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湘西：随军流转，递进的寂寞，渐强的光辉
一、再三重复的恐怖/平常经验
沈从文跟随三百余人的队伍上路，当天步行六十多里，黄昏前到达名叫高村的大河边，坐船下行。“船上所见无一事不使我觉得新奇，二十四只大船有时衔尾下滩，有时疏散散浮到那平潭里，两岸时时刻刻在一种变化中，把小小的村落，广大的竹林，黑色的悬崖，一一收入眼底。预备吃饭时，长潭中各把船只任意溜去，那分从容那分愉快处，实在感动了我。摇橹时满江浮荡着歌声。我就看这些，听这些，把家中人暂时完全忘掉了。四天以后，我们的船编成一长排，停泊在辰州城下的河岸边。”（13;298）
他们驻扎在辰州(即沅陵）总爷巷一个旧衙门里，每天除了跑早操，大多时候无所事事。沈从文喜欢去河街，“那里使人惊心动魄的是有无数小铺子，卖船缆，硬木琢成的活车，小鱼篓，小刀，火镰，烟嘴。满地皆是有趣味的物件。我每次总去蹲到那里看一个半天，同个绅士守在古董旁边一样恋恋不舍。”（13;299）
那时节，五千家户口的辰州地方，驻扎了大致两万名军人，所属十分庞杂。沈从文编在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归芷江人张学济管辖。不久，他们就被派往芷江（沅州）清乡。
约两个团的队伍，坐船上行七天，走旱路三天，到了沅州所辖的东乡榆树湾。部队在这里住了四个月，杀了将近两千人。所谓清乡，换一个说法是剿匪，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杀人。而且这种杀人简单到不必出去捉人，各乡区团总地主会送人来，倘若肯缴纳捐款，钱一送到，当即取保放人；没有能力拿出钱来的，牵出市外砍掉。有时也把团总地主捉来，罚一笔钱再放回家。
沈从文在这里的场集上，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还有一件印象极深的事是，商会会长年轻的女儿得病死去埋葬后，当夜便被本街一个卖豆腐的年轻男子从坟墓中挖出，背到山洞中睡了三天，又送回坟墓里去。这事为人发觉，卖豆腐的男子押解到清乡司令部，随即就地正法。临刑前，沈从文有机会跟他说过话——
我问他：“脚被谁打伤的？”他把头摇摇，仿佛记起一件极可笑的事情，微笑了一会，轻轻的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我又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他依然微笑，向我望了一眼，好像当我是个小孩子，不会明白什么是爱的神气，不理会我，但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的轻轻的说：“美得很，美得很。”另一个兵士就说：“疯子，要杀你了，你怕不怕？”他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你怕死吗？”那兵士被反问后有点害羞了，就大声恐吓他说：“癫狗肏的，你不怕死吗？等一会儿就要杀你这癫子的头！”那男子于是又柔弱的笑笑，便不作声了。……我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13;304—305）
榆树湾之后，部队移防怀化镇。因为填造枪械表需要会写字的人，沈从文由这个机会，升为上士司书，到总部秘书处做事。
在这个小乡镇，有一种恐怖的经——杀——次重复发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恐怖仿佛就化为平常，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部分。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由于过分寂寞，杀人虽不是一种雅观的游戏，本部队官佐中赶到行刑地去鉴赏这种事情的实在很不乏人。”而且，看过之后，“总有许久时间谈到这个被杀的人有趣味地方，或又辗转说到关于其他时节种种杀戮故事。”（13;308—309）
匪夷所思的情景，不仅可见，竟然常见——
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后面又是几个兵，或押解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或押解一担衣箱，一匹耕牛。这一行人众自然是应当到我们总部去的，一见到时我们便跟了去。（13;313）
《从文自传》叙述这一类事情，多数时候故意表现得不动声色，出以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口吻；他好像把自己写成了一个“看客”——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
事实可能与叙述产生的印象相反：看杀人的经验，深刻地“教育”了这个成长过程中的小兵，以显著的方式渗透到他的思想、意识、感情、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之中，成为终生不可消除和磨灭的重要因素。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这么一个人，当然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别的人，存在着重要的、无法泯灭的区别。所以，即使《从文自传》有意保持叙述语气的统一，在讲到怀化镇的生活时，还是从叙述的控制之下，泄露出这样不平静的、沉痛至深的内心信息：
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13;306）
乡民被拷打审问时，沈从文照例得行司书之职，坐在一旁录供，“把那些乡下人在受刑不过情形中胡胡乱乱招出的口供，记录在一角公文纸上。末后兵士便把那乡下人手掌涂了墨，在公文末尾空白处按个手迹，这些东西末了还得归我整理，再交给军法官存案。”（13;313）
二、“我以为我是读书人”
怀化是个六百户左右的小镇，沈从文随总部驻扎在一所杨姓祠堂。一如从前，他对膏药铺、豆腐坊、南货铺、烟馆一类的地方，总有未曾稍减的兴致。他发现了一个制铁工厂，一个人常常跑到那里去，弄明白了环节和工序，替人拉风箱，看高巍巍的炉口喷起一股碧焰；又跑到修械处，看那个麻子主任高高地坐在一堆铁条上，一面唱《孟姜女哭长城》，一面指挥三个小孩子舞动铁锤。在总部，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个小师爷，因为他会焖狗肉，每五天赶一次场，他总得做一回厨子；他自己也高兴做，这比写公函呈文之类更对他的兴味。
爱吃狗肉的军法长萧选卿很有点学问，他问小师爷叫什么，听到沈岳焕这个名字，随口道：“焕乎，其有文章！”语出《论语·泰伯》，据此建议小师爷改叫沈崇文。军法长作旧诗，热心地要沈从文跟着他学。此前沈从文公务空闲常临帖写字，这一来，他又埋头学了几个月平平仄仄。
司令部来了一位姓文的秘书官，白净文雅，在满口野话的官兵中，很是稀奇。他见沈从文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就和气地劝他，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很多好事情可以学。沈从文回答，那你说说，看看什么样好就学什么吧。由此开始谈话，谈到后来，不知不觉成为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的谈话，其实是一种知识互换，沈从文学狼嚎、虎吼，告诉他野猪脚迹与山羊脚迹的分别，他讲火车、轮船的声音，以及电灯、电话的样子；沈从文说杀头、开膛，他讲美国兵英国兵的制服，鱼雷艇，氢气球。两个人彼此惊奇对方的知识，这种交换谈话各有所得。
《从文自传》没有写出这个秘书官的名——叫文颐真，湘西泸溪县人，曾经留学日——特别真切地写出了他向一个小兵所开启的另一个世界的缝隙。这个小兵本能地亲近自然和人事，现在，在自然的世界和人事的世界之外，又有一个世界引起了他的敬畏之感和探究的渴望。这个世界，以前被他称作用文字写成的“小书”，以后他会慢慢纠正这个看法，慢慢认识文字的“大书”，文化和智慧的“大书”。眼下，只是一道缝隙，就足以让他惊讶不已。三天后出了太阳，文秘书打开行李箱，“我看到他有两本厚厚的书，字那么细小，书却那么厚实，我竟吓了一跳。”文秘书见他为那两本书发呆，就说，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
这样说来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书面，恰恰看到书脊上两个金字，我说：
“《辞源》，《辞源》。”（13;316）
沈从文下楼洗了手，把《辞源》翻了许久。文秘书又问他看过报没有，两人于是讨论报纸。结果是，再加上一个老书记，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了一份《申报》——报钱买成邮花，寄往上海，等着报纸从上海寄来。这份报纸订了两个月。
文秘书把他的《辞源》视若珍——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辞书，一九一五年初版发行，对于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确实是新鲜——从文要每天翻翻看看不可能，还是只能看看《秋水轩尺牍》，或从副官长处一本一本借《西游记》。办完公事，从窗口望去，正对着戏台，就用公文纸头描画戏台前面的浮雕。“但我梦里却常常偷翻他那宝书，事实上也间或有机会翻翻那宝书。氢气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参议院是什么，就多半从那本书上知道的。”（13;317）
所谓清乡驻防，实际不过是占地就食，靖国联军第二军实力尚厚，得以占到较有优势的防地。到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联军内部之间的势力发生明显消长，陈渠珍接替田应诏任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〇年又任湘西巡防统领，力图自强，日有振作；张学济的二军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出现困难，第一支队清乡除杀人外毫无成绩，防地难以维持，一九二〇年初匆忙中退向下游。“于是仍然是开拔，用棕衣包裹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满了一河。五天后我又到辰州了。”（13;317）
返回辰州未久，第二军全部以“援川”名义，开赴川东就食。沈从文因年龄小，就和一个老年副官长、一个跛脚副官、一个抽大烟的书记官，连同二十名老弱兵士，在辰州留守。他每三天写一份报告，月底造一份留守处领饷清册呈报，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事要做了。
他每天到河滩散步，上水船下水船那么多，却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水落水涨，船来船往，各色货物，水手，一切那么和谐，那么愁人。“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13;319）
同卖汤圆的老人谈谈；爬到墙头看驻扎在考棚的卫队；跑到井边，看人家接水，看人家洗衣，帮老妇人递桶、递瓢；又到靠近学校的城墙上看教会学生玩球，他们把球踢上来时，给他们踢回去……
在城墙上，见一群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就喊“有兵有兵”，想回头走。“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向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
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分《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就在这一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我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愤去写细字，一写便是半天。（13;320—32s1）
这样寂寞的日子，使他躲过了一次大劫。十二月，他们的部队在鄂西来凤遭当地“神兵”突袭，全军覆灭，熟人被杀殆尽。等到消息最终被证实，留守处即告解散，每人领了遣散费，年底各自回家。
三、《说部丛书》
一九二一年初，沈从文又离家，到芷江投亲。他的堂舅黄巨川做了警察所长，他就在警察所里做办事员；不久，警察所接管屠宰税，他就又增加了税收员的事务。芷江还有一位亲戚，是个“大拇指”人物，熊捷三，民国第一任总理、凤凰人熊希龄的弟弟，是他的姨父。
他的舅父和姨父来往密切，时常作诗唱和，沈从文成天看他们作诗，替他们抄诗，很有兴致。为得到对抄写的称赞，他勤习小楷；还学会了刻图章，写草字，作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
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最初被承认的才华，在书法方面。有一位警备队长两年前殉职，警察所为他立碑，就由沈从文书丹。这块青石碑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现藏芷江县文物馆，碑名“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落款“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中华民国十年岁次辛酉二月谷旦立”。有意味的是，篆额署原名，书丹署改——前军法长建议他叫沈崇文，后来他自己改为沈从文。这大概是目前可见最早正式用沈从文这个名字，但他似乎并未完全确定下来从此就用它了。名字前面的渭阳，即凤凰，却要古老得多：《元和郡县志》记载，唐垂拱二年（686年）在坡山西址设渭阳县，坡山即凤凰山，渭阳县城就是凤凰黄丝桥古城。
熊捷三的家，青云街的熊公馆，沈从文在这里消磨了不少闲暇时光，不仅看到许多字画，更发现了两大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这是沈从文第一次阅读西方文学，集中反复地阅读林纾以文言翻译的小——了那三本书外，他在别处还提到迭更司的《块肉余生记》，或者说一大套林译小——本能地敏感到小说这种形式和他性情的贴近：“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它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13;323）
沈从文还从熊府的书箱里，找出十来本白棉纸印谱，从中认识了许多汉印古玺的款识。公馆右隔壁是熊希龄设立的“务实学堂”，从这个学校的图书室，沈从文翻阅过《史记》、《汉书》和其他杂书，其中有一套《大陆月刊》，连载《天方夜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忆。
母亲把家里的房屋卖掉，带着沈从文的妹妹，也到芷江来同住。既然儿子有一份不错的差事，而且挺有出息的样子，加上芷江的亲戚多，熊捷三的太太是自己的妹妹，迁到这里来生活，似乎是个合理的打算。至少在初来的日子里，她甚至以为，一家的转机就快到了。
黄巨川得肺病意外亡故，捐税抽收改为一个新的团防局管理，沈从文就成了团防局的收税员。在团防局他认识了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两人十分要好，这个人还和和气气邀请沈从文到他家里看他的姐姐，一个白脸高身材的女孩子。很快，沈从文就以为自己爱上了这个白脸女孩子，而且相信那个白脸男孩子的话，以为白脸女孩子也正爱他。他不是学会了作诗吗？正好派上了用场，无日无夜作旧诗，作好就让白脸男孩子捎给他姐姐。沈从文母亲卖房屋的钱是交给儿子保管的，不知怎么开始的，白脸男孩子跟他借钱，今天借去明天即还，后天再借去，大后天又还给他，借借还还，到后来算来算去却有大约一千块钱没有着落。直到这个时节，沈从文才明白过来。不用说，那个白脸男孩子再也不来为他传递情诗了。
这一笔数目巨大的吃亏吓着了他，他想不出怎么办，想不出比逃走更好的办法。八月底，他偷偷离开母亲和姊妹，想走得越远越好。
四、“打流”
沈从文坐船下行至常德，靠岸找小客栈投宿，意外地遇到正住在客栈里的表兄黄玉书，他大舅黄镜铭的儿子。黄玉书从常德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去北京等地求职，未成，就回到常德等待机会。沈从文本来预备到北京或别的远处去，黄玉书留他一起住下，以后再做打算。这样，他就在常德过了四个多月无所事事的日子。
常德的河街比他以前流连的辰州河街可要丰富得多，两里长，他每天走一两个来回，任何一处都可能随意蹲下来看看。河街中最吸引他的是叫麻阳街的一段，一面是城墙，一面是临河而起的小屋。烟馆，面馆，杂货字号，屠户，贩卖小船上应用器具的小铺子，小小理发馆……专供划船人开心的妓院，常见三五个大脚女人迷笑，轻轻用麻阳腔调唱歌；船只拢岸时，河街上到处是水手，把从本乡带来的干鱼或大南瓜送给亲戚朋友；小孩子三三五五捧了红冠公鸡，各处寻找别的公鸡打架；卖糕的必敲竹梆，卖糖的必打铜锣；骂街的妇女；穿青羽缎马褂的船老板；街头许多人张大了嘴看傀儡戏，到收钱时却一哄而散……“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我也就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生活意义。”（13;329）
有时候他跑向轮船码头看小轮——看过湘西河流里许许多多撑篙划桨拉纤的船，却不熟悉轮——好奇的不仅是轮船的样貌，更好奇轮船所来自的外面的世界。他看那些学生模样的青年和体面的女人上下船，看那些人的行李，间或发现某个皮箱上贴了上海北京各地旅馆的标志，总悄悄走过去好好研究一番。
有时候他出城去找染坊工人和马夫说话；有时候跟随送葬行列，看下葬的程序和家乡的习俗如何不同。他给母亲写了封忏悔与自责的信，接到回信时到城墙上去哭。
离小客栈约三里的地方，有一所女子小学，黄玉书和沈从文来这里看亲戚，偶然认识了杨光蕙。杨光蕙生长于凤凰苗乡得胜营，在桃源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音乐美术，毕业后在这里教书。黄玉书学的也是音乐美术，与杨光蕙一见钟情，两人不久就恋爱了。几年后沈从文开始写作，在初期的作品中，有一篇散文《流光》，写的就是这两人恋爱的故事；其中，黄玉书是这样的形象：“三表哥是一个富于美术思想的人。他会用彩色绫缎或通草粘出各样乱真的花卉，又会绘画，又会弄有键乐器；性格呢，是一个又细腻，又懦怯，极富于女性的，搀合粘液神经二质而成的人。……清癯的丰姿，温和的性格，在一般女性看来，依然还是很能使人愉快满意的丈夫啊！”（11;36—37）
在这两个受过“新思想”教育的“新青年”的“自由恋爱”过程中，曾经的小司书沈从文扮演的角色，是在表兄的央求、夸赞之下，代写情书，前后大概有三十封，并负责传递。有时去学校，两个恋人坐在大风琴边，沈从文照例站到后门边观风。校长蒋老太太一到学校，沈从文做个暗号，里面琴声忽然响起。
这位女校长蒋慕唐，有个女儿叫蒋冰之，几年之后将以“丁玲”的名字登上文坛。
小客栈每天连伙食共需三毛六分钱，五天结一次账，除了黄玉书每隔一两个月向父亲要一次钱，表兄弟俩就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拖欠，老板照客栈规矩不破脸就不能赶客人，他们的房间却从三面大窗的官房迁到只有天窗一片的贮物间，再迁到茅房隔壁的小间。表兄性情洒脱，又在恋爱，不以为意，沈从文却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在认识杨小姐之前，表兄弟二人曾经去常德上游九十里的桃源县谋职。当时湘西巡防军的一部分在那里驻扎，两人拿着凤凰同乡向膺生的介绍信，见了二支队司令贺龙。此事无果而终。
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只押运军服的帆船，正预备从常德上行到保靖，押船人叫曾芹轩，是沈从文哥哥的老朋友；沈从文去桃源时碰到姨表弟聂清，从保靖总部派下来作译电，这时候正要返回总部。一九二二年一月中旬，沈从文抛下表兄，和这两个人一同坐了这小船，向沅水上游驶去。
曾芹轩是个妙人，摊开军服躺在船上，听他说种种故事，倒也有意思。他在女人方面经验丰富，说到时，“从不显出一分自负的神气，不骄傲，不矜持。……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皆仿佛各有一分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言语描出。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所齿及的年轻女子的轮廓，不至于失去她当然的点线，说得对，说得美，就多数得力于这个朋友的叙述。一切粗俗的话语，在一个直爽的人口中说来，却常常是妩媚的。这朋友最爱说的就是粗野话……在我作品中，关于丰富的俗语与双关比譬言语的应用，从他口中学来的也不少。”（13;333）——多年后沈从文写《湘行散记》，第一篇描述与“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重逢，这个朋友就是曾芹轩。
七百里航程，只走过八分之一时，他们的钱就全花光了，却仍然有说有笑，“说粗野的故事，喝寒冷的北风，让船儿慢慢拉去，到应吃饭时，便用极厉害的辣椒在火中烧焦蘸盐下饭。”（13;333）
船随同一批有兵队护送的货船同时上行，一百来只大小不等的货船同时拔锚、抛锚，有船出事时总得停顿半天，有些路段船夫还得下水拉纤，每天多则走三十里。为减轻重量，他们三个人也常常上岸步行。
十八天后，到了辰州，那天恰是大年初一。黄昏时分，三个人空手上岸，到市街看了一阵春联，从一个屠户铺子经过时，忽然上面抛下一个大爆竹炸响，吓了一跳。接着有两个商人经过，屠户家楼口小门里，又抛了一个爆竹下来。曾姓朋友于是拍门，喊老板拜年，门一开，就在那个高个子眼鼻之间，送过去结结实实一拳，然后哈哈大笑迈步回到船上。本以为那人会来报复，白白地等了半夜。就在这么可笑的情形中过了这个年。
从辰州上行十四天，在离目的地七十里的一个滩上，他们的船触大石后断了缆，右半舷撞碎，进了水，急流中漂浮了约三里，才傍近浅处。他们在河滩上搭起一个过夜的棚子，担心荒山中有野兽，船夫烧了两大堆火。他们听了一夜滩声，过了一个元宵。
这一路四十多天，到达目的地后，沈从文住在做书记的另一个表弟那里，眼见军队气象，与他之前所在的部队大不相同，巡防军统领官陈渠珍精力弥满，调度一切，给他的感觉是，各人能够在职务上尽力，不消沉也不堕落。他非常想加入，总部的熟人也不少，可是要找一份事情做，却不能靠谁说一句话。于是只能继续“打流”——无事可做等事做，名为“打流”。每日应付吃饭，多在熟人处蹭，也为他们帮帮忙，在书记处写点不重要的训令和告示。一次正写一件信札，参谋处一个姓熊的高级参谋无意见到，问他是什么名义。沈从文回答，没有名义，是在这里玩的，帮他们写这个文件。书记官告诉熊参谋，说他帮了很多忙。熊参谋问清楚姓名，把名单开上去，当天他就做了四块钱一月的司书。
五、动人的产业
沈从文的字实在比其他司书好很多，抄写时又能改正笔误，斟酌款式，不久被调到参谋处服务，月薪六元。既然字使他得到较优越的地位，因此更努力写字。临帖，那时最敬仰王羲之；把薪水藏到袜筒或鞋底里，五个月内居然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一句惠而不费的赞美，就能让他在别人熄灯上床之后，还在煤油灯下，用《曹娥碑》字体誊录公文或报告。“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到后来我能在桌边一坐下来就是八个钟头，把我生活中所知道所想到的事情写出，不明白什么叫作疲倦，这分耐力与习惯，都出于我那作书记的命运。”（13;339）
此地多狼，白天上山得带一根大棒自卫，夜间月晦阴雨时，狼嗥声音好像伏在地面上，水似的各处流；间或还可听到虎叫，谷中回音延长许久。逢三八赶场，在河边，一只方头平底渡船来往两岸，对河的山岭把一条河显得更加美丽。
初夏，陈渠珍派遣张子青部移防川东，沈从文作为机要文件收发员随行，月薪升为九元。他背了个小包袱就上路了。小包袱中除了旧棉袄、旧夹袄、手巾、袜子、鞋子、单衣袴之外，“还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分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13;343）
部队在湘、黔、川边界地区走了六天，从茶峒到松桃又到秀山，第七天在川东龙潭驻防。过茶峒时住宿两天，悲哀的杜鹃声留下深刻印记，后来创作《边城》时，沈从文把故事放到了这个地方，把杜鹃声写进了故事。
队部在一个庙里扎营，办事处是戏楼。不远的地方有著名的龙洞，沈从文差不多每天来洞里一回，在大石板上一坐半天，听水吹风。他当然也欢喜到小河边去，看船只上滩。“那些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当那些船夫把船拉上滩后，各人伏身到河边去喝一口长流水，站起来再坐到一块石头上，把手拭去肩背各处的汗水时，照例总很厉害的感动我。”（13;345—346）
他住的房间里贴满自写的字，有一张小小字条，写的是“胜过钟王，压倒曾李”——那时候他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繇与王羲之，活着的有曾农髯和李梅庵（其实李梅庵已于一九二〇年病逝）——好大的气魄。
六、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在川东过了将近半年，沈从文又返回湘西保靖，到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住在山上高处单独新房子里。这一职务上的更动，触发无声而剧烈的精神活动，将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
他住的房子是个大会议室，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橱里约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和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这统领官既是个以王守仁曾国藩自许的军人，每个日子治学的时间，似乎便同治事时间相等，每遇取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必令我去替他作好。那些书籍既各得安置在一个固定地方，书籍外边又必需作一识别，故书籍的秩序，书箱的表面，全由我去安排。旧画与古董登记时，我又得知道这一幅画的人名时代同他当时的地位，或器物名称同它的用处。全由于应用，我同时就学会了许多知识。又由于习染，我成天翻来翻去，把那些旧书大部分也慢慢的看懂了。”——概而言之，“这分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13;355—356）
《从文自传》称这里为“学历史的地方”，动心地描述出一个年轻人被包含在历史中的“人类智慧的光辉”所吸引、所启明时节的具体情形：“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13;356）
生命流转至此，得遇这样一个悠长、阔大的世界，是沈从文的幸运。当然，这份幸运应当感谢统领官陈渠珍。[3]
沈从文依然到山上，到水边，可是这时候接近自然，感觉也有不同了；性格也似乎稍变，感情弄柔和了许多。还有，就是觉得异常寂寞。
从北方归来的父亲在辰州的部队里作军医正；母亲和妹妹也到了辰州；弟弟和他同在一个部中作书记。家人无从缓解他的寂寞，他要的是能够听他“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的人，“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13:357）
不久，他的姨父聂仁德（字简堂）——聂清的父亲，凤凰名儒，与熊希龄同科进士，陈渠珍少年时的老——统领官接待住在对河的一个庙里，沈从文便常常过河去听这个姨父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世界上种种新问题”。聂仁德出现在沈从文此时的生活中，“和部队中那些司令长官、参谋县长、绅士阔佬对照，让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种人。这是第一个影响我思想发展的人。”
（27;144）“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13;358）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13;357—358）
陈渠珍为实现湘西自治的宏大抱负，推行一系列举措，办学校，兴实业，组织工厂，设立报馆，等等。他草成乡自治条例与各种规程，沈从文在石印纸上用胶墨写过一次，现在由新报馆铅字印行，沈从文就调到报馆作校对。[4]
报馆里有一个从长沙来的印刷工人赵奎五，与沈从文同住一间房子，他有好些新书新杂志，沈从文以前可从未见到。很快，沈从文就为这些新书新杂志所展现的“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13;361—362）——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扩大渗透的影响，到一九二三年，波及这个湘西一隅的年轻人。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13;362）可是，具体怎么办呢？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饷，偷偷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请转交“工读团”，心中对这一“捐款兴学”的举动有说不出的秘密愉快，却也只是聊以自解而已。因为文件缮写的需要，沈从文又调回陈渠珍身边，却被热病侵袭，大病一场，四十天后才恢复。病刚好，一个老同学在河中淹死了，他去收拾尸骸掩埋，“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13;364）
环顾周围，即便陈渠珍励精图治，地方军中陋习仍存，譬如，总部书记处大小六十四个书记，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既然烟土税、烟灯税、烟苗税、川黔烟帮过境税成为部队开支的一大支撑，鸦片烟土可代替货币流行，军中抽鸦片也就算不上一回事。只是沈从文无法融入这个环境，不想再糊涂混下去了。
他一个人痴痴呆呆想了四天，到后这样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13;364）
他准备到北京读书。
姨父聂仁德一向主张年轻人向外跑，受教育、受锻炼、找出路，他明白这个常来自己这里借书看的年轻人；不确证聂仁德是否向陈渠珍表示过他的意见，当沈从文向陈渠珍陈说自己的打算时，陈渠珍应允并且鼓励，还让他领了三个月的薪水，二十七块钱。
八月，沈从文从保靖起身，路过辰州时与家人短暂相聚，从父亲口中第一次听到生身祖母是苗族人；家里又给了他二十块钱。
他与朋友满叔远结伴同行，出湖南，经汉口，到郑州，转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之后，提了一卷行李，走出北京前门的车站，坐到一个排车上，拉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他在旅客簿上登记：“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或许可以想象，在这个关口，他确认了自己之前改来的这个名字；带着这个名字，他踏上自己选择的道路，进到一个“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13;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