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

依托《广州大典》构建广州学的学科基础——从文献、思想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看

涂成林

摘要：“广州学”的学科基础可以分为文献、思想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并均可以《广州大典》为主体展开研究。在文献基础上，新兴学科往往生发于交叉研究的问题域中，再回溯其学科思想发展史，而《广州大典》的编撰，则为“广州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有力推动了其由新兴学科向成熟学科的转型；在思想基础上，《广州大典》中对广州儒、释、道文化资源的细致收罗，可以为“广州学”的人文立场提供价值参考；在社会文化基础上，“广州学”可以对《广州大典》进行经验梳理，提供当代镜鉴，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对历史文献的阐释，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学科增长点。

关键词：广州学 广州大典 城市研究 文献学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系，“广州学”既是现代城市学研究的缩影，又是传统地方文史研究的重构。此二者的结合，突出显现在“广州学”的学科基础上——它不同于一般学科建构是由普遍哲学生发或其他多学科交叉影响下而产生的，“广州学”的学科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就根植于《广州大典》之中。虽然从出现时间上看，“广州学”这一名称要早于《广州大典》的编撰，但正是《广州大典》的出现，为“广州学”提供了深厚的文献基础、思想基础与社会文化基础。这三个方面不但构成了“广州学”未来研究的三个方向，同时，也为《广州大典》能应锲当代学术生态和社会语境，提供了三种渠道。

一 “广州学”的文献基础：从缺失到突破

在某些程度上，文献基础并非现代新兴学科得以建立的必备条件。学科构建的核心，是其独特的问题域。如传播学的建立，是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将自己各自关心，又相互关联的问题域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传播”作为学科的研究机制与教学传承。在此基础上，学科再重新梳理文献史脉络，将人类学术史上关于传播的各种论述“收入囊中”，如古希腊的修辞学、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技术、但丁对俗语的论述、卢梭论语言的起源等，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史。这种由现实问题出发，在学科建制完成基础上而探求其文献基础，整理学科思想发展史的做法，是现代新兴学科建构中较为普遍的一种表现。

作为城市学的“广州学”，其学科体系建立之初，也是如此。它主要以广州当代的社会发展研究为问题域，并力图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广泛借鉴多学科的学术视野，形成有所聚焦、有所突破的学术讨论。但《广州大典》的出现，直接改变了“广州学”的学科性质，它使“广州学”从一门新兴学科逐渐向有着深厚文献史支撑的成熟学科迅速过渡，极大地助推了“广州学”的学科建制进程。

《广州大典》的编撰初衷与现实意义中最为凸显的，就是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其所“辨章”的“学术”正是“广州学”；其所“考镜”的“源流”，就是“广州学”的思想史与学科发展史。如《广州大典·史部》杂史类收载《夷氛纪略》《夷氛闻记》《鸦片事略》《烟海庚辛录》《触藩始末》《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赵沅英稿本》《红巾军新会围城记》《粤氛纪事》、《粤东军变记》（稿本）等一批稿钞本，不但是研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也是“广州学”社会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文本；政书类收载清顺治、乾隆年间的《广东赋役全书》以及《善善堂租簿》《买物归来价值记》等一批稿本，不但对“广州学”有关社会发展的史学研究大有价值，对当代广州社会治理与城市建设也有所裨益；传记类所录140余种明成化至晚清广东乡试课卷，则既是研究清末广东科举历史、教育变迁的原始资料，也对当代广州城市文化建设和国学教育有重要价值；而《广州大典》所收录的清人日记30余种，其中谢兰生的《常惺惺斋日记》、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均为未刊稿本，篇幅宏大，内容庞杂，对上述问题更是可为补充、可为互鉴，它们不但可以为了解清代中后期广州士绅和官宦的日常生活、行止心态，以及当时广州的社会历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微观史料，同样也可以在文化人类学和新历史主义的现代学术视野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

另外，许多文献版本，或流失海外，或遗于民间，此番均得以由《广州大典》而搜集刊印，在文献意义上就与传统既定认识形成了“互文”性的对话。既可以通过《广州大典》的民俗史文本述说“广州故事”，也可以通过《广州大典》的思想史文本发现“广州人物”，还可以通过《广州大典》的社会史文本提供“广州经验”，甚至通过综合上述文本而形成的城市史文献中总结“广州模式”。可以说，《广州大典》提供的清晰可靠的历史文献材料乃是相续文脉，善莫大焉。

二 “广州学”的哲学基础：从学科到思想

现代学科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往往来源于其他学科。如地理学与政治学的相互作用，产生出“地缘政治学”，而这一学科的哲学基础深深扎根于上述两个学科之中。现代地理学以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现代政治学则以瑞典政治学家哲伦的第三帝国理论介入其中。这种学科基础的呈现方式，一方面可以保证学科建制迅速而有效，可以从既定成熟学科中抽离出研究人员、资源，较快地形成学术队伍；另一方面，这种看似客观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哲学基础却可能偏离“哲学”追求人性之真、善、美的意义，导致该学科的建制缺乏更深远的人文关怀。如“地缘政治学”就曾直接促发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广州学”在建构之初，并未对哲学基础进行布局，除了学科积累不足之外，也不乏过分关注现实问题而缺乏人文关怀的考量。而《广州大典》的结集，为“广州学”的哲学基础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广州大典·子部》中收罗了自晋至清百余名广州府学者及寓贤的有关文献，这些文献所蕴含的学人思想已经构成了一条清晰可循的思想史线索。其哲学来自广州本土，其倡立者是富有思想、血脉与精神的广州先贤，这正可以为“广州学”建设的哲学基础注入丰富的内容。

与中国学术传统一样，广州学的哲学基础也可以分为儒、释、道三个源流。但《广州大典》收入其中的广州学者，又无不显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广州特色”。如以陈白沙为代表的广州儒家，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领域中的岭南学派。陈白沙认为程朱“格物致知”和“泛观博览”等一套求知和修行方法烦琐、僵化，转而奉行“宗自然”“贵自得”“静坐澄心，从中悟道”的方法，反对人云亦云，食古不化，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其学说在当时自成一家。自白沙学说出现，明代理学“始入精微”，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明代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种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其中“自然、自得”的观点，要求打破思想束缚，遵循人的本性去实现理想，对广州城市精神中崇尚创新、开放、“敢为天下先”、积极进取等因素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也是今天“广州学”学科体系建构所应研究与体悟的哲学。

而以慧能为代表的广州佛教，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禅宗顿悟的先河。慧能的禅法，以定慧为本。他认为定是慧体，慧是定用，犹如灯光，有灯即有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即所谓定慧一体观。就禅定而言，他认为“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只要对事物和现象无所执着即可，着重于内心的体认和观悟，在行止坐卧都可体会禅的境界。这不同于北宗的教人静坐看心，而是教人只从无念着手，并不限于静坐一途。这种使烦琐的佛教“简易化”的功夫，一扫传统佛教的烦琐哲学，同时又提出了新的哲学，即简明、通透，不但能使广大的下层群众所接受，而且也为社会上层所赏识。以此为价值追求，“广州学”的学科体系同样也应该建构在既通达透彻，又能为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价值参考和智力支持的基础上；既有有形的实践性成果，更要着眼于无形的精神信仰。

以葛洪为代表的道家创立了岭南道教一派，它一改魏晋以前道教理论缺乏体系的状态，沿用《老子》的哲学范畴，并为其注入了神仙道教的内容，构建起道教的神秘主义本体论。他首次提出以“玄”的概念为道教思想体系的核心，兼收儒墨名法各家之长，融入了儒家的纲常名教，宣扬道教徒应以忠、孝、全、信等儒家纲常为本，以修德行，最终集丹鼎派仙道学说之大成。这一思想体系不但可以为“广州学”作为人文学科提供一种侧重精神层面的价值属性，而且其建构体系的治学方法同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不用说，以葛洪为代表的广州道教对现实社会有着强烈干预。最近因创制“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正是由于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提出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而激发灵感，实现了科学上的突破。

总之，《广州大典》中蕴含的诸多思想流派以及著名代表人物，在“广州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中可以发挥超越一般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从而提供富有创新性、传承性、思想性与价值性的人文基础。它为“广州学”从一门稚嫩的新兴学科向成熟学科的转型提供了极为强大的推进力量。

三“广州学”的社会文化基础：从镜鉴到阐释

一门学科得以建立，首要是社会需求。“广州学”的建立，与城市发展遇到的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范围内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问题愈来愈突出。为了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很多城市和地区出现了关于本地的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的综合性地方学研究，如首尔学、东京学、伦敦学、罗马学等，试图通过挖掘这些城市的文化形成过程、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动力机制、区域人口特点等信息，为地方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态发展等提供理论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做出判断。因此，它一方面要对既有的城市发展研究做概括、总结，从中提取经验，另一方面又要能够不断地出现新的学术增长点，以实现学科整体向前推进。

这就要求“广州学”的研究能够不断积累学术成果，建立“广州经验”的案例库，从中总结出一套可迁移的学术范式与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为其他同等规模或特质的城市发展和相关学科建设所借鉴。而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大典》就是极好的文献与案例基础。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相关研究为例，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建立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提出的，广州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其历史经验必然为现实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方略与灵感。《广州大典》中有大量篇幅翔实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如《史部》收录包括《广东通志》《粤海关志》《南海县志》在内的方志和游记，详细记载了我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对外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的历史；《丛部》中《海山仙馆丛书》收集明清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写的天文地理类书籍，既是研究清代广州人世界观的重要史料，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这些文献和史料的研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从中归纳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从而为当前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建立互补性产业结构，推进海上通道互联互通，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文化合作，探索建立沿线港口城市联盟等，都有重要意义。

但是，《广州大典》为“广州学”学科建设提供的社会文化基础尚不止于此。“广州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还需要从现代学术立场和社会发展语境出发，对其文献进行阐释，亦即《广州大典》的再利用。广州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千年商都，蜿蜒千年的历史中暗伏着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商业模式的更迭，《广州大典》中记录的商业活动与经济事件众多。而通过“广州学”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立场，对其进行梳理、阐释、分析，不但对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建设有所启示，而且能形成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从而改写作为学科体系的“广州学”和作为地方空间的广州市在世界学术生态领域的话语权。也就是说，经过理论结合实际、历史结合现实的研究，“广州学”将有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并为《广州大典》的续写提供更多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