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为何研究游牧的哈萨克

一 我的哈萨克情怀

为什么选择要研究哈萨克族，这与我的自身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我父母是20世纪50年代末从内地被派遣到新疆的支边青年，被安排到距离现在乌鲁木齐市区约40千米的地方。那里是一个以汉族、哈萨克族、回族为主，还有少部分维吾尔族及蒙古族的多民族聚居区。哈萨克族和蒙古族大都生活在山里，以放牧为主，汉族和回族生活在河谷地带，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小时候每年初春和深秋都可以看到哈萨克牧民转场的驼队与络绎不绝的畜群，从村子里唯一的小路进出天山深处。偶尔在放学的路上还能遇见万马奔腾、尘土飞扬的赛马、叼羊场景。每逢此时，我和伙伴们会爬到山顶上观看比赛，这也是记忆中最开心的一件事。还记得当时跟着年龄大一些的伙伴去偷哈萨克人家的酸奶疙瘩，被发现后不顾一切逃命的场景。如今这些记忆早已远去，但那些场景却更加清晰。

我没有想到后来会结识那么多哈萨克朋友，还经常深入阿勒泰牧区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并深陷其中。我对哈萨克社会的接触、了解乃至研究，除了生长环境外，还源于20多年前相识并交往至今的一个哈萨克好朋友——何兰。“何兰”在哈萨克语里是“雄鹰”的意思。我至今记得我们相识的那一幕。我家住在天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县城约30千米。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就去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读书。1991年秋季的一个周日，我和往常一样乘坐班车去学校。那天车上人比较多，始发站就已坐满了人。途中上来一位老奶奶，我起身把座位让了出来。这时身后有人拍我的肩膀，是一位哈萨克小伙子。他抱起身边的小孩，示意让我坐下。当时快要会考了，坐下后我随手就拿出复习资料翻看。他看到我的会考资料就攀谈起来，在交流中得知原来我们是同一届的高中生（他在哈萨克族中学），就这样我们相识了，聊了一路。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何兰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我至今仍记得何兰的妈妈做的那些好吃的：熏牛肉抓饭、清炖羊肉、纳仁、拌面、糕点等，好吃极了。我清楚地记得，上高中时第一次参加哈萨克牧民的婚礼。我们坐着老式的解放牌汽车去山里迎新娘，汽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了很长时间才到达新娘家。婚礼的仪式很多，临走时新娘还唱了很长时间的哭嫁歌。那是我第一次亲历一个完全不同于汉族婚礼仪式的场面。在天山夏牧场的经历更是令人难以忘怀，白天学习骑马，穿越森林，攀登山峰，晚上睡在山谷里的毡房里，吃着香喷喷的羊肉，倾听冬不拉伴奏下的哈萨克民歌。

后来，我们都上了大学，但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去何兰家的夏牧场。参加工作后，我们依旧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我们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过，友谊随着岁月也不断加深。从认识何兰，到和他及其家人的相处过程中，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哈萨克族及其游牧文化。可以说，我的好朋友何兰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了解哈萨克族基本生活常识的机会。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交流，我已经非常熟悉牧区哈萨克人的日常生产生活。

没想到这段经历竟成为我以后研究哈萨克族社会的前期基础。在硕士学习阶段（2004～2007年），我才真正开始对哈萨克族社会进行研究。我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主要运用生态人类学理论，探讨了在保护濒危物种（普氏野马）的过程中游牧社会本土知识的重要性，并认为忽视本土知识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和生态问题。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草原生态问题已经引起了我的关注。当时牧民给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往昔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而我在田野中多次碰到的却是“风吹草低飞沙起”的景象，并逐渐真切感受到草原生态退化给游牧民带来的伤痛与忧患。心中不禁在问，游牧民及游牧社会与草原生态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田野经历和思考也成为我最初的一个问题意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几十年来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中国的大部分草原也不例外。资料显示，中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退化，而且退化面积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近30年来新疆草原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草原单位面积的产草量、高度、盖度、载畜量日益下降。新疆的天然草场有效利用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800万公顷缩小到2700万公顷，产草量下降60%，人均占有草地面积从539公顷降至现在的150公顷，同时沙漠面积扩大了37.89万公顷。2000年4月5日，一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沙尘暴席卷了北京，那一年北京的沙尘总天数是13天。此后，政府、学者和公众开始关注沙尘暴的发源地——草原。国家也在2002年迅速制定了保护草原生态的退牧还草工程。在新疆，政府为尽快使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同时出于保护草原生态的角度考虑，开始加大牧民定居工程。一些非政府组织（如阿拉善生态协会）也加入保护草原生态的行列。

国内外学者也纷纷在牧区展开各种调查研究，其中尤以自然学科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最多。我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草原生态研究的文献，发现较多学者认为过度放牧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如朱震达认为人为因素（过度放牧及土地开垦等）占了草原退化的94.5%；还有学者认为，长久以来依靠移动放牧牲畜的牧民是导致草原超载和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有的认为气候干旱（即自然因素）是草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等等。由此可以发现，自然学科学者们较多关注草畜平衡的关系，而忽视游牧主体——人的文化、知识和行为因素。

在前期的田野中我也发现，大部分政府官员也基本接受上述学者观点。此时我有一个疑问：千百年来不管是非洲大草原、中亚干旱草原还是西藏的高海拔草原，游牧民在自然环境多变、生态脆弱及无法耕作的草原上，以移动来充分利用分散的牧草资源。难道游牧民不知道过度放牧会对草原造成危害吗？难道游牧民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知识已经失去维系牧区社会生态平衡的作用了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又继续查阅文献，发现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有学者从人类学、民族学视角对草原生态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麻国庆在研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后认为，草原生态的退化与人文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失衡有着密切关系；崔延虎通过对新疆北部哈萨克社会的长期研究后认为，游牧社会组织变化与草原生态存在一定关联。可见，草原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还牵连到很多社会人文因素。

基于已有的研究，我认为，首先要明确草原和游牧的主体是牧民。以此为基点，我开始从哈萨克游牧的自然环境特点及社会组织入手，思考游牧社会组织对草原生态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紧接着，我逐渐意识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一样存在着一套复杂的“本土知识体系”，而游牧社会组织是这一本土知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它是形成、传承与发展游牧知识的载体。此时，我又提出新的问题：这套游牧知识体系与草原生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其变化又会对草原生态产生什么影响？

基于这些问题及困惑，我试图进一步探究在整个哈萨克社会中，这套游牧知识体系的变化是否对草原生态形成了压力，以及这套游牧知识体系对草原可持续发展起着什么作用。这也是本书期望达到的目标和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 游牧的核心概念

在以往研究中，有关游牧（nomadism）的定义很多。在《人类学词典》中，游牧是指一个群体为获得生活资料而进行季节性或周期性的迁移所过的生活。其食物来源依地形和气候而定，不尽相同。他们往往以小的亲属群体出现。不管是哪种定义，“移动性”是所有游牧定义的基础。

本书中的“游牧”强调在干旱半干旱草原，游牧民以数户的联合劳动为基本协作组织，以饲养牲畜（马、驼、牛、绵羊、山羊）为主，以一年为周期随季节规律按一定方向循环移动的一种生计模式。移动的时空规律性是游牧的最大特点。如拉帕波特（Amos Rapoport）在研究游牧民定居问题时提出，移动是游牧民的最重要特点，游牧民正是在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游牧文化知识体系。

转场，是游牧民有效利用牧场的一种移动方式。转场主要有两种：水平移动（horizontal migration）和季节性移动。水平移动是指在广阔地域上慢慢地、不间断地移动。非洲饲养牛羊的民族，中亚沙漠和草原、中东地区以及南北美洲部分平原上的牧民都以这类移动方式为主。季节性移动主要指游牧民和畜群随季节变化在低地和高地之间往返移动。这类移动方式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中东山区、东欧山区、瑞士、中亚、中国新疆和内蒙古，以及南美洲部分地区。在《人类学词典》中，转场是指一种季节性迁徙放牧，即把牲畜从一处赶到气候条件更好的另一处放牧的季节性迁移。一般指山区，因那里小区域性气候的不同性是普遍存在的。在本书中，转场特指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游牧民每年在阿尔泰山（夏牧场）与准噶尔盆地荒漠草原（冬牧场）之间，随季节进行有规律的南北往返迁移方式。

草原，英文中有“range, rangeland, steppe”等词。“range”为“天然放牧地”，是指“以本土原生植被为主，作为天然生态系统管理，主要用来放牧或具有潜在放牧能力的土地”；“rangeland”意为“天然草地或草原”，是指“植被包括灌木地、草地和稀疏的森林。这些地方干燥、多沙、含盐，或为潮湿的土壤；地形峻峭；有许多岩石，不能种植商品化的农作物和树木”;“steppe”尤指“欧亚大草原”，即生长着低矮的丛生禾草及其他草本植物，很少有树木的半干旱草原。在本书中，草原是指以本土原生植被为主，介于湿润的森林与干旱的荒漠之间，即处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特定地理位置。同时重在强调一种天然的自然生态系统。

草场（牧场）概念。草场是从使用和管理角度提出的概念，即能够为家畜提供饲草的地方都可称为草场；牧场主要从当地游牧民的角度出发，专指用来放牧的土地；当地牧民一般把自己的放牧区域称为“牧场”，如春秋牧场、夏牧场等。在田野中我发现，“草场”和“牧场”在当地牧民及干部中经常同时使用。为了保留访谈人的原话，草场和牧场概念在本文中也经常同时使用。

游牧知识，是指干旱半干旱地区内的哈萨克游牧民，在长期与草原、牲畜的互动中共同构建的动态平衡的草原生态系统；对牲畜和草原的认识经过世代传承与累积最终形成了一套放牧牲畜、利用草原、规约和管理游牧社会的知识，以及对待其所处生存环境的态度。尤其强调草原是产生游牧知识的根源。这如同北极的冰雪世界是因纽特人发明雪屋的前提一样。此外，还强调游牧知识是哈萨克游牧民的一种“传统”，即“无论实质内容和制度背景是什么，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所以这种传统知识还包含着信仰、惯例和制度。本书的游牧知识仅仅是哈萨克“游牧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其概念除强调“地域性”、“实践性”和“人与自然的互动性”外，重在强调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动态性”关系和知识生态的“整体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