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当代困境与出路
陈慧平
【内容提要】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时代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固有的哲学模式和观念也需要在反思中更新换代，否则，它将在现实面前失语，无法承担解释、指导现实的功能。从困境上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囿于概念的牢笼，看不见鲜活的现实，同时认识不到自身隐藏着的自然力，被本能、传统文化和道德所束缚。从出路上看，哲学应着力更新人的自我认识，提升人文精神的层次，改造人文目的论。
【关键词】哲学困境 主体形而上学 自然科学 人文精神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是这一“精华”在时代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光彩。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提出“消灭哲学”的命题。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比作“捕蝇瓶中的苍蝇”，德里达等人致力于“终结哲学”，当代物理学家霍金则明确表态“哲学已死”。本来，哲学的天职是给人以智慧，用深刻的理性澄清盲目和错误的观念，这是哲学产生的初衷，它相当于人类的思想医生。问题在于，医生也可能生病，这正是当代哲学的尴尬之处，如果它缺乏自我反思和批判意识，意识不到自身有病（有问题）的事实，继续充当医生，它的角色就会类似于庸医，一方面，它拿不出对社会有用的东西，但仍然不甘于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它不得不为生存与发展而自我神化，卖力地兜售自欺欺人的无用药品。遗憾的是，这一形象正是今天陷入困境而不自知的哲学的形象。
对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说，上述形象无疑令人沮丧。然而，只要人类历史没有终结，所有的危机都是转机，哲学领域也不例外，出路还是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是变动的，真理与其说是某些既定观念，不如说是整体的存在过程。有局限的错误思想在人类整体历史进程中有它产生的必然性，但它终将被超越。从地心说到日心说是如此，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如此。任何世界观都是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对旧世界观的超越也要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和新实践中汲取力量，并从这种力量出发，重新理解人自身，重新在思想中把握时代，以避免不断“转向”又不断回归主体形而上学的恶性循环。
一 当代哲学的两大困境
柏拉图通过洞穴寓言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由于终生被困在洞穴中，一群囚犯把洞中摇曳闪烁的阴影当作唯一真实的存在。从本质上看，人类与洞穴中的囚徒类似，虽然普遍而盛行的思维模式并不正确，但大多数人意识不到，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阿多诺的话说，“在错误中没有正确”。就像一个本身有问题的计算机程序，无论做怎样的修改，它都遵循自身的固有规则，修改的结果始终跳不出错误程序。概括起来，当代哲学思考中无意识的“错误程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囿于概念的牢笼，看不见鲜活的现实
人是以概念为中介去认识世界的。但在认识论方面人们往往会产生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认为现实就是人们直接看到的一切，所谓眼见为实，就好像人的眼睛是一面镜子，可以一览无余地映射出外部世界。这几乎成了常识，但这是有问题的，事实并非如此。在宇宙大爆炸之初，在时间的奇点处，物质、能量、意识是一体的，即使后来分化了，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过漫长的演化，人类作为意识的载体发展出一套概念系统，物质和意识的二元对立也由此被制造出来（唯物主义并不是像认为世界是物质的那么简单，二元化的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真正的唯物主义是用动态的眼光看世界，坚持物质、意识、能量的浑然一体性。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键是把人摆在何处）。关于人脑从来不是空无一物的镜子，康德的认识论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证明。在康德的认识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人脑中的认知图式不是先验的，而是千百年进化和世世代代实践的结晶。由于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双重过程，一个新生儿的头脑也不是白纸一张，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儿童并不需要刻意学习就能掌握母语。
总之，无论个体，还是人类整体都是透过概念去看世界，头脑中的概念框架影响和制约人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鲁迅说过，同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从小到大，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概念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的认识筛选教育，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接受哪些、拒绝哪些已经顽固地建立起来。哲学领域相应地也是一样。人类就像爱丁顿故事中那个捕鱼的人，他说“我的渔网所网不到的就不是鱼”，只是人类甚至意识不到他在这样做。
由于对概念的来源缺乏反思，对概念的优越性缺乏自省，在哲学的话语系统中，支撑着概念的活生生的客观现实反而成为次要的。囿于概念的牢笼，进入人们头脑中的现实可能是僵化的非现实，比如我们曾经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这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囿于概念的牢笼，任何预定的哲学前提都是片面的，就像把晚餐简单地定义为烤肉，谁不吃烤肉就说人家没吃晚餐一样。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成功也被说成是不对的，因为它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理念，也不符合资本主义理念。概念牢笼的荒谬之处是它隐含着这样一个本末倒置的结论：现实和实践是错的，概念和理论才是对的。
由于囿于概念的牢笼，人文学者所看见的现实更多地是处于生活表层的现象，比如不公正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刺激着人们感觉神经的“显象”。囿于概念的牢笼，人类前进道路上新出现的大量鲜活现实根本进入不了哲学的思考范围。以宏观领域为例，20世纪以来，融合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宇宙学从整体的角度探讨了宇宙的时空本质、运动和演化。在量子力学、亚原子物理学、相对论物理学相结合的过程中，宇宙膨胀现象不断得到确证，整个宇宙及其组成部分不是存在着，而是运动着。超弦理论和各种场论的提出，暗物质、暗能量的探索，以及伽马射线、黑洞、引力波等的发现，从细节上补充了宇宙万物从有序到无序、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图景，量子引力学则进一步把“运动”扩展到宇宙时空的方方面面，并潜在地波及宇宙中的物质系统、社会系统和信息系统。生物进化论的最终依据不在生物本身，甚至不在地球上，而在宇宙中。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从产生之时起就处于进化，或者说运动之“力”的弥漫状态，弥漫过程本身就是复杂性的体现。其中，有序与无序交替运行。长久以来人们头脑中理所当然的世界，或者说牛顿力学中的稳定时空，只是在这个动态而浩瀚宇宙中运动和穿行的一隅。
还有许多新现象与事物也进入不了哲学的视野之内。以2016年人类社会新发生的几件大事为例：基因编辑技术获得批准，虚拟现实产业发生重大量变，“阿尔法围棋”4比1大胜一流棋手李世石九段，人类发射的火箭在海上回收成功……这些新事物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虽然不是直接的，却是间接而深远的，但是它超出了哲学的狭隘概念框架，也就无法从哲学上获得应有的理解和地位。
囿于概念牢笼中的哲学研究隐藏着万变不离其宗的问题式：人类作为独立于自然的意志主体为什么会被物化、异化？人类怎样才能获得解放，建立一个如人所愿的理想社会？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在于，它的思辨是不彻底的，它假定知道了人是什么，也假定知道了人的去向，哲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从A到B的道路。从这个思维框架出发，不但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柏拉图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从这个思维框架出发，对现实进行外部反思和道义批判便成为学术的唯一选择；从这个思维框架出发的结果难免用理论去剪裁现实，对新现象、新事物及其意义视而不见。
如果跳出概念的牢笼，我们不难发现，世界是变动着的、不确定的过程，人是未完成的存在，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式应该是：人类在天地中是怎样一种存在？它将去往何处？在这个问题式中，人自身及其前途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开放的，我们不能事先假定已经知道了人及其去向是什么，相反，它们仍然是有待探讨的问题。如果说，自然宇宙中的所有存在物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如果说，在整体存在中，人是后来者，是被产生的过渡性存在物，大自然不会在产生出人以后，就不再向前发展了，那么，现在我们有理由推测，人类之后会出现什么，其天机蕴藏在科学技术中，它超出了任何从人本身出发所设想的乌托邦。从这个思维框架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看见和了解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新事物及其意义，才会发现我们的时代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时代。
（二）认识不到内部隐藏着的自然力，被本能、传统文化和道德所束缚
除了陷入概念的牢笼，当代哲学的困境还表现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识不到他的思想中并不都是理性的东西，其中也有非理性的、盲目的自然因素。无论是求生存的理性，还是求发展的理性，抑或求自由、平等和解放的理性，都不是与自然无关的、纯粹人性化的、神圣化的东西，而是以文化和语言形式呈现出的“自然力”（或者说“权力”）。哲学家的思想也建立在与环境互动的自然躯体上，他的心理和意识活动也是一种广义的驱力性自然现象，但由于被文化所遮蔽，人往往并不了解自身所承载的自然力量。
在自然力量作用下，人会不自觉地产生自我持存、自我推崇的心理，思想者也不例外，如果对这种自然心理、权力追求缺乏警惕，他的理性会转变为非理性，就会固执教条而虚幻的观念而又不自知。比如，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主义者把极权主义、高压和恐怖的种子带入了革命。又如，资产阶级理性是通过否定旧秩序而建立起自身的权威，来推动社会发展的，然而，一旦建立起来，它的理性就不仅仅限于推动社会发展，还增加了维护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权力欲望。尼采的系谱学挖掘了人的理性和道德的并不神圣的自然起源，关于自然力驱使的权力，福柯后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结论是，没有纯粹理性认识，任何认识都被权力所驱使，被权力所渗透。权力意识无所不在，就像社会的毛细血管，但人们又意识不到，这正是大自然或者说权力的运行机制。
哲学中非理性的自然因素，可以在人类物种前精神的动物史中找到根源。我们的原始先人为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不得不想方设法征服外部世界，不得不具有攻击性，不得不发展出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在长期的演化中，这些自然因素不断转化为文化因素。谜米学（Memetics）展示出文化的进步受到基因自私性所牵绊的复杂性。即使深刻的哲学体系也往往伴随着不自觉的自然因素，表现为不宽容不同思想的偏执，所谓坚持一种理论立场，有时不过是把非理性的权力意志力扩展到理论领域。同时它又受本能驱使，用概念去囊括万物，壮大自身，在它的追求概念扩张的过程中，概念之外的现实生活被推得越来越远。
哲学中非理性的自然力也表现在顽固地维护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狭隘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曾被后继者出于道德立场加以篡改，最终导致了教条主义的出现。人们之所以要把哲学安放到一个服从于道德思维的位置，哲学本身之所以不自觉地在传统道德划定的圈子内活动，无非人性中的自我保存、自我扩张的自然意志力在起作用。从历史上看，真理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会遭到人类不自觉的、自尊自恋的本能心理的抵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布鲁诺、伽利略为了破除地心说会付出死亡和监禁的代价。
二 哲学摆脱困境的两条路径
要摆脱哲学的困境，真正地进行理论创新有两道关卡是必须跨越的。这一点对东、西方都是一样的。它的好处是，这意味着我们与西方在思想创新上实际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就看谁先跨越；坏处是，我们没有多少现成的理论资源可以借鉴，只能独自在险峻的小路上攀登。
（一）“人，认识你自己”
马克思说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人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人，认识你自己”，这是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古老，却历久弥新。其实造成哲学困境的核心不在于哲学，它的问题隐藏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中，是人对自身的认识不足，这是人类思想的一大盲点，在20世纪的哲学反思中被称为“主体形而上学”，这个盲点从轴心时代到现在一直没有根本改观。要命的是，这个盲点还是我们进行判断、进行理论思考的前提。有句话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未经审视前提的思想是有问题、无价值的，因为它已经严重地制约人类眼界的扩展和思想的创新。
人是什么？迄今为止的人学结论虽然各种各样，但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传统人类学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建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其影响深远，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当代人的思想行为中。囊括不同地域、历经不同时代的传统人类学中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生命体——人。这一设定意味着人的存在是超时空的。事实上，人的存在已经被神圣化，已经成为一切人文观念最根本的基础，有生命的个体是需求、利益、权利等的基本单位，许多重要的人文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也都是以个体生命为基础直接或间接地引申出来的，全世界的人因为属于同一物种在价值诉求上有某些共性。这也是普世价值的基础，普世价值在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别的，正是它的深层基础和前提设定存在问题，从有问题的前提出发，无论是世界观还是价值观都迟早会面临困境。当基因技术把人的起源与自然演化重新联系起来，当人体干细胞技术已经使人能通过技术手段被制造出来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传统人类学端给我们的现成答案了。可以肯定的是，人并非自然界的最终目的，人并非我们头脑中那个固定的、理性的、高高在上的存在物。在变动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存在物是固定和完备的，人也不例外，人的身体与人性都有变化的可能，它们不是固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主体形而上学是一道复杂的人类学光谱，涵盖前现代、现代和当代，它的核心是把人当作行动、意义、历史的起因和唯一决定力量，并在日积月累中成为“常识”。当我们把主体形而上学当作贬义词去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就处在主体形而上学的牢笼中。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唯一能说出“我”的动物，语言和主体逻辑的普遍性奠定了我们人类对外部世界虚幻的优先意识，也导致主体形而上学的顽固性，表现为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忘却了自己的来源和处境，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神性的人、理性的人、感性的人一旦被从自然和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就都成为“先验的人”。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继续贯彻着哥白尼和布鲁诺的路线，人类中心说的观念，人在宇宙中享有特权的观念，正在遭到瓦解。如果我们从历史和现实，而不是从观念中去寻找“人”，便会发现人作为主体并不是固定的理性存在者，相反，他是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中介，他始终以实践中介的方式而存在，始终处于与时代的互动过程中，他对自身的理解也因此需要修正和深化，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无法完全摆脱自然本能
通常认为，人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体，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社会属性成为人的本质属性，自然属性成为次要的，隶属于社会属性，被理性所支配。然而，这种观念只说出了部分道理，总体上是有偏差的，它对自然属性与自然本身的理解过于狭隘，并因此不自觉地颠倒了存在秩序。人类社会不是开天辟地就存在的，自然及其演化是它的基础，宇宙学、生物学、人类学的最新发展无不表明这一点，由于统一于原初粒子，万事万物都有着共同的规律，比如，从混沌中创造秩序的规律，不仅自然和社会如此，人体也如此，人作为受自然力量驱动的存在物，也能够在它的自身内部及周边环境中创造秩序。可以说，物质自然界并非与社会、意识相对的僵死的存在，而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是万事万物的母体，它从来就没有从社会和人类自身中退出过，毋宁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自然演化的展现，人类及其社会隶属于动态的自然，而非相反，自然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由于自然的驱力作用，人在本质上就是不完满的，它是一个内在有限性的代名词，是权力的施行者与接受者，是自然和历史运行所需要的中介物。由于自然的驱力作用，人成为能量和权力的载体，也成为作用于客体的主体，并因此具有两面性，在成就伟大功业的同时，背负着挥之不去的恶的阴影。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恶证伪了康德把自然与理性二分的道德观。其实康德的“绝对命令”本身也受自然能量的驱使，是特定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自大这种驱力的自然本能。E．诺依曼的《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揭示出，任何人的心理都有阴影部分，但主体形而上学的虚幻尊严却使人们对自己的阴影采取回避态度，而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通过谴责、迫害别人来发泄自己的负能量，这就是替罪羊心理学。
2．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只是世界运行功能的中介
如果说人类不是开天辟地就存在的，而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精神属性——理性和自由意志等同样不是独立于自然界的。一个抽象的、超然地用理性把握外界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总是自然、历史和社会现实中的人，人总是在各种情境中从事各种活动，他不仅有理性，还有喜怒哀乐，这些喜怒哀乐会影响他的认识。关于世界的认识也并不是头脑呈现之物的集合，而是人与世界交互作用的实践的产物，正确的世界观必然也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而不是个体纯粹理性思考的结果。进而言之，无论理性多发达，它都是物质自然界运行的中介，自然借着一种绝对而不可控制的必然性，不但决定我们要呼吸和感觉，而且也决定我们要进行判断。举例来说，婚姻制度也是人适应环境的行动而非人之理性设计的结果，它不是出自哪个天才的头脑，而是来自众多社会个体反复博弈，不断选择的过程，是世世代代的经验产物。近年来，神经生物学家用磁共振成像进行了简单的意志运行实验，结果表明被哲学谈论了数千年的自由意志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大脑运动首先开始无意识运转，内侧额叶皮层能够将某种决定以信号的形式发出，意识和意志是后来参与进来的，然后，一个动作或行动得以完成。美国科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一个人在每一刻的思想、意图和努力的出现，都是由他没有意识到的原因所引起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出现都有深层原因——基因、童年经历等，这些原因不是个体所能左右的。对这两方面事实的无知使人们产生道德错觉。把理性和自由意志绝对化是道德错觉的突出表现，如果以此为出发点追求形而上学式的社会理想，其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
3．人是被塑造的
我们不是我们既定的样子，而是对自身加以塑造的结果，正是由于作用于身体的不同的社会历史过程，主体才被打上了阶级、种族、性别等烙印。身体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行动系统，也就是说，它是应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体。如果环境改变了，那么身体要么适应并转化，要么就不再存在。20世纪初，人们担心未来会生活在技术和制度的铁笼中，主体会精神悲苦、痛不欲生，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适应客体、转变自身是主体的一个基本能力。在高科技时代，人更是处于被塑造的过程中，例如，受教育的和互联网化的人类正在成为一种新型主体。此外，科技实践还为人类带来了非人格化的社会发展主体，如系列电信技术、金融产品，乃至智能机、基因组，人们不但不能凭意愿取消它们，而且要适应它们，因为它们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推动力量，成为一种“非人格化社会发展主体”。正在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人类将第一次让技术工具嵌入身体中，有专家预计，到21世纪中叶，量子化神经植入将扩展人类的知识和思考能力，并且向一种复合的人－机关系过渡。
（二）提升人文精神的层次，改造人文目的论
要突破哲学困境，实现理论创新，哲学就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大前提，必须重新理解人自身。但这里存在两个需要正视的难点：一是对人的重新理解，意味着轴心时代以人的生物性存在为中轴所编织出来的价值体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类的精神家园面临被摧毁重建的可能，在新旧更替的历史时期，虚无主义可能会乘虚而入；二是人类已经适应了原来的生存模式和意义空间，尽管有局限性，尽管面临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但是思想惯性以及自我保存的本能和自尊可能会使人们不自觉地去紧紧抓住已经获得的一切，人们可能不愿意离开已经习惯了的舒适地带，可能会拒绝接受真相，拒绝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这两点表明，要突破哲学困境，首先就要知难而进，正视虚无主义，勇于摧毁不合时宜的“精神家园”，进行彻底的“解构”。其次，要积极充当新价值观的助产士，构建全新的“形而上学”。仅仅解构一个虚幻的人还不行，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消解了原来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一切，虽然离真理近了一步，但由于它没有及时地建构一个更高层次的人文精神，为人们建构一个新的精神家园，它把人们带到真相面前的结果是使人感受不舒服，使人感到没有希望，是人们出于本能加以排斥。因此，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走解构与建构合二为一的路径，既要描述“真”，也要描述与“真”伴随的“善”和“美”。
1．要知难而进
真理性的东西往往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相反，它常常与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抵触。如果一种理论没有给人们的头脑带来震动和冲击，没有任何与流行观念相抵触的异质成分，那么，哪怕它听起来冠冕堂皇，哪怕它很容易被理解，哪怕它被群众所拥戴，仍然不过是低廉的理论泡沫，那就不叫创新，而是换汤不换药。我们没有意识到，当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对理论的彻底反思，而不是在旧理论的框架内，进行表皮附着式的“理论联系实践”，没有对当代哲学困境的反思，也就没有真正的理论创新。
当前的全球科技变革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向一整套传统价值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一旁指手画脚，用中看不中用的旧价值标准对现实生活妄加评点，而是要从生活本身出发，从对人自身的反思入手，在更高理论层次提出与时代相符的“新人类形象”、新价值观念，为时代精神鸣锣开道，通过积极实践超越地解决各种问题。新人文精神是面向未来的，它的立足点在概念牢笼之外，它绝对不能走回头路，它可以从轴心时代的人文精神中汲取某些营养，但绝对不能陷入路径依赖，如果依赖于故纸堆中的思想资源，那么人们将永远无法破除主体形而上学的魔咒，永远无法从阴暗的洞穴中走出来，永远无法真正认清自己，永远无法构造出新思想来有效地应对新实践。
恩格斯说过：“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无论创造新观念如何艰难，我们都要从实践和未来汲取动力，倒转那个天经地义的概念牢笼。概念牢笼之外的实践对世界进程才更有决定作用，我们不妨以一个历史片断为例。1968年是西方一段革命的岁月，人们涌上街头争取人权、自由和平等，进行反战示威，期望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斗争会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也是在同一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一个租来的小楼里，12个科学梦想者开创了英特尔的事业，身为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望着在街上闹革命的人群说：“我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渗透到世界各地，信息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历史至少阶段性地证明他是对的。
2．积极充当新价值观的“助产士”
一些人文学者拼命地守护旧精神家园，他们认为，要是这个旧家园被摧毁了，世界就会成为精神荒原，就会物欲横流，这是一种幼稚的错误观念。他们忘记了，观念、理论和思想终归来自现实世界，来自实践，实践是新鲜的、开放的、不间断的，在实践中所涌现的真善美以及共同的价值追求也会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它们过去没有间断，现在和未来也不会间断。一方面，我们不能用政治革命来反对数字化进程，这是观念和时代的双重错位；另一方面，当今科学技术实践和社会实践不乏自由探索精神、大胆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精神，以及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这些精神是提炼人类新共同价值的基础。因此，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挖掘新事物与新现象中的积极因素，充当新价值观念的“助产士”。譬如，在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影响下，一种渗透着虚拟因素的新型主体正在悄然形成，这种主体脱离了局限性的“定在”，摆脱了“在场性”的桎梏，财富、名誉、地位相应地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吸引力，这种新型主体追求的是生命的充实和另一种解放，这种追求无疑孕育着新价值。
在以面向未来为己任的新人文精神中，“善”和“美”的元素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因为它包含巨大的勇气和超越本能的无私追求，包含人类主动突破舒适地带的更高层次的自由精神。这种新人文精神也必然包含对旧人文目的论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也要被重新理解，马克思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但他没有终结真理。今天，我们应该在承认静态的理想国不存在的前提下，重新描述一个值得追求的社会。接受人在动态存在中的、渺小的真实身份，重新定义人类的社会理想，加大科技实践的力度，这是我们从根本上摆脱左右摇摆现象、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环节。新人文精神承认，人是过渡性的自然之“力”的载体，是一个善恶交织的矛盾统一体；人是必死的、有限的，也是未完成的、开放的，不得不与时俱进地建造适用的价值体系，用以解释和指导自己的行动。哲学理性的真正力量在于使人超出自恋、软弱和固执的本能，通过接受真相而超越“小我”，超越无反思的权力欲、占有欲，面向宇宙和未来而敞开自身。这是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也是一种海阔天空的美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