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城市群视阈下的天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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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沿革及定位

“十二五”时期,以城市群为主体的竞争模式已然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新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正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跨省域城市群的集体发力,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助推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速度”。“十三五”期间,城市群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和实现新型城镇化,尤其是京津冀城市群,发挥其战略作用和区域协同功能,更是国家层面统筹谋划的重大发展问题。《创造》编辑部:《城市群:融合与较量》, 《创造》2012年第4期,第30~31页。

一 发展沿革

1.起步阶段(1980~1995年)

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区域合作开始启动,1981年10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即由京津冀晋蒙组成的“华北经济技术协作区”, 1986年成立“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和“环京经济技术协作区”, 1988年北京市与河北省环京地区的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和承德六地(市)组建环北京经济协作区,旨在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

2.快速发展阶段(1996~2005年)

这一阶段虽然区域性整体规划尚未出台,但区域合作的脚步没有放慢,政府努力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九五”计划将环渤海地区列为全国七个跨省级经济区之一,同时北京市提出建立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经济圈”, 2004年三地签订“廊坊共识”,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推动三地全方位合作。同期,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首钢获批搬入河北曹妃甸、三地主要铁路及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先后竣工通车,京津冀区域协同进入实质性快速发展时期。

3.全面深化阶段(2006~2014年)

2006年以来,京津冀协同进入细致化、全面化、系统化发展阶段,政府主导大力推进区域一体化,尤其是2008年之后三省互访频繁,多次签订合作备忘录,首都经济圈、河北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发表重要讲话,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提出七点要求,这七点要求具体为:一是着力加强顶层设计;二是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三是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四是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五是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六是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七是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随后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标志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深化的历史新阶段。王宇、王立、张长安、树伟:《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城市》2015年第8期,第12~16页。

4.跨越式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

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审议通过,京津冀整体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意味着在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方向和主导思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跨越式发展新阶段。

二 定位缘由

京津冀地区同属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但是北京集聚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大城市病”日益凸显,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大气污染严重、房价持续高涨、社会管理难度大,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同时,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已成为我国东部地区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张、资源环境超载最为严重、生态联防联治要求最为迫切的区域。再加之京津冀区域整体功能布局不够合理,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悬殊,特别是河北与京津两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落差明显。因此京津冀地区迫切需要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一系列挑战,而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增长新动力和新的增长极,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区域城市群形态,合理布局城市空间,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破解首都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 定位内涵

第一,从定位基础来看,马晓河(2014)以新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认为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处于从市场一体化向产业一体化迈进的阶段,显著特征表现为:京津冀区际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基本不存在,但要素呈现单向流动特征,京津两地对河北要素单向吸附,区域内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特征。随着土地等非流动要素价格上涨、交通拥堵和市场拥挤效应显现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京津两个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将不断增强并最终超过极化效应,区域内有望形成新的产业集聚中心。在迈向产业一体化的过程中,推进北京、天津等中心城市功能疏解,在河北省内培育新产业集聚中心,促进京津冀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基础条件。

第二,从发展路径来看,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推进形成合理高效的空间格局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推进京津冀空间结构由“中心—外围”向“双轮驱动”转变。北京通过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为自身“消肿”,在医治“大城市病”的同时辐射带动河北的发展。天津通过“有进有出”的策略,一方面承接北京的高端产业,另一方面推动自身低端产业向河北转移,在实现自身产业跃升的同时带动河北发展。河北则依托京津,尽快消除“环京津贫困带”,建立具有“二传手”功能的副中心城市,缩小与京津两地的差距。二是推进京津冀空间结构由“双轮驱动”向“一轴两带”转变。“一轴”是指由北京—廊坊—天津组成的经济发展主轴,“两带”是指由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组成的京广北段经济带和由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组成的滨海经济带。“一轴两带”连接起区域内的重要节点城市,有效促进要素对接、对流和产业互补、互促,提高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通过轴带辐射带动区域发展。三是推进京津冀空间结构由“一轴两带”向“多中心网络”转变。通过京津冀大中小城市的合理布局与分工,较强的扩散和溢出效应产生,形成“多中心网络”的区域空间结构高级形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马晓河:《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28~31页。

第三,从功能定位来看,发挥“1+1>2”、“1+2>3”的效应,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在“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的总体定位下,三地进行功能再分解,即北京——作为首都,围绕“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四个中心,淡化经济中心功能,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缓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建设国际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天津——在城市规模上与北京相当,拥有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和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其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突出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和生产服务功能。河北——作为京津的腹地,定位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北京疏解的首都非核心功能,突出利用京津辐射带动加快自身发展。马晓河:《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28~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