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游牧与生态：知识与发展

一 游牧与生态

1．国外研究

有关游牧社会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著作较为丰富。如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 Barth）的《南波斯的游牧人群》，该书对游牧民族的社会组织、民族认同上的分歧与多样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苏联蒙古学专家符拉基米尔佐夫从历史角度，对蒙古社会制度及组织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江上波夫以史料为基础研究了古代游牧部族，其中也涉及游牧社会组织与草原环境的研究。

在游牧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中，普理查德（Evans Pritchard）的《努尔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在努尔人中“政治分裂的谱线主要是由生态特点与文化所决定的。恶劣的环境与对游牧生活的主导兴趣一起导致了地方性社区分布的低密度与大间距。生态的与文化的关系常常合在一起引起分裂。在努尔本土地区中，文化是同质的，因而对裂变支的大小与分布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生态的关系”。这种裂变世系系统与哈萨克人的氏族部落社会组织极为相似。努尔人中最小单位相当于哈萨克人的基层游牧社会组织（阿吾勒）。通过对努尔人的研究，普理查德虽然主要强调努尔人的政治制度与其生态环境的一致性，但实质上论述了承载政治制度的游牧部落组织与生态环境的一致性特点。

内亭（Robert M. Netting）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对东非游牧民的自然环境与社会进行研究后认为，部落分支世系群结构反映了不同游牧群体迁徙时的空间位置。这种结构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密切联系，进而又影响各部落分支的物理分布格局。莫兰（Emillo F. Moran）也对东非游牧民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干旱区的周期性变化导致了游牧社会和组织的灵活形式、随季节变化而分散或集中的居住形式，以及允许互惠分享和联合开发关键性资源的一套规则与操作方式。这些特点同样存在于游牧的哈萨克社会中。

如果说普理查德是研究相对封闭简单（努尔人）社会的一个典范，那么人类学家卡罗琳（Caroline Humphery）就是研究（受全球化影响）游牧社会变迁的代表。在其《游牧的终结？》一书中，通过对中亚三个国家（俄罗斯、蒙古和中国）游牧社会的比较研究后认为，虽然这几个游牧地区在经济、文化、生计等方面正经历着变化，但对游牧民来说，逐水草而居仍是对当地自然环境最成功和最适宜的生计模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政府都实施了牧民定居、经济开发等政策，但游牧生计存在至今仍然有其合理性的基础；草原退化与游牧民流动性的丧失密切相关；在这些游牧地区，文化传统对游牧社会的影响远比现代政治和经济管理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卡罗琳充分利用比较研究的优势，发现游牧在特定环境区域内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以及游牧文化也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着再创造。

舒尔茨（F. Scholz）在研究了非洲北部、西亚及中亚等地区的游牧民后提出：游牧是一种文化的社会生态模式，是作为与定居的农业生计方式共存的一种生存选择。因此游牧生计方式的变化会影响生态环境。反过来，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社会环境。哈德桑（Alfred E. Hudson）较早从人类学视角，研究了哈萨克族的历史、社会组织、家庭和婚姻、阶级分层、政治集团、氏族部落间的关系及经济生活等方面。而且他还对19世纪后期沙俄帝国的草原行政划分进行了研究，并认为，“由同一个家庭和部落成员所具有的氏族情感正在转变成同一个小行政区域和地区的那种情感”，即地缘关系在逐渐替代血缘关系。这也是本书在讨论游牧民定居时的一个重点内容。克瑞德（Lawrence Krader）在其《蒙古-突厥草原游牧民的社会组织》一书中，对苏联哈萨克游牧民社会组织的规模大小、聚散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所涉及。而且还提到哈萨克基层游牧社会组织——阿吾勒（aul）或牧庄（nomadic village）在其社会中的基础作用。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哈萨克族游牧民的研究逐渐升温。美国学者白胡纳（Don Behunah）等对新疆富蕴和甘肃阿克塞两地的哈萨克族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认为传统游牧文化正在面临来自生态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双重威胁；新西兰学者托尼·班克（Tony Bank）博士于1996～1998年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对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以来哈萨克族社会的土地政策、经济状况、草原生态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新疆所有的发展策略都是在鼓励开垦、工业化、矿业和能源的开采，这是造成草原资源退化和缩小的原因。同时期来自美国的艾瑞克博士（Kagan Arik）对哈萨克族传统医疗知识的研究有所涉及。

2004～2005年，人类学博士迈克尔·祖科斯基（M. L. Zukosky）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对中国草原政策制定过程及实施情况研究后认为，在官方草原政策中地方游牧民的意愿和建议基本上被社会地位较高、收入较高，且居住在都市的“专家”们代表了。2006～2007年，阿斯特丽德·塞尼（Astrid Cerny）在新疆富蕴县的人类学调查，主要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政府在既想保护草原生态又要发展地方经济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围栏工程和牧民定居政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批判性建议。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及日本的人类学者们在中亚及内亚地区对游牧社会展开全方位的调查，出版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例如，德国学者赫尔曼·克若茨曼（Hermann Kreutzmann）对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游牧民的研究最具影响力。他从人类学视角重点对除中国以外的帕米尔高原地区进行了长达30年的调查，从中发现历史上帕米尔高原作为各国交汇点的重要性，并分析国家设计、边界制定、政治干预和行政改革对生活在山区环境中的牧民的不同影响。同时，他对高山塔吉克族的游牧社会变迁，未来发展趋势及气候变化下的游牧社会都有一定的研究。

上述研究在游牧的社会组织、生计特点、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但同时也发现，很少有学者对游牧社会自身的一套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哈萨克的研究，前期主要集中于历史、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宏观叙述，后期主要从国家政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方面与草原生态关系进行研究。由于哈萨克牧民大都生活于中国新疆的边境地区，很多区域并没有对外国研究者开放。其研究领域及调查区域都受到限制，更无法长时间深入牧区进行调查。

2．国内研究

国内有关游牧的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最早有关游牧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虽然当时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为后来研究者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如《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详细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前及1952～1953年阿尔泰牧区哈萨克游牧民的历史、生产生活、氏族部落组织、宗教等内容；《新疆牧区社会》更是汇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的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游牧民族的田野调查资料，此外还有杨廷瑞对哈萨克基层游牧社会组织（阿吾勒）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对游牧社会的研究受益于人类学学科的恢复。麻国庆较早运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以内蒙古土默特蒙古族的工业化、都市化为背景，通过文化核心的价值观的变化，揭示出从游牧到定居经历了由物质层次、制度层次到精神层次的变化过程。从某个层面上该文已触及了游牧文化体系，但未涉及游牧与生态关系层面的讨论。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游牧社会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人类学对游牧社会的研究从单纯的社会变迁，开始转向人文因素和自然生态关系的人类学整体观研究。麻国庆在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进行研究后认为，草原生态的退化与人文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失衡有着密切关系，之后他又以草原生态和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为基础，从游牧技术传统、居住格局、轮牧的方式以及宗教价值与环境伦理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这些民间环境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提出民间环境知识体系的概念。进入21世纪，麻国庆继续关注草原牧区，围绕着生态保护、不同群体间迥异的利益诉求、工业资本的进入与多种经营的变化，分析产生各种诉求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

与此同时，崔延虎在对哈萨克族社会进行多年研究后认为，哈萨克族的自然观和环境态度对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起着重要作用，游牧社会组织与草原生态也存在一定关联。他还对哈萨克族的资源利用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后来他又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探讨在干旱草原区的外来生计系统（工业生计系统和农耕生计系统）对传统游牧生计系统的冲击，试图用生态扩张主义的概念来解释游牧生计与草原生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崔延虎也开始关注到牧区政策、国家权力以及资源开发对牧区社会及环境的影响，并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他认为，解决草原牧区目前的危机问题应该考虑制度问题，对草原产权制度的反思与改革是今后牧区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两位学者以民族志为基础，初步探讨了游牧知识与草原生态的关系，肯定了游牧民自身的一套民间知识体系对保护草原生态的重要作用，但并未进一步系统地讨论这套游牧知识与草原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刘源对藏族游牧民的研究也属于这一范畴，她认为从本土人群出发的传统文化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并反思国家建构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与主体性地位被忽略的后果。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从牧区制度（包括政策）变化、技术变化、草原话语权等视角对游牧与草原关系进行了研究。如阿拉腾认为草原环境恶化是过度放牧和过度农耕共同的作用，也有国家政策的原因；王晓毅认为，草原生态与农牧民生活所面临的困境与国家在牧区实行的政策和管理制度有一定关系；李文军、张倩认为草畜双承包的国家牧区政策是引起草原生态退化的一个因素；荀丽丽主要从草原话语权的角度探讨了现代国家权力的建构与成长过程中，在国家主义、科学主义和市场主义影响下的草原生态危机问题。罗意对60多年来新疆阿勒泰地区一个草原社区的发展、资源与生态之复杂动态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

由上述研究发现，近30年来对游牧社会的研究虽趋于多元，但很少有学者系统地讨论游牧知识体系与草原生态的关系。我认为，对游牧知识体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游牧社会的关键。因为“只有通过探索和分析他们（游牧人）的社会内部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探明游牧民族所走过的历史行程”。尤其对“盆地草原游牧型”哈萨克游牧社会的本土知识体系进行研究的个案就更少，所以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 本土知识与发展

（一）本土知识与生态

人类学对“本土知识”的定义有很多，但内容主要以地方的（local）、整体的（holistic）、口传的（oral）为特征。人类学的本土知识概念主要是区别于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知识体系，同时还有别于暗含落后和保守之意的传统知识概念。本书重点探讨在发展背景下本土知识本身及其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在人类学研究本土知识的脉络中，列维-斯特劳斯在讨论“进步”概念时说道：“就世界许多其他地方未被利用的植物而言，必要时美洲土著人的科学知识仍然能够为世界做出重要贡献。”他已意识到本土知识的重要性，并将其看作科学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

吉尔兹通过对爪哇、巴厘岛和摩洛哥等本土文化的研究发现，在西方式的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从未走上过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并承认在各民族背后有其各自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萨林斯对非洲狩猎采集经济的研究认为，这种狩猎采集的生计模式只有通过移动才能维持有利于自身的生产。如果停止移动将自己束缚于一个固定区域内，那么很快会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所以他总结了这种周期性的游居是狩猎采集民族对其生存环境的创造性适应。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他以乔治·格雷爵士（Sir George Grey）的例子来批判现代人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本土知识的无知，并认为原住民所居住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代表西方科学知识的入侵有直接关系。他已经把本土知识引入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分析之中。

继萨林斯之后，马格林（Stephen A. Marglin）和斯科特（James C. Scott）把本土知识作为一种与科学知识并驾齐驱的知识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和个案分析。马格林在研究工业化过程对本土农业体系及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时，提出“本土农业”知识体系概念，之后从知识角度反思和批判了工业化背景下的高科技农业。面对全球性环境危机，他认为无论怎样计划、无论什么妙方，也无法应付未来发生的变化。人们通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发展出来的知识是抗灾的最重要保障，是使农业具备康复和适应能力的最稳妥基础。基于此，文化多元化对于我们人类的发展，和对于维持生态平衡，都是同样必要的。这表明本土知识植根于某个民族的知识文化里，所以忽视本土知识体系及其主体会使生态失衡。

斯科特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把对本土知识的研究又向更深层面推进了一步。他借用古希腊米提斯（mētis）这个概念来替代“过于受限制和静态，不能把握米提斯的持续变化、动态的特征”的本土知识。他以美洲土著人种植玉米的例子来说明，本土知识是一种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基本知识，不可能脱离实践而通过书写和口头形式进行交流。美洲土著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了解到各种自然现象交替的知识，如他们知道要在橡树叶子长到松鼠耳朵大小的时候种植玉米。可见，这种本土知识与地方生态系统的共同特征相协调。同时，斯科特似乎把本土知识与科学知识放在一个对立的关系之中，并进一步解释了本土知识受科学知识贬低的原因：“只要不是使用正规科学实验室过程的技术和方法，以任何形式形成的知识都不值得认真重视。科学现代主义承认的知识只是那些从实验方法建构的通道中来的知识”。因此他认为正是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指导下，当地的土壤、景观和天气等自然环境特点似乎都受控于科学知识，这也是致使当地生态环境最终发生变化的原因。

康克林（H. C. Conklin）对菲律宾哈努诺人（Hanunoˇo）的植物及颜色分类体系的研究使很多学者认识到本土知识完全可以和科学知识平起平坐。哈努诺人有近2000个植物名词，每一种植物都有专门的全名。当地语言中用于描述植物各种部位和特性的词语多达150种，植物分类的单位有1800种之多，而植物学家把同一群植物只分为不足1300种。哈努诺人对植物的分类知识与哈萨克人对动物（家畜）的分类知识，都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本土知识。与此相关还有北极萨阿米人对驯鹿、雪和冰的分类知识。可见，这种本土分类知识体现了一个民族对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一套认知系统（包括知识体系）。

尹绍亭运用生态人类学理论，通过对云南刀耕火种的山地民族的研究后认为，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方式，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也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这套以刀耕火种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体系”是山地民族经过几千年不断实践代代累积而形成的，它对于维持山地民族与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危机并行的大背景下，人类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识到“本土知识、文化与世界观”以及“本土知识是来自于当地人对环境极其细致和敏锐的观察基础之上”，并通过精密的本土知识体系抗衡于西方的科学知识体系。受此启发，本书沿着人类学研究本土知识的理论脉络，探究在经济发展背景下本土知识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但我并不排斥科学知识，而是寻求本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的结合点。

（二）本土知识与发展

1．生态环境、本土知识与发展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最终导致了举世震惊的世界环境八大公害事件。此后社会各界开始关注“发展与环境”这一问题。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首次把国家和公众对社会的关注重点引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讨论中。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在全球范围内敲响了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警钟，使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流行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科技进步和物质财富增长是无止境的”盲目乐观主义思潮受到强烈震撼。二战后，亚非拉很多国家虽然脱离了殖民统治，但人们认为，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不发展”的国家，“要发展”（To development）成为他们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此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各种援助、开发与规划等发展项目，然而很多项目收效甚微或彻底失败。麦克尔·瑟尼（Michael Cernea）从发展人类学角度对世界银行所承担的发展项目进行调查后认为，以经济和科技为出发点所设计的发展规划不仅在观念上带有偏见，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彻底毁灭性”的。由于发展项目策划者对地方生态状况、获得特定资源的机会、自然气候等许多因素缺乏了解，规划者又采取了不适当的干预行为，最后甚至造成了灾难。人类学家在批判发展项目的同时，也开始积极参与其中。在人类学家的参与下，很多发展项目必须与当地社会紧密联系并要符合当地的文化习俗，而且要求受援助地区贫困居民积极参与，地方性知识也得到了尊重。这些直接参与发展项目的人类学者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往往被称为“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他们希望通过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能够影响到人们对发展的认识，进而影响发展的行为活动与政策。

一部分人类学家仍然保持着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各种发展项目中，而是从本土知识的角度对发展进行反思。格尔茨在回顾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时指出，本土文化传统被少数经济学家和大部分的人类学家认为是对社会变迁的一个小障碍，如传统家庭、宗教、威望、政治治理都被认为是对工作理性态度及技术变迁接受程度的阻碍。萨林斯对一直处于西方社会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的进化理论进行了批评。他以“石器时代的狩猎者”为例，认为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狩猎被称为“户口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根源是对其生存环境及文化习俗的无知，实质上石器时代是一个“原初的丰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eity）。这是对传统经济学中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程度来衡量贫穷与否的现代文明标准的批判。

斯科特以坦桑尼亚全国性大规模的永久性定居工程（1973～1976年）为例，分析当时政策实施定居工程的前提是：非洲农牧民的实践都是落后的、非科学的、低效和生态上不负责任的。只有农业专家的管理才能将农牧民以及他们的生产带入现代的坦桑尼亚。在中央政府官员的计划下，农牧民的定居村庄沿着公路摆放得像“火车的车厢一样”，其背后的逻辑是国家只有达到“清晰化和简单化”的管理目的才能建立现代化的行政村庄。所以那些被官员们认为复杂的、不清晰的地方知识逐渐被现代科学知识替代。

由于受福柯话语分析理论的影响，人类学家也开始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对发展进行认识论层面的反思。埃斯科巴（A. Escobar）认为，通过把发展作为一种“话语”来分析，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发展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针对发展实践中出现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他认为发展实践使用了独特技术以组织一种类型的知识与权力。发展专家的技术超越了被发展者的社会现实，使被发展者被贴上标签并以特定方式结构化。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者控制了被发展者，使他们只能在发展者所设定的范围内活动。人类学从对本土知识与发展的研究中，又发现其与权力的关系。这将是今后本项研究的延续。

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在经历了一个快速现代化发展过程后，逐渐发现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技术变迁和科学理性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在物质层面上实现。这种情况在游牧社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非洲干旱地区牧区的干旱和贫困问题，国际组织及各国已向非洲投入了数以万计的资金、技术、设备来救助和发展游牧经济，但并没有解决非洲游牧民的生活困境和环境问题。对此，赛德·海瑟（Ced Hesse）认为，干旱地区的各种不合理政策限制了牲畜的迁移。因为人们一直认为游牧方式是一种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破坏环境的土地利用方式。受此观点影响，非洲大部分地区针对牧场和牲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它们既没有以事实或曾经的失败经验为依据，也没有反映当前所掌握的干旱地区环境和生计系统内的动态学知识。

上述研究中，人类学者已经把生态环境、本土知识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试图探究本土知识的瓦解与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联系。但这些研究虽日益关注本土知识对于维持当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但对科学知识的批判有失偏颇，科学知识本身并不会直接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

2．中国的生态环境、本土知识与发展研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也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2002年中国环境科学院对我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监测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城市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其中重污染城市占64%，轻度污染的城市占33%。2005年的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国沙漠化土地为263.6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27.46%，沙化土地面积为173.9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18.12%。此外还有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草原、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可见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下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

早在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就对发展的核心观点——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进行过研究。他对当时流行的单线进化论思想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进化观念要再持续下去，迟早会像命运主义一样，教人类努力与努力的意志，由麻痹而瘫痪，由瘫痪而消灭”。因此，他借用《中庸》里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来说明不能用进化论思想去解释任何社会现象，而要遵循“位育”的协调，即一切生命体与环境的协调。潘光旦已意识到这种简单追求发展的观念将影响人与环境的关系。

面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一些在生计、文化及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特征的少数民族，其本土知识和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困境已引起学者关注。费孝通就曾多次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要承认各个民族的个性和特殊情况，继承传统文化和本土知识，反对“千篇一律地使用在某些个民族中行之有效的办法作为公式，别处硬套，强加于其他各族人民”。他从一些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看到某些民族利用其在国内的先进地位，进入其他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虽然发展了这些民族地区的工业和农业，但原住民却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结果民族间在经济收益上的差距更大，从而会引发新的民族问题，甚至生态问题。

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费孝通先后考察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在此基础上指出边区开发一定要保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平衡。他还以西部大开发为例，提醒人们不能只看到物质经济的发展，也要重新认识人文资源。因为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有很多属于不可再生的，一旦破坏掉，就永远无可挽回。我研究的游牧知识，就属于哈萨克族社会人文资源的一部分。实践中，费孝通一直强调在边区民族经济发展中，要因地制宜，注意民族特点，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并最终形成“内发型发展论”。内发型发展论要求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与协调，而现代化理论缺乏环境考虑；现代化理论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尽快替代前工业社会的传统。与此相反，内发型发展论认为，“前工业社会在社会结构、文化和精神传统放牧的遗产及各种技术要由人民来使它们复兴，以纠正或防止现代化的弊端”。内发型发展论最终把发展、本土知识、生态环境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

麻国庆沿着边区民族研究和内发型发展论，先后对蒙古游牧民和鄂伦春狩猎民进行了研究。他把蒙古游牧民对生态适应的民间环境知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并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民间知识体系仍然有其合理的部分，而寻求民间知识体系与现代知识体系的最佳结合点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他在对鄂伦春狩猎民进行研究后认为，政策层面的农耕优于采集狩猎的潜意识也会影响民族地区的开发行为。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一定要把文化因素（包括本土知识）与环境变化放在一起考虑。

21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者对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和本土知识日益关注。李亦园认为，受工业化和西方文化理念影响，整个中国社会表现为发展与破坏并存。当前只有用中华文明的“致中和”理念才能弥补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制天”理念所造成的危机。刘源通过对藏族牧民的研究指出，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本土文化理念与环境行为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变得岌岌可危，这必然会对生态环境形成压力。可见，人类学者们通过把生态环境、本土知识与发展相结合，试图探究本土知识体系瓦解与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

综上，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要尊重当地人的一套知识生态体系和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否则会出现当地社会生态的失衡。目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哈萨克族社会出现的草原生态问题，实际上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本土知识生态体系和固有的文化传统。基于此，本书系统性地讨论了游牧知识体系，并探究哈萨克族社会与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本研究在“内发型发展论”里也有其一定的位置，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个研究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