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各地区间的贸易

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不仅如此，即便它在王朝更替期间战乱频发，它的发展也一直是最为持续的。

中国的人口在当代开始之时是7000万（约占当时世界上2.5亿人口的28%）。随后其人口不断增加，1700年时达到了2亿（约占当时世界上6.8亿估计人口的28%）。1700～1800年间，中国的人口加速增长至3.3亿，约占世界上9.5亿估计人口的35%。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它在各个方面始终都是最为发达的地区。它拥有最高的人均农业生产率，最多数量的城镇，其管理者受过教育，其工匠手艺高超，所以它被所有的人都视为“样板”。18世纪欧洲人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处于辉煌的巅峰，欧洲人力图效仿这个国家（参见艾田蒲《中国之欧洲》）。早在这之前，中东各地的人们就已经知道了它拥有无穷的财富和权力（参见穆罕默德先知的圣训：“去中国寻找科学”）。

在此期间，中国自始至终都与中东这个中心（先是希腊化的、然后是拜占庭人和伊斯兰阿拉伯人的、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中东）保持着紧密、持续和深入的联系。

印度是中国之后第二个人类聚居和人类文明的中心。它很早就实现了起飞，当时还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换言之，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崛起同时，而印度人所创造的文明与这两个文明之间可能也有着联系。同中国一样，但与中东截然相反，印度文明从其起源直至公元1700年一直充满活力。在当代开始之时，印度的人口有4500万，1700年则达到了2亿（同中国当时的人口一样多）。但从那时起，印度步入了危机，1800年在2亿左右的人口上原地踏步，只是后来进入19世纪才赶了上来。印度次大陆今天依然是中国之后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但印度的历史比中国的更加动荡。它频繁地受到入侵（总是来自西面），统一难以达成（直至古代的孔雀王朝时代，即我们所考察的时代开始之时，统一才得以实现）。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在对外贸易方面它不如中国开放。它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中东，或者是沿着伊朗和阿富汗这条陆上通道，或者途经海上进行贸易。至于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直到公元600～1000年印度信奉了印度教之后才变得重要起来，在那个时候，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完成了其伊斯兰化，中国也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渗透。

中东这个中心的历史演变同中国大不相同。公元前200年，其人口同中国相同（5000万），其总体的发展水平很可能也与中国相当。但到了当代（公元后），在较为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地区（希腊和安纳托利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内的人口只有3500万，如果加上意大利和马西利格地区——它们构成了这个地区通过罗马帝国向西的延伸——那么人口是5000万（中国的人口却有7000万）。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东这个中心地区（拜占庭加上穆斯林王朝）的人口增长相对停滞。奥斯曼帝国自1500年起的继承者——波斯帝国和土耳其人在中亚建立的酋长国和可汗国——的人口几乎从来没有达到过5000万，而1700年中国的人口是2亿，印度的人口也差不多。中东的相对地位自当代以来就几乎一直处于下降之中，虽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短暂辉煌的时刻，虽然也曾有过重塑其地位的努力（在查士丁尼时代，在阿拔斯王朝的头两个世纪里）。

与此相反，在较为久远的时代，中东在世界上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在公元前2000年里，它的人口可能占世界人口（这段时间里，世界人口从1亿缓慢增至2.5亿）的30%，而不是当代开始之时的18%和1700年的7%。古埃及的人口曾经超过1000万，但到1800年已经跌到了只有200万，只是在当代的20世纪，它的人口才恢复到法老时代的水平。此处不是分析中东为何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早衰之象，但应该指出的是，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入侵给中亚、伊朗和伊拉克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全球文明的摇篮之一变成了一片荒漠。俄国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部地区是这场浩劫的主要受害者，中国在抵御入侵方面的能力则要强得多。不过，不变的事实是：自当代开始以来，中东这个中心的活力无法再同中国相比。

正因如此，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在古代相对较为密切，之后即逐渐减少。中国随之加强了与朝鲜和日本、越南、东南亚以及最后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先是走蒙古通道（13世纪），然后是途经海上航线（在现代）。

中东的相对停滞意味着到了公元1300～1500年，在将两个地区的人口增长因素考虑进去之后，这个地区所产生的财富盈余几乎不到中国的1/3，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从公元前500年起）开始之时，这两个地区在这方面则是旗鼓相当。不过，中东地位的下降部分地被其地理位置优势所抵消，这是因为它作为贸易枢纽，在前现代时期几乎所有的跨洲贸易中，是一个必经的中转站。中东的经济因此变得商业化，由于存在着过境商业，其外贸交易量也出现了显著的相对增长。

尽管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相对而言出现了下滑，但在前现代世界的地区间关系体系当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重要。商品、技术、意识形态和宗教通过中东进行交流，这让中国最先进的科技得以传播开来，尤其是传播到了欧洲。亘古不变的丝绸之路经过甘肃走廊，穿越天山山脉南麓，绕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或者向北（途经哈密、阿克苏和喀什），或者向南（途经浩罕和喀什），然后经过原苏联的中亚地区的南部（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希瓦），最后到达波斯。

这条至关重要的大通道亘古不变，解释了几个舍此即无法加以说明的现象，例如来自中东的宗教早期的深入渗透：基督教中的景教，还有摩尼教，而在祆教之后（往往被忘记的一点是中亚比德国的部落更早信奉基督教）则是伊斯兰教（它马上在这个地区——花剌子模——深深扎下了根）和佛教（在印度）。这个过程伴随着当地人早期的定居：从9世纪开始，塔里木盆地及周边诸绿洲的居民就已经完全定居了下来。这条大通道上点缀着大型的商业城镇和思想活动的中心，周围则环绕着密集灌溉的农业区。

由此就可以理解前现代的地缘战略冲突为什么主要是针对这条通道的控制权展开的。中国和中东各自所控制的区域之间的军事边界一直非常固定，大致处于中国当今的边界上。

以上关于中东的论述仍然主要适用于“中亚”地区。它作为前现代世界里几个主要中心之间的必经通道，尤其是发挥了把中国与中东联结起来的作用。中亚地区的人口一直稀少，因此其所生产的财富盈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西突厥斯坦的中部地区，在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水道周围，某些时代确实经历了辉煌的发展。途经这个地区的贸易往来相当频繁。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中亚更多地从这种转口贸易中获利，其贸易值中的一部分被留在了这个地方，具体数额当然无从精确估计，但肯定不能忽略不计。

避免针对这个地区做出过多总结因此颇为重要，因为这里的居民群体从来都不是由同一个种族的人所组成，也不能把他们简单地归于游牧民族。事实上，中亚基本上可以由天山山脉一分为二，南部地区是真正的丝绸之路，而在至少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关系密切的东西方关系中，北部地区仅仅处于边缘地带。

中亚的南部地区本身可以很方便地划分成三个彼此差异显著的次级区域：中国的新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以南地区和阿富汗。穿越中亚、反映了中国与中东之间商业往来的商队总是走途经新疆及锡尔河和阿姆河河谷的同一条道路。这条路的其他一些走法，即为避开位于这条路南面或北面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而选择走准噶尔盆地，或者是走前往费尔干纳盆地的那些关隘，全都坐落在我们所正在考察的这片狭长区域之内。这个中亚南部地区的东面部分（新疆）异常干旱，只有几个散落的绿洲，所以人们无法在此密集定居，除非是在绿洲城镇可由附近经过灌溉的小块良田或者途经此处的长途商队提供物资补给。由于这个地区的社会构成主要是游牧民，所以这从来都不是问题。城市商业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其赖以生存的东西方关系，城市里的商业是无法存在的。

这种客观上的依赖性绝没有限制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及其文明的灿烂，其特点是当地很早即形成定居（最迟至9世纪即已完全定居），在开放的城市中心形成了文化生活（很轻松即采纳了各种先进的、通行的宗教形式，如景教、摩尼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高山形成的阻隔将新疆与突厥斯坦西部分割开来，高山西面的地理条件允许人们在大草原上更多进行游牧，或者围绕着锡尔河和阿姆河开展灌溉农业。这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是伊朗高原和阿富汗内陆的延伸，它是定居民（农民和城市居民）与游牧民之间最佳的交会地。在变幻无常的历史长河中，这个地区的社会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有时是市民和商人（他们依赖于灌溉农业），有时是游牧民。显然，如果是前者，东西方之间的商业交往会更多为其所推动，而如果是后者，则更多受到阻碍。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对于东西方贸易来说是个有利的因素。

阿富汗在这个地区体系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印度一直与中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除了海上的那条航线，它还途经通过阿富汗北部山区的陆上通道，由此在阿姆河同中国与中东之间的那条通道会合。在这里，由于三方之间的这种接触（中东、印度和中国），文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呈现了一种特别有趣的融合性（比如说贵霜国）。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也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从而避开了喜马拉雅山和西藏这两处无法通行的天堑，从西面绕道而行。这是佛教传播所走的路线。

亚洲内陆的北半部分大致对应今天的蒙古（位于天山以北）和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位于咸海及锡尔河和阿姆河河谷以北），这片大草原一路无所阻挡地一直延伸到中欧，向北到达里海和黑海。这个地区在东西方关系中仅仅起着次要的作用，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欧洲迟至公元1000年才开始发展；二是暴烈的游牧民族统治着这片大草原。北面的这条道路只是在欧洲大发展的短暂时期内才有人行走，具体到时间，是从12世纪到16世纪（欧洲对海上航线开始进行开拓），这段时间对应成吉思汗对这整片地区的征服。

这片地区的主要社会成分与其南半部分的主导社会成分不同。由于游牧民在数量上占优，这里的贸易交往相对薄弱，无法与真正的丝绸之路沿线的情况相比。蒙古仍然没有任何重要的城镇，甚至在成吉思汗时期，其首都也只是个可能仅有5000个居民的商业小镇。因为主要的东西方贸易通道不途经这里，这个地区根本就没有像中亚南部地区那里一样的市镇。不仅如此，中国与天山以北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之间的贸易极其有限，几乎仅限于马匹和兽皮的进口。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可汗国垮台之后，中国的清政府控制了此地的贸易，建立起了游牧民族、佛教和中国商人之间新的联系。与此同时，俄国的扩张引发了其与中国之间为实现地缘政治上的控制而产生的新冲突。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世界——的俄罗斯并不处于资本主义欧洲的心脏地带，它只是个贫穷的半外围地区。因此，它的对外贸易仅有次等的重要性。

在前面讨论蒙古的社会构成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佛教，这涉及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佛教在亚洲文明中心地区的失败需要一提：在其发源地印度和中国，印度教和儒教很快复苏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样，在丝绸之路沿线，伊斯兰教也确立了其优势。不过，在西藏和蒙古这两个中亚体系的边缘地区，佛教则确立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前面已经提到，蒙古以西的北亚内陆地区依然没有明确的边界，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俄国南部在内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个地方，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入侵者都改信了伊斯兰教（但由于很迟才皈依，所以并没有在文化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他们与同样具有侵略倾向的俄国人发生了冲突。

直至很晚的时候，即在公元1000年之后，欧洲才参与到这个前现代体系的总体发展之中。在此之前，它一直是片落后而野蛮的外围地带。

当前时代开启之时，包括意大利的人口在内，欧洲的人口有3000万左右（占世界人口的8%，不到中国人口的30%，不到印度人口的50%），其中的一半住在意大利和由高卢人所控制的土地上。欧洲的大发展出现得很晚，原因在于直到公元1000年，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几乎没有超过3000万人居住于此。但在公元1000年到1350年之间，其人口增至8000万（占当时世界上4.4亿估计人口的18%），不过在1400年又跌到了6000万（由于黑死病的原因）。后来又出现了人口增长，1700年时达到了1.2亿（占世界上9.5亿估计人口中的13%）。欧洲人口的迅猛增长随即开始，19世纪的人口则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公元1000年以前，欧洲的农业生产率远低于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文明发达地区，在欧洲大陆上也没有形成什么城镇。不过，从那时起的大发展非常迅猛，两个世纪之后，欧洲大地上已遍布活跃的市镇和高耸的纪念碑，这显示了欧洲的农业所创造的盈余有了多么大的增长。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结束于1492年，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欧洲在这一年开始了其世界霸权征程，而在此前的2～3个世纪里，欧洲大陆成了一个孕育之中的新中心，其权重为中国的一半。如果我们接受欧洲与中东的农业生产率和城镇化程度相同这个非常有可能的假设，那么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权重已经是中东的2～3倍。这同此前15个世纪里的情况截然不同，那时的欧洲因为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产生大量的盈余，所以它在世界体系当中几乎无足轻重。

欧洲的贸易大多同中东进行，虽然其进口的商品很多都来自更远的地方，即中国和印度，只是途经中东进行转口。但在13世纪，欧洲与中国首次途经蒙古的领土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中东因此被排除在外。成吉思汗的征服行动事实上恰好与欧洲的大发展同时发生，而欧洲在经历了这轮大发展之后，很快就赶上了由东方的三个中心地带所构成的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区。因此，尽管这条蒙古通道使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不到一个世纪，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量却相当大。从公元1500年开始，海上航线取代了古老的陆上通道。对成吉思汗征服行动的评价被那些探索发现了中国的欧洲人所扭曲。居于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始终都是欧洲中心论的那套话语体系——对蒙古帝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因为它确立了东西方之间的一条联系纽带，而事实上这样的一条联系纽带早已存在了很长时间，只是欧洲人对此并不知晓而已。事实上，由于欧洲人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征服行动的负面后果一直被低估了：其征服行动给中国的北方、中亚的西南部、伊朗、伊拉克和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令古时候这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陷入了贫穷的境地。总体而言，如果以整个的东西方贸易为着眼点，那么蒙古征服行动的消极意义大于其积极意义。

甚至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时期的最后几个世纪里，在古代体系中处于外围地带的欧洲仍然很落后。欧洲的对外贸易实际上一直赤字严重，这是因为它并没有很多的产品可以出口，同时它又从东方进口奢侈品和技术，以致它只能通过出口贵金属来弥补其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