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即政治

回顾历史，国际货币发展的路径与世界权力格局演变的轨迹具有高度相关性：古巴比伦的沙克尔、波斯的德里克、希腊的四德拉克马、马其顿的斯达德、古罗马的德拉流司、伊斯兰的第纳尔、意大利的杜卡特、西班牙的塔布鲁恩、法国的利佛尔、19世纪的英镑，以及20世纪以来的美元都曾经或正在扮演着世界中心货币的角色。毫无例外，这些货币的发行国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世界霸主。

18世纪工业革命后，英国崛起成为欧洲的领导者，进而在19世纪逐渐成为世界的霸主。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首创的信用货币创造制度——传统金本位制（Classical Gold Standard）也逐渐被世界其他国家所采用。传统金本位制成为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起点。自那时起，国际货币制度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特别是在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传统金本位制→双锚金汇兑本位制→美元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本位制的发展和演变。在这段时期内，它表现得有时稳定有时又非常不稳定。近一百年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实际上也是现代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形成的过程，它的演变发生在那时，影响却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演变呢？古德哈特曾在《货币的两种定义》一文中写到，货币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现象，它的出现与市场交易成本最小化等因素无关。在货币的使用和演进过程中，国家起了核心的作用，因此“货币即权力”。

大部分人认为，货币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中的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是分析问题的关键。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的结果，是参与国际交易的各个经济行为体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行为的结果：当参与国际交易的国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而某一国没有使用时，其交易成本就变得非常高；如果参与到这个网络中，其交易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网络外部性”。根据现有理论对国际货币变化的解释，市场以效率为原则的自发选择是一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的决定条件。然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货币问题并非完全遵循市场逻辑，甚至往往与效率原则相悖。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变迁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点，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行为通常都不是理性的和以效率为主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金融史上的转折点，随着1914年战争爆发，传统金本位制结束了，从1914年至1918年的世界战争引发了大规模的货币混乱。既然此前以英镑为核心的传统金本位制已经被世界主要国家采用并曾高效运转，为什么一开战即无法维持？“一战”结束后，英镑恢复了黄金平价，其和美元与黄金以固定价格双挂钩的双锚金汇兑本位制继而被大多数国家采用。然而仅隔5年之后，在“大萧条”的冲击下，那些持有英镑的中央银行就对英镑的价值失去了信心。各国纷纷将英镑兑换成黄金。黄金储备的不断流出迫使英国于1931年9月21日宣布放弃英镑黄金本位制，这标志着新金本位时代的结束。从市场效率和理性的视角分析，当时各国应该保持克制，从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大局出发，坚持持有英镑而不是迅速将其兑换成黄金，然而事实却非如此。为了重新构建金本位崩溃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分别提出对国际货币新秩序的构想，即代表两国不同利益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分析，“凯恩斯计划”明显优于“怀特计划”。然而，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通过的结果，各方面都更接近于“怀特计划”，而与“凯恩斯计划”相距甚远。1971年，美国更是出于在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进一步巩固美元霸权和美国霸权的考虑，采取了与黄金“主动脱钩”的货币战略，世界从此进入以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对上述问题，主流经济学理论给出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其原因恐怕恰恰在于其过于强调市场逻辑和效率原则，而忽略了货币的政治属性，忽略了国家间的冲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货币这种政治属性在一国范围内体现为一种国家权力，以及一种制度安排的角色和作用。后者包括货币政策、国家实施货币权力的机关（如中央银行），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等。它在国际上则体现为国际货币权力，而这恰是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所忽略的。

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轨迹一致，20世纪也是大国兴衰与霸权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段时期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大多数参战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只有日本和美国例外，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在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作为西方世界崛起的领导者，曾主导世界长达一个多世纪。然而，尽管19世纪末欧洲依然是世界的中心，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已受到德国、美国和俄国的强势威胁。随着国际斗争不断升级，引发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欧洲时代有限冲突的世界战争，霸权更替逐渐完成。19世纪末的多极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两极世界所取代，世界新秩序已然形成。在此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适应美苏对抗的新形势。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确很短，然而世界的领导权已经从伦敦转移到华盛顿和莫斯科。此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霸权的逐渐衰落、欧洲联盟的建立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又向多极化方向演进。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观察，我们可以看出霸权国家（Hegemonic Power）的形成和其法币成为国际关键货币（Key Currency）之间的同步性，而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路径与大国兴衰的步调也是惊人的一致。因此，我们做出以下猜想：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路径与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霸权国家基于国家利益制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规则，塑造世界秩序；而这一机制反过来支持并强化霸权国家的世界领导地位。因此，国家权力和大国（Leading Powers）之间的竞争、博弈与冲突是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主要推动力，而霸权的更替更决定了国际货币制度演进的轨迹。

正如凯恩斯在其1919年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所说：“颠覆现存社会基础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这一过程调动了经济规律中所有具备破坏力的隐藏力量，同时它以一种让人无法识别的方式进行”。正是由于货币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其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希望牢牢地控制着本国货币的发行权，并且将货币的发行视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各国也在积极地扩展本国货币的流通域，并追逐着国际货币权力，借此获得全球的资源和世界秩序的主导权。的确，与市场相比，霸权国家之间围绕国际货币权力开展的博弈才是国际关键货币形成的原动力，而国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塑造者。这种博弈实际上贯穿了从传统金本位制到以美元为主导的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整个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