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北京：求学谋生无路，试探用笔，文学开局
一、酉西会馆、琉璃厂、前门大街、京师图书馆
沈从文到北京第二天，按照通信地址，去西城某条胡同找大姐和姐夫。开门的正是大姐夫田真逸，见了他很惊讶，问：为什么到北京来？他回答说，在军队里混不是办法，要来读读书。田真逸哈哈大笑。进屋见了大姐沈岳鑫，大姐也笑。距离沈从文少年从军，大姐连夜为他准备行李，已经过去了六年。大姐在沈从文离家后考入长沙私立周南女校，毕业后到北京和田真——凰田家之后，田兴恕之孙、田应全之——婚，也有了三年。田真逸大学毕业，找不到事情做，北京无法长住，夫妇俩正准备带着不到一周岁的孩子，先回湘西老家过个一年半载。没料到沈从文异想天开，这个时候特意远远跑来读书。三四天之后，他们给沈从文留下三十块钱、被盖和一些杂物，就离开北京走了。
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正在农业大学读书，星期天进城来小客店看沈从文，一问每天房钱得六毛，即刻就要他结了三天的账，带他到前门附近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在西厢房一个窄小房间里安顿下来。这个会馆是清代湘西辰沅永靖各府县修建的，专为湘西人入京赶考、官吏留京候差等落脚。会馆管事的姓金，是沈从文的远房表亲，沈从文住在这里的好处是不用花房钱。黄村生还向门房说好，一月花一块钱，每天供应热水；附近包伙食小饭店，一月六块钱，每天送一菜一汤两顿饭。
酉西会馆既然存在了一些年头，虽然不长，却也有一些过往的人与事可供闲谈。譬如，在凤凰城正街上一个裱画店里长大的熊希龄，初次来京会试，就短期住过这里；而激起沈从文感情漩涡的，是听姓金的远亲叙说父亲的故事。当年沈宗嗣和同乡阙耀翔，正是同住在这个小会馆的一个房间里，谋划刺杀袁世凯。阙耀翔被抓的那天，戏迷沈宗嗣正在戏院里听谭鑫培唱戏，姓金的远亲赶去通知，并和他跑到西河沿一家镖局，花了笔钱，沈宗嗣就带上镖局的通行包票，仓促逃往热河；阙耀翔第二天即遭枪毙。沈从文或许未曾预料，他刚来北京，竟然遇上这么一段与自己联系密切的历史。
从酉西会馆向西走，十几分钟就可到琉璃厂；若是向东走，二十几分钟到前门大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退位已经十二年，五四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深入，新时代在旧京市面上的反映，是旧东西过时了，器具、古玩、瓷器、书画等等大量涌出，堆积如废品。如果说琉璃厂百十家古董店、古书店、古画店和旧纸古墨文具店，像个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那么前门大街百家大小挂货——各种稀奇物件，象征皇权尊严起居服用礼乐兵刑的事事物物，多集中于——可以说是明清两朝近六百年间的“人文博物馆”。沈从文为这些地方、这些东西所吸引，他后来在《无从毕业的学校》中回忆说，“就内容言，实在比三十年后午门历史博物馆中收藏品，还充实丰富得多。”“我就用眼所能及，手所能及的一切，作为自我教育材料，用个‘为而不有’的态度，在这些地方流连忘返的过了半年。”（27;411，413）在这个历史交替的阶段，思想趋新的人中不少把这些东西视为“封建垃圾”，不意沈从文却在此上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的一课，无比丰富的实物——然，二十一岁的他不会有后来的自觉意识，多是出于自己的“兴味”；这种“兴味”恰好碰到这样的特殊时机，说是无意，不如说是有心。
黄村生还带沈从文去宣内大街京师图书馆分馆阅览室参观过一次，从此这里就成了沈从文常来的地方，特别是冬天，有烤火设备，有热开水，他几乎每天都在大门前等待开门，所读既有新报刊，也有美术考古图录，各种杂书，不问新旧，看得懂的就看。
沈从文常去的地方还有小市的一家专卖外文旧书和翻译文学的小铺子，穷学生光顾的特别多。据说郁达夫有不少德国文学珍本旧书，是从这里收的。他用的方法十分有趣，看中某书时，故意问伙计：这书怎么不全？本来只有三本的，却要第四本。书店伙计不识德文，当然不知道有没有第四本，于是再减价出售。沈从文不懂外文，他来看翻译书，来熟了，可以随意借去，连借条也不需要。从这个小书铺，他借看了许多翻译小说。
不用说，这个时候的沈从文还没有明确的“文学意识”——作为现代学科划分出来的一个独立领域的“文学”，并没有在他那里占据特别的位置，他只是想读书，宽泛地读书，文学是他读书的一类，除此之外的种类，还庞杂得很。但同时也得说，文学对他的“兴味”，如同历史文物对他的“兴味”。
二、“新青年”朋友们、郁达夫
黄村生就读的农大在城外罗道庄乡下，沈从文成了常客。黄村生同房六个人，全是小同乡，另外一间房也住六个人，全是大同乡，沈从文很快就从表弟一个人的客人，变为十二个湖南人的客人。去农大，只带把牙刷就够，总有空床位可以住下。特别是在没有钱付伙食费的困境中，表弟和这一群朋友这里就是混饭吃的一个去处，有时住个十天半月。
为了生存，沈从文曾到琉璃厂几个小石印店里去，请求收容做一个学徒，得不到应允；天桥和前门大街一带，时常可以看到一两个烟容满面的老军务，手执小白旗招募新兵，饥肠辘辘时，他也有几次跟着小白旗下的队伍，茫然走过一段路，临到登记还是扭头离开了；为就近投考几个报馆的校对和书记，他迁入西城一个小公寓，结果是花了报名费，没有一处成功。旧历年来临，身上不名一文，幸亏每天摇铃铛串街卖煤油的老头子古道热肠，从他那里借了两百铜子，好歹度过了年关。
一九二四年初，大姐夫田真逸把沈从文介绍给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董秋斯，董秋斯来信邀请沈从文见面，以便“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5]沈从文接信后初次去盔甲厂的燕大，两人彻夜长谈，一连谈了三个晚上，彼此十分相投，从此结下终生友谊。通过董秋斯，沈从文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夏云、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一批燕大的学生。一次，在董秋斯的宿舍，遇到司徒乔，司徒乔邀请沈从文到他宿舍看画，不同类型的作品摆满房间，有些沈从文不感兴趣，“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像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他‘所画’的正是我‘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12;248—249）
黄村生替沈从文着想，帮他在北京大学附近找了个小公寓，既方便去北大旁听，也可以在新环境中多接触些文化人，减少寂寞，让心情开朗一些。这样他就搬到了沙滩一带，住进银闸胡同庆华公寓一个由贮煤间改造而成、仅可容膝的小客房，他给它取了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不多久，就相熟了不少朋友，有北大正式的学生，也有像他一样不登记的旁听——一时期，住在北大红楼附近求学的旁听生，远比正式注册的学生多。这一批朋友多是文学青年，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冯至、左恭、杨晦、蹇先艾，等等。
现在无法确知沈从文旁听了一些什么课，旁听了多少时间；他在晚年，对北大敞开大门所给予的学习方面的方便，所形成的活泼的文化空气，回忆起来充满很深的感情。他描述了一次辜鸿铭讲演的情——有别人讲过同样的故——忆里有个人所感受到的震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讲演，辜先生穿了件缃色小袖绸袍，戴了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系了根深蓝色腰带。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后还拖了一条细小焦黄辫子。老先生一上堂，满座学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却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不用笑我这条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据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数人继续发笑，多数可就沉默了。这句话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对当时在场的人，可能不多久就当成一句‘趣话’而忘了。我却引起一种警惕，得到一种启发，并产生一种信心，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12;379）
沈从文当然想成为正式学生，他报考过北大等国立大学，均告失败；投考中法大学，录取后，宿膳费二十八元想尽办法却筹措不出，过期只能放弃。来北京前看过报上“半工半读”的宣传，还以为那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四处碰壁之后知道，那不过是梦想。眼前的现实既然容不得他继续做求学读书的梦了，就必须另寻出路：既要解决迫在眉睫的实际谋生问题，又从长远考虑还得合乎人生理想。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拿起笔，开始学习写作。
在北大旁听，与年轻朋——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置身于特别的氛围中，不拘形式的友谊，互相感染的思想、情绪、困惑，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一切都有可能汇聚到新文学这个点上，不但增进沈从文对新文学的理解和兴趣，更重要的是激起了他写作的欲望。
他得从标点符号学——其实是很普通的事，在后来关于沈从文的“传奇”中被过分渲染——式标点符号在汉语中的尝试应用虽然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但直到一九一九年才由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六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相关《方案》，后经修改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诞生。已经有大量阅读的沈从文，还得从新式标点符号学起，实在没有什么奇怪。不仅如此，他还得学习新式语——文学的语言，既不是《史记》、《秋水轩尺牍》的语言，也不是林纾翻译外国小说的语言。写作就是从这种基本的困难中，摸索着开始的。
虽然是初学者，他却不是下笔迟滞的人。他写得急切，源源不断，四处投稿，而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失败的经验中，有这么一件事：《晨报副刊》的著名编辑孙伏园，曾当众把沈从文投稿的一大摞作品连成一长段，开玩笑道：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说完后，即扭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在场的一个人后来把这个情景告诉了沈从文，令他深感屈辱。
穷极无路之际，沈从文试着写信向一些有名的作家诉说处境、寻求帮——四之后很长时期，苦闷的青年激增，给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功成名就的人写信求教求助，这类事情，当时并不少见。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也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来到“窄而霉小斋”，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可怜的人”。他摘下自己的围巾，留给没有过冬衣服的沈从文；又请他吃午饭，拿出五块钱结账，剩下三块两毛几分，也留给了他。当晚，郁达夫带着强烈的愤慨和激动的情绪撰文，并于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于《晨报副刊》，题为《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中没有写出沈从文的名字，却以这一个青年的境遇，揭示出一批青年找不到出路的普遍状况。郁达夫肆意尖锐讽刺这种社会现状，他给沈从文出主意，上策是找点事情——然找不到，或者革命、制造炸弹——“但是革命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合的呢？”中策是回老家。下策是应募当兵，或者做——若做贼，“不妨上我这里来作个破题儿试试……我有几本旧书，却是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6]
三、初期作品的发表、鲁迅的误会
一个月之后，发生了转折：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是迄今所能找到的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写的是小公寓里一个无业的青年向某先生寻求生活的方法，却没有邮费而最后只能把写好的信撕毁。由此开始，沈从文连续为《晨报副刊》写稿，初期作品大多刊载于此。
这个转机的出现，与《晨报副刊》的人事变动有直接关系。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作“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交由孙伏园发表，排印时却被《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孙伏园愤而辞职，与周氏兄弟、林语堂等十一月创办了《语丝》周刊，十二月又受聘编辑《京报副刊》，原来《晨报副刊》的名作者大都随孙伏园转移；改组的《晨报副刊》由刘勉己、瞿世英等相继负责，作者因之变更，出现了一些新进的陌生人，沈从文即是其中之一。一九二五年，《晨报副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公寓中》、第一首诗作《春月》、第一个短剧本《卖糖复卖蔗》；当然，还有这几种类型的“第一”之后紧接着的作品。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京报·民众文艺》周刊发表沈从文总题《狂人书简》散文中的前三篇；他意外的是，有一天，两个编——拙和胡也——到他公寓的小房间，三个——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和一个退伍的陆军上士，沈从文这样称呼刚认识的朋友和自己——“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第二天又见面，又是“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大约一个星期左右，胡也频带着一个圆脸长眉的女子来看沈从文，她就是丁玲。沈从文也曾和胡也频一起去丁玲住的通丰公寓，见到她的小房间潮湿破烂，和自己住的“窄而霉小斋”也差不多。（13;4—7）顺理成章，《狂人书简》接下来的六篇，以及其他几篇文章，也在《京报·民众文艺》相继发表了。
与胡也频、丁玲相识未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本与沈从文无关，他却被牵扯到事件的“中心”：
丁玲于苦闷茫然中，给鲁迅写信，渴望得到指引；鲁迅日记四月三十日有“得丁玲信”的记录。鲁迅当然不知道丁玲是谁，有——说是孙伏园，一说是荆有——诉他，笔迹很像沈从文。鲁迅极为生气，沈从文竟然化用一个女人的名字给他写信。丁玲得不到鲁迅的回信，两个星期后回湖南了。但此事并没有结束，“后来，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过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7]胡也频所以会用这么奇怪的名片，是因为他听说丁玲死了一个弟弟，他愿意做她的弟弟；其实他二十二岁，比丁玲大一岁。热恋中的文学青年，做什么都不奇怪，他只是没考虑鲁迅会怎么想。
鲁迅内心反应的过程，在后来给钱玄同的两封信里有清晰的呈现：《京报·国语周刊》七月十二日第五期发表了沈从文的民歌体诗作《乡间的夏（镇筸土话）》，鲁迅当天给周刊编辑钱玄同写信，说：“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七月二十日又一信，说得更详——《乡间的夏》一诗中有“孥孥唉”字样，鲁迅就用“孥孥阿文”指代沈从文；沈从文《狂人书简》系列中有两篇，那个写信人落款即为“孥孥阿文”，或者鲁迅看过，并留意到文章里面的这个署名？——“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也耳矣。”[8]
后来，鲁迅得知确有丁玲其人，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9]但是，对于误会沈从文，未见有什么表示。
沈从文不久就得知了此事和鲁迅对他的恶感。这场莫名其妙的误会，当然有伤一个无辜而倔强的年轻人的自尊；尤其考虑到两个人的“身份”差别巨大，一个是刚开始写作的文学青年，一个是已经公认为新文学最有成就的作家，沈从文的屈辱感恐怕很难消除。两个从未见过面、从未交往过的人，由此产生心理隔阂，以后就再难交往。虽然从理智上，此后他们彼此对对方的作品都做出过很高的评价，感情上却没法走近了。[10]
四、林宰平、徐志摩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晨报副刊》五四纪念号有一篇《大学与学生》的文章，作者唯刚，即北大教授林宰平，谈到“好些有用的青年，多数只是困在饮食男女上”，并以“学生”的作品，见个中情形。他引用了沈从文的文章。沈从文以《遥夜》为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篇散文，林宰平从三月九日发表的第五篇中，抄出几个段——里也重抄一遍，从中可以感受沈从文初期一类文字的风格：
日来的风也太猖狂了，我为了扫除我星期日的寂寞，不得不跑到东城一友人校中去消蚀这一段生命。诅咒着风的无聊，也许人人都一样。但是，当我同你在车上并排的坐着时，我却对这风私下致过许多谢忱了。风若知同情于不幸的人们，稍稍——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那能有这样幸福？你那女王般骄傲，使我内心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自觉到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眶外时，我以为同坐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那冷酷的视线投到我身上，露出卑鄙的神气。
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我那能再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你大概也见到东单时颓然下车的我，但这对你值不得在印象中久占，至多在当时感到一种座位宽松后的舒适罢了！你又那能知道车座上的一忽儿，一个同座不能给人以愉快的平常而且褴褛的少年，心中会有许多不相干的眼泪待流？（11;14—15）
林宰平写道：“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在能够感动人。然而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这是人类什么生活呢！”[11]
沈从文作《致唯刚先生》，发表于五月十二日《晨报副刊》，他说自己写文章不过是“想从最低的行市换两顿饭吃”，“于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着的人”哪里能冒充大学生，“人家大学生有作有为时时在以改良社会为任务的多着呢。并且开会，谈政治，讨论妇女解放，谁个不认真努力？”“万不想到先生会注了意，指出来为一个学生代表作品的例子，而加上这些够使我自省伤心的话！”他负气似的结束道：“‘替社会成就什么事业？’这些是有用人做的。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11;40—41）
林宰平托人找到沈从文，邀他来见面，得以了解这个年轻人的处境，给他很多鼓励和实际帮助。沈从文自此对林宰平终生以师相称。
五月份，北大的丁西林介绍沈从文到创办不久的《现代评论》做收发员，收入当然微薄，但由此与主编陈源、文艺编辑杨振声等相熟，以后在《现代评论》发表了不少作品；六月下旬，沈从文短暂离开北京去东北锦州，大哥沈云麓在那里以卖炭画教炭画为生，他去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七月即无果而返；七、八月间，林宰平介绍他在京兆尹薛笃弼的秘书室任书记，这份差事因薛即将离任而很快终止。
林宰平托梁启超致书熊希龄，为沈从文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找了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八月，沈从文到了北京西北郊的香山。
沈从文晚年回忆此一时期得到的关心和支持，说了这样一段话：“用笔刚好得到出路时，于北京认识了许多对我此后一生工作和生活影响极大而持久的师友。这些师友中年纪最大，影响最深，关系最久，应数林宰平先生；年纪最轻，帮助最多，理解特深，应数徐志摩先生。”（27;434）
沈从文九月与徐志摩第一次见面，之前有过通信。他到徐志摩的住处，松树胡同一所小小洋房，拜访的情景，多少年之后还历历在目：
我这么一个打烂仗出身的人，照例见生人总充满一种羞涩心情，不大说话。记得一见他，只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他就明白，我是个不讲什么礼貌的乡下人，容易从不拘常套来解脱一切拘束，其时还刚起床不久，穿了件条子花纹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铺一面谈天，他的随便处，过不多久就把我在陌生人前的羞涩解除了。只问问我当前的生活和工作，且就从枕边取出他晚上写的两首诗，有腔有调天真烂漫自得其乐的念起来。因为早知道我在《现代评论》作个小工，专管收发报刊杂事，且和叔华夫妇相熟，经常在陈家作客，且可肯定叔华夫妇一定早已在他面前说了我不少好话。……不到一点钟，就把一小卷似乎用日本纸写的长信递给我来欣赏，且一面说这信是封刚从美国寄来的，你读读看，内中写得多真诚坦率又多有情！原来是他的好友林徽因女士来的一个长信。他就为我补充这个朋友的明朗热情种种稀有的性格，并告我和写信人的友谊种种。那时他还未曾和陆小曼结婚。对人无机心到使人吃惊程度……（27;436—437）
徐志摩从十月一日起接编《晨报副刊》，当日刊出《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章大张旗鼓地罗列约请撰稿的各方朋友：赵元任、梁启超、张奚若、金岳霖、傅斯年、罗家伦、姚茫父、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翁文灏、任叔永、萧友梅、李济之、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郁达夫、杨振声、陈衡哲、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沈从文、焦菊隐、于成泽、钟天心、陈镈、鲍廷蔚、宗白华。这一份名单中，文学青年沈从文得以跻身学者、教授、诗人之间，显见徐志摩对他非同一般的赏识和器重，日后大量发表他的各类作品，也就很自然了。名单中不少人，后来和沈从文有亲近的交往。
接下来一件事，更见出徐志摩的性格和他对沈从文的护爱。他从前任刘勉己留下来的稿子中，找到一个沈从文四五篇作品的册子，就把其中的一篇《市集》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了，并写《志摩的欣赏》，附在文后一并刊出：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12]
这篇两千多字的短散文，放在沈从文全部的作品中来看，并不特别出色；但是它出现在一个作者写作的初期，“因为眷恋故乡的梦”而写湘西生活情景，为“保全乡土趣味原故”而处理文字（11;48），其主题和方法以后会得到不断发挥、充实、丰富，并从中产生沈从文最优秀的作品，成就他独有的文学事业。
沈从文见到文章刊出，却极为不安。因为这篇稿子之前已经在《燕大周刊》发表过，胡也频看见后又转载到《京报·民众文艺》上。他赶紧写出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解释“小东西出现到三次”的原因，并说：“不期望稿子还没有因包花生米而流传到人间。不但不失，且更得了新编辑的赏识，填到篇末，还加了几句受来背膊发麻的按语……”（11;50—51）《晨报副刊》登出这篇声明，有意思的是，徐志摩又加了一份答辞：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
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13]
徐志摩的率性跃然纸上，对沈从文的照拂之心也袒露无疑。
就算从当时来看，沈从文确乎也值得徐志摩以及其他人热心相助：他那么勤勉，努力，一九二五年这一年，就发表了六十多篇作品。若干年后沈从文被讽刺为“多产作家”，其实他从一开始写作就是多产的。与其关注作为结果的多产，不如体察他何以几乎用全部的力量来做这件事。这里面有以稿酬缓解生活压力的因素，这是一个现实的解释；大量写作更内在的原因，是强烈的尝试冲动和把这种冲动快速付诸笔端的实践：这些包括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初露才华，但无疑都是急切的尝试之——并不明确地知道应该怎么写，应该写什么，所以他要不停地摸索、练习、实验，要多个方向试一试，试一试各种体裁，各种写法，要大量地、持续不断地尝试。
五、香山慈幼院、陈翔鹤、胡也频和丁玲
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后，住到了原先的山门里。“住处原本是清初泥塑四大天王所占据，香山寺既改成香山饭店，学生用破除迷信为理由，把彩塑天王捣毁后，由学校改成几间单身职员临时宿舍。……我算是第一个搬进的活人。”他写信告诉城里的朋友，陈翔鹤“不久就充满兴趣，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成了我住处的客人，在那简陋宿舍中，和我同过了三天不易忘却的日子”。（12;256）这两个人差别明显，却在沈从文刚住到北大附近小公寓时即成为朋友，“翔鹤住中老胡同，经济条件似较一般朋友好些，房中好几个书架，中外文书籍都比较多，新旧书分别搁放，清理得十分整齐。兴趣偏于新旧文学的欣赏，对创作兴趣却不大。”（12;255）沈从文卑微谋生之处，在陈翔鹤眼里，或许堪比离尘绝俗的“洞天福地”；主客同吃冷馒头，呼吸充满松树香味的空气：“半山亭近旁一系列院落，泥菩萨去掉后，到处一片空虚荒凉，白日里也时有狐兔出没，正和《聊斋志异》故事情景相通。我住处门外下一段陡石阶，就到了那两株著名的大松树旁边。我们在那两株‘听法松’边畅谈了三天。每谈到半晚，四下一片特有的静寂，清冷月光从松枝间筛下细碎影子到两人身上，使人完全忘了尘世的纷扰，但也不免鬼气阴森，给我们留下个清幽绝伦的印象。”沈从文“抱了一面琵琶，为他弹过《梵王宫》曲子。大约因为初学，他说，弹得可真蹩脚，听来不成个腔调，远不如陶潜挥‘无弦琴’有意思”。（12;256—257）
转眼到了中秋节，沈从文回到住处，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写了这样的话：“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边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习的人。”沈从文即刻找去，原来是胡也频和丁玲。丁玲回湖南常德后，胡也频追踪而至，两人一同返回北京，或许是不愿意朋友知道他们同居的消息，悄悄住到了西山。“这个中秋的黄昏，我们三个人就消磨到香山静宜园里俗名为‘见心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只无桨无舵的方头船上，用手划着水，沿池飘浮着，互说这半年来的一切天时人事，耳中听到学校方面，一群孤儿为了点缀这佳节，箫鼓竞奏的声音，头上是蒙蒙糊糊的一饼圆月。为了虚应故事起见，到后下山时，各人就各买了一片糖含在口里，我们也算并不辜负了这个中秋了。”（13;11，12）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三个人就此密切起来，共同假设未——玲还没有开始写作，却也被鼓动着加入这个设想——“假设自己有了一个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为这个周刊忙着不息。同时为了门前应当挂一块什么式样的牌子，当时也计划了许久，争持了许久。”（13;13，14）
很快，这样不切实际空想的日子即告结束：胡也频和丁玲因无力继续支付房租，搬到城里北河沿一个小公寓里去了。
从与朋友的短暂相聚中，沈从文得到心情上的放松；他在慈幼院的生活，总体上过得并不愉快，孤单自不用说，心理上又格外敏感：总觉得自己得到这么一份工作，是一种近于恩惠的收容，因而不能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脸色。熊希龄住在双清别墅，有时候晚上会找他去说说闲话，如果不是处在自我贬抑的情绪中，他或许不会有特别伤自尊的体会。
在这里的个人经验、感受，加上想象，即刻被他转化为创作，写成好几篇小说，并且很快发表出来，涉及的人事引发慈幼院对他的训诫。《棉鞋》写“我”因为穿着一双破烂的棉鞋而遭受各类人物憎嫌的眼光，更不可忍的是上司，用他手上的打狗棒敲打“我”的鞋子；另一篇《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更加“出格”，他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次盛大的寿——张为三千绅士淑女欢宴的场面，恐怕也只有熊希龄才能铺排并享——中有个卑微的“他”，自感备受歧视，与周围格格不入，却对近座的女子想入非非。这样“非分”、“大胆”的文字，一定会被认为是极失体统的。“为了这两件事，当时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训，受过许多威胁，还听说有人行将处置我到如何难堪地位上去。”（13;11）沈从文一度觉得待不下去，就不辞而别，但没过几天又从城里回来了。
十一月，熊希龄指派沈从文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进修，师从袁同礼学习图书编目方面的业务知识，直到第二年二三月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香山慈幼院正式聘沈从文为图书馆编辑。但此职他只做到八月底即辞去，回到北京城，搬进北大附近北河沿的汉园公——香山之前他已经在这个小公寓住过两三个——事写作。
六、文学批评、各体创作、第一本书、筸人谣曲
一九二六年一月，沈从文撰长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兹但就我所知而较足为此新兴时代代表者数种来说，先列其名称，对于各作家之艺术观及作风，更于后分别略一言之。”（17;3）小标题列出的刊物，即达十九种之多；对文坛的关注、对不同作者群体的了解和对刊物的熟悉程度，于此可见一斑。文中议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各家创作，信手拈来，坦率真切，譬如——
他喜欢冯文炳的小说《竹林的故事》；熟人中凌叔华的作品，他说“劣点是人物总不大有生命，尤其是男的”，而不是“那些无论对什么都感到有缺点的‘小批评家’”惯用的“范围太窄了，脱不了老爷太太小姐的话”之类的指摘。他顺便扫了一笔，“我说的小批评家，这类人在北京是很多的。”（17;23）
他赞赏徐志摩的散文，却对他的诗，以及模仿或类似他的诗，有可谓尖锐的批评，他说，“从字的华美上增加诗的热情”，把“一些老调子借为座上客”，读者因为熟悉“就觉得他们的诗好”，“其实这种样子下去，要诗的前途转入一个新的境界，那是没有希望的。志摩的诗，虽说已立了一个新的标格，……也许是诗兴太热烈了，下笔不能自已似的，总是倾筐倒匣的，……他的诗句子正因其为太累赘，所以许多诗句子徒美，反而无一点生命。”（17;21）——令人惊讶的，不仅是他没有因为徐志摩对己有恩而下笔有所顾忌，更重要的是由此而论新诗之弊病和前途，有如此反一般印象和议论的卓见。
他喜欢周氏兄弟的散文，而他们又那么不一样：周作人的文章，“像谈话似的，从朴质中得到一种春风春雨样的可亲处来”；“鲁迅先生似乎就不同了。把他四十年所看到社会的许多印象联合在一起，觉得人——在的中国，社会上所有的，只是顽固与欺诈与丑恶，心里虽并不根本憎恶人生，但所见到的，足以增加他对世切齿的愤怒却太多了，所以近来杂感文字写下去，对那类觉得是伪虚的地方抨击，不惜以全力去应付。文字的论断周密，老，辣，置人于无所脱身的地步，近于泼剌的骂人，从文字的有力处外，我们还可以感觉着他的天真。”（17;27）
——这篇长文出自一个刚刚踏入文坛的年轻人之手，却显出文学思考和见识的相对成熟，这种成熟程度，可能还要高于同一时期他自己的创作；它还显示出，对格局、大体的观察和把握，对个别、特性的理解和辨识，这些方面的突出才能兼备而平衡。这样的文章至少表明，沈从文不是一个自顾埋头创作的人，他在自己的创作之外，还特别留意他所置身其中的文学的总体，以及别人的文学；而且，他有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的冲动。注意到这些，以后看到他对文学运动、现状和趋向发表意见，参与甚至引发文学论争，撰写系列的作家论、诗人论，就不会特别意外了。他也许无意做一个批评家，实际上却常常忍不住力陈一己之见，哪怕因此而招惹是非。
《晨报副刊》接连发表了沈从文以《母亲》为题的两个独幕短剧，第二个剧本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五日连载后，几天后即被翻译成日文，刊登于四月四日、十一日极东新信社在北京出版的《北京周报》，译者春霞。这是沈从文的作品首次翻译成外文。几年后收入《十四夜间及其他》时，改名为《支吾》。另一个剧本《盲人》，四月十四、十七、十九日《晨报副刊》连载，也翻译为日文，次年刊登于大连出版的期刊《满蒙》第八、九、十期，译者柳湘雨。
《现代评论》四、五月出版的第三卷第七十二至七十五期连载了沈从文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在别一个国度——于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自一九二五年八月在《现代评论》发表散文《怯步者笔——声》之后，沈从文即成为这份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陆续发表作品二十二篇，如此多的数量，以致后来被批评者视为“现代评论派”成员——“其实那时我只廿三四岁，一月至多二三十元收入，那说得上是什么‘现代评论派’？”（12;380）
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号第一次出现沈从文的小说，是个题为《炉边》的短篇；由此开始，到一九三二年停刊前，《小说月报》共发表他的二十四篇作品，数量仅次于《晨报副刊》。还不仅仅是数量，沈从文短篇中的优异之作，许多发表于此。以后，沈从文与主编郑振铎相熟并成为朋友；编辑叶圣——九二七年五月至次年十月郑振铎旅欧期间代行主——赏识沈从文的小说，两人在通信中建立起友谊。
从香山回城不久，九月二十日，沈从文在张采真、杨振声等友人的鼓动下，参加燕京大学特别安排的二年制国文班入学考试，形式是口试，内容为历史、哲学、文学，结果“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12;380）倒未必真是“无知”到这种程度，却显示出他对学院式问答令人惊讶的不适应程度，就连熟读的李商隐诗等问题，也张口结——们或许还记得，在湘西军中辗转游荡的时期，他随身的小包袱里，就有《李义山诗集》。这次失败印象深刻，所带来的挫折感却不一定有之前几次考学失败那么大，毕竟，他的文学事业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他的心思集中在这上面。
十月三日，沈从文参加了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静心斋举行的婚礼。“极不愿意”出场而最终还是做了证婚人的梁启超，“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14]满堂宾客中，沈从文自道，“还是第一次看见梁先生。平时读他的文章，总觉得他是个才气纵横，不拘小节的大人物，听到这次致祝词，却感到一点酸秀才味，为什么这样迂腐？”（27;437）
十一月，沈从文的第一本书《鸭子》由北新书局出版，为“无须社丛书”中的一种。无须社是蹇先艾、张采真、于赓虞、沈从文等组成的文学社团，十月十五日在《世界日报》创刊《文学》副刊，于赓虞任主编。
《鸭子》收戏剧、小说、散文、诗各类文体作品共三十篇，印行后徐霞村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北新》第三十四期发表评论说：“本书所集的虽不是著者最好的作品，却还能代表他的作风的一般。”徐霞村敏锐地观察到，沈从文所写的戏剧，“价值是在文学方面，而非舞台方面。”流利的对话“能给你一种完全出于自然的印象……一字字地在你耳边震荡，如同麻雀的叫声那么清脆”。而所以能够如此，“一半固然是因为他笔下来得快，一半也是因为他能大胆地运用土语。”而他的小说，“主要的特点就是细腻，因为他专能在小地方着笔。”从他的小说，“我们可以找出两个很明显的背景：就是著者的乡村生活和兵的生活。”“在他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过《圣经》的影响，除了他的对话的流利和叙述的细腻外，还有抒情的深刻一个特点。它们使我们知道，在著者的天真的面孔后还藏着深刻的悲哀。”[15]
说到“大胆地运用土语”，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项工作。前面提到过沈从文用镇筸土话试作的诗《乡间的夏》，他这个方向的兴趣更从个人创作转入民间山歌的搜集整理。新文化运动中，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兴起了以民间歌谣为对象的研究活动：一九一八年北大歌谣征集处成立；一九二〇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歌谣周刊》创刊，到一九二五年六月并入《国学门周刊》。从大的方面来说，沈从文的这一项工作可以看作对这一种时代文化风气的略微迟后的响应；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有距离的研究者，他更是一个与这些民间的表达十分亲近的人，本来他就是在产生这些民间表达形式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
他特意请在湘西当兵的表弟印远桂代为收集家乡镇筸一带的山歌，这位小表弟带动周围一群二十来岁的兵士，抄录了约四百首之多寄给他，他从中整理出《筸人谣曲》，将四十余首“单歌”在《晨报副刊》十二月二十七、二十九日发表，并作解释；一九二七年，又继续整理出《筸人谣曲选》，都是“对唱歌”，仍由《晨报副刊》发表。
这是些什么样的山歌？以“单歌”里面的两首“短歌”为例，略见一斑：
如，“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我想用手摩一摩，/心里只是跳跳底。”（15;21）
再如，“因为萝卜踹死菜，/因为姐好才起心；/起心不自今日起，/萝卜下种到如今！”（15;32）
——以后，当我们看到家乡谣曲屡次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时，或许该想到，他并非只是出于一时之兴而插入作品里面的，这些朴野山歌，简短几行几句，即刻就能带出一个特别的生活世界。
一九二六年这一年，沈从文发表各类作品七十余篇。他自己不无骄傲地认为，从辞去香山慈幼院的工作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职业作家。
七、由北而南的变化：政治中心、新书业、个人打算
一九二七年初夏，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沈岳萌为避战乱，离开湘西，打算到北京和他共同生活，却因战事滞留常德，直至夏末才到北京，同住汉园公寓。这一来，沈从文经济上的压力加重，唯有继续拼命写作维持生计。
九月二日，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我的钱又不即得，她们情形□□□□□□□□，无法办，只想书铺开恩早妥贴，则大家均活矣。听士隽从汉口来信，说，我的好多小说，被人译到汉口中央英文报上，是个姓施人译的，士隽又为我作了篇英文的略传，可以告给爹一笑。还有□译作日文的呢，更可笑了。一面为了救救大家想改业的从文，一面□这些无补于生活的近乎宣传的好处，真难为情！”（18;3）
士隽即张采真，汉口报纸上的英译作品现在无从查找，日译作品即前面提到的短剧《母亲》。
这封信是现存沈从文书信中最早的一封，写在明信片上。明信片底部印两行字，“诗人泰戈尔初次与北京民众之相见/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八日在先农坛”，正中是泰戈尔等一行人的照片，沈从文的信写满空白处。
九月，新月书店出版了沈从文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蜜柑》。这本书的出版，应该是徐志摩促成的。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正式辞去《晨报副刊》主编职务，离京南下；一九二七年，他在上海与朋友成立新月书店，六月二十日《申报》刊登《新月书店启事》，列创办人八位：胡适、宋春舫、张歆海、张禹九、徐志摩、徐新六、吴德生、余上沅。《蜜柑》收小说八篇：《初八那日》、《晨》、《早餐》、《蜜柑》、《乾生的爱》、《看爱人去》、《草绳》、《猎野猪的故事》，前有简短的序：“此书作为献给为此书题字的那人。别人也许有能对于我的文字感到小小趣味的，但那人是能在我本身上头发现艺术的一个人。”（1;171）题写书名的人，大概就是徐志摩。[16]
一九二七年沈从文发表作品近四十篇，其中有多部中篇，如《篁君日记》、《山鬼》、《长夏》，下一年都出版了单行本。
十一月下旬，沈从文又给大哥一信，其中说：“在北京，亦有因他方来信不知误用有孙中山像或国民党遗嘱之信封信笺因而被传拘者，吾哥既非党员，固不足虑，惟其他友人，或有为北方亲识写信者，于此留心，省得麻烦，实为幸事。”（18;7）
此一段话，透露出沈从文所感受到的北京空气的紧张。四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对于以写作为生的沈从文来说，有明显关系的变化是：一方面北洋军阀对北方的控制日紧，另一方面政治中心南移，出版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由北而南，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规矩，都不能使我们耽在一个地方不动为得计。在上海，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们的文章，《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各为我印行了一本书，所以……”（13;24）——所以，沈从文也打算离开北京，到上海。
同一信最后说：“不能过沪，此间思每月得一百六十块亦不大容易，心急，故日来亦甚无味！”（18;7—8）
到年底，沈从文终于踏上了行程，“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13;24），经由海路，搬往上海。
沈从文从湘西军中摆脱出来，进北京找出路，于艰困中找到文学，以超常的努力为自己抱定的这份事业打开一个初步的局面。从来到去，将近五年的时间。对事业起始阶段的生活，沈从文无法不怀有深刻的特殊感情。一九八〇年，他赴美，应邀在多所大学演讲，或是讲文物，或是讲文——文学的时候只讲这一阶段的经历，而不是他文学成熟时期的创作。首场讲演在哥伦比亚大学，题为《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讲的就是他在酉西会馆、北大附近小公寓的个人经历，最后他感慨年轻时代的文学同行分道四散，他自己还在这条路上持续前行：“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为了对付生活，方特别在不断试探中求进展。许多人都比我机会好、条件好，用一种从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写点什么，读点什么，到觉得无多意思时，自然就停了笔。当然也有觉得再写下去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终于为革命而牺牲的，廿年代初期我所熟悉的北大、燕大不少朋友，就是这样死于革命变动中的。也有些人特别聪明，把写作当作一个桥梁，不多久就成了大官的。只有我还是一个死心眼笨人，始终相信必需继续学个三五十年，方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才可能慢慢达到一个成熟境地，才可能会写出点比较像样的作品……”（12;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