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广州学评论(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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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学的学科建构研究本文系广东省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研究成果,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社科规划共建项目“广州学的学科建构研究”(2015GZXZ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周凌霄周凌霄,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组织文化等领域研究。

摘要:本文对广州学的界定、广州学的学科属性、广州学研究的方法、广州学研究的内容等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目前广州学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并提出了如何加强和推进广州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广州 广州学 城市学

一 广州学能否成为一门学

广州学能否成为一门学?这是在很多旁观者甚至对广州研究有较大兴趣或较多投入的研究人员中都存在的困惑,因为从纯粹学理或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广州学似乎难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更何况不管是地方学,还是城市学,在国内外对其学科的特性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以地方学为例,国内有学者认为:地方学是因地名学,以地名学,用地方名称命名学问,以某一地区为研究范围,是研究地方的综合性学科。根据区域划分学科,或者说把某一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区域、地方甚至国家作为某学科专门的研究对象。根据研究的地域类型不同,地方学又可以分为城市地方学和区域地方学(张宝秀等,2013)。应该说,这一观点代表了国内从事地方学研究学者的主流观点和认识,也是我们在解释城市学或地方学时较多使用的概念。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地方学的研究,在规范的学科概念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既没有地方学,也没有城市学。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虽然美国、欧洲、日本都有人在从事城市学的研究,并被称为城市学家,但在西方许多权威辞典、大全和百科全书中,连城市学这一词条都没有收录。

所以,就目前来说,把广州学称为一门“学”,看起来似乎很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岭南文化中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和改革开放发源地,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不管是从理论还是实践的高度,对其文化、经济、城市、社会等诸多方面发展与变迁的过程进行深入考察与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只要有足够多的学界同人,用足够的投入与热情去参与,坚持不懈地研究广州,并且研究出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培育一批研究人才,广州学自然有得到学术界认可的时候。

二 广州学的学科属性

如前所述,地方学是用地方名称命名的学问,是研究地方的综合性学科,并以某一地区为研究范围。虽然这一表述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以地命名的研究,例如敦煌学、延安学,其研究对象或范围可能远远超出了地名所局限的领域,但这一定义对于绝大部分以地命名的研究来说是适用的。同样,广州学就是以广州这一特定地区为研究范围,以时空的变化为脉络,研究广州历史和现实空间中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演变的学科。它属于城市地方学的范畴,同时因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复杂性,又是一个跨越单一学科范围的综合性学科和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

作为城市地方学,一方面和国外的东京学、伦敦学、罗马学等,国内的北京学、上海学、泉州学等相类似,广州学的研究同样应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需要结合广州这一地域的独特条件,开展和推动广州地域范围内的人居和城市关系的研究。这是因为,越是地域的,就越是世界的。另一方面,作为国内的特大城市和有着数千年发展历史的广州,其可供研究的资料、可供选择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可以跨越的时空维度都是非常大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广州学的研究又具有高度复杂性,很难在单一研究方法、单一学科范畴内解决问题,必须要超越研究初期广州学学科框架体系不健全的制约,立足于广州的现实和未来,按照文理兼容、中西交汇、学科交叉、优势互补的原则去开展研究。因此,广州学必然是一个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以广州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统领广州城市和地域研究的复合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广州学的学科架构,大致可以建立在这样一个框架上,即以城市学为主干学科,以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艺术学等众多其他学科为支撑学科。

三 广州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考虑到广州这样一个特大型城市的复杂性,开展广州学的研究,应该秉持这样几个基本的要求:一是系统思考。不管是从历史到现实的时间跨越,还是从城市中心到边缘的空间转换,对广州的研究都应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二是区域发展。即从广州这一特定城市的地域空间演变、人口、经济、社会等角度开展广州学的研究。三是协同创新。这种协同,体现在城市自身的发展及学科研究中的合作两大层次上。

在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广州学研究不应拘泥于各学科的专业化细节,而是借鉴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中与城市整体关系密切的那些部分。例如,对于城市规划,在广州学的研究中,可以只涉及广州市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对广州城市结构形成、空间利用及今后发展的影响规律,以对其开展定性研究为主并辅之以一定的统计分析,而不去研究如何完成城市规划和实施城市规划等属于其他学科的具体技术细节问题。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研究方法应该涵盖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田野调查、比较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

四 广州学研究的内容

由于广州学作为综合性和交叉性学科的特征,其研究内容的边界范围虽然可能非常广泛,但也不是纷繁复杂,无所不包,其具体的研究内容,应该大致界定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是对广州城市中人的研究。城市现象从外貌方面来说可看作建筑物的集合体,但从社会现象方面来说则是人的集合体,城市只是生活的空间载体,所以发现广州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社会环境条件不同城市中人的特性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构成广州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二是对广州和周边地区的研究。城市和地区关系十分密切。地区不仅指土地、地形、地盘等,还规定着人们居住的范围。城市问题的展开虽然几乎都是以行政区划中的“市”为对象,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城市对周边的辐射和影响力与周边地区对城市的亲和力和支撑度。

三是对技术、生活与城市演变的研究。城市生活以居住为出发点,但城市生活的机能正在逐渐分化,成为人们规划城市社区的理论根据。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其科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变化,如何在时空的范畴内改变城市的生活,并且如何成为推动城市演变的动力,是广州学的研究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

四是对广州行政与治理的研究。城市学就其内容而言,不可回避管理这个领域。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及其现代化,直接关系广州城市生活的质量、城市的竞争力乃至公共安全。。

五是对广州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广州城市文化的发展演变、广州历史文献与典籍、广州的艺术等,同样是广州研究中的重头戏。

五 广州学研究的推进

一是要有一个重视地方学研究的地方政府。中国的学术研究,很难完全脱离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为广州学而言,其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服务于广州的城市发展,直接服务于广州城市文化资本的提升,直接服务于广州作为世界文化名城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其学科的深入研究和横向展开,还可以为广州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和发展对策。从国内其他城市,例如杭州的经验来看,政府大力支持以城市命名的学科研究亦有成功先例与范式可以遵循。所以,从进一步提升广州的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广州在国外的影响力等多方面考量来看,广州地方政府完全有必要加大对广州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从人才的培育、地方单位研究人员身份壁垒打破、科研评价与考核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广州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以提升广州的城市文化品位和综合实力,提升广州的国际形象和文化影响力。

二是要有一批愿意从事广州学研究的机构。研究机构是聚合和吸纳专业研究人员的载体和依托,目前广州地区开展与广州学有关研究的研究机构不算多,系统从事广州学研究的机构更少,主要是几所本地高校的研究院、文史馆以及政府智库。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广州市文史馆等单位,是系统开展广州学研究的主要机构。但相对于广州学所涉及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而言,紧靠这些部门是不够的,需要广州市有更多的专业研究机构或者社会研究机构加入广州学研究的队伍之中。

三是要构建一只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学科的建构、研究的学术影响力,建立在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基础之上。目前,从事广州学研究的科研人员,在年龄结构上,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在知识结构上,存在文理不均的现象;在能力结构上,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的现象;此外,还存在单位身份壁垒难以打破,研究成果难以共享等问题。凡此种种,严重制约了广州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针对这些问题,以广州大学为例,近年来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在研究生中专门开展广州研究的课题立项,开展广州蓝皮书研究立项,以加大广州学研究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广州发展研究院近年来从国内知名高校引进了数名青年博士,同时大力提倡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在国内外聘请知名学者担任专兼职研究员等,通过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研究力量的不足。但是从整个广州地区而言,如何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从事广州学的研究,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四是要产出一批好的成果。学科的建设,一定是建立在一批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基础之上的,只有通过高水平成果增加广州学研究的显示度,才能得到学界同人的认可,广州学的发展才不会流于形式。现在,广州发展研究院组织出版了《广州学评论》集刊,正在组织出版广州学系列丛书;文史馆也组织专家出版了一批广州历史、文化、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扩大了广州学的影响力,但从成果的整体数量以及部分成果的学术价值而言,广州学的研究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集中、大量的产出一批优秀成果,才能满足较快地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需要。

五是要有协同创新的精神和国际化的视野。虽然广州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智库机构都有学术力量在从事广州学方面的研究,但基本上处在各自为战、彼此分割的状态,研究团队相互独立,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上缺乏制度化的交流平台和协同创新,使得有关广州研究的成果既不系统,也没有形成应有的学术影响力。有鉴于此,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在2013年申报认定了省级的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希望能够通过人才资源的聚合,创新协同研究的平台和机制,建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优长学科,打造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具有较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一平台,加强广州学研究的国内外交流,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有效对接,培育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城市研究品牌。

参考文献

包海山:《对地方学学科建设的思考》,《鄂尔多斯学研究》2012年第1期。

陈桂炳:《泉州学与徽州学之比较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顾孟潮:《关于城市学研究起步的设想》,《城市》1992年第12期。

仝建平、张有智:《关于地方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

严昌洪、汤蕾:《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综述》,《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张宝秀、成志芬、马慧娟:《我国地方学发展概况及对北京学的再认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