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上海：出版失败，文学趋向成熟，初尝教书生活
一、“少年”/“我老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海上航行，沈从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抵达上海，住法租界善钟里三号楼上，每月十三块钱房租。刚住定即写《南行杂记》，实为一束给朋友和亲人的信，共五封，二月一日起在《晨报副刊》连载四天，记录初到的印象和个人的打算。
第一封信写到某处“通融”了五十元钱。第二信说“每天早上起来烧水，洗脸，买菜，淘米，煮饭，炒菜，打油，洗碗，头发昏”。第三信给“也频同冰之”，抱怨邻居五六个大学生从早闹到晚。第四信给徐霞村，说的却是“趣事”：“见到两个年纪青青的女人拉着一个类乎老憨的矮胡子。一面是亲亲热热的，一面是忸忸怩怩的，这是我说的趣事。不过这趣事使我觉得人类很可哀。”第五信给大哥，讲卖文为生，“没有人在一种类乎施恩的情形下给我的稿费，我就要活不下去。”他常常做发财梦，也清楚文坛的时尚和卖文的种种机巧，却自有文学的执拗与坚持，与好友张采真的交谈说起了这个话题：
士隽在未曾离开此地以前，便告我：要靠到作小说生活，顶好选目下作兴的事作，这方向：第一是走类乎“性史”的路。第二是走上海方面自命为青年无产阶级的人所走的路；每一篇小说都是嗳呀苦，嗳呀闷，嗳呀我抱到这女人又怎样全身的抖，且应当记着莫忘到“穷”字，实则有钱也应说怎么的穷，自然而然就能增加读者的数量。第三则应当说到革命事上来了，枪呀炮呀，在枪呀炮呀之中再夹上女人，则所谓“时代精神”是也。我告他我办不到。告他办不到，士隽也很信，不过同时为我发愁，因为人人说是艺术随到时代跑，不在前，纵在前也像打旗子的引元帅出马的跑龙套模样的人，而所谓艺术，在时下人谈来竟应认为一种宣传告示，然而把一种极浅浮的现象用着极草率简陋的方法去达到一种艺术以外的目的，虽认为艺术是表现时代的纠纷，而忘却表现值得称为艺术的必须条件，若说文艺的路是走一条死路，这也算是把国人艺术的观念弄错的一件事了。
我是并不反对把艺术的希望是来达到一个完美的真理的路上工具的，但所谓完美的真理，却不是政治的得利。若说艺术是一条光明的路，这应当把他安置在国家观念以上。凭了人的灵敏的感觉，假借文字梦一样的去写，使其他人感到一种幽美的情绪，悲悯的情绪，以及帮助别人发现那超乎普通注意以外的一种生活的味道，才算数。
在一种虚伪下说艺术是应当那样不应当这样，且为一种自私便利在极力拥护他的主张的，实大有人在。这类人其实在另一时会变，人是很聪明的人，不必为他担心。我怕的是我不能这样作便无法吃饭，但只要拖得下去，这发财方法只好放弃，尽人事以外另外靠天去了。（11;73—84）
一月下旬，沈从文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旧梦》，《现代评论》从二月二十五日起连载；七月他写完，九月二十九日连载完。
三月，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月刊出版，从第一期连载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至十月出版的第八期刊完。新月书店同年分两卷出版了单行本。路易斯·加乐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九二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译本，译者是语言学家赵元任，书名是胡适起的；沈从文在徐志摩婚礼上见过赵元任拉提琴。赵元任在译者序里说，“又有许多人仿着这个故事做些本地情形的笑话书。例如美国康桥哈佛大学的滑稽报在一九一三年出了一本《阿丽思漫游康桥记》，勃克力加州大学在一九一九年又出了一本《阿丽思漫游勃克力记》。以后也说不定还会有《阿丽思漫游北京记》呢。”[17]这最后一句，不知道沈从文当初是否注意，并心有所动，结果确实是他借来阿丽思小姐和兔子先生，为他们新辟漫游之——国的城市和乡村。起笔的时候，他不过想写点儿“半梦幻似的有趣味的事”，给妹妹看，让她说给妈妈听，“只要足以给这良善的老人家在她烦恼中暂时把忧愁忘掉，我的工作算是一种得意的工作了。”但是写到第四章，回头看，发现已远离初衷，写“坏”了：“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纯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骨乃所以成其为浅薄，……所有心上的非发泄不可的一些东西，又像没有法子使他融化到圆软一点。”怎么办？继续写下去：“也许那个兔子同那个牧师女儿到中国来的所见到的就实在只有这些东西，所以仍然就写下来了。”（3;3—4）
春天，沈从文把母亲和九妹接到上海，入夏又陪母亲去北——九二八年，这座城市已成“旧京”，改为北平特别——病。过了约三个月，沈从文留下妹妹照料母亲继续治病，只身返回上海。还是走海路，先到天津，从塘沽上船，同船有林宰平，还碰到了吴宓。吴宓七月三十日“在天津丸舟中”日记：“晚与宰平至一等舱面，晤其同乡曾仰丰君。又与沈从文谈至十一时始寝。沈即作《阿丽思漫游中国记》之少年也。年二十六岁。”[18]
可是这个“少年”自己说：“我老了。”（3;424）这是他日记中的话。七月的北平日记在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上连载，八月回上海后又写了一个月的日记，年底合起来由上海人间书店出了一本《不死日记》。穷愁不已，满腹牢骚，自伤自怜，是这些日记的调子；不过从中确实见出生存的压力：没有钱，母亲不能到医院看病，妹妹的学费也拖欠：“目下是对于九的法文教员上月欠薪五元很是为难。”（3;402）——沈从文宠爱妹妹，对她的教育颇为上心，出乎一般想象，他竟让妹妹学法语；“我生了一整天的气。在生自己无用的气中，日子是一天又过去了。”（3;425）八月十四日反省写作，并记一次“观光”：
写了一篇名字取作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作小说，事实的写述太少，心情的辩解太多，成了几乎像是论文那类东西了。……
我的工作方向似乎是应变更，另走一条路才对。不拘拘于背景所在，句子的组织，应当变成自己的句子，不缺少通俗的明，特异处又能得到本乡人说话的真，或者在了解上容易得到效率。辩论，研究，解释，是都得应有自己的文法将调子加强加浓的。
把笔投下，酸楚在心，人是太疲倦了。
……
今夜无意中，与也平丁玲走进北四川路一个咖啡馆，到了才知道这是上海文豪开的。到此的全是历史上光芒万丈的人物，观光真不可不算是幸事了。……
到了那类地方，我就把乡巴老气全然裸陈了，人家年青文豪们，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与那么潇洒！据说浪漫派的勃兴，是先在行为上表演，才影响到文字学上的，正如革命文学家是革命成功以后来产生的东西一样，中国在这一事上实炫耀着民族的睿智，大可以给人倾倒的。
……
我只能用“落伍”嘲笑自己，还来玩弄这被嘲笑的心情。（3;429—431）
靠写作来维持生活，异常艰难几乎是不用说的；不过，沈从文发表、出版的数量都甚为可观，收入虽然不足，但常常窘迫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程度，却也跟他用钱糊涂有些关系。譬如，他回上海二十天，收入和花钱情况是这样的：“得了《新月》方面五十块钱，《小说月报》二十块，也平处十三块；共八十三块；用完了，几乎是不曾有过这样事似的，钱是只余三块了。还是日里夜里嚷着穷呀困呀的过日子的人，却胡涂的用了这样多钱了。”（3;434）
“我咀嚼自己胡涂的用钱，便想起母亲说的应当有个妻来管理的事了。”（3;435）——其实他未必着急要有个妻子来管钱，对女性的想望倒是这个年龄不可回避的；从在北京那几年直至现在到上海，他的笔下从未回避这个问题，只是一直自设为一个卑微的人，其苦闷在于：“世界上是没有女人要我爱她的。”（3;436）可是呢，“女人是可念的，有些还美。”（3;449）
二、三个人，两个刊物，一个小出版社
日记里出现的也平，即也频。胡也频与丁玲在一九二八年二月离开北平到了上海，住在善钟里沈从文处；三月两人即去了杭州，在西湖边葛岭山上住了三个多月；七月再到上海，住法租界贝勒路永裕里十三号三楼。
刚住下来，胡也频就出面编辑《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七月十九日创刊，出到第四十九号，十月三十一日即告停刊。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学沛，与沈从文“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13;28），丁玲在一九八〇年回忆，胡也频是“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优遇。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预意见）”。[19]
丁玲和沈从文都参与了协助编辑的工作，沈从文在《记胡也频》里说：“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与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到九月，胡也频和丁玲搬到萨坡赛路一百九十六号。这时节沈从文住马浪路的新民村，离得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13;28，29）
《红与黑》副刊停办之际，他们三个人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编辑出版计划了。《红与黑》倒数第三期，即第四十七号，刊登《〈红黑〉创作预告》，预告即将自办《红黑》月刊，并自办一个出版社，印行“红黑丛书”。
胡也频的父亲胡廷玉正好来上海，设法帮他们转借了一千元，每月三分利息。他们合赁了萨坡赛路二百零四号的房子，楼下做“红黑出版处”，“我和也频，后来加上我母亲住在二楼，沈从文和他妹妹岳萌住三楼，有一个时期他母亲来了，也住在三楼，沈从文的哥哥和弟弟也短时住过。我们两家人各自起火做饭。”[20]
与此同时，又有人间书店请他们编一个月刊。
三个人，编辑经营两个月刊，再加一个小出版社，“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13;30）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红黑》问世，三人合作编辑，胡也频负责主编；十天以后，《人间》创刊，三人合作编辑，以沈从文为主编。
《红黑》封面由留法回来的画家刘既漂设计，竖排两个大字，“红”是红色，“黑”为黑色，异常醒目。胡也频在创刊号上写《释名》，说：“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
沈从文《记胡也频》里写道：“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皆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他一人，从编辑到同印刷所去跑路，差不多全是这海军学生办理。他又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13;30）《记丁玲》重述当年情形：“我们三个人坐了车过四马路与北四川路各书店去看我们刊物，只见书店窗橱内皆陈列了这份杂志，且见到一些人拿了这杂志在手中翻阅，几个人便互相会心微笑着，从这一家书店溜出，又撞进另一家书店，快乐得真无言语可以形容。”（13;116）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方面在一个礼拜内就将近卖去一千份，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欢喜得脸上发红。”这个不错的开头，让他们兴奋有点儿过头，甚至以为，“以后每期应当印五千，似乎才够分配。”（13;30）
他们不仅仅承担编辑、印刷、发行各个环节的事务，更是刊物的撰稿人，虽然每期都有约来的稿件，但多数稿子还是他们自己——来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文学，才要出版自己的刊物，出版自己的书，以获得独立和自主：既独立于文坛的门户和派别之外，独立于写作的时尚和潮流之外，又把自己从与书商的经济关系中解脱出——若他们的刊物和出版社能赚钱，就不必再为稿费、版税而受气了。当时的情形，刊物发表作品，“报酬通例是三元千字，到时可能少付些或不付。单行本预支一二百元，其实等于买绝。”稿酬当然有高于通例的，版税制度则没有严格建立起来，有时不免发生糟糕的情况，“有些收受了稿件，书已印出，到作者询问版税时，书店即回一信，说明书无销路，倒欠若干还得补还，使作者哑口无言。”（27;83）
“为了这个刊物同《人间月刊》，我们一面忙到杂事，也一面得很谨慎的写许多文章，所以十八年这一个年头，算是我们最勤快的工作的年份，各人皆写了许多作品。……我们只是自己向一个很远的理想迈步，同时这迈步，却是沉默的，无声无息的。”（13;30）除了刊物上的文章，三人的作品冠以“二百零四号丛书”——因住处门牌号而取——各书店和红黑出版处印行，短时间就出了七种。
这三个人对出版的热情和投入，在当时，并不是特殊的现象。一九二八年以来，汇聚在上海的文学青年日多，自发的小社团纷纭而出，自组的小型出版机构也涌现不绝。譬如，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编辑出版《无轨列车》，同时开第一线书店，施蛰存晚年回忆说，“为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开一家书店，这是毫无出版经验的三个青年干的傻事。”[21]——单就这一点而言，这三个青年与那三个青年，差不多一样——《无轨列车》被禁止后，第一线书店换了块招牌，改叫水沫书店，实际是一家出版社，位于虹口北四川路，与红黑出版处所在的萨坡赛路距离不算近，在施蛰存的记忆里，“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说，“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睛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22]
然而，这份共同的事业并没有让他们兴奋太久，就以失败告终。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三个人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善于经营。《人间》编到第四期，实际只出了三期，即夭折；《红黑》勉强维持到第八期，也不得不结束。
“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却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13;32）另外，现实的结果是，他们亏了本，背了一笔要偿还的债务。
丁玲记得，“出版社关门后，剩下的事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元，也频把在山东教书的工资拿了出来，还缺三百五十元，最后由我向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并还清。”[23]胡也频是一九三〇年二月下旬去济南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教书的，五月又回到上海；如果回忆准确，可以推测，结清债务至少延迟到了一九三〇年春天。
三、文学趋向成熟的时期
出版事业失败了，文学创作上却是另一番景象。
其实，在《红黑》和《人间》诞生之前，丁玲就以喷薄而出的状态，迅疾成为最受关注的文学新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小说月报》头题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梦珂》；转年，这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牌刊物，又于二月、五月、七月连续以头题刊出《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把丁玲推上了众所瞩目的位置。编发这些小说的叶圣陶，又与章锡琛主持的上海开明书店联系，为丁玲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书《在黑暗中》。所以，丁玲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后，即去景云里拜访了叶圣陶。如果说一九二八年是丁玲文坛登台之年，用朋友们开玩笑的话说，她可是“一出台就挂头牌了”。[24]
相比于一亮相就博得满堂彩式的走红，沈从文的创作则是经历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步一步地进展，一点一点地成熟，而且仍然是通过持续地大量写作的方式，缓慢获得。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沈从文发表作品七十余篇，出版作品集和单行本接近二十种：
《入伍后》（小说、戏剧集），上海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二月；
《老实人》（小说集），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二八年七月；
《好管闲事的人》（小说集），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七月；
《阿丽思中国游记》（长篇小说），上海新月书店，第一卷，一九二八年七月；第二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四；
《篁君日记》（小说），北平文化学社，一九二八年九月；
《山鬼》（小说），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二八年十月；
《长夏》（小说），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二八年十月；
《雨后及其他》（小说集），上海春潮书局，一九二八年十月；
《不死日记》，上海人间书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百零四号丛书之二；
《呆官日记》（小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一九二九年一月，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六；
《男子须知》（小说集），上海红黑出版处，一九二九年二月，红黑丛书之二；
《十四夜间及其他》（小说、戏剧集），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二九年三月；
《神巫之爱》（小说），上海光华书局，一九二九年七月。
如此大的创作量，很难不被称为“多产作家”：这个说法有时候是赞赏，更多时候是诟病。称誉也好，嘲讽、批评也好，都是别人的意见；沈从文这个写作者自己，正是在“多产”中，文学进入了趋向成熟的时期。
《小说月报》一九二八年八月号发表了短篇《柏子》，可以看作渐趋成熟的代表作品之一。柏子是湘西河流中无数水手中的一个，日里爬桅子唱歌，船靠岸后去河街找相好的妓女玩耍，小说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和生命。沈从文后来为自存的作品题识，交代这个作品是一九二七年在北京汉园公寓写的，“写时非常顺利。写成后拿到另一个房间去，对到正吐过一口血，想把血用什么东西去遮掩的母亲行为，十分难受，就装成快乐的神气说：‘今天不坏，我做了一篇文章，他们至少应送我十块钱！’到后当真就得了十块钱。”（14;435）另一次在《柏子》文末题：“这才是我最熟的人事，……我应当回到江边去，回到这些人身边去。这才是生命！”（14;464）《柏子》最初收入小说集《雨后及其他》，等到沈从文完全确立了自己的文学，一九三六年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做回顾总结，又编入了这个短篇。同年，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编译《活的中国：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London:George G.Harrp,1936）在英国出版，也选了《柏子》。
另一个例子可举《阿黑小史》。这部中篇虽然迟至一九三三年由新时代书局初版，但约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即完成了初稿，也是从这年起陆续分章发表。沈从文后来题《阿黑小史》单行本说，“本书用乡村‘牧歌’体裁，用离城四十里的高岘满家油房作背景写成。约民七前后，曾住此村子里约卅天。”（14;460）而在一九二八年写的序中，他说：“这一本小小册子，便是我纯用客观写成，而觉得合乎自己希望的，文字则似乎更拙更怪，不过我却正想在这单纯中将我的风格一转，索性到我自己的一条路上去。”他把自己“如今且有意来作乡巴老”而写成的文字与时髦的文学相区分，自信有不一样的价值：“或者还有人，厌倦了热闹城市，厌倦了眼泪与血，厌倦了体面绅士的古典主义，厌倦了假扮志士的革命文学，这样人，可以读我这本书，能得到一点趣味。我心想这样人大致总还有。”（7;231）
与《阿黑小史》和《柏子》同类的作品，一九二九年还发表有《阿金》、《会明》、《牛》、《菜园》等短篇，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现故乡湘西，文字明净、节制，语气亲切、舒缓，有温暖的幽默，有宽厚的悲悯和爱怜；特别是，在文字的背后，还有如湘西的山、湘西的水、湘西的历史那样默默无言却一直都坚实地存在着的广大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还有另一幅笔墨的描画。一九二九年发表的短篇《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以及结集的《神巫之爱》等，取材苗族传说故事，浓墨重彩，铺张渲染，纵笔直叙，自成令人惊奇不已的一格。
四、中国公学教书
虽然有大量作品发表和出版，但本就不高的稿酬和版税常常拖欠，最后分文拿不到的情况也碰到过几次，又加上出版处倒闭而背着一身债务，沈从文带着生病的母亲和年轻的妹妹生活，压力日甚一日，难以支撑。
在这种困难的情境下，徐志摩向老朋友胡适推荐沈从文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这个大胆的主意，一定出自徐志摩，沈从文本人很有些惴惴不安。因《新月》的关系，沈从文与胡适结识；胡适一九二八年出任中国公学校长，有意思的是他正式到任那天，四月三十日，日记里写：“虽然受了很热烈的欢迎，我细看校中状况，很难有办法。”他感慨自己“太腼腆”，接着引用沈从文小说里的话：“沈从文的小说（《旧梦》）里一个女人说：‘你放痞一点，你就成功了。’我不能痞，也不想成功。”[25]一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六月，沈从文为到中公的事致信胡适：“昨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耳。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方面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实为幸事。事情在学校方面无问题以后，从文想即过吴淞租屋，因此间住于家母病人极不宜，且贵，眼前两月即感束手也。”（18;16）
八月，沈从文正式受聘为中国公学国文系讲师。胡适的“破格”，不只是因为他和徐志摩、沈从文的私谊，也不只是因为他对沈从文个人创作的欣赏，胡适有他自己办学的思路，他很清楚为什么做这件事。后来，时过境迁，偶然触发忆及当年在中公聘请作家之举，胡适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日记中不无自得地写道：
偶捡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26]
九月初，新学期开始，沈从文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面对好奇的学生，一时竟讲不出话。这个尴尬的情形，很快即成传说，描述生动有趣，细节未必能一一落实。凌宇《沈从文传》叙述：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才终于开口；而一旦开口，又急促难控，结果把准备的内容匆匆讲完，再次陷入窘迫；最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27]此传出版前，曾经沈从文看过，应该可信。大致上，在课堂时间里，沉默的时间太长，讲话的时间太短，是可以肯定的。沈从文晚年在一封信里，回忆过这个特别的经历：“第一堂就约有一点半钟不开口，上下相互在沉默中受窘。在勉强中说了约廿分钟空话……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好意和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哄下讲台！”（24;259—260）一九四二年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自嘲第一次讲课，“实在说就是给大家欣赏我那个乱蓬蓬的头，那种狼狈神气。……下课钟响后，走到长廊子上时，听到前面两个人说，‘他究竟说些什么？’……这一课使我明白文字和语言、视和听给人的印象，情形大不相同。”（16;501）
沈从文开的课，为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每周课时不多，想来应该是很轻松的；实际上，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准备，耐心地编写讲义。这里要特别提出，这两门新课，从国文系传统眼光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讲课的人自己也不免低人一等的感觉；换种眼光看，却实为得风气之先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其重要性要到很久之后才会被慢慢意识到。
沈从文的新文学研究课，第一个学期讲中国新诗，第二个学期讲现代小说，“新的功课是使我最头痛不过的，因为得耐耐烦烦去看中国的新兴文学的全部，作一总检察，且得提出许多熟人”（18;48）。一个本来专事创作的人，因为教学的需要，同时成了一个批评家和研究者；还不仅如此，另有超出个人之外的意义：很多年之后，中国新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研究这一学科史的人追根溯源，探寻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于什么学校开设专门的课程。虽然有史料表明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间零星出现过有关新文学的讲授，但具有独立的学科性质的课程，一般认为朱自清一九二九年春季在清华开课，并编有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较为明确的一个标识。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半年之后，即有沈从文在中公的新文学研究课；再过一年，沈从文到武汉大学教书，仍讲此课，并印行了讲义《新文学研究》。
一九二九年秋季学期，沈从文还在上海暨南大学兼了中国小说史的课，这对他是一个新的领域，他也认认真真去编讲义。一九三〇年，暨南大学出版室以“国立暨南大学讲义”名义印行了沈从文与孙俍工合著的《中国小说史》，其中绪论和第一讲神话传说，为沈从文所写。
沈从文上习作课，用的方法最朴实，不是作家的人就没法模仿：他自己一篇一篇写出来，当作示范。譬如《腐烂》这个小说，即是在吴淞为习作课做准备，一九二九年七月写出、八月重改的，用意是以此举例，“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14;464）
胡适说“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沈从文自己的感觉却未必如此；即使感受到这份爱戴，也并未因此而得到充分的愉快。事实上，他心绪恶劣，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糟糕的方面。
他在中公每月的薪水，大概是一百五十元或一百七十元，待遇不为不优，大哥沈云麓八月份来上海把母亲接回了家乡，按理说负担减轻不少，但还是常常处在穷困之中。妹妹跟着他读书、生活，需要开销；以前的债务大概也还有；再就是，随手助人，学生当中，受到他各种形式帮扶，现在仍然能够举出名字来的，就有何其芳、刘宇、李连萃、吴春晗（吴晗）、罗尔纲等，他的钱不够花，与此也有点关系。十月下旬给胡适的信里说，本来想搬家到学校来，但“生活青黄不接”，到月底“非有三万字不能解决”，如果写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连以后从城里来吴淞上课的钱也筹不出了（18;23）；胡适见信，马上让人送钱，“卅日学校送来洋壹百元得到了。”（18;24）十一月他和妹妹搬到了吴淞；一九三〇年一月下旬，他高兴地告诉胡适，高一——任中公社科院院——他卖了一部稿子，“得洋三百三，过年可以平安无虑。”（18;46）但刚过一个月，又跟胡适说，所有的钱，还账、用、为妹妹缴学费，花光了，近日发烧作咳，得去医院检查打针，“若是学校不让我先支到一个月薪水，我是无办法把自己处理一下的。”（18;53）尤其难以想象的是，一个远在美国的朋友，几次寄钱接济他。
这个朋友是王际真。王际真一九二二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一九二九年纽约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节译本（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ranslated and adapted from Chinese by Chi-Chen Wang,New York:Doubleday Doran,1929）[28]，后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一九二九年，他返国回山东老家探亲，夏末在上海停留期间，徐志摩介绍他和沈从文认识，彼此相投甚深。幸亏有这么一位朋友，沈从文的各种情绪有个地方疏泄。从一九二九年九月到一九三二年二月，沈从文寄往美国的信有四十一封之多，王际真都保存了下来。
穷困之外，沈从文牢骚的另一个话题是身体坏。中公刚开学不久，他就说：“身体坏则毫无生趣可言，故虽教书亦恐不能长久，际真，若你能明白从文因体质影响及作人态度是如何深而且大，你当处处见到从文可怜。”“我发烧到不知多少度，三天内瘦了三分之一，但又极怕冷，窗子也不敢开。无事作，坐在床边，就想假若我是死了又怎么样？我是没有病也常常这样想的，大约彻底说来，就是人太不中用的原故了。”（18;19—20）他才二十七岁，已经这样说话：“我身体太坏了，一上学校，见学生太年青就不受用，打主意班上凡是标致学生全令其退课，则上课神清气爽矣。……际真，人老了没有用处，只有你可以懂我这个话。”“我流鼻血太多，身体不成样子，对于生活，总觉到勉强在支持。”（18;21）
学生们喜欢这位先生，却不能了解这位先生的苦恼：“学生天真烂漫的听我讲我的牢骚，这些有福气的人！他们仿佛都觉得我活得痛快，女人看到我有趣味似的玩，她们以为我是先生，懂许多事，理解一切，高兴时就创作小说一篇，平时也非常舒畅，她们大胆的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就似乎很放心以为我不会损害她们，也不怕我会爱她们。这些天保佑的愚蠢女子！”学生们不知道，“我是单为了怕见一个女人牺牲了两点钟不上课就回了家的。在昨天，晚上开系会，拍掌要我演说，她们笑，我却在回家车上哭，看出自己可怜。”（18;22）
在沈从文的感受里，他和他的年青学生之间，似乎非常之“隔”。“学生一个也不知道我是这样情形活到世界上的，还成天有人来同我谈学问。做文章也很有人，但当我告他们要成天苦写，苦思索，求对于事物与文字的理解，写三年也莫以为成功，再看成绩，听到这话把他们的趣味消尽了，因为他们都相信天才，我却告他们没有天才，只是忍耐，大约具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会多的。”（18;26—27）他一面抱怨大学生不读书，一面又劝他们好好去玩，一时说，“大学生是全很怪可怜的一种东西，买书都只看广告，把书买来一看，失败了，便说中国作家糟糕，且从此就不买书了。”（18;48）另一时又讲起，“写信时来了五个学生，三男二女，问我怎么样写文章。我看了一会这些春天来发红的脸，告他们应当好好的去玩，譬如恋爱，就去太阳下谈，去发现，试验，做一点荒唐事情，总仍然不相信样子，逼到我开书目一纸走去了。真是一批蠢东西，不晓得自己好处，只羡慕做文章，这胡涂欲望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男女皆中毒，奇怪极了。”（18;55）
沈从文给王际真写信，自由而任性，这种任性基于完全的互相信任关系，但也许因此而多少夸张了他教书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之处。他是因为写作不足以支撑生活，不得已才教书，初入学校的环境，心理上承受压力，精神不由得紧张，特别需要肆意宣泄，可能也是任性夸张的一个原因。
也因为自由而任性地无话不谈，沈从文时不时还会描绘一些“幻想”——
他曾在给王际真的信里附寄过几次自己的画，因而说，“我倒并不忘记廿年后成画家的希望”（18;41）；
“我将学一点苗文，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的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的。”（18;36）——这倒是不错的想法，不过得返回湘西才能实行；
他多次说要学英文，“我愿意远走点到美国来流几年”（18;21），听着像是“空话”。他刚检讨“我说了六年要学一点英文，六年来许多人都养了小孩子，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开始”，接着就说，如果“到了法国或美国，三两年会把一种文字学好，也是意料中事。我是一面知道我无资格到美国，但也并不把这梦放下的”。（18;52）与此同时，他又嘱咐王际真把信封寄——不会写英文信封。很难判断他只是一时兴起说说而已，实际生活中，他给妹妹请外文教师，“她现在上海一个法国人处学英语同法语会话”，似乎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希望妹妹能够做，但这希望又不那么可靠：妹妹在北平就开始学法语，“可是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教员，又是重新起始，真像是特意为那些教员而读书的样子。”（18;58）因而又不免为妹妹的将来担心和烦恼。
沈从文致王际真信，任意而谈，虽有夸张而不失其真，这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大致上还是反映了出来。
多年以后，谈起中国公学教书这一时期，沈从文自然就平静了许多，也能够看得更清楚：“我在中公教书，有得有失。生活稍稳定，在崩溃中的体力维持住了。图书馆的杂书大量阅读，又扩大了知识领域。另一面为学生习作示范，我的作品在文字处理组织和现实问题的表现，也就严谨进步了些。《从文子集》、《甲集》、《虎雏》集中等等若干短篇，大多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学习过程中有个比较成熟期，也是这个时候。写作一故事和思想意识有计划结合，从这时方起始。”（27;85）
说到创作，特别应该注意到，一九三〇年《小说月报》一月发表的《萧萧》、四月发表的《丈夫》，已经足以成为沈从文短篇小说的标高之——过，这需要在以后的漫长时间里去认识。
五、张兆和，两个人的“顽固”
选沈从文课的，有一个女生张兆和，下了第一堂课，回宿舍，“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29]这话是张兆和二姐张允和说的，当时她们姐妹俩对沈从文的了解和印象大约如此。
张兆和一九一〇年九月十五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末淮军将领，做过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即张武龄）一九一二年初举家迁往上海，一九一七年又全家搬到苏州。一九二一年九月，张冀牖独资创办的乐益女中正式开学；大约一个月后，张兆和的母亲陆英去世，留下九个子女。一年后，张冀牖和韦均一结婚，生有一子。在张家十姐弟中，排行在前的是四个女儿，依次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接下来六个男孩，依次是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宁和。
一九二七年，张兆和与二姐一起进入中国公学预科，是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女生。张允和读了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之后，转学光华大学；张兆和则在中国公学读到毕业。大学里出现女生是很新奇的事，而张兆和不仅成绩优异，又擅长体育，女子全能运动排名第一，还是女子篮球队队长，自然非常引人关注。当沈从文来中公的时候，张兆和已在外文系读到二年级。
张兆和没有想到，有一——约是一九三〇年春，新学期开学之——收到这位老师的信，对她表白感情；沈从文对她的恋情，可能从头年冬天就产生了。她似乎没有惊慌，用她一贯对付情书的方——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对沈从文的信：沉默，不回复。沈从文一封信接一封信，她都不予理会。
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国公学校董会同意胡适辞去校长一职。六月下旬，学期结束，沈从文也打算辞职，他给胡适信里说：“一年来在中公不致为人赶走，莫非先生原因，现在觉得教书又开始无自信了。”（18;78）胡适离开中公，沈从文也就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这未尝不是他也想离开的一个理由，但不是全部的理由。
既决定要走，又不甘心追求张兆和半年却得不到一个说法，不得已，求助张兆和的同学好友王华莲，约她来谈话。王华莲进门后，沈从文说：“我有一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他递给她前一天先写好的两张纸。王华莲当面看过这封给她的信，接着沈从文问她很多关于张兆和的问题，说到伤心处，竟然大哭；再说，又哭。[30]七月二日当夜，王华莲给在苏州过暑假的张兆和写信，详细叙述了和沈从文谈话的经过，并把那封信也转给张兆和看。张兆和七月四日的日记里抄录了沈从文给王华莲的信：
我因为爱她，恐怕在此还反而使她难过，也不愿使她负何等义务，故我已决定走了。不过我愿意知道她的意见而走。……
昨天到W（胡适）先生家中去，说到要走的事情，问了许久，为什么要走，我还总是说为刻苦自己，没有提到是女人的事，我想你们中也总不会知道，但到后是把要走的理由说及胡先生知道了。因为我自己感觉到生活的无用可怜，不配爱这样完全的人，我要把我放在一种新生活上苦几年，若苦得有成绩，我或者可以使她爱我，若我更无用，则因为自卑缘故，也不至于再去追求这不可及的梦了。……
……
胡先生是答应过我，若是只不过家庭方面的困难，他会为我出面解决一切的。……在我没有知道B.C.（张兆和）对我感想以前，我决不要胡先生去帮忙，所以我先要你帮忙，使我知道一点B.C.对于这事的处置方法。（18;80—82）
张兆和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回悱恻赞美着的爱！”[31]
六日，张兆和又接到沈从文一封信，她决定到上海，解决这个纠缠了很久的问题。八日傍晚，她来极司菲尔路胡适家中，胡适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
我毅然（但终不免带几分羞涩）的说：“我本不该来麻烦胡先生，不过到了无法可办时，而且沈先生也告诉过你，所以我敢于来请教先生。”于是我说了沈先生的事。他也把他由沈先生那里得知的事情报告点给我。他夸沈是天才，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什么，及至我把我态度表明了，他才知道我并不爱他。这下子他不再叨叨了……他又为沈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他说：“他崇拜密斯张倒是真崇拜到极点。”谈话中这句话他说了许多次。可是我说这样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他说他也愿意为我写信去劝劝他。临行时，他说：“你们把这些事找到我，我很高兴，我总以为这是神圣的事，请放心，我绝不乱说的！”神圣？放心？乱说？我没有觉得的已和一位有名的学者谈了一席话，就出来了！[32]
九日，沈从文给回苏州的张兆和写了一封短信，“字有平时的九倍大！例外的称呼我‘兆和小姐’”[33]，表示“我尊重你的‘顽固’”（18;84）；当日从王华莲处见到张兆和给他的信，又写一信：“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能够这样也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乐一点便可以使你不负疚，以后总是极力去学做个快乐人的。”（18;86）
十日晚上，胡适写信给沈从文：“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个个人’之一个而已。”胡适还不忘顺便叮嘱一句：“暑期校事，你已允许凌先生，不要使他太为难，最好能把这六星期教完了。”[34]沈从文教的暑期课程，是中国新诗，七、八月授课的过程中，他编写出新诗讲义初稿。
约在十二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最后”一封长信。
历经此事，从开始到现在，张兆和的态度一直很坚定，表现出来是如终如一的“顽固”；但是，她的心理在这一过程中，未必就没有些微的变化，很可能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去觉察而已；“顽固”到“最后”，她也不能不对自己承认，毕竟还是有所触动。
张兆和写日记，耐人寻味的是，从七月初开始，日记中抄录了相关的全部信件，包括王华莲给她的一封、沈从文致王华莲一封、沈从文给她的三封、胡适致沈从文一封；这些信能够保存下来，也正是依赖她的日记。抄录信件之初，她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过些日子，自己看看，容我在事过后心平气和下看看自己的事究竟处置得对不”。[35]也即是说，她给自己预留了反省的可能——“顽固”，是不需要预留这种反省可能性的。
七月十四、十五两天的日记很长，记录了她复杂的感受、思考和困惑。“谁知啊，这最后的一封六纸长函，是如何的影响到我！……我满想写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忧伤，告诉他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顽固的我说不爱他便不爱他了，但他究竟是个好心肠人……”[36]十五日的日记分节摘抄沈从文的信，信文和自己的感想、评论互相穿插，仿佛是两个人在持续地进行对话，如：“我给他的信上说：‘一个有伟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为一个不明白爱的蒙昧女子牺牲什么的。’他却说：……”下面是沈从文的三段话。接着，张兆和又说：“读了这几节，这接信者不由衷心感到一种悲凉意味。她惊异到自己有如许的魔力，影响一个男子到这步田地，她不免微微的感到一点满足的快意，但同时又恨自己既有陷人于不幸的魔力，而无力量去解救人家，她是太软弱了！她现在也难过得要哭。”[37]最后，沈从文告诉她人生向上的道理，也被她珍重地抄下来，其中有这样的话：“一颗悬在天空的星子不能用手去摘，但因为要摘，你那手伸出去会长一点。……若果被爱的理由，不仅是一点青春动人的丰姿，却是品德智力一切的超越与完美，依我打算，却不会因怕被更多人的倾心，就把自己位置在一个平庸流俗人中生活，不去求至高完美的。”（18;92—93）
十八日，张兆和写道：“这回，我在这件恋爱事件上窥得到一点我以前所未知道的人生。”——她二十岁，拒绝了一个人对她的苦苦追求，却从这件事上开启了对恋爱与人生的严肃思考：“胡先生说恋爱是人生中的一件事，说恋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妄人之言；我却以为恋爱虽非人生唯一的事，却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一件事，他能影响到人生其他的事，甚而至于整个人生，所以便有人说这是人生唯一的事。”[38]
八月，沈从文辞去中公的教职。接下来，他要到哪里去？并不确定，只是确定要离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