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资助型基金会的独特价值和使命

前文按照基金会的背景和价值特点对其进行了分类和介绍，事实上还有一种重要的分类维度，即在民间公益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角色，按此维度公益组织可以笼统地分为资助型、专业运作型、支持型三种，有的组织会兼具某两种特质。其中，资助型类似于商业领域的投资公司，将资金“投”给其他组织，借他人之手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专业运作型则类似于商业领域的公司，它们直接面向受益人群或针对社会问题开展工作，是社会问题的直接解决者和社会服务与社会价值的直接创造者；支持型有时也称作中介型，是以前两类组织为客户，通过为其提供专业服务，诸如咨询、评估、财务、人力资源、品牌等，增强前两者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和效益。

由于资助型基金会处于资金链的上游，所以其资助的价值观、标准对民间公益组织尤其是专业运作型公益组织有独特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这里对“资助”的定义是：不依靠自己实操项目来直接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而是通过为其他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对方基于本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业务和项目模式进行社会问题的解决。南都基金会一直是资助型基金会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图1-1 南都基金会运作理念的定位

一 民间资助型基金会的重要性

中国本土的民间资助是伴随着民间公益的入场而产生的。在2008年之前，即第二个发展阶段“民起官落阶段”之前，公益主体主要是有政府背景的NGO，公益资源主要来自企业捐款，并通过捐给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最终投向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项目，为政府拾遗补阙，形成政府、政府背景基金会和企业捐赠人之间的价值链循环。在2008年后，民间公益开始蓬勃发展，基于民间公益逻辑的价值链开始产生，并出现新的角色和新的分工。因此，中国本土的资助型基金会在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创新空间。2012年，在中国3000多家基金会中，资助型基金会仅以个位计，对民间草根公益组织投入的资源不超过1%，多数基金会是自己筹款、自己做事。2015年基金会评价榜对200家NGO进行的调查显示有98家国内资助方为其提供了资助，有更多专业运作型的基金会开始增加资助型的业务，资助者数量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而这种增长首要的意义，就是其作为民间公益价值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真正的、多样化的民间公益的入场和发育，撬动了跨界资源整合中产生创新和社会效益的增加。

从几家典型的资助型基金会的案例也可以看到，定位为资助型对民间公益的投入产出效率高，其发挥的资金杠杆作用可谓“一本万利”。如南都公益基金会、敦和基金会、心平基金会，成立时就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SEE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爱佑公益慈善基金会则从专业运作型向资助型转变。以心平基金会为例，2008年成立之初，心平基金会就将儿童阅读作为核心推动的领域之一，几年下来，只有4个全职工作人员的“心平”所支持的乡村阅读领域的NGO逐步蔓延，深入乡村学校和乡村社区，通过优质阅读促进乡村儿童、乡村教育的发展，不同的公益组织也根据自身背景和优势，形成几类不同的阅读推广策略和模式，并在心平的支持下开展经验交流，使不同组织可以将理念、知识、经验有形化，可共享，可学习，可迁移。更重要的是发现、培养了更多以阅读推广为事业的人，形成了“种子”队伍，这些“种子”是衍生更多可能的基础。此外，心平基金会还为农村地区的教育局和学校购买民间公益组织的阅读推广服务提供配比资金，逐步引导政府资金的使用；推荐专业能力强的阅读推广企业的阅读推广理念、方法、服务，促进民间公益组织阅读推广专业性上的交流和提升；资助REAP开展阅读推广效果的科学影响评估等，系统性地以阅读为抓手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的儿童阅读和乡村教育。这4个全职人员通过资助撬动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非常显著，效率极高。

同时，一些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也在外部环境的呼应下进行了资助的创新、转型，体现出巨大的资源整合优势，为民间公益发展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而且对机构发展非常有利。例如，中华儿慈会成立于2009年，作为民政部主管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民间性、资助型、合作办、全透明”的亮相和运作理念令人耳目一新。它用筹来的2000多万元捐款，设立了“童缘”项目，已资助全国200多家草根儿童慈善组织的项目，同时为一批儿童慈善组织设立了专项基金，形成全国儿童慈善组织合作联盟。中华儿慈会的资源开放，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草根NGO来说是雪中送炭；反过来，数百家草根NGO对儿慈会的支持，则赋予儿慈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此类基金会还有很多，如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民间公益慈善行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生态系统，杨澜将其比喻为“热带雨林”。如果把基金会比作大树的话，它应该是热带雨林中的参天大树，有利于其他与之共生的动植物的生存和繁衍，而不是沙漠中的胡杨。

二 资助型基金会的多重社会效益

为什么做资助型会“一本万利”？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工带来的专业性和效率的提高。资助型基金会工作者，比如心平基金会的4个人的核心价值在于他们具备眼力发现有志于干事和能干事的人，给予其恰当的支持帮助把事情干好，因为有专人负责，更加专业和有效率，包括资金的运作、选、投、评估等。

第二，保证了多样性。世界需要多样性，因为世界是复杂的，问题是复杂的。资助型基金会在共同使命的指引下，可以支持多种多样的拥有不同特质、不同优势的公益组织，去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产生更多可能性。而且众多的可能性之间相互碰撞、发酵，产生更多“化学反应”。

第三，导向性，引导资金向更有效率和效益的方向流动。基金会所形成的专业性以及广泛的多样性，使基金会在进行资助时带有“促进创新”的价值和诉求。当一件事情还未产生效果、效益时由基金会来支持其探索，一旦显现出效果，形成模式，其他社会资源就可以跟上，包括政府资金投入和公众捐款等，为社会资源的投入创造更有效的出口。

总之，促进社会进步使命很难通过一家机构实现，需要与更多的伙伴协同并进。资助方更有可能成为整合者，培育多元、多样化的民间组织和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并牵头促进公益与政府、企业、学界以及公益之间的合作，实现集合的影响力，推动社会问题的多维度的、系统性的改变。

当然，由于我国民间公益发展刚刚开始，很多资助者会遇到“现实难题”，比如没有太多公益组织可以资助，已有公益组织解决问题的成效并不理想，等等。但资助者要认识到使民间的公益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成效低到成效高，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资助型基金会创造的价值之一。也因此，资助者不仅是要“解决问题”，还要“发展组织、培养人”。曾有人分享（大意如此），美国某个年代有大量的志愿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涌现出来，这些组织花了大量资金、人力用于扶贫、女权、教育等涉及社会不公的问题，起到的对问题改善和解决的作用微小，但是涌入这些事业中的人在此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训练和提升，包括对不同阶层人群的包容和同理心、理性的协商、民主生活的参与、公民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养成以及领导力的提升等，这些能力和素养的提升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是后来美国腾飞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大部分社会问题都是由人造成的，当人得到了改变，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因此，更多公益组织发育、更多人对公益行动参与，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公民素养和行动，促进社会信任，使人相信自己、相信他人，具备去创造未来的信念和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