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主要功能和建设目标

一 创新城市群发展形态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典型的“双核驱动型”城市群，其突出特点为双核发展结构，城市群区域范围内除了中心城市外，均有一个经济发展规模较大的港口城市或直辖市，即北京和天津两个核心，在双核城市周围还分布了十几个大中城市和一批小城镇，目前京津冀地区城镇集聚了6347万多人。这种类型的城市群受双核复合驱动，发育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层次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是中国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引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京津冀城市群虽然具备区域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等绝对优势，但是长期以来其一体化程度滞后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尚未形成统一的城市群发展规划和协作机制，因此建设京津冀城市群将有助于加快区域转型发展，形成“双核驱动型”城市群的特色经验，探索不同形态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 有效解决北京“大城市病”

北京“大城市病”主要来源于：第一，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北京作为具有复合功能的首都承担着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教育、经济等多重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过于强大，因此其必然发展成为行政、经济、文化、科教等各种功能集中的综合性城市，再加上首都的独特资源优势和行政权力中心的吸引，经济社会发展带动生活性服务业需求日益旺盛等多重因素作用，直接导致北京常住人口增长过快，依靠原来的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已经难以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第二，城市规划不科学、不合理。“单中心”格局未能突破，综合承载能力不足，城市规划在引导城市由单中心格局向多中心格局演变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第三，体制机制掣肘是最根本的原因。以行政单位为组织经济发展的单元，过度关注本地经济发展。解决城市规模扩张和发展问题只能依赖于经济和产业发展。由于人口集聚带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能源消耗加大以及生态环境的压力等困境还需通过发展更大规模的产业解决，而这又带来新的、更多的人口集聚，产生恶性循环，这种财税体制倒逼条件下的发展模式成为北京“大城市病”产生的根源。只有通过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提供调整空间，才能解决由于功能过多导致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使北京更好地发挥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

三 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和发展动力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密度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2013年，京津冀的经济密度分别为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32.24%和15.68%，还不到长三角的1/3和珠三角的1/6。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通过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合理分工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充分激发这一区域的活力，大大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有利于形成中国第三增长极，引领中国北方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级城市群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些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如纽约、东京、伦敦等迅速成为控制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大城市。京津冀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北京既是首都又是区域大都市，而且中国的崛起也使北京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目标，可有效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积极疏解非首都功能，突出强化北京首都功能，积极发挥北京作为重要中心的作用，对于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和培育区域增长动力意义重大。

四 优化区域空间布局结构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主要支撑和关键环节即合力打造高效、集约的区域空间架构，实现多元化、立体化的协同发展布局。从地理位置上说，京津被河北环抱，京津冀区域关系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两核一环”，或“北京为核心、天津为一翼、河北为腹地”的“一核、一翼、一环”，三者在地理空间上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经济联系和产业布局上看，京津冀城市群建设还涉及核心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群功能分工与产业定位、区域产业布局调整、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一体化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等诸多方面，除此之外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建设是关系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现代化发展整体大布局调整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带动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空间结构优化，提升京津冀在国内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区域竞争力和竞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