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当代风险社会与“风险异化”

一 当代社会何以是风险社会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何以是风险社会？

古代社会的人们面临的风险，无论就强度和范围来看都小于今天，但是那时候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也是很弱小的。因此，和人类的风险应对能力相对应，实际上古代社会的人类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是很严峻的。但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风险不是社会主要问题，而在今天这个时代，风险却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笔者以为，主要有四个原因。

其一，今天与过去相比，人类面临的风险种类不同。古代社会的人类主要面对的是自然风险。这个时期人们的技术能力不高，人类活动的层次和水平很低，人为风险不占主要地位。各种自然风险，如地震、火山爆发、河流泛滥或者病虫瘟疫等一旦发生，人类的应对能力是非常孱弱的。此时的应对方式主要是精神性的而非技术性的，即通过原始宗教或巫术、图腾等方式，将其转化为一种神秘的信仰，化解内心的恐惧。借助超自然力量和神灵，风险感知被转移了，风险问题隐退到人类文明的幕后。然而，今天人们面对更多的人为风险，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风险，如地球暖化可能造成的全球灾难、基因食品可能造成的健康损害等。吉登斯指出：“我们过去担心自然会对我们做什么，现在我们则担心对自然所做的。这表明现在人为风险已经取代自然风险占据主要地位。”贝克也是从人为风险的角度理解风险概念。贝克认为：风险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概念，它形成于工业化进程，风险是当代人的行动造成的一种“危险辩证法”，即现代人“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今天，风险发展的强度和范围远大于过去，但是在“上帝已死”的时代，人类只有自己面对这一切危险。对风险的感知成为切身感受，无可替代。人们的风险意识空前高涨，风险也成为人类社会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

其二，当今时代，风险的存在和影响具有普遍性，风险是全球性的。贝克认为：现代化的风险，不像19世纪和20世纪局限在工厂里的和职业性的危险，也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超出了生产领域，跨越了国家界限，从而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

其三，风险的存在和影响具有长期性与深刻性。当今时代的很多风险对于人类有长远影响，短期内是无法摆脱的。这些风险比如地球暖化造成的全球性的恶劣气候，核电站可能导致的放射性危害与泄漏事故，太空垃圾的长期存在对地球大气层的破坏等。过去，人类根据历史经验对现实和未来采取行动；现在颠倒过来了，人类根据未来风险决定现在的行动。

其四，当今风险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失控的、不能“保险”的。今天与过去相比，风险存在、影响的范围乃至应对的主体层次都是不同的。过去的风险应对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化、局域化的。风险在个人或者少数人范围内产生和扩散，影响也限于局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只有一些不可抗力的自然灾难超出人们的控制范围。今天却不同，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全国性、全球性的，很多人为风险影响的范围可能波及整个地球和遥远的未来，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控的。风险应对和治理也是需要集合全球政治智慧，经过长时间协商谈判才能有希望获得一些有效成果。

种种迹象表明，今天人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以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风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成为核心问题，因此我们称之为“风险社会”。贝克说：“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今时代已经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能够造成这种毁灭性后果的决策领域主要是在核技术、化学和生物技术等当前的高新技术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当今风险的不可控，引发了风险的“不可保险”。过去的风险领域大多是可以保险的，如火灾、车祸等，而类似核技术领域的这种风险是不可保的，“今后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无法保险的社会”。总的来说，从传统社会向当代社会的转变，是贝克所说的“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逻辑向风险承担和分配的逻辑的转变”。风险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为上述贝克所说的20世纪中期以来，这是贝克等所谓的“晚期现代性”阶段，即现代社会的第二个阶段，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

二 “风险异化为危险”

当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乃是因为植根于人之存在的风险发生了异化。

“异化”是对德文“entfremdung”和英文“alienation”的汉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使用过德文“entäuβerung”，国内学界一般译成“外化”，其含义与异化相通。长期以来，学界对异化的解说遵循着“主客二分”的逻辑结构。按照这种结构，异化是主体嬗变为他物，这是主体的自我丧失状态，主体中分裂出来一个“客体”并反对主体，其逻辑结构如图1—3所示。需要说明，主体A可能整个地异化为一个对抗它的客体，也可能是主体A其中的一部分A1异化为一个对抗主体A的客体。为了简便起见，笔者只是列出了后一种情形。

主客二分的异化解释模式是有缺陷的。主体被分出来的客体所统治，客体“反客为主”。客体不再被动，主体也不再主动。“主体能动性”被“客体”宰制。为更好地说明异化，本书提出一个新的逻辑结构（如图1—4），即“原体—变体”来阐释异化：变体从原来的“自我—原体”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他者”，即变体是“自身的他者”，这个变体反过来与原体相对立。

“风险异化”的原体是风险，变体则是危险乃至凶险。近代以来的科技现代化进程使风险异化为危险，这正是导致当代风险社会生成的深层原因。

诚如前文阐明的那样，风险本来一直内在于人的存在结构中，并且贯穿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力求最快实现利润最大化，这都导致风险在社会各个层面迅速产生和扩散，以至于到了当今社会，风险终于成长为极具威胁的力量，人类也进入了风险社会。海德格尔曾指出：计算性思维主宰了当今技术时代，它的“无限权力”制造了一个“庞然大物”（the gigantic），使整个世界活在它的阴影下，比如核武器给人们带来的毁灭性威胁。“庞然大物”的特点是：开始是纯粹数量的扩张，但是这种量的扩张达到一定程度，它突变为一种特有的质。表面看来能够计算的东西，恰恰成为不可计算的东西。科技文明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庞然大物”，这个不可计算的“巨大阴影”正是那张辐射全球的风险之网。

此时，风险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而且也使风险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成为问题。曾几何时，冒险被视为一种勇敢的表现，敢于承担风险是受到社会肯定的品质；而现在，允许冒险的领域已经压缩到了越来越小的范围，敢于冒险不再是一个褒义词，人们试图规避和反对风险。风险社会的到来，其背景是风险的某种深刻变化，即“风险异化为危险（乃至凶险）”。风险本来就植根于人和社会发展进程，这埋下了它异化为危险的种子。

贝克曾经区分风险与危险。读者可能会发现，贝克在描述风险社会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危险”。风险在风险社会转化为危险，约纳斯和贝克已经有所认识。约纳斯发现，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能力的使用，所造成的资源耗竭和环境问题，已经濒临地球承载的极限。贝克也说过：“从短缺社会的财富分配的逻辑向晚期现代性的风险分配的逻辑的转变，一个原因是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笔者发现，“风险异化为危险”，其实是风险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异变。风险本来包含两重可能，即否定或者肯定人的存在；而危险乃至凶险只剩下一种可能，即否定人的存在。按照汉语词典介绍：“危”有“不安全、损害”的意思，而“凶”则有“恶的、不幸的”意思，危险则意指“有可能失败、死亡或遭受损害的境况”，凶险则是“非常不幸的境况”。危险和凶险已经对人们的现实生存构成极大威胁，它们作为唯一的可能，即将变成现实。就像建在地震带、火山口或者海边的核电站，就算现在还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发生事故是迟早的事。也可以说，风险是一种损害的可能性，而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损害的现实性。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否定了可能性本身。当风险变成危险乃至凶险，谁还愿意把巨大的危险承担起来呢？当人们惬意地享受核能发电带来的光明时，人们是愿意承受核技术风险的；但是当核电站要发生核泄漏事故的时候，人们必然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这种危险。因此，风险变成危险和凶险，它会反过来否定风险本身。

“风险异化为危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动力学的解释，解释为何今天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各种人为风险的不断加剧，风险影响的全球性和长期性，风险本身的难以控制和持续扩散，使得早就伴随着人类文明和个体生存的风险在今天异化为巨大危险，各种风险意识也空前高涨，风险于是成为全球社会的焦点所在。贝克曾深刻指出：风险社会带来了“危险社区”。

“风险异化为危险”，风险从可能性进入现实性，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对于人之生存的启发和预警意义。这将进一步引发人之存在的异化（如图1—5）。在人的存在结构中本来就包含风险，风险并不必然否定人的存在；而在风险社会，风险变成否定人的存在的力量，人的生存倒是需要从风险结构中求解。风险异化为危险，它就从人之存在的“启发”力量变成了人之存在的否定力量。

上文曾经阐明，风险暗含的否定性一面乃至死亡意识有利于激发人的存在的实现，那么“风险转化为危险”怎么会导致人存在的异化呢？这里需要注意“危险”和“风险”两个概念的区别。危险指向风险社会的一种现实处境，这一现实处境不是可能而是已经极大危害了人的存在和发展；而风险则只是一种不确定性，其中否定人之存在的一面只是作为可能性包含在风险之中的。也就是说，“风险异化为危险”把风险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而风险之于存在的启示意义恰恰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可能而非现实。作为可能性，风险可以激发人们的预警意识，反思现在的行动，做有利于实现人的生存的事情。而危险作为一种现实处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预警效果，人们只愿意对危险事件进行善后治理。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人们对于极大的威胁，不愿意直接面对，而是倾向于避而远之。也许只有当某一类危害事件可能再度发生时，危险才会再激发出一种预警意识，然而最初的危害已经无法挽回了。比如人们都知道核电技术具有泄漏的风险，如果人们把核电站建在远离地震带和火山口的地方，远离海边和居民生活区的地方，并且尽量采用较为成熟的新一代核电技术，那么这种核电站就只是一种风险。但是当人们把核电站建在地震带和火山口上，建在海边和居民生活区附近，并且采用了低级的核电技术，那么这种核电站就是危险了。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主要是因为低级核电技术引发泄漏事故，福岛核电站则主要是因为建在了地震带和海边，并靠近居民区而引发巨大灾难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对当地居民的危害延续到了现在，而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故已经导致周围海域遭受不同程度的放射性污染了，这种放射性污染将延续很长的历史时期。

总之，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恰恰包含在“风险异化为危险”的历史进程中。这对当今风险社会至少有三个重要启示。第一是风险之于人之存在意义的异化。风险本来是人的存在方式，现在反过来危及人的生存，成长为否定人的生存的巨大力量。威胁人的存在的力量，恰恰植根于人的存在之中，这就是人的风险生存之悖论。第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需要哲学层面的深思。当风险变成危险，人们都试图逃避风险，而这恰恰也是需要对人类整体命运备加关注的时候。约纳斯追问道：“技术力量的恐怖潜能危及人类生存，由此提出了一个伦理学从未面对的问题：是否以及为什么应该有人类存在？”第三是“风险社会”的翻译问题。对于贝克的“Die Risikogesellschaft”，学界一般翻译为“风险社会”，笔者以为如果翻译为“危险社会”或者“冒险社会”或许更契合当今人类的处境。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风险社会的生成逻辑引申出来的自然结论。鉴于“风险社会”在学界已成通用，本书仍然沿袭此用法，只是其中的深意不可不察。当代社会中的风险状况更加危及人的生存，风险对于生存的逼问更甚于传统社会，从而它对于人世生存的挑战更大。一种缺乏历史经验的风险状况正在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风险的及时应对与有效治理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