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州学的基本属性

陈泽泓

摘要：本文对广州学的定义、性质进行初步研讨。以公认为显学之徽学、敦煌学以及以地名命名的北京学、延安学，以地岭南地区民系命名的客家学、潮学等为借鉴，提出一门学科定义的建立及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对城市学和地方学的概念作具体分析，提出城市学与地方学为两门不同学科，不宜视作互为别称，也不宜合称为城市地方学，广州学不管向哪一种方向发展，均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一开始应明确其学科归属，以保证研究的科学进行。广州学是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属于应用学科。并对广州学的学科建构、资料积累、研究基础、研究定位及研究力量等提出己见。

关键词：广州学 定义 性质 研究

广州学概念的提出，是近几年的事情。对于广州学如何定义及其性质是什么，关系到广州学研究的开展，是一个有必要讨论的先决性重要课题。笔者才疏学浅，未从理论上深剖学理，故而探讨此类“学”的定位，只能以目前已被公认为显学之诸学以及向世人公布为学的各学为借鉴，试作剖析。

一 综析诸“学”启示

百度百科对“徽学”的定义是：“徽学，即徽州学，狭义的徽学是指朱子理学。现在所称的徽学是广义上的徽学，是以徽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指以徽州（包括今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学作为‘学’，它是一种能正确地、合理地呈现客观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的系统知识的学问、学理和学说。徽学业已成为国内地域文化的三大显学（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观察这一定义，有三个启示：一是徽学的概念有狭义（原义，指朱子理学）与广义（今说，研究徽州文化的学科）之分。二是此概念只述及徽学的研究对象，并未直接指明徽学的学科性质。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对象，可以从多学科的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研究一个人，可以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才学等许多角度进行研究，故而，明确研究对象只是一门学科定义的要素之一，不能当作完整的学科定义。三是此处将同列于显学的敦煌学与徽学都说成“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显学的学科地位为众所公认，此说如成立，则广州学也存在作为地域文化的可能性。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百度百科称其“与徽州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1925年8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陈寅恪提出敦煌学的含义，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发现的文献资料（敦煌遗书）。经过演变发展，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拓展为5个分支领域，即敦煌石窟考古、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文物保护、敦煌学理论，这些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规律的研究，敦煌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研究敦煌学的现实意义，敦煌学发展史，等等。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 ology这个新词，敦煌学渐趋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对于敦煌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有广义与狭义敦煌学之说，但不论研究范围的宽窄，“敦煌学是一门以地名学为基础，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这个特点是没有疑义的”（百度百科）。从以上内容，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情况：一是将敦煌学定义为多学科交叉的一门综合学科，既肯定其学科的独立性，又不作定性；二是在指明以敦煌文物、文献为研究主体的同时，将地方性纳入研究范畴，即“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以地名学为基础”；三是敦煌学完全是针对其实际情况定位，其包含范围的模式颇具唯一性；四是以“区域文化”为与藏学、徽学同列三大显学的通用之称。

以城市地名命名的“学”, 20世纪80年代就有上海提出了上海学，其后，有北京学、杭州学、泉州学、温州学等。这些学的归类，多数提出归属于地方学，其研究宗旨是以地方为对象，根据各地的地方特色确定研究的分支科目。如“北京学”是在2007年12月举办的北京学学术研讨会上确立的概念，内容涉及北京城市、建筑、园林、宗教、艺术、商业、奥运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等，以中观到微观层次的调查研究为重点，积极开展北京城市及区域发展的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努力为推进首都北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提供决策咨询，为北京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其详细科目已包括有旧石器文化、都城文化、皇家文化、士大夫文化、军事文化、长城文化、漕运文化、驿传文化、语言文化、京剧文化和地名文化。侯仁之提出北京学应“立足北京，研究北京，服务北京”。由此看来，北京学一是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涉及诸多领域，形成多科目；二是研究内容贯通古今，以服务现实、提供决策咨询为重点。

反观岭南，自21世纪以来，客家学（客家学研究之开展不限于岭南，还涉及江西、福建乃至客家人分布的四川等地）、潮学等的研究热火朝天，不仅早就成立了众多的研究机构，而且研究工作硕果累累。

客家学，是以分布全球的客家人为研究对象，涵盖有关客家的文化、地理、历史、生活、社会、艺术、人物、经济、科技、体育等领域的一门学科，美国哈佛大学及日、法、韩的著名大学，均设有专门的研究部门，进行人类学、文化学、民族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诸多跨学科研究。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建筑学、谱牒学等众多学科门类也出现了客家学研究的著作。近现代蜚声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陈寅恪、顾颉刚、朱希祖、洪煨莲，社会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罗常培，考古学家李济等都对客家研究倾注过自己的心血。集大成者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客家学开山之作《客家研究导论》中，开列了12个客家研究应有的“节目”，并称该书做的只是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即“就客家问题各个方面，作个统括叙述，使一般读者对于这个专题能有相当概念”。从而为需要长期进行的客家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似可以为广州学研究者撰写《广州学研究导论》所借鉴。

潮学是以分布在全球的潮汕人为研究对象，涵盖地理、文化、经济、人物、历史、哲学、社会等多个领域潮汕人文的一门专业学问。20世纪80～90年代，饶宗颐首倡建立关于潮人的学问，海内外学者踊跃响应，遂出现于学界。潮学曾用名“潮州学”，为避免误认为仅仅研究潮州市域人文的学问，自1993年《潮学研究》创刊及1997年“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起，均取名“潮学”，并为学术界所接受。潮学建立之初，其定义从饶宗颐在《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一文可以看到。据称“潮州地区人文现象，有需要作为独立而深入探讨之研究对象，应该和‘客家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更有一个充足理由，客家学以梅州地区为核心，在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嘉应直隶州未设立以前，整个梅州原是潮州所属的程乡（后来分出镇平、平远），长期受到潮州的统辖。……所以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饶宗颐倡导建立潮学功不可没，此段话明确潮学研究对象是潮州地区人文现象，但认定客家学为潮州学内涵一部分的前提并不恰当，客家地区并不限于原潮州府地域范围。近年，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提出，潮学研究应放在“历史人类学视野下”。因为“区域”在社会史的层面上是作为一个与人的思想和活动关联的分析工具而被使用的，因此，潮学研究的重心，是研究人的活动即潮州人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在潮州（潮汕）这个地方所发生过的事情。潮学研究应避免对区域社会历史的“特性”做一些简洁而便于记忆的归纳，而必须从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出发揭示社会、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最终在更深的层面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去，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者重新理解能有所贡献。这也说明了一门学科的建立及对其定义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

客家学、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文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发展规律。在将客家人、潮汕人视为族群（或称民系）的前提下，这类学科当属地域文化中以研究民系文化即人文现象为主的学科，与广州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重点有所不同。这也反映了以地方（人群）命名的诸学定义与内涵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广州学与广府文化研究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不属于同一类范畴。

二 城市学与地方学的关系

广州学的概念从一提出，对其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就有城市学还是地方学的讨论。广州学倡导者之一丘昶提出：“作为一门新型的城市地方学，广州学具有不同于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基本特征。”现在看来，对于城市学和地方学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城市学与地方学当为两门不同学科，不宜视作互为别称，也不宜合称为城市地方学。

城市学（urbanology），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城市产生、运行和发展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门统领城市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新兴学科。城市科学是研究城市的学科群体，而城市学是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它包含在城市科学群之内，是一个核心学科、牵头学科。现代城市学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为研究和解决日益增加的城市问题而产生和发展的。城市学一词最早出现于苏格兰生物学家帕特里克·盖迪斯于1915年出版的《城市的演化》（Cities in evolution）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是西方城市学的创建时期，30～50年代为发展时期，60年代以后为应用研究发展时期。美国学者曼弗德1966年发表的《城市的形式与功能》一书，被认为是西方城市研究的概括与总结，其核心是阐述城市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研究目的是发现和掌握城市发展和运行规律，以便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高效率解决城市运行中的问题，促进城市按照人们预期的科学方向发展。研究重点是城市本质、城市成因、城市机理、城市发展规律、城市的中心地位与作用、城市状态、城市问题（城市病）、城市关系、经济全球化与城市新形态、知识经济与城市结构重建、城市战略等。有学者力图在城市科学中建立一门最高层次的理论学科。日本学者矶村英一首先用“城市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他在这个名义下进行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城市社会学，并未真正形成城市科学中最高层次的理论学科。1965年矶村英一领衔的日本城市科学研究会改名为日本城市学会，1972年在他主编的《城市问题事典》增补了“城市学”条目，提出城市学研究的内容，1975年出版了《城市学》一书。1979年美国出版的《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第一次收入“城市学”一词，标志着城市学成为学术界接受的一门学科。粗略统计，研究“城市”的学科有20多种，最主要的有城市建筑学/规划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此5门子学科被称为城市基础学科。在中国，1982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宋俊岭首倡建立城市学。1983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李铁映在《城市问题》第3期撰文提出：“开展城市研究，学习和运用城市学的理论、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84年在建设部和中国科协领导下，建立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一大批学会、团体相继成立。1985年钱学森在《城市规划》第4期发表《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1986年北大梅葆华、江奕球开办《城市学讲座》。1988年，江奕球的《城市学》、宋丁的《城市学》分别出版，各种书籍相继问世。

地方学的概念也被使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于2006年在北京举办全国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扬州、泉州、台湾新竹先后举办过地方学研讨会。延安学论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创造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创造性的新文化。这一文化首先最集中地体现为‘延安学’。但是，延安学又是一门特殊的地方学，是一门特殊形态的中国学。”“延安学研究的对象是延安，……延安学的定位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创造的革命历史文化，换句话说是研究延安时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简称延安文化。这是狭义的延安学。”“‘延安学’是一门以地名命名的地域文化学，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定位，重点是把延安时代（1935～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辉煌的这一时期作为研究对象。”“总之，‘延安学’是以延安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涵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从研究黄帝文化到延安文化是一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学问，也是有着广阔前景和世界意义的一门新兴学科。”由此理解这门“特殊的地方学”，既包罗万象又有特定指向，说到底，就是研究延安历史文化的一般现象与特殊现象的学问。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内蒙古第一家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地方学研究团体，该会副会长包海山认为，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所创建的达到学术层次的新的学科知识体系。一方面要立足当地，研究各具特色的现象，形成个性；另一方面要跳出地方来研究地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共性。地方学应是以地方冠名，以与地方相关的某一领域为研究对象，也是一门综合学科。由于“地方”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包括领域、处所、我国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的统称，取名地方学可能造成多解，故有的学者提出了“地域学”的概念，将北京学、澳门学、潮州学、敦煌学、藏学、西夏学，乃至韩国的“首尔学”，统统归属于地域学，并认为：“‘学’较之‘研究’，区别在于‘学’的内涵更深、外延更广，至于‘研究’而能成‘学’，关键在于具备独特的研究对象、发展历史、成果积累、知识体系、理论方法与社会需求。”对“研究”与“学”的区别不失为一种认识，但将情况不一的以地名冠名的“学”，统统归类于“地域学”，似有望名生义的简单化之嫌。

比较城市学、地方学两个概念的内涵，其适用范围不同，研究重点也有所区别。相同之处，在于同是以地名冠称，同是以一地为研究对象，同是综合性学科；不同之处，在于学科构成要求不同，研究重点不同，研究目的不同。一般来说，地方学更侧重于区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城市学则更侧重于城市发展规律的研究。广州学不管向那一种方向发展，均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者可以各自选择，不必拘泥于那一种学科方向。作为边缘学科有不同侧重点，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如地理历史学，也有称历史地理学，在高校的设置，或在地理系，或在历史系，视导师自身的理论主张及研究方法和侧重点而定。但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是做地方学还是城市学的研究，则在一开始应该是明确的，否则会造成研究的混乱，影响研究结论及成果水平。

三 余论

综上所述，广州学是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属于应用学科。广州学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可以从属城市学，也可以从属地方学，视研究者研究的重点与宗旨而确定。作为一门先立名目而后按照学科要求开展研究工作的学科，不同于那些已在大量研究成果之上自然形成的显学，在研究之初不妨将路子放得宽一些，顺其自然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到一定程度再作归纳提升。对广州学的定义，也不妨从狭义与广义两个方面定义，使研究空间更为广阔。广义的广州学，可以将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目都视为内涵，而作为一门学科，广州学的基本构成则包括基础理论、分支理论和方法论。其基础理论部分，参照美国学者曼弗德的《城市的形式与功能》一书，其研究内容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历史过程，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有关城市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城市的分布与社会经济整体（区域和全国）的关系，城乡的区别与联系，城市的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及其客观依据和现实意义，城市的自然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等的内涵；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与城市功能的关系，城市的主要职能和基本功能及两者的关系，城市中心作用的客观性及普遍性，城市精神文明的特点，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内涵和外延。分支理论是城市学的主体，除了城市科学的各分支学科，还应该包括资料文献学、应用学。城市学的应用部分包括城市人口问题、住宅问题、就业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环境问题等。城市学的方法论部分，其研究领域包括城市的发生与发展、结构与功能、组合与分布等方面的客观规律，以及各种城市问题产生、发展与解决的机制，既要研究城市的共同规律，又要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特殊规律。

广州学的研究应重视资料积累。广州学是一门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其所需要的资料，浩如烟海，必须建立相应的文献资料室和数据库。《广州大典》的编辑出版，固然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只占广州研究所需资料中很小的比例，这是因为已经出版的《广州大典》辑录的除了地方志专辑收集至民国时期之外，绝大部分文献只收集到清代，而且只限于在广州地区印制的著作。广州学研究的课题离不开现代与当代，这方面的资料（包括外地乃至国际上对广州研究的文献成果）需要下大力气去收集。广州学研究在收集资料时，应注意学科材料的广泛性。有澳门学研究者指出，澳门学所建构并环绕的知识系统应“与其卓越深广、引入胜的知识系统相适应，承载这一知识系统的澳门学材料既有数百年积累、由各种文字组成的卷帙浩繁的典籍档案，美不胜收的文化遗存等实物形态，亦有饱含其历史遗韵的现实社会、散佚在民间生活中风俗人情乃至语言习惯等精神文化形态”。关于澳门档案、文献、报刊及碑刻的文物数量，目前仍无准确的统计，除了澳门和葡萄牙两地档案馆数以万计的档案外，葡萄牙外交部历史档案馆还有不少关于中葡关系和澳门的档案，以及大量的报刊、游记、信件、回忆录等。“面对这些历史的、现实的、物质的、精神的，有待长时间挖掘、解读、整理、利用的大量材料，有理由让人相信：澳门学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越被誉为世界文明奇迹的敦煌学。”广州的历史悠久、对外交流也远比澳门的对外关系要广得多，现代城市发展中积累的相应材料更浩如烟海，因此，广州学研究材料的丰富性、广泛性和学术价值远非澳门学所能比拟。不管是将广州学视为地方学还是城市学，在学科材料的收集上要下大力气。

广州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广州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研究。对它的研究并非始自近年，仅以历史学为例，就有诸多部《广州史话》《广州外贸史》《广州简史》《广州通史》以及陈代光的《广州城市发展史》、龚伯洪的《广府华侨华人史》等成果；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有曾昭璇的《广州历史地理》；等等。至于相关论文多不胜数。对广州学的研究是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在系统的研究之前，必须着手建立广州研究文献目录的整理工作，使广州学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广州学研究必须突出广州的城市特质，其研究分支重点应有本学科特色。除了原有公认的“四地”（海上丝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城市特色之外，随着城市发展的形势，广州城市地位的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研究，以及对城市的人文现象的研究，服务于当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具有超出广州范围的十分重要价值的课题。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现时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商贸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因此对广州的研究定位要高，应着眼于全国和国际的高度，在此高度进行借鉴、比较也很重要。

广州学既然是一门综合学科、边缘学科，其研究是一个全方位的城市研究，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仅靠专业研究机构的力量远远难以胜任，因此需要广泛利用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力量，协同做好此项研究。建议广州学研究基地与相关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活动，逐步形成广州学的研究团队和氛围，推动广州学研究走出广州，走向全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