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政治逻辑

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又称为“国际货币制度”或“国际金融制度”。根据托马斯·迈耶（Tomas Mayer）等人在《货币、银行与经济》一书中给出的定义，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在跨越国家疆域的交易活动中，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所形成的一系列协定、规则、惯例和制度安排。它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一国的居民能够对其他国家的居民进行支付”。国际货币体系作为一种国际机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汇率是指不同国家之间货币的汇兑比率，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是指国家在不同货币之间进行兑换所采取的原则。到目前为止，曾经出现了包括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盯住汇率制度等各种不同的汇率选择机制。第二，储备资产。为了保证本国货币能够兑换其他可兑换通货，各国货币当局都持有一定的储备资产存量。它们是以容易被接受的国际交换媒介形式持有的流动资产，例如黄金、美元、欧元等。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所持有的特别提款权也构成了储备资产的一部分。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对外国货币的收入与支出之和。在汇率给定的情况下，只要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出口赚得的外汇和资本输入量刚好等于进口使用的外汇和资本输出量，就不存在对外收支的不平衡。但是，这二者往往是不相等的，这就需要国家或政府对二者的差额进行调整。

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认为，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解决包括清偿能力、调整和信心在内的三个专门问题。首先，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提供充足的货币。这一系统在为全球贸易融通资金的同时，也为调整创造方便条件，并且提供金融储备。其次，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详细制定解决各国收支不平衡的办法，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汇率调整、国内经济活动的收缩或扩张、政府严格控制进出口。最后，国际货币体系还必须防止各国储备资产出现不稳定的变动，而人们对储备货币或通货失去信心就可能成为引发这种变动的原因。

主流经济学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网络外部性的结果。当参与国际交易的国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而某一国没有使用时，其交易成本就变得非常高。如果参与到这个网络中，交易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因此一国货币一旦成为国际货币，其“先入为主”的优势会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网络外部性效应。根据网络外部性理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是市场自发决定的结果，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只能存在一种中心货币。艾肯格林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将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纽带，它的作用在于维护外汇市场的秩序与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并提供国际信贷以应对遭遇的毁灭性冲击。张明和覃东海指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当某种国际货币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后，由于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变得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旧体系就会被新体系所取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彼此之间可能互相转化，中心国家的数量也可能发生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中既可以只存在一个中心，也可以同时存在多个中心。主流经济学并非没有意识到国家权力在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中的影响。艾肯格林就提出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储备货币，也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国际货币体系经常受到一个由金融权力所构成的霸权体系支配，大国在其中秘而不宣地进行着激烈角逐。蒙代尔也曾感叹货币因素在许多政治事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货币的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演变。然而，他们更加侧重于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机制，以及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问题。艾肯格林等对传统金本位制和黄金——美元货币体系下的相关理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运转机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蒙代尔在《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四卷第五章《金本位制及其后果》，第五卷第六章《新千年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第六卷《国际货币：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对国际货币体系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与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视角不同，政治经济学更加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间的竞争是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关键。同时，他们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形成的原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张宇燕等认为由于货币具有国家权力和利益特征，因此在大国权力的角逐中，货币权力一直是与军事权力相并列的国家权力的一部分。“钱袋子”支持着大国的扩张，而后者进一步为实现更大的货币和金融利益铺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关系史同时也是一部货币主权的斗争和变迁史。大国在其中追逐其货币的国际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霸权和利益，同时又竭力排斥别的国家竞争和取代自己的位置。二战结束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是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国在国际货币问题的博弈中，考虑的并非全球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美国的政治利益。英美之间对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在战争还未结束时的1941年就已经开始酝酿，双方的目标都非常清晰和明确，都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某种国际经济秩序。最终，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美国胜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英美之间权力转移的产物。这场较量的结果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格局，并且在21世纪仍然发挥着影响力。

在寡头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成为国际关键货币发行国意味着将获得巨大的金融和经济利益。与此相比，国际关键货币发行国所需承担的成本相对有限。特别是当国际货币体系由某一种国际关键货币主导时，国际关键货币发行国与储备国的利益将被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世界各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发行国共同承担维持金融稳定的责任，这也进一步降低了国际关键货币发行国所需承担的责任和成本。由于货币所具有的权力属性和利益特征，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相对有限的风险成为大国之间争夺货币霸权的主要动力，而这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和演变的政治逻辑背后的经济冲动。货币国际化实际上是国家间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大国从其法币的国际化中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而展开的货币权力的竞争一般而言只存在于大国之间。

在这里，我们将所讨论的大国划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全球性金融大国（Leading Powers），这个层面范围最广。这些国家作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在接受货币霸权和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货币安排的同时，将国际货币体系作为国家间博弈的舞台积极参与其中。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加强，这些国家逐渐打破曾经均衡的经济与金融格局，并对原有的货币霸权提出挑战。正是这种大国间的博弈推动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并催化了世界权力格局的演变。曾经影响了20世纪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和演变的全球性金融大国主要包括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和美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十国集团”和苏联。第二个层面是霸权国家（Hegemonic Power），即在上述全球性金融大国中在经济和军事资源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的强国。这些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制定国际机制，例如二战前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根据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中的定义，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控制原料资源和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并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霸权国家并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军事上的主导者，但必须具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防止其他国家的侵犯，并阻止它们进入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笔者对霸权国家的研究主要侧重在这些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力，以及它们之间权力的转换对解释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意义。最后，在第三个层面，笔者将发展中世界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称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例如21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中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这些新兴大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实力格局，也因此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路径。

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存在一个霸权国家或霸主。霸权稳定论假设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和汇率稳定等类似经济学中所谓的公共物品。虽然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但为克服由于国际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外部性（Externality）特征，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政治市场出现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如果国际上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国家能够并且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国际体系就会维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反之，如果没有霸权国家，或者存在霸权国家但这个霸权国家却处于衰落之中，那么国际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或者发生霸权战争的后果。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对霸权稳定论提出质疑，并通过引入“国际机制”的概念指出，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了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他承认在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国家行为往往导致集体利益受损，或者即使国家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种共同利益。这些利己决策行为的总合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他进而提出为了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危机，由霸权国家通过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来主动承担并领导其他个体实现共同利益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国际机制主要的功能包括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并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并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合法性，改变国家的利益偏好，协调并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以减少不确定因素。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的这些功能对于维护霸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积极参与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机制建设（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建设）充分说明国际机制的创立和建设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完成的。

基欧汉的研究肯定了霸权国家是国际货币机制的制定者，并指出霸权国家通过建立一种根据它们的利益取向组织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机制来推动国家间的合作。同时，霸权国家也利用这一机制获得收益，并使其他国家服从其领导。即使这个霸权国家处于衰落之中，它仍然可以通过它所建立的国际机制继续实施影响力。20世纪那场发生在英美之间的“我们这个时代一次伟大的经济外交”就是英美之间围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金融、货币和贸易运行机制的安排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和谈判，其核心就是争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世界的领导权，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某种国际经济秩序。这一场“伟大的博弈”发生在英国和美国霸权转换的特殊历史时期，而双方争夺的核心就是制定未来世界运行的规则。历史的发展证明，美国最终赢得了这场角逐。美国利用其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先拆除英镑区，确立美元成为世界的主导货币，再通过建立多边自由贸易体系，逐渐瓦解英国以帝国特惠制为基础的双边贸易体系。随着英镑国际地位的衰落和帝国特惠制的终结，支撑英国繁荣的两大柱石相继坍塌，大英帝国也由此陨落。而通过这场博弈，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两个最重要的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都夺得了领导权，并建立起基于美国利益的国际规则和机制。即使在相对实力不断下降的今天，美国通过曾经建设的国际机制，以及机制维持的惯性依然保持着全球霸权国的地位。从这一视角分析，国际规则决定国家兴衰，美国实现了那场“我们这个时代一次伟大的经济外交”的初衷——重塑世界秩序，并在霸权逐步衰落的情况下依然控制着世界的运行。反观大明宝钞时代的中国，恰恰是由于缺乏这种国际机制的建立，因此在经济总量被西方超越之后，立即被边缘化，甚至被逐出了大国博弈的舞台。正如20世纪初的美国，当下的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代表也站在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构架面临改变的十字路口，在新一轮国际规则变更的过程中，中国将经受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将迎来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