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广州学评论(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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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

周林生 孙朋朋周林生,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经济体制、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著有《社会治理创新概论》等书;孙朋朋,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要:区域学是研究区域(城市)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的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为了研究广州的人文地理、促进广州城市发展,应当建立作为“区域学”的“广州学”。在建立“广州学”学科中,应当打破传统思维模式,寻找“广州特质”,依托驻地大学和科研院所,组建“广州学”研究机构,建立高质量学科研究队伍。

关键词:区域学 广州学 学科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增多,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学”成为学界的关注点之一。目前“区域学”研究对象或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如“上海学”和“温州学”;或是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如“北京学”和“西安学”;或是独特的社会文化中心地,如“开封学”“洛阳学”“兰州学”;等等。我国的“区域学”研究方兴未艾,但是研究广州的“广州学”却迟迟未能成形,理论研究与城市地位极不相称。为建立一门“广州学”学科,本文拟对“广州学”的概念内涵、建立广州学的意义、学科建立面临的问题、如何加强广州学研究四个方面作粗浅的解析。

一 广州学概念和研究内容

(一)区域学

如同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一样,“区域学”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一些经济学家不满足于低水平的区域经济分析,他们致力于提高分析水平,“区域学”(Regional Science)应运而生。Isard, Walter,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Science(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75).到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实践者逐渐关注该学科,“区域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学”奠基于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地区学》一书。仝建平、张有智:《关于地方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28~33页。在西方,“区域学”是社会经济发展、学科分化交叉的产物。

虽然区域性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长,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局限于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等方面,聚焦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学”是微乎其微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地方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找到“符合地方特色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理论”, 〔韩〕朱奎泰:《韩国地方学发展——地方政府和民间合作》,载张妙弟主编《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第3~16页。在某些地方,“区域学”走到了前台。“上海学”出现于1980年。在1986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并举行“首届上海学研讨会”, 熊月之:《上海学平议》,《史林》2004年第5期,第1~6页。这标志着我国的“区域学”研究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

(二)“区域学”研究内容

美国学者马纳斯·查特认为,“区域学”是“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地区的结构、职能和活动,并从中找出变化的规律”,研究内容包括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相关领域,但又有所区别。张广照、吴其同:《当代西方新兴学科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第57~58页。我国有学者认为“区域学”不应仅限于地区的结构、职能和活动,而应当包括该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例如,北京学是研究北京地区城市综合体形成、演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从空间、时间和结构三方面研究北京城市综合体。张妙弟、张景秋、张宝秀、卢培元:《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5~8页。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学”研究虽然以城市为核心,但不仅仅研究城市,还应当包括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区域。周德钧:《关于武汉学研究对象的几点思考》,《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24~27页。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区域学”以研究特定区域(城市)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为主要内容,而自然环境也属于“区域学”研究内容之一。

(三)“区域学”的属性

“区域学”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抑或是属于交叉学科,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区域学”是“应用理论学科”, 张妙弟、张景秋、张宝秀、卢培元:《北京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5~8页。也有学者认为是“一个交叉学科”。张宝秀、成志芬、马慧娟:《我国地方学发展概况及对北京学的再认识》,《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79~84页。陈旭麓先生认为:“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陈旭麓:《上海学刍议》,《史林》1999年第2期,第1~2页。

“区域学”的学科属性是要回答这门学科“是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区域学是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性、应用性的“城市学”学科。

(四)“广州学”应为“区域学”

“区域学”是基于区域性历史人文地理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在社会各界支持下才能发展壮大的一门新学科。“广州学”就是以研究广州为核心的区域科学,其研究范围横向是本地区人文社会的方方面面,纵向是本地区从古至今的治乱兴亡。创立和研究“广州学”的目的是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剖析,找出本地区发展变化的脉动,结合实际问题和任务,为城市未来发展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不断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对从事“广州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其个人意义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广州的发展“立德”“立功”“立言”。

二 为什么要建立广州学

(一)有助于促进广州地区的文化繁荣

文化作为“城市特质”,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个性,是一个城市安身立命之所在。广州有着2000多年的建城史,拥有“四地”文化,即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当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广州文化资源丰富,兼容并包,生命力旺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研究广州文化,有利于宣传和普及广州文化,增加本地居民对家园的热爱,培养互助友爱精神和文化认同感,增强社会凝聚力,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有助于为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广州学”以当代广州经济、广州政治、广州社会、广州文化和广州人为研究对象,侧重总结分析“广州特质”;既要溯及广州先民筚路蓝缕的开荒时代和海纳百川的繁荣时代,也要进入轰轰烈烈的反压迫、反侵略时代。“广州学”研究由着重研究广州经济现象扩展到研究广州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进而探索广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研究广州历史人文地理,进而认识本地的各种信息,为广州市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势必会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长远发展。

(三)有助于宣扬“海洋文化”,推动改革开放

现在文化宣传的主流,一方面是大陆文化、北方文化和官场文化,具有比较浓厚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另一方面是消费文化、金钱文化和享乐文化,具有比较明显的腐蚀性和虚伪性。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改革开放难免受到非议,改革者受到责难,启蒙思想被压制,整个社会呈现出保守固化之态势。广州文化是海洋文化的代表:多元开放、有容乃大、公平信义、生机盎然、敢为天下下。这些文化精神铸就了广州文化特质,支撑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地位。广州应当避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弱点,积极研究宣扬“广州学”,引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

三 广州学研究面临的问题

(一)保守思维的束缚

从东北到西北再到华南,中国土地上的文明是“满天星斗”式的分布,河洛文明、巴蜀文明、吴楚文明和南越文明都是一颗颗耀眼的明星。南越文明背靠华南,面朝东南亚,是各种文化的集散地,广州就是这个文明的中心点。在现代,不管是“北、上、广”一线城市的说法,还是“中国三大城市群”的说法,广州都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然而,在古代,中原正统的传统思维却把南越当作“外化之地”的蛮夷,予以贬低歧视和污蔑。目前,有人认为广州的经济虽然发达,但文化却是“自娱自乐”,没有认识到南越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多彩璀璨。

还有一种保守思维是仅仅从中原文明传播、王朝在南越开疆辟土和“大一统”的角度看南越文明。在古代,南越是日本、中国台湾、南洋文明和中原文明犬牙交错的地方。南越文明包含中原文明的因素,还包括日本、中国台湾、南洋文明的因素,更有自身发展的因素。实质上,南越是文明的原生点和集散地。

(二)学科本身的争议

现阶段,对广州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从“地方志”角度出发的。地方志通常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三方面,是一个地区自然和人文的历史与现状的百科全书式的要述。袁树森:《地方学与地方志的关系》,载张妙弟主编《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第160~167页。也有的学者从“地方史”“地方名人传记”“地方民俗文化”等角度来记录和分析广州的各个方面。现阶段,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广州的研究已经洋洋洒洒,要建立独立的“广州学”学科,就要追究广州有没有值得研究的特质,有没有一门独立的学问所要研究的内涵。

(三)研究经费、研究人才和研究机构不足

一个独立的学科能够出现、生长和繁衍生息,不仅需要创立者闷头“开山采铜”,也需要学界新人出现,继承事业,传播事业。学术研究也需要继续不断地资金供给,才能保证研究的质量和数量。而研究机构是确保学术界能否聚集起比较成规模的研究力量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建立“广州学”学科,面临着研究经费不足,研究人才匮乏和研究机构力量薄弱的问题。

四 加强广州学研究的建议

建立“广州学”,应当确立“立足广州、研究广州、服务广州”的宗旨,明确研究方向,建立研究机构,推进研究教学,促进“产学研”结合。

(一)政策支持

根据中共广州市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广州市要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政策体系,弘扬岭南文化传统。为了建立“广州学”学科,广州市应当建立学科发展专项资金,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制度,积极引导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教育和科研院所参与“广州学”建设,扶持发展相关的领域,推动专业人才建设,推动历史人文资源“活化”利用,促进学科健康发展。

(二)依托驻地大学开展研究

根据韩国学者李奎泰的研究,韩国地方大学研究机构已经成为韩国地方学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侧重从人文角度进行研究,除此之外,也进行实用性的地方经济和社会政策研究。〔韩〕朱奎泰:《韩国地方学发展——地方政府和民间合作》,载张妙弟主编《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第3~16页。在我国,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复旦大学与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联合组成了“上海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成立了“北京学”研究机构,这些大学的研究机构都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学”的进步。位于广州的地方大学可以通过教育手段将“广州学”研究的成果呈现出来,帮助受教育者了解所在区域。同时也可以进行广州本土的文化咨询业务,探索广州文化建设,推动广州的文化开发。

(三)组建地方研究机构

一是组建“广州学”研究院,保障研究场所、人员编制、研究经费、图书资料,是确保“广州学”研究落到实处最直接、最基本的条件。“广州学”研究院是学术交流平台,也是课题项目调研的平台,并有着整合研究力量、加强信息交流的作用。陈旭霞:《区域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京津冀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思考》,载张妙弟主编《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理论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第168~176页。二是组建公共性质的“广州学”资料中心,收集相关的图书音像资料,整理出版原始资料,大力推广资料信息化建设。三是组建“广州学”学会,作为学术研究的协作平台,整合研究人才资源。

(四)推动“产学研”结合

“广州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学以致用”是其根本原则之一,应当建立起本学科的教学、研究和产业化协同的发展道路。一是要加强“广州学”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的途径研究,促进研究成果与城市建设、体育旅游、休闲游乐等产业嫁接,和科技创新、工业设计、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二是在教学、研究和产业化中,要加强人员培养交流,保证教育出来的人才既可以从事研究,也可以从事或投身于产业化生产实践。三是鼓励产业化公司企业积极捐助“广州学”的教学和科研,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四是教学研究机构要参与企业自身的研究中,参加课题研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