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劳资对立与货币权利：迈向马克思与凯恩斯

工业革命的后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尖锐对立。广袤土地上的农民被卷入并切身经历着更为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在欧洲社会形态离农业社会越来越远之时，多种多样的公共政策乃至社会主义思想盛行起来，这也带动了思想家们对货币性质及相关权利的深层次思考。

作为黑格尔的前驱，费希特（1762～1814）鼓吹自给自足，为了这个目的，以及保证有效地进行国内控制和稳定货币价值，国家必须调节国际经济关系。黑格尔（1770～1831）倾向于对国家权威臣服的观点，成为强调发展社会控制和公共政策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计划的一个预兆。

埃德蒙·伯克（1729～1797）呼吁恢复中世纪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治理模式中，公民通过基尔特似的社会和经济团体来实行自己的政治权利。德国的浪漫主义受此影响，开展了对成长中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强调了无产阶级化的工人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在组织中的异化”（斯皮格尔，1999: 359）。作为“经济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缪勒（1779～1829）认为自由企业和竞争产生无秩序，强调自给自足的独立国家的重要性，他倾向于将货币界定为国家的创造物，将纸币置于类似金属货币的位置。

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首领古斯塔夫·冯·施穆勒（1838～1917）支持国家通过社会政策来安抚劳动阶级的方案，并于1872年建立了支持这个方案的“社会政策学会”。其无原则的干预主义令他获得了“讲坛社会主义者”的绰号。施穆勒的同事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更是将自己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赞成公有财产的扩张、再分配的税收政策等。在当时，讲坛社会主义者遭受多方面的攻击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为普鲁士国家的砧和革命运动的锤所包围”（斯皮格尔，1999: 368）。

社会主义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想用不同的制度安排代替竞争性的斗争，但这些安排是什么以及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却是有争论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合作而非竞争是组织社会的正确方法，并建议建立劳动人民的合作社。……还有一些人建议实行货币改革，赋予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能力相当的购买力。”（斯皮格尔，1999: 377）比如罗伯特·欧文（1771～1858）就强调废除金属本位的货币，用代表劳动时间单位的货币代替它，并附随食物的生产而发行。而约翰·布雷（1809～1897）则建议，由工人及其支持者创建合作社网络，并发行代表劳动时间的货币，在合作社之间的交易中用作交换媒介。此外，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也强调不废除私有权，而是进行货币改革，让整个新社会不存在非劳动的收入。

马克思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成就，但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靠剥夺劳动者让其不能为自己劳动为前提的（马克思，2013:193），这种社会已经因其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使自己暴露于重复出现的过度生产的威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生产关系必将被无产阶级打破。马克思认为，群众的贫困和消费受到限制，总是一切真实危机的最终原因。基于此，马克思批评那种“预期信用扩张和收缩”的观点，认为“它只是产业周期阶段性变化的征象”（参见斯皮格尔，1999: 408）。

正如斯皮格尔（1999: 411）所评论的那样，“马克思的力量在于他的毁灭性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造成了一种威胁——可能促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威胁。面对此种威胁，资产阶级不得不做了更多的让步和改革。

在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中，费边社因其对英国学术脉络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而值得特别强调。其代表人物有萧伯纳（1856～1950）和西德尼·韦布（1859～1947）。萧伯纳从极差地租理论的一般化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地租应通过税收和国有化来实现社会化，并用于公共用途（社会保险和公共投资的资本供应）。对韦布夫妇而言，他们将迈向社会主义视作“渐进的必然性”，主张通过议会方法推进，而不是突然造反。对他们而言，迈向社会主义意味着通过“民主体制中为选民负责的政府”所行使的计划和控制，而达到近似的社会正义。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的国民收入概念影响了其学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两人之间的另一个联系是亚瑟· C．庇古（1877～1959），他是马歇尔的学生，同时又是凯恩斯的老师。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对就业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关心的激发。“尽管是凯恩斯而不是庇古最终发展了总产出的决定理论，庇古的著作还是构成了通向这个理论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这是确实的——尽管凯恩斯在其《通论》中攻击庇古，庇古也对凯恩斯的书做出了敌视的反应！”（斯皮格尔，1999: 490）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不再像在《货币论》中那样，陷于货币的技术性的细节之中，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研究“什么力量或因素决定整个社会产量和就业量的改变”，在这个问题上，凯恩斯认为，作为经济制度的重要一环，货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未来货币权利大小的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的方向，而且可以影响就业的数量（凯恩斯，2009）。凯恩斯的论述是从颠覆萨伊定律（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是相等）等“常识”入手的。降低名义工资，并不一定会带来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扩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新的均衡在往缩小的方向迈进，这构成一种集体性困境。为突破这样的困境，政府投资诱导的干预需要被激发出来，与此同时，还需刺激民众的边际消费倾向，让整个社会逐步看到未来货币权利扩大的可能性，以便信心的恢复。

凯恩斯的《通论》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媲美，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凯恩斯围绕货币进行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建构工作和所提出的短期方案，使得马克思预言走向灭亡的现代自由资本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充分就业成了许多国家政府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就货币权利而言，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的复杂的联系被提了出来。在凯恩斯以前，节俭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美德；在凯恩斯之后，“人们开始承认，当收入和就业非常低的时候，公共的和私人的节俭就不再是一种美德了”（斯皮格尔，1999: 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