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
时间、空间、语言和性质
今天第一课，只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和“五四”文学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内地学界的概念，一九四九年以前是“现代”，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当代”。它与西方的“现代”既有关联，又不等同。比如西方的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都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不是一回事。
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是许杰先生。我曾经问他，什么是文学？他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就是文学，因为打破了语言的常规。文学就是对于语言的一种陌生化。而语言表达总是追求表达更快更直接，比如说“我家后院有两棵枣树”。如果说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那等于在说另外一棵肯定是别的树，否则就是脑子出问题。
有一个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起点，就是定义（definition）。当一个东西、一个概念、一个说法，你不明白时，就先问它的定义。“中国现代文学”，这是学科的名字，但如果中间加上两点，“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做学问了。这三个不同概念及其相关关系，就有无穷的讨论余地。讨论“文学”有很多限定方法，第一是“时间”，第二是“空间”，第三是“语言”，第四是“性质”。先来看“时间”。
“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国内地主流学界的定义，这个阶段称为“现代”。在海外，英文的“contemporary”基本是“现在、当下、同时代”的意思。在海外，基本上没有一九四九年以后“当代文学”这个特定概念。香港中文大学的黄继持教授他们讨论过，凡是古代文学以后的都称为现代文学，
台湾也是这样。二〇〇九年，我们在岭南大学曾召开“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一九四九以后》，王德威专门写序向台湾和海外读者解释“当代文学”这个概念，并解释“现代”、“当代”的关系与界线。
在这之前，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七年，或者准确说是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一年，这个阶段叫“近代”，之后叫“现代”。“现代”以后，称为“当代”。这是中国内地学术界的一个官方定义。
但在中国内地，“现代文学”特指“五四”以后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文学，已是约定俗成。北大的陈晓明教授把现代与当代的分界线划在一九四二年，虽不是主流观点，也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有不同的时间定义。
虽然当时有日本人侵略，有军阀割据，等等，但国号还是“中华民国”，那时的世界各国都承认中华民国。只有日本政府管叫“支那政府”，用“支那”两个字就是不尊重中华民国的政府。
再来看“空间”。“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在什么地方？它的空间定义是什么？内地学术界近年有人（比如说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现在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提出一个概念，叫“民国文学”，吉林大学的教授张福贵好像是“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发明者。“民国文学”既是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都牵涉台湾，又有些混淆。几十年前的中国内地是不讲“民国”这两个字的，叫“旧社会”，但也不好叫“旧社会文学”，所以叫“中国现代文学”。“民国”这个概念现在重新用，说明现在中国的政治开放开明，尊重历史事实。今天有很多人提出“民国文学”，其实这个概念在时间范围和空间界限都有含混之处。而且，“民国文学”里，还有写旧体诗、文言的文学，这些都不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内。
“民国文学”是用汉语的白话文写成的。民国除了汉族，还有满族、藏族、回族等。这里又有空间界限的问题了，但“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的只是汉族的文学，所以在“时间”、“空间”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性的定义，就是“语言”。而且就汉语的白话来说，还有“新白话”和“旧白话”的区别：《水浒传》、《红楼梦》是旧白话，巴金、老舍这些是新白话，都是白话文，但它们是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讨论的是新白话，就是现代汉语。
除了这些限定外，“中国现代文学”还把民国时期大部分中国人看的文学排斥掉了——通俗文学、流行文学。通俗文学、流行文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有一个名称，叫“鸳鸯蝴蝶派”，也叫“礼拜六派”。当时广告是这样说的：“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我在另外一门“现代文学选读课”里，会专门讲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张恨水，讲《啼笑因缘》，讲到他对于言情小说、连载文学的影响，还有他对于今天香港、台湾（比如琼瑶）的影响。讲茅盾时，也会提到张恨水的一些作品。但是整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包括鸳鸯蝴蝶派的，是反对娱乐、消闲、赚钱的文学的。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有很多的相对立的概念，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雅与俗、大众与严肃、流行文学与纯文学等，有很多这样的概念互相矛盾，以后会仔细梳理。和科学相反，文学就是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分别
“modern”这个概念，在民国时不翻成“现代”，翻成“摩登”。如果有人称赞你“摩登女郎”，你马上会想起张爱玲时代那个挂历，还有《良友》杂志。现在“摩登”这个词本身不够摩登了。
“摩登”是“modern”的音译。当时有很多这样的翻译。比如“烟士披里纯”。我非常喜欢这个翻译。“烟士披里纯”是很流行的一个文学术语，啥意思？“inspiration”，灵感。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要抽烟，要披着被子躺在那里，然后就“纯”了。
第二个是“modernization”，现代化。今天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的国家方向，全民现代化，用电器，用汽车。比较学术的一个概念还有“modernism”，现代主义。“化”变成“主义”，无形中升了一级。其实，“modernism”是西方的一个文学流派，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西方的“modernism”。它跟“中国现代文学”是两回事。“modernism”是指谁呢？是指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二战”以后，“modernism”就没落了。今天西方的文学文化潮流叫什么？“post modernism”，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很不一样的。同学们都是伴随后现代主义长大的。现代主义就是“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等很深奥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就是画罐头一排，Hello Kitty或抽水马桶也可以是艺术。西方现代主义恰巧跟中国现代文学同一个时期，但不要混淆。中国现代文学里也有现代主义，比如说鲁迅的《野草》，比如说新感觉派的小说，比如说李金发的诗、卞之琳的诗，但它不是主流。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加上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恰恰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成果。
因为中国之前跟西方比较隔绝，所以一旦打通，首先接受的是西方在上一个世纪占主流的文学，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拜伦……所有这些人成为鲁迅等人对话的对象，少数的人关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T.S.艾略特、威廉·福克纳就更晚了。所以，现代主义跟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在同一个时代，却是很不同的两种文学。
还有一个更复杂的概念，就是“现代性”（modernity）。任何英文字，后面加上“ty”，事情就复杂了。“sexy”是性感，“sexuality”就复杂了。就好像“modern”，讲“摩登”是小市民，可是讨论“现代性”，就是社会科学院学术项目的热门题目。哈佛的王德威教授有个观点，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因为晚清文学里，已充满了“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个看法，在北京学术界有很大反响。
“现代性”，简单讲就是一种和现代化进程有关的意识形态。具体讲可以很复杂，反正现在很多教授写论文必谈“现代性”。“能指”和“所指”之间充满歧义：有的把赞扬鼓吹“现代化”称为“现代性”，有的把怀疑反省“现代化”称为“现代性”，有的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革命也称为“现代性”，近年更有人将西方价值观统称为“现代性”。北京青年学界流行“超克现代性”的说法。关于“超克”这个概念，更加复杂，我们以后再讲。
任何概念，外延总和内涵成反比。“中国现代文学”，乍一看定义很宽泛，其实是比诸如“民国文学”等概念更有限制。首先，从时间上看，现代文学只到一九四九年，“民国文学”反而在台湾延续至今。第二，从空间地域看，现代文学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中国文学研究所，还专门另有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为了体现国家意识。第三，从语言上看，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很少关注文言文学。第四，从性质上讲，“五四”新文学是排斥、反对娱乐读者性质的通俗文学和流行文学的。
定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两种情况下要用。
一种是写论文，当你处理一个题目，比如讨论“女性文学与王安忆”，这种时候，一定要先给“女性文学”一个定义。因为“女性文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女人写的，写女人的，写女权的，等等。所以一定要定义。
一种是找工作面试时，人家问你，哪个大学的中文系好？怎么回答？同学们先不要马上回答，最好的方法是倒过来问提问的人，不管他是李嘉诚也好，TVB也好，投行也好，先问他，怎么定义“好”？因为“好”有各种各样的定义，规模大是好，钱多是好，校园漂亮是好，专家多是好……用这个时间取得两个信息：第一，进一步了解提问人到底想问什么；第二，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时间。
为什么现在要讨论“定义”？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要讨论的问题都包括在里面。
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分别
“民国文学”这个学科概念也受到批评。北大一些学者的意见是，这个概念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包括文言和通俗文学，也没有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具体来说，即中国现代文学跟中国古代文学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同学们肯定在想：“当然是现代人写现代的，古代人写古代的。”洛杉矶的迪士尼里，有一个全景电影是中国山水，很好看，但主持人让我忍不住笑出来——一个古人走出来，用英文说：“I am Li Bai.”然后跟所有人介绍说：“我是中国的诗人。”当时我突然有一个联想：假如真是在唐朝碰到李白，李白会怎么介绍自己？“白，陇西布衣”? “我本楚狂人”？还是“我是一个诗人”？当然，他绝不会说“我是中国的诗人”。巴金旅法，郁达夫留日，闻一多留美，下笔之初便自知自己是中国的读书人。那时有人提名鲁迅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就说，我不够资格，我看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够资格。鲁迅马上就把自己跟中国挂起钩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们有一个非常清醒的意识，他们是中国的作家。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而在这之前的作家，他们就是文人，不需要为中国写作（屈原的国也不是今天意义的“民族-国家”），也不为君王写作，而是为“天下”写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普天之下，包括所有的地方，除了大海，或者包括大海。第二个意思是什么？皇帝从来不是最高的。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日本的天皇等于天，中国的皇帝一直是天子，天的儿子，所以一造反就说“替天行道”，士大夫可以反皇帝，但是不能反天下。天意才是最高的。这套文化观念根深蒂固，无论汉代、唐代、宋代，都有“天下”的概念。
可是，近现代文学的背景变了。第一，现代知识告诉我们，中国不是天下，只是一国。第二，近现代中国还是一个被欺负的国家，当时快要灭亡的国家。于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进入了现代文学的核心，这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不要以为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是不好的，“民族-国家”这个最关键的概念是从欧洲出来的：讲同样的话，长得一样，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有权利独立，这个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观念。欧洲的官方语言原来都是拉丁文。拉丁文就像中国的文言一样，欧洲的各个国家就像河北、四川、广东一样。可到文艺复兴时，英国人翻译自己的《圣经》，意大利可以有但丁，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语言，因此欧洲出现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通过帝国主义殖民或革命进入全世界，在中国最初是被迫接受。中国本是“天下”，是“被国家”了；“被国家”了以后，毛泽东就说，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再是“天下”的树林，而是“世界”的树林，还站得非常困难。这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
胡适的一篇文章开启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是一九一七年初发表，到现在已经一百年。具有“民族-国家”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后来被概括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是符合现代文学创作的实际？等到具体阅读作品时再讨论。
简单来说，我们怎么定义“中国现代文学”？民国时期以白话文为主的、体现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新文学？——这个冗长又面面俱到的定义，还是不能穷尽我们要讲的意思。
从学术界或者教科书的角度看，最早出现的概念是“新文学”，然后才“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近年又出现“民国文学”的概念。“新文学”突出的是与传统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区别；“现代文学”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时间概念，同时意味着是使用现代汉语的文学；“民国文学”更强调文学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是大学中文系的必备课，但这门学科在不同地方又都有不同发展。在中国内地，它是重点学科，非常热，因为是“胜利”的历史。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书城，总会看到有一层都是文学书，古典文学最多占三分之一，现代文学的柜台超过古典文学，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流行文学。很多人坐在地上看漫画，还有很多人坐在地上读鲁迅。在内地，“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是被夸大的，不仅是书城，学校里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课程比例也是六四，甚至五五。香港应是七三。
在台湾，这门课不那么“热门”，因为是“失败”的历史。很多年来，好些作家的作品在台湾是被禁止的，在蒋经国解除戒严以后，台湾才可以出版巴金、鲁迅这些人的书。以前都是禁书，叫做“匪区作家”。很多台湾作家到了美国才读到鲁迅。在海外，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入门，另一方面北美、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很高的成就。
香港没有内地的限制，也没有台湾的限制，所以从来都可以读各种各样的中国现代文学书籍，鲁迅、梁实秋、张爱玲、徐志摩，甚至张资平这些“汉奸作家”的书，在香港都能读到。另外，香港却没有“五四”革命的反传统，没有彻底的白话文运动，所以香港的文言保留得最好。从地名到民俗，香港的传统文化保留得相对完整。所以，在香港讲“五四”又有一番特别的语境。这是我个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