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国家理论

一、货币的起源之谜：国家vs．市场？

关于货币的起源问题向来众说纷纭，它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谜。

歌德的诗剧从文学作品的视角侧面解读了货币的起源。在《浮士德》第二部第34章“第一幕之御花园”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首相（宣读通告）：“为发钞事，各宜知晓：这是价值一千客隆钞票。帝国内埋藏有无数财宝，都作为钞票的确实担保。国家正准备开辟财源，宝藏发掘，立即兑现。”

皇帝：“我看这是胡闹，这是莫大欺骗……”

财政大臣：“……陛下想象不到人民多么欢欣。瞧瞧你的城市吧，原来死气沉沉，而今却熙来攘往，无比繁盛！”

皇帝：“老百姓真会把这当作十足的金银？可以用这来支付军队和百官的工资？我虽然觉得奇怪，也只好任其通行……”

梅菲斯托：“……人们用惯了纸币就不要别的东西。从今往后在帝国各地，珠宝、黄金、纸币都将绰绰有余。”

梅菲斯托就是诱使皇帝发行法定货币（fiat money）以弥补财政赤字（“支付军队和百官的工资”）的魔鬼。

 

的确，“点石成金”是任何一个国王和政府都抵抗不了的诱惑，他们也因此创造了无数个梅菲斯托。历史的经验证明，经济发展离不开货币和融资，而货币的出现则起源于国家，因此弗格森将货币称为“政治的货币”。

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认为货币产生于市场，是在私人部门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的解释是，我们交换的任何东西都需要比较（它们的价值），这导致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介入市场交易。对于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主流经济学将货币看作市场交易的“中介”，并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金属货币的产生主要是作为交换工具克服物物交换的困难，其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而纸币不过是贵金属的表征，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休谟也认为货币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创造能力，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贸易的润滑油。与斯密和休谟观点类似，穆勒认为：“货币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无意义的；它的意义只在于具有节省时间和劳动的特性。它是一种使人办事迅速和方便的机械，没有它，要办的事仍可办到，只是较为缓慢，较为不便”。

进入20世纪，现代经济学加深了对货币的认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本质属性被货币数量论用费雪方程式表达为MV=PY。其中，M代表名义货币供给，V是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价格水平，Y是真实国民收入（一般用GDP衡量）。这一表述假设一定时期内V和Y一定，即货币的流通速度稳定，同时，在真实国民收入不受货币因素影响的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变化只能带来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会影响真实产出。因此，无论是在前提假设还是结论上，交易方程式都否定了货币在真实经济中的独立意义。从长期来看，货币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卢卡斯指出货币因素从长期来说不会对实质性经济变量（如就业、实际收入和产出等）产生影响，货币唯一改变的只是名义变量（如价格），即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从长期来说与货币量的增减无关。

然而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分析主要是对实物经济进行分析，这种观点基本上忽略了货币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另外一种观点则承认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到罗伯特·索罗（R. Solow）的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罗默（P. 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持第一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基本忽略了货币因素。而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则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弗里德曼指出：“货币对经济是有一定作用的”。他通过对美国近百年货币史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货币存量的变化与经济状况、货币收入以及价格的变化密切相关。2．货币状况的变化与经济状况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3．货币状况的变化通常有其独立的原因，这些变化并不是对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的简单反映”。即使如此，他仍然认为货币的作用是短期的。在此基础上，卢卡斯进一步指出，可预期的货币供应增长和不可预期的货币供应增长会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可预期的货币扩张会产生通货膨胀税收效益，并提高真实利率水平，但对就业水平和真实产出没有影响；不可预期的货币扩张将刺激真实产出，同样不可预期的货币紧缩也将导致经济萧条。

尽管主流经济学的两种观点对于货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着差异，然而它们的分析前提都认为人们对市场交易便利性的需求导致了货币的出现。在这种分析框架下，市场上的交易双方是分析的行为主体，而货币作为市场交易的媒介，其作用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微观层面）和调整成本（宏观层面）。货币对真实经济的作用是中性的，市场交易过程被完全置于私人部门的系统内部，无须政府参与。门格尔（Karl Menger）在《货币起源》一文中就否认了货币是一种国家制度，起源于政府的法律。他认为货币产生于市场交易，国家制度的认可和法律确认了货币的价值，使其能满足各种商业交易的需求，并能够顺利流通。归根结底，国家制度和法律并没有创造货币，只是保证了货币在市场交易中的媒介作用。笔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性质的论述在逻辑上成立。然而，在人类发展的实际过程中，以物物交换为主的市场交易是否需要货币这个媒介依然值得商榷。更何况，从历史经验来看，货币的主要角色，无论是作为支付手段还是财政基础，都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当我们回顾货币的历史，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大的国王（如查理大帝和爱德华一世）与成功的货币改革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格拉斯内（D. Glasner）更强调了一国在面对战争时，控制货币供给对政府的重要价值。

古德哈特将主流经济学从纯市场角度理解的货币理论归纳为货币的M理论（Metallist）。M理论认为货币的演进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私人部门为克服物物交换所固有的交易成本而自发产生的反应。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理论，与“货币产生于市场”的主流观点不同，认为货币产生于国家权力。古德哈特将这种理论称为货币的C理论（Cartalist）。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古德哈特认为货币的C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同时他认为C理论更加准确地预测了各主权国家与货币之间的关系。C理论也称为“货币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货币的使用主要基于货币发行当局的权力。一种物品（流通手段）之所以最终演变为货币，并不在于其材质是金、银、铜等金属还是纸张，而在于上面印刻的君主的标记。在货币的使用和演进过程中，国家起了核心作用。政府垄断货币发行，并通过确定铸币成色和硬币重量将货币发行变成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支柱。货币创造和国家获取财政收入的活动紧密相关。一方面主权国家在获取铸币税的同时，相当于扩大了征税范围，使其扩大到货物的生产、运输和交易以外；另一方面货币也减少了政府部门的交易成本，以及私人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政府强制规定税收只能用货币（而不能用货物）缴纳，进一步诱发社会对基础货币的需求。由于政府垄断货币发行，它在征税的同时还能够通过由税收导致的货币需求进一步获得铸币税，并因此对财政状况起的双重改善的作用。古德哈特认为货币创造与税收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解释了货币从金属铸币到纸币的演变：经济部门从使用金属铸币和对贵金属具有最终索取权的纸币，转向接受没有任何特定资产做保障的纸币，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纸币是由国家权力以及税收进行担保的。

南普（Georg Friedrich Knapp）是C理论的早期代表，他认为货币是国家和国家法律的产物。南普提出国家理论和货币理论是不可分离的，市场交易中的支付媒介是一种法律现象。虽然现实中人们可以选择贵金属或任何一种物品充当一般等价物作为交易的支付手段，但国家可以运用权力选择并指定充当一般等价物作为支付手段的物品，即国家指定基础货币，然后由国家规定其他一般等价物与基础货币之间的价值比率。因此，国家权力是某种一般等价物成为货币的决定因素。南普进一步指出国家权力和法律为货币流通提供了保证。因此，当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试图扩大其在国际上的流通范围时，国家间必须进行合作以建立统一的货币池。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统一货币池的国家也不再是各自独立的国家，而成为了一个整体。南普关于“货币来源于国家权力”的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间进行货币权力博弈的原因。

雷（L. Randall Wray）的新货币法定论进一步发展了南普关于国家与货币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国家决定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基础货币，同时接受这种货币作为缴税的支付手段。当国家要求民众用国家垄断发行的货币来缴税时，民众就必须向国家提供劳动服务或生产商品以获得这种用以缴税的货币。这意味着政府作为货币的提供者，仅依靠发行货币就可以获得任何商品或服务。因此，国家并不需要产生于市场的货币。与之相反，市场中的私人部门需要“国家发行的货币”用以缴纳赋税。雷进一步论证了政府由于强制力，特别是要求本国居民以自己发行的通货支付税收的权力，通过创造货币进行融资以维持开支，同时使中央银行的负债成为垄断货币或基础货币。税收机制创造了人们对国家货币的需求，所以国家货币的价值更多地决定于国家的征税能力和征税机制。国家货币也因此可以理解为税收驱动货币（Tax-drive-money）。

古德哈特、南普和雷解释了货币产生于国家的具体机制，他们的理论对历史经验中货币问题总是离不开国家权力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一种物品最终能否成为货币不仅仅是市场交易的需要，更在于其背后的国家权力，以及国家对于不断扩大货币的流通范围所提供的一系列制度保障。而国家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要垄断货币的发行，就是因为货币可以控制财富的分配，国家通过货币能够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与财富的再分配。

对于货币在真实经济中所具有的财富分配效应，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较早地认识到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他通过研究两个世纪中美洲金银流入欧洲的过程，发现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并没有引起所有商品价格成比例地统一上涨。首先获得这些新增货币的人群的消费倾向决定了某些生产要素和消费商品价格的上涨，于是出现了一些经济部门的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大于另一些部门。他进而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种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社会财富所具有的“分配效应”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此后的经济学家们也都注意到这一现象。马尔萨斯进一步说明了新增货币对实际产出的影响。他指出：“如果流通媒介的分配使一国的产品支配权主要归于生产阶级，也就是说，如果相当大量的通货从有闲阶级和依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手中转移到农业家、工业家和商人手中，那么资本与收入的比例就会大大有利于资本，该国的产品在短期内就会大大增加”。张宇燕等将上述现象总结为“财富分配的非中性”。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赛斯在《货币的非中立性》一文中指出，货币从来不是简单地存在于经济体系或经济中，也从来不是简单地流通着。货币发行是一个动态过程，并非所有人都同时获得新增的货币。首先受益的群体（在货币是贵金属情况下为矿主，在纸币发行情况下为国家财政部）先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现金持有量，可以为他们想要的商品或服务支付更多的货币。他们的支出偏好又决定了其次受益的群体，依此类推，新增的货币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在过程中改变着不同群体的收入与财富，直至当新增货币丧失了影响价格的能力，社会群体间的财富也转移完毕。因此，货币发行的过程实际上就成了经济体系中的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的过程。新秩序中的价格不会简单地是以前价格的某个倍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及受政府照顾的集团将先获得好处。而晚得到，甚至没有得到新增货币的群体将承受因货币增加而产生的通货膨胀的痛苦。这时他们手中同等数量的货币将无法购买最先获得新增货币的群体已经获得的商品和服务。

张宇燕等也对货币增加引起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的过程作了论述。在《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他们从货币引起制度变迁的角度阐述了“长期货币非中性”。他们将美洲贵金属的供给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建立了“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随着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而突然大量涌入欧洲的美洲金银导致了欧洲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大幅增加，并引发了“价格革命”。通货膨胀使依赖固定地租收入的旧贵族衰落了，而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集团迅速致富，财富在各阶级之间重新分配。随着商人阶级的兴起，其势力范围逐渐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在此过程中，国家性质越来越倾向于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最终引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新贵之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迈向工业革命，并最终实现了现代型经济增长。美洲金银作为初始动力，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改变了财富分配状况和阶级结构，从而为打破制度的均衡状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流经济学并非没有意识到货币在真实经济中对社会财富所具有的“分配效应”，只是认为这不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已经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国家通过货币能够进行资源再配置与财富再分配，因此货币天然具有政治属性。在实际经济社会中，国家通过货币创造掌握财政，获得铸币税，并进行融资以维持开支。与此同时，国家通过货币的财富分配效应实现资源再配置与财富再分配，并以此对经济进行直接参与和调控，决定社会资金的投放对象、融资成本和战略性物资的价格。国家权力和法律为货币流通提供了信用保证，因此货币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正如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所主张的，自成一体的国家货币只不过是民族国家政府增进其权力的一件工具而已。张宇燕等进一步对货币的性质进行了如下精辟的总结。第一，货币具有两面性，即交易媒介的属性和法定计价单位的特征，而后者更为本原。第二，货币根植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网络。货币先于市场产生，货币关系决定了市场生产的信用关系。目前的经济体系是被货币化的社会关系体系，生产性活动及其最终收益，以及资本的交易与结算都以货币进行计价和实现，因此谁拥有了货币就有了控制实际资源的权力。第三，货币创造建立在国家强制征税的基础上，货币天然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第四，货币从来就不是中性的。国家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获得铸币税，并直接对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产生长期影响。第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限，它与财政部一同构成了国家实施货币权力的重要机关。

综上所述，货币的政治逻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视角。货币除了具有物理属性（即指货币的材质如贵金属或纸张）和经济属性（货币作为支付工具和计价单位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政治属性。在一国的政治疆域内，这种政治属性体现为货币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和制度安排。后者包括货币政策、国家实施货币权力的机关（如中央银行），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等。正如尼尔·弗格森所总结的，货币的主要功能在于支撑现代经济生活的各种制度，以及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

二、国际货币权力的兴起

国际贸易的兴起打破了单个国家的封闭状态，商品、劳务及其他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间流动，实现了资源在国家间的重新配置。在此过程中，刻着各自国家权力属性烙印的货币也随之进入国际舞台，并将国家权力因素推衍到全球经济体系。同时，货币的政治逻辑和其所代表的制度安排也进一步扩展到国际层面。

当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跨越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疆域和政治疆域，在国际上作为交易手段、计价工具和价值储藏手段时，这种主权货币就被称为“国际货币”或者“储备货币”。坎南（Peter Kenen）按照货币的功能划分对货币的国际使用提供了较早的理论探讨。清和弗兰克（Chinn and Frankel）进一步编制了国际化货币所具备的国际功能清单（具体如表1-1所示）。根据这张清单表，国际货币具有货币的三种基本功能，即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但在被私人部门使用和被官方使用时所发挥的作用各有不同。具体而言，国际货币可用于私人用途的贸易和金融交易、投资计价以及货币替代，同时也可用作外汇干预的载体货币、盯住汇率的锚货币以及官方外汇储备。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关键货币”的概念。“国际关键货币”是国际货币发展到较高层次的一种状态。《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中对国际关键货币的定义是“为了国际交易（包括第三国公民所进行的交易）而广泛持有和使用的某国通货。关键货币一般起到了准官方的作用；政府用它来确定本币的外汇价值，在外汇市场买卖关键货币以稳定本币的价值，并持有关键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二战前英镑是关键货币，二战后美元充当了关键货币这一角色，现在有几种关键货币，包括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

按照货币的使用范围进行划分，一个主权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货币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首先，由于贸易结算的需要，货币的国内职能延伸到境外，该国货币在其发行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实现了货币的周边化。之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货币在一定的国际区域内某种程度地替代当地货币成为共同使用的货币，这个过程称为货币的区域化。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的国际区域内不同主权国家的法币通过一定的机制与长期合作整合为一种新型的统一的国际区域货币。最后，如果某种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这种货币就实现了全球化。高海红和余永定认为，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般条件可以概括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经济规模、金融实力、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以及历史因素。在这些因素之外，货币内在价值的可预测性、稳定性，以及外部交易网络的便利性将界定国际货币的功能范围。具体而言，一种货币的国际化需要货币发行国具有低通货膨胀信誉、合理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以及资本交易完全可兑换性的支持。因此，一国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其首要的决定因素是这个国家对世界经济重要性的不断加强。

对于货币国际化问题，学术界已开展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主要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类。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国际化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这个过程以效率原则为主导，在全球开放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货币在国际金融与贸易市场上受供求关系决定，进而通过市场竞争逐步趋向均衡。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地降低了形成一个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所需的成本，而市场参与者对效率和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交易风险的回避才是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动力和根源。一国货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其“先入为主”的优势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效应，这使后进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十分缓慢。根据网络外部性理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终只能存在一种中心货币。然而，网络外部性理论没有解释国际关键货币形成的原动力是什么。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货币的使用范围是在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过程中自动地发展演化而来，而任何一种货币在空间上的流通范围，是在其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过程中确定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单一货币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进行了比较，并指出在货币区和主权国家的边界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大多数应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都将主权国家与其法币之间的最初状态视为当然的前提，然后应用最优货币区理论解释主权国家之间的货币联盟问题。然而，主流经济学却忽略了以下问题：为什么货币的流通区域与主权国家的疆域相吻合，并且与主权国家一同产生和消亡？为什么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同时存在多种货币，以及一个最优货币区不能包括无限多的国家？对于这些问题，最优货币区理论显然没有给出答案，政治经济学理论却通过研究货币的政治属性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古德哈特指出：任何区域内的货币都与政府的稳定性及其财政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该区域的主权政府只会维持一种货币，并通过垄断单一货币的发行控制财富的分配。货币的政治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包括美国、中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大国，尽管有着广阔的疆域，且这些区域在地理上是独立的，同时这些区域之间有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且其生产经常具有区域性集中的特点，然而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却只使用一种法币。货币的政治逻辑还通过“国际货币权力”的概念进一步阐释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币不断扩展其使用范围，进而想要充当国际货币的主要动因。由于货币的政治属性和权力机制，一个最优货币区不可能包括无限多的国家，即不会存在由拥有最高权力的世界中央银行统一发行世界货币的情况。

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间的力量角逐是一国法币进行国际化的主要原因，而货币国际化实际上是国家间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货币发行国通过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获得“国际货币权力”，这就是货币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在国际层面的推衍。这里的“国际货币权力”的概念是由安德鲁（David M. Andrews）提出的。他指出当一个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关系影响他国行为决策时，这个国家就具有国际货币权力。“国际货币权力”将货币问题与政治，特别是外交政策关联起来，这种关联性正是货币的政治属性在国际层面上的推衍。这也是国家间，特别是大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博弈的关键。

安德鲁认为“国际货币权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获取包括铸币税在内的经济利益；转移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成本，并使其他国家共同分担这部分成本；重建国际货币发行国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在共同使用某一国际货币的国家中建立共同的“经济语言”和基于共同货币的长期稳定的共同利益。蒙代尔曾经说过，“即使不能说是霸权，美元起码也具有国际首要地位的潜在象征。这也就是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一个通过塑造观念、信仰和感知而施加影响的能力”。

在争夺国际货币权力的过程中，大国制定各自的“国家货币战略”（Monetary Statecraft），借助其具有优势地位的货币关系，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国际货币权力运用的经典案例是美国和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博弈。1956年，当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法联军于当年10月31日入侵埃及，意图控制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在此期间，英镑危机爆发，英国向美国寻求援助。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抓住当时的有利时机，成功地迫使英国停火并从埃及撤军，从而完成了苏伊士运河的“去英国化”，结束了英国长期以来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地位。11月6日下午5时，即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一周，英国不顾法国的抗议，按照美国的要求宣布停火。当时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承认“英国没有（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余地”。

正是由于国际视角下的货币所具有的政治属性，货币因素在许多政治事件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路径取决于成员方的权力格局。大国只有使本国法币成为国际货币，并尽量扩展本国法币的使用范围，才能获得相应的国际货币权力。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哈耶克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货币流通域（sphere of circulation），即“接受某国货币作为商品和投资的计价单位的流通范围”。哈耶克认为由于货币流通域的存在，全球范围统一的货币市场被分隔。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需求受其他国家，特别是关键货币国政策的影响。与哈耶克类似，古德哈特提出虽然在货币空间内国家对其货币具有自主权，但在主权国家及货币空间之间，主权国家获得铸币税以及决定货币的能力取决于其国家权力的大小。在此基础上，张宇燕等进一步指出，某一种货币的流通范围越广，对它的需求就越大，该货币发行国获得的铸币税收入也就越丰厚。正因如此，美元和欧元之间是一种类似“零和”的博弈，它们之间暗中较力的对象就是货币流通域。欧元通过扩张欧洲债权市场，以及创立伦敦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正逐渐侵蚀着美元的流通域。因此，货币竞争的背后是国家间争夺国际货币流通域的战争。

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曾在论文中写道：“Michael Mussa每次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餐厅时，都会通过陈列着各成员国货币样本的走廊，这时他总喜欢描述他是怎样重新发现了货币经济学中最强的一条规律，即国家与货币一一对应的特性。如果欧洲的货币统一带来了政治的统一，那将是史无前例的”。

张宇燕等精辟地将货币在国际应用中的性质总结为五点。第一，货币流通域的存在分隔了统一的全球货币市场，同时也形成了国家间分隔的货币利益。第二，国际货币体系不是一个建立在纯粹市场基础上的中性体系。国际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货币域以获得各种利益。第三，货币是国家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国际货币发行国获得的利益包括铸币税，以及影响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金融资产价格，甚至影响他国的实际产出和就业等。第四，货币竞争在主权国家之间更激烈。由于国际上不存在一个高于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因此若干关键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就在不断地争夺和试图长期锁定其货币流通域，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天然的寡头垄断性和不稳定性。第五，国际货币权力竞争的关键是货币的流通域。一国的货币流通域越大，以本币计价的资产规模越大，其货币的定价权也就越大。在主权国家之间，货币竞争表现为主权国家法定货币之间的相互竞争，其中若干关键货币不断追求扩大其货币流通域，并试图垄断世界货币权力。

综上所述，如果将货币的政治逻辑及其所代表的制度安排扩展到国际层面，安德鲁等提出的国际货币权力的概念则为解释国际关键货币形成的原因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关键货币发行国的收益主要来自其所获得的铸币税收入，而“国际货币权力”的概念进一步提出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其通过货币关系对其他国家施加的影响。因此，从国际视角分析，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币在货币竞争过程中成为国际货币，必然是其政府强力推动并与其他国家博弈的结果。而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也必然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影响，国家间的冲突和博弈成为国际关键货币形成的主要推动力。正如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所总结的，私人货币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一个缩小了的全球货币竞争状态。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国家内部私人发钞行之间的竞争演变成为主权国家的货币权力机构之间的竞争。然而，由于不存在一个高于国家的最高权力主体，因此货币在国际上的竞争比在国家内部更为激烈。货币竞争的结果是若干关键货币不断争夺并试图长期锁定其货币流通域，而不是由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世界中央银行统一发行世界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