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广州“三大枢纽”定位再思考

广州“三大枢纽”、国家创新中心城市是广州城市定位的一级指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广州的“三大战略枢纽”（以下简称“三大枢纽”）建设具有密切联系。广州要坚持价值创新引领，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

（一）广州“三大枢纽”的基本判断和总体评价

1．判断一：得益于区位优势与转型条件，广州已基本形成了与“三大枢纽”相匹配的城市发展规模与发展阶段

广州地理位置优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占地面积达7434.4平方公里，2015年年底广州常住人口规模达到了1270.08万人，居中国第6; 2015年广州全年生产总值为16706.87亿元，在2015年中国主要城市生产总值排行中，位居第3。

2．判断二：在“三大枢纽”建设层面，广州已打下坚实的基础，国际航运和航空枢纽的建设条件基本成熟

广州拥有初步发达的国际航运市场、强大的腹地经济和集装箱物流，具有完善的后方集疏运系统，与港澳地区合作交流密切，与国际诸多航空口岸和经济区有合作关系和贸易往来。目前，广州高新区、中新广州知识城、科学城、智慧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生物岛、大学城、国际创新城、南沙明珠科技城连成一线，广州科技创新走廊已然成型。

3．判断三：在“三大枢纽”建设层面，与服务经济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尚待建立和完善

2014年广州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42∶33.56∶65.02，其中服务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标志着广州已经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广州“三大枢纽”建设始终呼应城市功能提升、发展新业态的转型发展主线，依托国家创新中心城市建设“三大枢纽”，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空间格局，建设网络城市，使城市综合功能和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不断增强，但与服务经济相匹配的体制机制仍有待建立与完善。

4．判断四：未来影响“三大枢纽”建设路径的关键变量将转向科技创新与业态创新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交互作用背景下，随着广州开放度的不断提升，未来影响“三大枢纽”建设路径的关键变量将从以往传统的物质生产力，逐步转向信息生产力所决定的科技创新与业态创新变量，使得通往“三大枢纽”的道路既不能简单套用国际经验，也不能墨守成规，而要牢牢把握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的特点，顺势而为。

在国际航运枢纽建设方面，广州航运基础设施条件完备，集疏运体系渐趋完善，海运需求旺盛。广州港由黄埔、南沙、内港、新沙4大港区和珠江口锚地组成，拥有一批设施先进的大型集装箱、煤炭、粮食、石油和化工等专业化深水码头，以及华南地区最大的滚装船码头。港口的硬件条件达到世界先进港口的水平，码头操作运营效率居业界前列，已基本形成由水路、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运输网络。但广州的航运服务功能较弱，区域港口较多，融资渠道单一。航运服务设施分散，通关手续烦琐，信息服务较为滞后。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世界级规模的港口群，拥有60多个运输港口，港口泊位的地理位置相对比较集中，区域内港口较多，竞争较为激烈。我国船舶年融资额的70%来自国外，航运融资渠道单一。

在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方面，广州航空基础设施完备，建立了对外交通衔接网络。白云国际机场是全国三大机场之一。对外衔接道路轨道系统由高快速路、国道、省道以及轨道交通衔接。但机场与高铁枢纽联系不畅，区域辐射能力较弱。目前对外缺少连通广、速度快的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与广州南站、广州北站等综合交通枢纽联系不够便捷，导致机场对周边区域交通辐射范围有限。珠三角面临着香港机场和深圳机场对于客源腹地的强大竞争压力。

在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建设方面，创新区域规划完善，重大科技设施建设顺利，创新科技成果丰硕。2015年9月29日，以广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核心的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得批复。广州高新区、中新广州知识城、科学城、民营科技园、智慧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生物岛、大学城、国际创新城、南沙明珠科技城等正成为国际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的建设和应用推广加快，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连续6次蝉联世界第一。然而同时，广州传统要素驱动效率下降，高端要素集聚力不强，资本市场融资难和土地资源约束趋紧，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较弱。外部竞争激烈和内部吸引力不足是广州高端人才集聚能力不高的两大原因。创新要素投入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2014年广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0.96%，低于深圳的2.2%、北京的1.2%和上海的1.9%。2014年广州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分别是46330件和28137件，专利申请量约为北京（138111件）的1/3，相当于上海、苏州、深圳的一半，处于明显落后状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知名创新型企业偏少。2014年广州高新技术制造业在中国的区位商值为1.13，而广州高新技术制造业在广东的区位商值为0.54，即广州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于1）而远低于广东平均水平（小于1）。2014年广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1.85%，低于深圳（32.33%）、东莞（36.8%）及广东省（25.7%）。在2013年中国企业自主创新TOP100系列评价名单中，广州仅有17家企业上榜，低于北京的80家、上海的35家和深圳的31家。

（二）“创新驱动发展”与“三大枢纽”关系分析

广州“三大枢纽”建设与“创新驱动发展”之间有着长远且深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创新驱动发展”与“三大枢纽”建设的互动关系上。因此，“创新驱动发展”为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转型目标，立足全球视野、集中有限资源、提高经济效率，加快“三大枢纽”建设步伐提供理论支撑与战略导航。

1．“三大枢纽”的建设就是在拓展城市空间布局的基础上，带动产业的发展

广州“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发展蓝图的基本主线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核心战略，加快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其中，增长极的作用与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形成经济辐射效应。中心城市就像一个“磁场”，因其规模、市场、人口效益能够向外放射出强大的磁力，吸引资本、技术、知识人才向其集聚，产生“极化效应”；同时中心城市又是一个“辐射源”，能引发“扩散效应”，将创新成果、关联产业、信息交通等扩散到腹地，成为引领区域乃至国家发展的“火车头”。而动力源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外在动力和内在动力，来源于科学的空间布局，来源于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构建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首先要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以新空间承载新产业。

2．“三大枢纽”既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

从“创新驱动发展”与“三大枢纽”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看，“三大枢纽”既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引擎，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三大枢纽”作为“黄金大三角”，不仅是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而且是产业、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的强大吸附器和辐射源，能够集聚全球高端资源，更好地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助推国际创新中心城市的建设。此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施方法，也是“三大枢纽”的实现路径。同时，“创新驱动发展”又是挖掘广州城市转型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而“三大枢纽”则体现了城市的综合功能，因此，“创新驱动发展”和“三大枢纽”建设是战略与功能的关系，两者统一于城市转型的过程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三大枢纽”并不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阶段性目标，“三大枢纽”的阶段性侧重于经济功能实现，而“创新驱动发展”则是要把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着力推进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区域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从发展理念到体制机制的重大转变，着力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创新环境，在创新中推动转型发展，使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丰富广州“三大枢纽”建设的目标内涵，推动“三大枢纽”建设向纵深发展。其中，创新驱动的核心是科技创新，我们要以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建设为核心，推动创新驱动和发展新动力。

3．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居“三大枢纽”之首

围绕产业关联的内在属性和广州“三大枢纽”的相互联系，广州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选择，应强调以协同创新为载体，促进产业关联、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国际航运枢纽和国际航空枢纽互联互通，成为一个综合的有机系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打造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多式联运”体系。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将两大战略枢纽集聚在一起，形成协同创新，产业关联度不断增强，产业融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又为其他两个枢纽的服务功能拓展营造环境、提供平台、奠定基础，因此在广州“三大枢纽”的排序上，国际科技创新枢纽应具有基础性地位和先导作用，以及具有基于创新的资源整合地位。广州要厘清“三大枢纽”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性，充分发挥“三大枢纽”的联动作用，结合“三大枢纽”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系，推动广州的经济发展，助力广州国际中心城市的全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