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留学生们的救国之道
关于“五四”的不同看法
北大教授陈平原曾组织中文系的学生，从沙滩老北大出发，重走“五四”路。他们根据考证，几点钟走过长安街、东交民巷，怎么去赵家楼。一路走得很辛苦。中间经过天安门，还不让走了，因为被警察拦住。警察打电话给校方，证实是学生在重走“五四”路，才让他们继续走。按照陈平原教授的说法，中间的这个风波，使同学们增进了对“五四”历史的真实感受，知道“五四”到底是怎么回事。
“五四”有三个不同的定义，三个相通而又不同的意思。
第一个定义是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因为巴黎和会，北大的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那次运动之所以成功，不只靠学生，还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容易，商人罢市比较难，商店不做生意，是切肉之痛。看看香港的情况，一有公民抗命，都知道商人是什么态度。所以，当时学生一罢课，工人一罢工，商人一罢市，政治形势整个改变，“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个起点。这是“五四”第一个定义，跟文学的直接关系不大。
第二个定义，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白话文运动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开始。一九一七年一月是胡适的文章首倡，二月是陈独秀的文章声援。这次革命来得快，谁都没想到，胡适后来说，我以为这个要斗争二三十年。
结果两三年以后，在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就通过了在小学教白话文，语言的改变要推行，规定三年时间。到了一九二三年，全国中学开始使用白话。留学美国的几个学生提出建议，到全中国实现用白话教书，这中间最多只用了六年，非常厉害。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北洋政府反应得很快，老百姓的反应反而没那么快，很多年以后老百姓还喜欢看鸳鸯蝴蝶派，还喜欢看文言，读新文学的还是全部人口里的少数，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民国时期，“纯文学”用白话，但在日常生活中，文言仍被广泛使用。一九三五年时，林语堂在《论语》发表了《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书》，表达不满：
今日有中国学生学白话，毕业做事学文言，此一奇。白话文人作文用白话，笔记小札私人函牍用文言，此二奇。报章小品用白话，新闻社论用文言，此三奇。林语堂心好白话与英文，却在拼命看文言，此四奇。学校教书用白话，公文布告用文言，此五奇。白话文人请帖还有“谨詹”“治茗”“洁樽”“届时”“命驾”，此六奇。古文愈不通者，愈好主张文言，维持风化，此七奇。文人主张白话，武夫偏好文言，此八奇。
香港的情况，是到一九二七年鲁迅来港演讲后，才有人用白话文写文章，比胡适提出新文学整整晚了十年。一直到一九三五年，香港的大学里才可以用白话文教书、用白话文写作。一九三五年许地山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做系主任。那时香港只有一所大学，就是香港大学，因为他做系主任，所以港大允许白话文，等于白话文在香港获得官方地位。文言与白话并存的情况，在香港更加普遍，今天看也未必只是坏事。
本来是请胡适的，胡适不来，推荐许地山。
第三个定义，当我们讲“五四新文学”，常常是泛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
还有一种“五四形象”的穿衣风格，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戴一条围巾，一边垂下来在胸前，另一边甩过去，这和胡适也有关系。
关于“五四”的不同看法，除了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外，我这里还列了几个名字。先简单地提一下。
第一位是余英时。他认为“五四”有很多不好的后果，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文革”，摧毁了民间社会。余英时是钱穆的学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学讲座教授”，目前在台湾看来是最有名的华人知识分子，学问很好。
第二位是李泽厚。这是我个人认识的、目前健在的内地最好的学者。他在美学方面的名声仅次于朱光潜。朱光潜早过世了，李泽厚还活着，住在美国。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讨论鲁迅、陈独秀、胡适这些人的思想。他说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叫“启蒙”，唤醒大众；第二个任务叫“救亡”，国家要亡了，必须救国。两个工作本来可以统一，但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政治现实环境下，启蒙与救亡经常发生矛盾。这是李泽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括。我们很惭愧，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年，还没有这么清晰地提出一条主线。
第三位是林毓生，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大家都说鲁迅、陈独秀、胡适这一代人是反儒家的，说孔教吃人、儒教吃人，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比如祥林嫂。林毓生说，不对，这代作家不是反儒教的，恰恰他们是太儒教了。用思想、文化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当一个古代国家转向现代国家，其他国家都是依靠军事、经济、法律，只有中国要依靠思想。虽然这些人嘴里说要反儒家，其实他们骨子里真正是儒家。
还有一位是李欧梵，他是我的老师，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九八九年我去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也是他的邀请。他说“五四”讲民主，讲科学，但民主、科学至今都没有成功，只有一个东西成功了，就是进化论。简单地说，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三观之中，唯有中国人的时间观变了。这一点在讨论鲁迅时详细来讲。
本课程的指定教材是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钱理群等人都是王瑶的学生，王瑶则是朱自清的学生，也是这门学科的创建人。自从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问世以后，中国内地先后出版了一二百本现代文学史，不仅是学术工业重复生产，也体现几十年文化语境天翻地覆。黄修己教授为此还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基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在改写中：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改越“革命”，越改越痛苦；到了八九十年代，越改越开放，但也十分艰难。钱理群他们这本，是“王瑶—唐弢”系列中较晚近的一本，也是教育部的指定教材。夏志清这本，可能有很多缺憾，但始终坚持个人观点，一个人写的文学史，令人佩服。香港同学问：考试用哪本？回答是：都可用都可不用，都可借鉴都可批评。这不仅是香港学院的优势，也是所有大学里最基本的学术精神。另外，王德威等学者又在编写一本最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英文的，汇聚海内外很多学术权威，迟早也会有中译本，大家也可参考。恐怕没有哪个学科，有这么多不同版本的现代史。不论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国现代军事史、中国现代电影史、中国现代思想史，还是法律、医学、航海、农业……甚至二十世纪中国史，都不会有二百多种。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数量这么多？作为一个思考题，也许这门课结束时，同学们可以回答我。
中国文学担任的家国使命
我刚才讲到，“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导致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全世界主要的国家都有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比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日本明治维新、俄罗斯十月革命，德国谈不上革命，国力崛起较晚。这些国家从传统转到现代过程当中，都有一些最重要的人物，这些人物大部分是哲学家，有的是经济学家，有的是将军，有的是政治家。但没有一个像中国一样，是由研究文字和文学的人发动的，放眼全球，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整个中国的现代社会变化是由文学运动产生，而文学运动起源于两篇讨论怎么写文章的文章。
这里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原因。必然原因是中国儒家的“文以载道”主流，文章、文人跟政治历来关系很深，中国文学在国家社会当中担任的使命是高过很多国家的。
偶然原因可能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后承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大家都在想救国之道，偏偏被几个留学生在美国的一个湖上划船时想出来。当初和胡适讨论最关键问题的，还有一个人叫梅光迪。梅光迪后来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文学院长，“五四”时，他被认为是保守的“学衡派”，英文非常好，但他说中国古文非常重要。梅光迪、任鸿隽都是胡适留美时期的朋友，《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他们当年在美国划船论诗争论的结果。据胡适的日记引述，有一个人说，我们预想中国十年后有什么思想？胡适说这个问题最为重要，吾辈人人心中当刻刻存此思想。他想好十年以后要有什么思想，气魄非常大。然后他给任鸿隽写了一首诗：“救国千万事，造人为最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如果有我们这么百十个人，中国就有得救了。
任鸿隽的女朋友是陈衡哲，据说胡适跟任争得那么厉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在这个女生面前争出一个名堂，结果就把中国文学争成现在这个面貌。
他们在美国读书，是考取了庚子赔款。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西逃，叫李鸿章签约，中国要赔世界列强四亿五千万两银子。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四亿五千万，相当于每个人一两银子，中国当年被彻底搞惨，就是因为庚子赔款。而且原本说的是银子，日本人说银子贬值了，要金本位，要折算成金子赔，这笔钱好像又变成十亿。后来没有赔足，德国战败撤销了欠款，苏联革命也撤销了。美国把这笔钱用在中国的教育文化上。日本最抠，怎么都不肯免。中国这笔钱一直赔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但这笔钱造就了一批中国留学生。后来有人说，美国人很阴险，不拿中国的土地，不拿中国的财产，他就给中国办学校，训练中国人的思想，培养最成功的就是第二批留学生中的胡适。当然，胡适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会起什么作用。当时留学生一个月八十块美金，当时相当于一百多块银洋，这在当时不得了。他每年的奖学金拿出一个月寄到家里，就足够家里用了。他是成绩好考出来的。
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新文学的开端的人，他们在一百年前的今天用两篇文章启动了现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巨大变革，其中一个是一八七九年出生，一个是一八九一年出生，也就是说，一个是七〇后，一个是九〇后。我们这门课要讨论的作家，包括后来的鲁迅、茅盾、郁达夫这些人，都是八〇后和九〇后。当初，他们这一代人做事情的时候，都非常年轻，就是今天意义上的八〇后、九〇后。
现代作家们的家庭规律
大部分的中国现代作家的父亲，都在这些作家未成年时去世了。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包含某种规律性。比如鲁迅的父亲大概是他十来岁去世的；郁达夫的父亲是在他两三岁时去世的；老舍的父亲最惨，他守在北京的城墙上，被八国联军打死了，当时老舍不到两岁；茅盾也是，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鲁迅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从小康人家堕入困境时，你最容易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如果在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什么事情、得了什么奖、写了什么文章、在什么位置，人们会特地讲一句“九〇后”，表示这么年轻很难得，也表示如有问题也应原谅。而在一百年前，胡适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九〇后”。
这里面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小康人家。不是小康人家，你根本没权利读书，也根本不识字，那时候中国人识字率大约百分之二十（大约，详细需要考证）。所以鲁迅这样的作家，家里一定是有些钱的，更何况他们要到大城市读书，还要出国留学。第二，这个钱不能越来越多，要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的人很得意，是富二代、官二代，开跑车、吃好东西、找女人，通常不做文学，也看不见世人的真面目。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有钱人家的境况会往下走呢？一般就是父亲去世。父亲一去世，家境就往下走，虽然还有些家底，但是越来越惨。讲鲁迅时再详细讲。当然，这讲的是现代作家，当代作家已经不一样了。余华、莫言、王安忆等，他们的家庭情况不一样了。
常有同学问我读文科好还是读商科好，我最简单的建议是看家里的情况。家里要是股票炒得很成功，发大财，就会读商科，要子承父业。比如王健林的儿子肯定跟着他。刚才也讲到李泽厚，很多人不知道李泽厚，但知道李泽楷，如果让李泽楷读文学，那也是资源错配。如果是世家出身，家里很有文化底子，自己又在这个社会上觉得处处碰壁，又有对人性了解的追求，就可能会读文科。
还有一个规律性，这些现代作家的启蒙老师大都是母亲。中国现代文学里面说父亲好的极少，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冰心，她不仅有个好老公当科学家，还有个好老爸开军舰，真难得。半个是谁呢？就是朱自清爬铁路月台那个老爸。除了这一个半，几乎找不到哪个作家说他老爸是好的。曹禺的戏剧里面写出来的父亲都是周朴园那个德性。巴金《家》里的高老太爷，也是个反面角色。这些作家写的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很坏，但他们笔下的母亲都是好的，比如鲁迅的“鲁”，就是用了母亲的姓。母亲被作家恨的大概只有张爱玲，以后再来讲这个特例。
一个并不例外的例外者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是商人，也读书，在胡适三岁时去世了。胡传过世时，遗嘱写得清清楚楚，儿子将来要从文，要做读书人。胡适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不知第几个姨太太，当时二十出头，胡适才三岁，在这个大家庭里，母子互相拉扯，儿子就是母亲的生命。所以，不管什么人的话胡适都可以不听，但一定要听母亲的。很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是这个人生模式：父亲去世了，母亲和儿子互相拥有。老舍和母亲、郁达夫和母亲、鲁迅和母亲、胡适和母亲，这是有共同规律的。
母亲最重要的愿望和指示是什么？娶妻生子。当时的普遍情况是，母亲已经指定了一个原配夫人，但他留学以后又找到新的爱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很多人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只有胡适是例外，他在这一点上备受历史宠爱，他也觉得自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蒋介石后来搞“新生活运动”，胡适被人推崇为道德楷模。为什么？同学们可以看看胡适的照片，穿长衫，一条围巾，戴最流行的眼镜，风度翩翩，现在没有几个文人有这样的风采，后来还做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而他妻子江冬秀却是一个小脚老太太，不识字。可胡适永远带着她，到美国各路访问下来，都搀着这个旧式女人，让美国人真是感动，他们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好。当然，后来大家查出来，胡适跟一个叫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的美国女人，通信通了不知道多少封。余英时还研究过胡适的婚外恋。
胡适曾在《海上花列传·序》中写道：“我们在这时候很郑重地把《海上花》重新校印出版。我们希望这部吴语文学的开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够引起一些说吴语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们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
胡适在安徽读书，到上海读了几家学校，最有名的一家叫中国公学。当时他也不大喜欢上海，因为不会讲上海话，说上海是一个眼界不宽的商埠。其实那时正好是创造上海的时候，上海话就是那时形成的。北京话、广州话都是世代居住本地的人们的方言，上海话却和本地人（浦东、川沙、金山、奉贤）的母语很不一样，是由江苏、浙江等“外来人”在城市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新方言”（现在，又在与普通话的融合中走向消亡）。胡适的上海语言经验，后来体现在他对吴语《海上花列传》的兴趣上。胡适考学，家里很多人帮忙，他当然也聪明，考取以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当时有规定，美国赞助的留学生，百分之八十都要读实用的农科、机械、造船，只有百分之二十可以读商科、文科。康奈尔是长春藤名校。
胡适在美国，经历过一次苹果测验，就像鲁迅看幻灯片一样重要。学生要给三十多种不同的苹果贴标签，要分出三十多种不同的苹果。一查字典，这个是佛罗里达的，这个是芝加哥的，不少美国学生很快贴好了，胡适贴了半天搞不好。他开始反省了，该不该做这个事情？他的志向是未来中国十年的思想，他的勇气是“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这时，他给哥哥写信，说在这里学的农科在中国没有用，要转到哲学系。胡适从康奈尔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什么要转到哥大呢？因为胡适在康奈尔读书时整天演讲，喜欢辩论。他每年参加几十次演讲，讲中国应该怎么样，中国国防应该怎么样，中国海军应该怎么样，又关心古代的墨子……什么事情都去关心，精力充沛，忙得要命。因为演讲太多，谁都认识他，结果在这个小地方待不下去了，人家觉得这个学生不务正业。康奈尔大学在伊萨卡山城，是很小的地方，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没人认识他，比较自由。
农业转到哲学，这个选择颇有象征意义：中国现在每年的一号中央文件总是关于农村问题，谁都知道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但很快，大家的注意力又都会转向意识形态，不由自主！
一九一七年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后，胡适就收到蔡元培的聘书，北大请他做教授。正好他博士考试通不过——因为答辩委员会只有一个人懂中文，杜威也不懂，所以他用英文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没有通过，正在苦闷。
他最早的博士文凭是一九二七年获得的，那时他在中国已经非常有名了，所以学校补给他的。当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适一共拿了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拿遍全世界有名的大学博士学位，当时最有名的说法就叫“胡博士”。很多人一开口就说“我的朋友胡博士”，其实在新文学的最初十年，他的博士学位还没真正拿到。后来美国几十个大学都给他博士学位，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中国现代作家多有第二次婚姻，胡适却是一个例外。虽然也有些女朋友，夫人却只有江冬秀。胡适的思想非常洋化，外表也非常洋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内心一直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