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两篇文章启动了文化政治的大变革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改良刍议》的要点是“八不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八条。要理解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就要看大背景。为什么一句“不避俗字俗语”是胡适的巨大贡献？还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这要回到我们香港。一八四〇年之前，中国觉得自己是“天下”，是天朝。那时东印度公司要买中国的茶叶，用鸦片付账。后来打了一仗，中国战败，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起点。自那以后，中国人发现我们的“天下”已经“被国家”了，从那以后不断被打，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整整六十年，中国不断地被欺负，越来越弱。这时，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都在思考中国怎样可以不再弱下去。一般的思路是两条。一条是船坚炮利有科学，所以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科学技术，这是一条路。但另外一个思路，是说国弱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汉字。汉字太难了，别的国家的文明是“我手写我口”，说出话就能写成字。那时有一个很触目的传单，胡适也收到了，叫：“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这可能是西方反动势力要消灭中国文化的阴谋，但在当时是救国的旗号，识字这么难，大部分的人不识字，国家就没法富强。

当时知识界一直在争论，想办法从文字改革入手救国家。一个方案就是罗马化，后来也一直在做，比如汉语拼音，曾经有一度也讲世界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还讨论过“五四”白话文的欧化或大众化问题。晚清时期的共识是，文言好在写诗弄文学，如果只是做生意耕田做工，用白话就行了。古人说“士农工商”，商在最后。当时有王照、劳乃宣提倡文字改革，建议一种学校教文言，一种学校教白话。中国有句老话叫“将相本无种”，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的导言里写了，说小孩子学的文字是为他们长大后使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看不起这种文字，并不用这种文字著书、做官，肯定不愿自己从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到胡适、梅光迪他们在美国再讨论时，争论的就是一条：梅光迪赞成白话是好的，卖豆浆白话好，做机器也是白话好，做官也是白话好，甚至文学也没关系，写小说也是白话好；但是有一样东西，白话是不如文言的，就是写诗。到今天为止，甚至我私下也这么认为：“五四”的小说、散文、戏剧都不错，可是新诗能不能比得过中国的旧体诗？这是有疑问的。所以，梅光迪的观点非常开放，他说中国是诗的国家，只要有中国诗存在，中国的文言就不能被白话取代。

胡适的观点大概是说，做工种地是白话好，做生意当官也是白话好，写小说散文白话好，就是写诗也是白话好。这就是胡适勇敢的地方。胡适不是什么大的文学家，他其实缺乏艺术天才，但是为了证明白话也能写诗，他不怕“牺牲”，写了一个《尝试集》。他最有名的诗句是什么？“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远。”不要笑，九〇后的胡适在那时挺身而出，他的白话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没多大成就，却为汉语的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使白话文在数年之后成为所有中小学的官方语言。

所以，他的“八不主义”的第八条是最重要的：“不避俗字俗语。”俗字俗语就是白话。文言是什么？之乎者也。小时候，我父亲老讲，你们只知道“的了吗呢”，不知道“之乎者也”。说实在话，现在要用“之乎者也”写一封比较长的文言的信，我们都写不好。但在当时，在上千年科举制度训练下的文言语境中，写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或者“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却是意义重大的突破。

有人会说，不避俗字俗语有什么难的。这使我想起哥伦布竖鸡蛋。当年，西班牙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很多王公大臣说，这有什么稀奇，不就是开船一直往前，撞到一个地方，就叫美洲了吗？哥伦布拿起煮熟的鸡蛋，说谁能把鸡蛋竖在桌上，把它竖稳？大家觉得没什么难的，可是怎么竖鸡蛋都会倒下来。最后大家说，请教哥伦布先生，你竖竖看。熟鸡蛋有一头是空的，哥伦布一磕，就竖起来了。他们说这有什么难的，这个我也会。哥伦布说，那你们刚才怎么不磕？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做完了，别人觉得天经地义。今天我们觉得，“我手写我口”写白话文，这有什么难的呢？白话早就有了，《水浒传》、《红楼梦》都是伟大的白话文学作品，胡适这么一个二十多岁的、在美国留学的、哲学论文还没通过的人提出来，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是胡适最早提出来的。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新青年》，一个叫《留美学生季报》。发表在《新青年》，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美国的《留美学生季报》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也就是说，当时的留学生不觉得胡适的观点有什么重要。可是他没想到，在中国有多少人纠结在梅光迪的问题里，有多少人觉得中国的文字要改，不改国家要亡。可是怎么改呢？中国文化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唐诗宋词，怎么能够把它废了呢？中国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从小读这个，大半辈子教这个，怎么可能？结果胡适做成了。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陈独秀。

陈独秀和胡适不一样，不是温文尔雅的。看看这两篇文章的题目，非常有意思：胡适的题目是《文学改良刍议》， “刍议”，就是说我的这个观点不太成熟，刚刚提出来。陈独秀不一样，看看他写《文学革命论》——谁反对我？三门大炮轰你们！那时陈独秀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两个讨论怎么写文章的人，胡适后来成了蒋介石的朋友，是民国政府驻美大使，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陈独秀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当他们第一次提出这些观点时，两个党都没有成立，他们只是想怎么写文章。可是，他们的共同点都不是热爱文学，都是把文学作为工具，两个人都不是文学家。只是，胡适把文学作为工具，目的是文字改革、语言改革；而陈独秀把文学作为工具，要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更重要：一个是“改良”，一个是“革命”。其实后来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一直犹豫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英国模式还是法国道路，决定了一百年间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的各种选择，这么巧合地出现在新文学的第一个篇章上，像是某种预言。

下一堂我们会详细讲比这两位更重要、一生肩负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责任、又游走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