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阿拉伯的春天？

2011年一开年，阿拉伯人民便发起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充满了愤怒的起义。这个春天是第二次“阿拉伯世界的觉醒”的开始吗？或者这些起义将陷入僵局并最终流产——就像我在《南方的觉醒》一书中所探讨的那场第一次觉醒那样？如果前一种可能性得到了证实，阿拉伯世界的前进运动就将必然成为世界范围内超越帝国资本主义的那场运动的组成部分。失败则会令阿拉伯世界继续处在它目前仰人鼻息的边缘地位，阻止它崛起成为塑造这个世界的一支积极力量。泛泛而论“阿拉伯世界”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样做忽略了在这个地区内每个国家客观条件的多样性。所以我接下来将着力讨论埃及这个国家，它被普遍认为在其所在地区的总体变革之中扮演了并且一直都在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围地带，埃及是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甚至还是在19世纪之初，远在日本和中国之前，针对埃及及其在阿拉伯马西利格地区（马西利格的意思是“东方”，即北非的东部和黎凡特地区）的近邻，穆罕默德·阿里总督就设想并实际实施了一个振兴计划。这场蓬勃开展的实验占据了19世纪三分之二的时间，直至19世纪70年代，到赫迪夫·伊斯梅尔统治的后半阶段，它才偃旗息鼓。在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视大英帝国残暴的外力入侵，它是那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武力入侵共有两次：先是1840年发动的海上攻势，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控制了赫迪夫的财政；第二次则是1882年最终的军事占领，英格兰一门心思追逐自己的目标：确保一个现代的埃及无法实现崛起。当然，埃及的那个振兴计划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它显然设想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崛起并凭借资本主义实现其崛起，这不同于埃及的第二次崛起尝试——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那个振兴计划自身的社会矛盾性，与其根本性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假设一样，无疑要对失败承担一份自己的责任。但以下的事实依然成立：正如日本那样，如果帝国主义者没有侵略埃及，那么这些矛盾性很有可能会得到克服。由于被英国打败，崛起中的埃及被迫在近40年里（1880～1920年）卑躬屈膝，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它的各项制度遭到更改，以服务于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积累模式。这种强加于它的倒退不仅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生产体系，还击垮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系统全面地强化了所有那些反动的、中世纪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从而让这个国家继续仰人鼻息。

埃及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它的精英阶层——从来都不曾接受这样的一个地位。顽强的抵制引发了第二波起义运动，这发生在接下来的约半个世纪里（1919～1967年）。事实上，我把这个时期看成斗争和重大进步运动的继续。其目的有三：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三个目标——不论其多么有限，亦不论其表述有时颇为混乱——彼此密不可分，就像现代埃及在那个时期密不可分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一样。照此观点进行解读，纳赛尔主义的系统化阶段（1955～1967年）只不过是那场始于1919～1920年革命的长期进步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

埃及那半个世纪高涨的解放斗争从一开始即强调——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的组建——政治现代化，通过（1923年）实行资产阶级形式的宪政民主（有限的君主制）和重获独立来实现政治现代化。设想中的民主就其形式而言允许逐步的世俗化（如果说它不是激进意义上的世俗化的话），其标志是把十字架和新月连接起来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在2011年1月和2月的示威游行中再次出现）。随后，“正常的”选举得到了允许，没有丝毫的问题，科普特人（埃及土生土长的基督徒）不仅可以被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所选举任职，这些人在被选上之后还可以在政府中担任高官。

在反动集团的积极支持下——这个反动集团由君主派、大地主和富农所组成——英国人竭尽全力阻止华夫脱党领导下的埃及民主进程。20世纪30年代，独裁的西德基·帕夏废除了1923年的民主宪法，这引发了其与在反帝民主斗争中担当先锋的学生运动之间的冲突。穆斯林兄弟会于1927年成立，其组建过程得到了英国使馆和埃及王室的积极支持，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后者的目的在于以此反制学生运动所造成的威胁。穆斯林兄弟会的指导思想由拉希德·里达所制定，属于“伊斯兰”教义之中瓦哈比主义的最为落后的“沙拉夫”变种，是新生的“政治性伊斯兰教”中最反动的、反民主和反社会进步的思潮。

此时，墨索里尼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世界性的战争爆发在即，这迫使伦敦向民主力量做出了一些让步。1936年，华夫脱党在吸取了教训之后，被允许重新执掌政权，英国与埃及之间的一部新条约也得以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所当然地造成了民主运动的某种中断。但早在1946年2月21日，随着工运和学运的合流，斗争的潮流日益高涨，而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运动登上舞台之后，斗争更是呈激进化之势。在英国的支持之下，埃及的反动派再次以暴力加以应对，为达成此目的，他们动员了穆斯林兄弟会，形成了西德基·帕夏的第二轮独裁统治——不过，这未能阻止这场抗议运动。1950年，选举不得不举行，华夫脱党再次执政。该党废除了1936年的条约，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发动了游击战，这些行动只是在开罗发生纵火案（1952年1月）之后才遭遇了挫败，而穆斯林兄弟会则深深地卷入了这桩案子。

1952年由“自由军官”发动的首场政变，更主要的是1954年纳赛尔借此上位的第二场叛乱，在一些人看来令此前不断进行的斗争运动达到了顶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导致了这场斗争的终结。纳赛尔主义抛弃了以上所提及的埃及觉醒观，它所提出的意识形态主张完全抹杀了1919～1952年的全部历史，其目的在于将“埃及革命”的开始推至1952年7月。在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谴责了这种主张，认为1952年和1954年的那两场政变旨在终结民主化运动的激进性。他们的分析没有错，因为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之后，纳赛尔主义仅有反帝斗争之形而无其实。纳赛尔主义随即贡献出了它所能付出的一切：一种绝对反帝的国际姿态（与泛阿拉伯运动和泛非运动有关）和某些进步的（却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这一切均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非但没有实行民主（普通民众被剥夺了自我组织的所有权利），甚至还废除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这招致政治性伊斯兰教前来填补由此而形成的真空。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1955～1965年），纳赛尔主义的斗争便耗尽了其进步的潜能。这为自此以后都将由美国领头的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机会，即操纵其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工具——以色列，从而实现分化瓦解这场运动的目的。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败北，这标志着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这场社会潮流的终结。其退潮的始作俑者即为纳赛尔本人，是他选择了向右派让步的道路（“开放”当然是向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而没有坚持学生运动（在纳赛尔死前及死后不久，学生运动在1970年曾短暂地占据了舞台）等各方所呼吁的激进化斗争。其继任者萨达特强化并扩大了这种“向右转”，而且他把穆斯林兄弟会纳入了他新的专制体系之中。穆巴拉克则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

接下来的倒退持续了几乎又是半个世纪。埃及屈服于这种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需要和美国的战略要求，在地区和全球政治中完全不再作为一个活跃的因素存在。在其所在的地区，美国的主要盟国沙特和以色列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埃及和海湾国家的默许下，以色列随即得以不断扩大其对巴勒斯坦被占地区的殖民化进程。

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建立起了一套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套制度虽然遭受了批评，但它至少统一而连贯。纳赛尔认准了工业化是摆脱殖民性的国际分工——在这样的分工下，埃及被迫接受棉花出口国的角色——的出路所在。他所实施的制度维护了这样的一种收入分配体系——既有利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又不会造成普通民众的赤贫化。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则肢解了埃及的这个生产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毫无章法的制度，它完全建立在企业的营利性基础之上，而这些企业大多不过是帝国主义垄断企业的分包商而已。其所宣称的高经济增长率虽被高度赞扬了30年，但实际上并无一点意义。埃及的增长极为脆弱。不仅如此，这样的增长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还带来了令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饱受痛苦的高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爆炸可谓一触即发。而后爆炸发生了。

表面看来的“政权稳定”虽为希拉里·克林顿等美国历届政府官员所吹捧，其基础却是一支由120万人所组成的庞大的警察队伍（军队的人数只有区区50万），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每天进行犯罪活动。帝国主义强国宣称这个政权正在“保护”埃及不受伊斯兰教的威胁，但这只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事实上，这个政权让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控制了教育、司法和主要的媒体（尤其是电视），从而将它们完全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之中。唯一被允许的公开场合的演讲在沙拉夫教派的清真寺里进行，这让伊斯兰分子能够抨击政府，从而看起来好像是产生了“反对派”。美国政界人士的言论完全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因而呈现虚伪的两面性（在这方面，奥巴马并不亚于布什）。华盛顿在事实上支持政治性伊斯兰教，这摧毁了埃及社会直面现代世界挑战的能力（造成了教育和科研的灾难性的衰落），与此同时，华盛顿偶尔也会谴责这个教派的“滥权”（比如说针对科普特人的暗杀行动），这让它可以将自己的军事干预合法化为其所自称的“反恐战争”。只要这个政权手中还握有一个安全阀，即穷人和中产阶级工人大规模前往石油生产国务工，它就仍能显得“宽容大度”。随着这个安全阀的失去（亚洲的务工者取代了阿拉伯国家的务工者），反对这个政权的各种运动随即获得了复兴。2007年的工人大罢工（过去50年里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最大的罢工），受农业资本剥削威胁的小农所发起的顽强的抵制运动，还有中产阶级人士当中民主抗议团体（例如“受够了”和“四月六日”运动）的形成，都预示着爆炸的不可避免——埃及人期待着爆炸的发生，外国观察者却深感震惊。解放斗争的大潮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分析其发展的方向和机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