调查小农户中,仅有19.5%的受访者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绝大多数农户不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对于124个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被调查农户,愿意参与的主要原因分别为降低有机认证成本、更方便地出售给消费者、避开第三方认证的烦琐程序,其占比分别为35.60%、45.10%和19.30%。

五 结果与讨论

三个方程的多元Probit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的边际效用值衡量当每个自变量发生改变时,因变量发生改变的幅度。

1.PGS认知与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PGS参与意愿的影响

本文的特色在于考察农户对PGS的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农户PGS参与意愿的影响。正如表3所示,农户对PGS的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均对其PGS参与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对PGS的认知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农户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变量则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未听说过PGS的农户相比,听说过PGS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更高(提高8.6个百分点)。但可惜的是,本次调查表明听说过PGS的农户所占比例非常低,637位被调查农户中,有472位没有听说过PGS。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我国是以小农户种植为主体,但PGS发展却极为缓慢。农户对PGS的认知与其PGS参与意愿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与Nelson等的研究结果一致[22]

表3 多元Prob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研究结果还表明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与其PGS参与意愿显著正相关,边际效用表明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会提高41.3个百分点。由于本文的被调查农户均是小规模生产农户,而PGS则是专门服务于有机种植小农户的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因而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小农户参与PGS的意愿会显著提高。但现实中,我国小农户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比例相当低,本次调查显示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小农户比例也仅为58.2%,因而农户PGS参与意愿比较低(19.5%)。

2.显著影响农户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的因素

如表3所示,当地农业生产中的行业组织对农户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且显著性水平均达1%。参加农业行业组织的农户听说过PGS的概率增加43.8个百分点,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概率增加26.8个百分点。可见,地方农业生产组织的宣传、技术示范与指导等,对帮助农户了解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或农业种植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而对推动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户对PGS的态度和家庭人口数对农户PGS认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对PGS持积极态度的农户和家庭人口数越多的农户,听说过PGS的概率分别增加40.2个百分点和3.6个百分点。这两个变量对农户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对类似PGS等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持积极和信任的态度,会促使其搜寻相关信息,进而有助于其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而家庭人口数越多,越会传播和扩散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相关信息,因而农户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可能更多地受有机农产品能否获利的影响,而非受农户对PGS态度的影响;是否生产有机农产品主要取决于种植户户主的决断,因而家庭人口数未对其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形成显著影响。

大专及以上学历对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该变量在5%水平上显著。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提高37.8个百分点,生产农户学历越高,越容易掌握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技术,越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这一结论与Abhilash和Singh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7]。农户土地种植面积对其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有负向显著影响,该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土地种植面积增大,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的意愿降低1.1个百分点,其原因可能是土地种植面积越大,从事有机种植的人工、有机肥料等投入越高,而目前我国有机农产品尚未充分获得消费者认可,因而这会阻碍农户尝试有机农产品种植的积极性。

3.显著影响农户PGS参与意愿的其他因素

农户对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利润预期、对PGS的态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三个变量对农户PGS参与意愿均有正向显著影响,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当农户预期参与PGS生产有机农产品会让自己获利时,参与PGS的意愿提高43.0个百分点,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根本动力在于获利,因而能否获利成为其决定是否参与PGS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农户对PGS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时,其参与PGS的意愿提高42.5个百分点,态度决定动机与行为,农户认可加入PGS能够帮助其在生产有机农产品时减少烦琐的认证程序、降低成本等,则更愿意加入PGS;学历越高的农户,越容易接受和掌握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或体系,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提高28.4个百分点。

六 研究结论

PGS基于当地生产—认证—消费网络帮助和支持小规模低收入生产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有机食品,并促进食品安全水平提高[38~39]。在中国,面广而分散的小规模低收入种植农户普遍存在且依然占据主体地位。PGS的农业生产与经营理念传入中国不久,且发展比较缓慢,尚未有文献探寻小农户对PGS的认知与接受意愿。本文运用多元Probit回归模型对此展开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在637个被调查小农户中,有25.9%的被调查农户听说过参与式保障体系,仅有19.5%的受访者愿意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农户对PGS的认知度和参与意愿均不高;第二,农户的PGS认知和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对农户PGS参与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听说过PGS和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分别提高8.6个百分点和41.3个百分点;第三,预期利润、态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也是影响农户PGS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第一,为提高农户参与PGS的概率,应该提高农户对PGS的认知。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向农户传播PGS理念、运作原理、参与方式等相关信息,使农户更好地理解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要求,减少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参与概率,并带动更多的农户加入。第二,提高农户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有必要通过技术培训和实践指导等方式,促进农户生产有机农产品,进而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且愿意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参与PGS的意愿会提高41.3个百分点。第三,选取和引导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对PGS功能及其预期利润持积极态度的农户率先加入PGS发展有机农业,在他们的实践和带动下,再逐步引导其他农户加入PGS。第四,发挥行业组织作用。本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农业合作组织对提高农户PGS认知和农户有机农产品生产意愿均发挥了显著作用。而目前我国各类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正在积极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引导农业合作组织发挥对小规模低收入农户的帮扶和带动作用,如针对小农户宣传有机农产品和参与式保障体系的相关知识,在农户加入参与式保障体系生产有机农产品过程中,发挥指导和监督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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