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多元文化与美国族裔文学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有着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驳杂的移民种族性，复杂的、对立的种族信仰，迥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在数次移民大潮的不断冲击下，美国民族成分显得越来越复杂，民族的多元化成为美国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据统计，1975年，美国每五个学生中就有一个是少数族裔；到1995年，每三个学生中就有一个少数族裔。2000年的全美人口普查显示，当今美国的种族构成是白人占69.1%，西班牙裔12.5%，非洲裔12.1%，印第安裔及阿拉斯加土著民0.7%，亚裔及太平洋岛民3.6%，其他0.3%，两个以上种族1.6%。多民族混杂的社会状况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国人？在美国，少数族裔意味着什么？“如何确立多种文化差异的界限及其范围，始终是美国政治与文化史上的中心议题。”具体到美国文学，多元文化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存在的特点对于美国文学的样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美国的族裔文学与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是美国文学研究中不得不时常面对的困惑，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和回答往往对于深入探究美国文学的整体样貌和整体特征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一 美国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

早在1845年，爱默生就曾经在日记中把美国界定为“熔炉”（smelting pot），并尝试为美国的多民族并存和多元文化汇聚的特征定位：“我痛恨美国本土主义的狭隘，人是所有生物的综合体……就像在克林斯圣殿的熔炉里，把金、银和其他的一些金属熔化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前所未有地昂贵的合金，叫做 ‘克林斯黄铜’（CorinthianBrass）……将建构一个新的种族、新宗教、新国家、新文学，就像从黑暗的中世纪的熔炉中冶炼出的新欧洲一样具有活力。”不过，爱默生用的是“smelting pot”，与后来流行的“melting pot”在表述上还是不同的。后者是由美国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戏剧《熔炉》（The Melting Pot）中提出的。出版于1909年的《熔炉》聚焦于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并特别关注了一个俄国移民和英国移民的爱情生活。剧本中有这样的台词：“美国是上帝的熔炉，在这个伟大熔炉中，来自欧洲的各个种族得到融合和重塑！……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犹太人和俄国人，都统统融合在一起！上帝正在造就美国人。”“熔炉”之说似乎被美国人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接受了，然而，对于这个熔炉中各个组成部分的融合状态、过程和结果却一直莫衷一是。争论的焦点就是：“这个熔炉是如何冶炼外来移民的，而那些移民又被熔化到何种程度。”随着美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熔炉之喻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熔炉论的潜台词就是要求移民割断与母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也就是盎格鲁—萨克森文化的语言、信仰和意识。这样说来，熔炉论无异于一次对移民的洗脑，然而，千年历史形成的文化认同的差异又怎是一场洗脑运动就能够勾销的呢？美国的多元文化特质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美国多元文化的形成过程、多元文化的特征和含义却是一个值得探讨和商榷的问题。

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美国主流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从强调统一和认同到独立和多元。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主流思想一直顽固地认为，美国文化具有完整而独立的人文价值体系，而美国思想也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因此外来移民就要自觉地与这个文化体系和思想体系求得认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暗示下，美国历史的进程中，少数族裔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发出声音，而美国史的编写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出现“不同的镜像”。在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在美国出现了将多种族演变成多元文化的倾向，出现了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其目的就是试图从文化的视野来审视各个种族的归属性，以及种族归属性与美国性之间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蕴含了哪些要素和特质呢？有学者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指涉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它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方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思维开始影响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在学生中普及对不同族裔文化传统的理解以及对性别政治、同性恋亚文化的关怀。其二，它是一种民主历史观。强调美国历史的缔造者不仅仅是欧洲白人移民，还有黑人、印第安人、拉丁美洲人和亚洲人，各个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共同书写了美国的历史，因此不能以某个民族的历史经验为准绳。其三，多元文化主义也是一种文化观。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新的目光审视东西方文化，西方中心主义被打破。其四，多元文化主义也是一种公共策略，对外，美国更好地适应了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对内缓解移民不断涌入带来的族群关系的压力，以及妇女、同性恋等群体不断觉醒所带来的问题。可见，多元文化主义选择的标靶就是以白人男性文化为中心的主流文化。

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的构想是美好的，这一点从西方学者的诸多论述中可见一斑。例如，英国学者比库·帕雷克（Bhikhu Parekh）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特别指出，多元文化的社会不一定要赞同所有的价值观，但是应当允许并欢迎少数族裔的文化，按照多元文化的思路重新组合公共领域。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要致力于文化多元精神的推进，不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应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再例如，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Tu Weiming）指出：“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多样性对人类的繁荣是十分必要的。如同生物多样性对我们的地球的存在必不可少一样，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是我们所认识的人类社会的确定性特点。”这种确定性正是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多元文化特质塑形了美国文学。美国主流文学和美国族裔文学均是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存在、多元文化的视野、多元文化的媒质中形成、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对此，美国文学评论家、学者格雷高瑞·杰伊（Gregory Jay）在《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What is Multiculturalism? ”, 2002）一文中，从大学课程设置的角度阐释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意义：

对创立更加多的文化多样性课程的关注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与民权运动相联系的知识和社会运动，包括黑人权利、美国印第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每个运动都是对教育政策的规范和后果的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学最大的影响是“主流文学与边缘文学的区别”“渐渐不太明显”, “一些过去处于边缘的少数族裔的文学，如黑人文学、亚裔文学、妇女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学”。

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多元文化的”，而是基于“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政治策略，承载了太多的政治文化因素，而且本身更是充满了不可调和的悖论。因此，本研究的研究视野准确地说，是多元文化，而不是多元文化主义。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原因有二：其一，在于多元文化主义本身的弊端；其二，在于本研究力图摒弃一切有可能遮蔽文学本身，特别是诗歌本身光芒的理论框架或者政治视角。

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所存在的弊端目前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其中美国和加拿大学者的研究最有代表性。加拿大学者安顿·L．阿拉哈（Anto L. Allahar）就曾经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策略的核心还是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并没有能够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平等和尊重。另一位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指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虽然有创造一个更具包容和公正的社会这一崇高而真诚的动机，但在实践中，却往往会导致鼓励 ‘种族分离’这样的灾难性后果。而且人们也质疑多元文化政策的 ‘逻辑’——要求接受与自由主义民主价值不一致的文化习俗。这样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会成为 ‘特洛伊木马’，损害民主国家最为珍视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和原则。”美国学者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多民族国家争夺政治权力的策略，并不能够解决少数族群与主流族群的深层次冲突。詹·穆罕默德（Abdul Jan Mohamed）和戴维·洛依德（David Lloyd）说得更透彻和直接：“多元论只被那些已经被主导文化价值同化的人们所欣赏，它掩盖着排斥异类的永久性企图。对多元论来说，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只是一种异国情调，个人的癖好，只要不需要改变那已经嵌入主流意识形态保护体之内的个人位置，就可以得到纵容。这样的多元论容忍趣味和刺激的存在，它甚至会喜欢墨西哥饭店，却会阻止西班牙语作为教育媒介进入美国的学校。更重要的是，它拒绝承认歧视少数者的阶级基础，拒绝承认构成现代文化基础的对少数者经济的有计划剥削。”正是基于此，美国学者戴维德·霍林格（David A. Hollinger）公开呼吁，多元文化主义是一场辉煌的运动，但是其局限性也日趋明显。它已经不能对文化多元性提供一种足够强大的指导，因此现在到了“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时候了。

“超越多元文化主义”之后美国文化的走向也已经成为诸多文化研究者热议的话题，更直接影响到了美国文学创作和美国文学研究，因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隐含着”一种作家和评论家的“美学价值的文化判断”。目前“世界主义”已经逐渐取代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文学作品文化定位的新标准。很多美国当代作家和评论家都公开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并以世界主义的思维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解读。本书中涉及的丽塔·达夫等美国族裔作家都具有此种世界主义文化视野，并努力打造自己的世界主义文化身份。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和区别呢？“世界主义”这一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犬儒学派，在启蒙时代与19世纪中后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正义理论的萌生得以复兴。尽管古典世界主义、近代世界主义和当代世界主义的理念有一定差别，但强调人的普适性和平等性的核心理念却贯穿始终。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什么是世界主义》一文中指出：“世界主义要求一种新的一体化方式，一种新的认同概念，这种新的方式和概念使一种跨越界限的共同生活变得可能并得到肯定，使他性和差异不必牺牲在人们假想的（民族）平等的祭坛前。”世界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超越在于其动态性、无中心和无边界性。而这些恰恰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弊端所在。世界主义者倡导多元的文化身份，强调动态的和变化的群体性格，并积极参与到创造新的文化联系的行为之中。世界主义者更是在不同时间和场合投身于“反对狭隘的知识分子”行动之中。

从20世纪的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战，到21世纪伊始愈演愈烈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之争，美国思想文化领域从来没有过统一和和谐，更谈不上有任何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而其中的根源就在于美国文化本身的多元文化特质。而这也是本研究的视角始终根植于多元文化，而摒弃任何“主义”的原因所在。换言之，我们认识和了解美国文化领域的各种“主义”之争，正是为了避免被这些争论所羁绊。

所谓“多元文化”指的就是人类群体间在价值规范、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此种认识上的飞跃对传统的美国思想和价值体系提出了挑战，而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多元文化改变了美国人从生活方式到教育体系，从政治选举投票到文学创作的诸多领域。美国的多元文化不但形成于移民的多元性，同时也和美国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同种族的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争取自由与平等权的斗争传统有关。独立战争在与宗主国斗争以争取独立自主的国家权利的同时，也为美国内部各个种族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创造了空间，“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美国多元文化的政治基础”。从19世纪的南北战争开始，黑人为争取生存权和自由权而战，尽管白人至上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但黑人开始被作为人，而不是物看待，成为美国少数族裔争取权利斗争的首次胜利，也成为其他种族的榜样。两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多元文化形成的一段重要时期，是多元文化的美国形成的一个“交叉点”，因为“带着雅利安种族至高无上思想的德国纳粹迫使美国人批判地看待他们自己社会内的种族主义”问题。例如，在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就有所改善。1934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不再强迫印第安人离开自己的土地，或者放弃传统文化。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也有明显进展。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90多万非裔美国人入伍，和白人以及其他种族人群并肩作战。1941年，美国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在参加防务的企业中不得实行种族歧视。1944年，罗斯福总统发表了经济权利法案声明，提出不论种族、社会地位或者宗教信仰，所有美国人都可享受平等权利。

20世纪50年代，两次著名的黑人事件几乎改写了美国种族隔离的历史，它们分别是1950年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件和1955年美国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的公共汽车案。黑人领袖小马丁·路德·金把这次自发的种族抗议行动转化成为全体黑人的大规模政治斗争，民权运动也随着60年代的到来而风起云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风云变化、种族矛盾尖锐、文化冲突激烈、思潮论辩纷争的时代。美国历史走到了一个乾坤扭转的关键点。任何人和政府都无法回避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如何协调现实社会机制与多重价值文化间的矛盾。随着《民权法案》（1964）、《投票权法》（1965）、《肯定性行动》（1965）等法案和命令的颁布和执行，美国少数族裔的权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证，他们的声音开始从社会生活的边缘渐趋中心。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多元文化的社会状态和多元文化的独特视野，就没有美国文学今天的样貌。

二 多元文化与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学研究

多元文化对美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叶之后美国文学的整体走向和美国文学研究的大趋势。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主流文化以基督教和盎格鲁文化为中心，不遗余力地消解少数族裔文化的个性，对少数族裔采取边缘化策略，以至于黑人、犹太人、土著人、亚洲人等的文学作品长期被排斥在美国主要的文学选集之外。例如，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等人主编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在长达1500多页的篇幅中，只用了9页浮光掠影地介绍了印第安文学，对黑人文学的介绍依旧使用了带有明显黑人歧视的“Negroes”，而不是“black”。1959年戈肯·瑞（Gorkon Ray）编撰的《美国文学大家》收录了18位作家，1962年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等人编写的《美国主要作家》收录了28位作家，无一例外地全都是白人。这种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状态和思潮的确立有所改善，直到80年代之后，白人作家在文集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1985年第三版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1988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90年出版的《希思美国文学选集》、1994年出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均是非中心化的文学史书。《希思美国文学选集》专章介绍了妇女文学的发展和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黑人作家的代表作。华裔作家如汤亭亭、伊迪丝·伊顿（水仙花）也被收录到该文集中。埃莫里·埃里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非常强调美国文学的多元性，指出当代美国文学史的编纂必须要体现包括妇女、少数族裔等各种作家的声音，没有一种统一的主调可以概括美国文学的全景”，并专章介绍了“非裔美国文学”、“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和“亚裔美国文学”。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4）也积极倡导文化和方法论上的多元视角，对“去中心化”和“对话”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专章介绍了“印第安文学”和“美国黑人文学”。

多元文化视角对美国文学的关注不但使得美国本土的美国文学研究逐渐摒弃了盎格鲁—萨克森中心主义，越来越具有包容性，而且激发了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跨民族研究视角”，这对于最大限度地突破美国文学研究中狭隘和封闭的民族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跨民族研究视角”指的是“跨越本民族视野，从外部的角度，尤其是从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关注本民族内部的研究对象”。“跨民族研究视角”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美国本土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以开放的、动态的、差异性眼光审视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以及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其二，非美国本土学者以跨文化的视野审视美国文学作品。很多非美国本土美国文学研究者以自己的方式和本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开展美国文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多元文化视角也带给美国诗歌研究全新的理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诗歌研究还基本遵循了白人文化的单一思维，少数族裔的诗歌被决绝地排斥在外。例如，罗伊·哈维·皮尔斯所著《美国诗歌的承续》（The Continuity of American Poetry,1961）一书尽管堪称美国诗歌研究的经典之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族裔诗歌在这部专著中是空白的，“该书长达434页，少数民族诗歌不但不在他所列举的 ‘主要阶段和成就’里，而且也没有作为 ‘次要诗人’得到 ‘极为简略’的介绍”。该时期出版的专著如此，文学史对美国诗歌的介绍也是如此。该时期的美国文学史主要致力于强化美国诗歌与英国诗歌的传承关系以及在主题、美学、诗学等方面的差异，关注的焦点依旧是单一的白人文化传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盎格鲁—萨克森文化传统。该时期的美国文学史中只有极少数的黑人诗人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其他族裔诗人基本不被提及，即便是黑人诗人也并非被作为独立的族裔专章介绍，而是分散到各个相关章节。这种思维和模式即便是在具有相当“包容性”的唐纳德·巴洛·斯托弗（Donald Barlow Stauffer）撰写的《美国诗歌简史》（1974）和马丁·戴（Martin S. Day）撰写的《1910至今的美国文学史》（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1910 to the Present,1971）中也没有大的改观。不过，与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情况比较而言，“他们对待黑人诗歌的态度，应当算是一种进步”了。

对美国少数族裔诗歌的专章介绍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艰难出现，这次还是以诗歌成就斐然的黑人诗歌为先。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Hoffman）主编的《当代美国文学哈佛指南》（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1979）和戴维·帕金斯（David Perkins）的专著《现代诗歌史》分别专章介绍了美国黑人文学和美国黑人诗歌。其他美国族裔诗歌的介绍和论述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在权威美国文学史中，如前文提到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和《剑桥美国文学史》，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族裔诗歌才得以全面地出现在美国诗歌史中。其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1993）。该书为美国非裔诗歌保留了三个章节，分别是：“早期美国非裔诗歌”（Early African American Poetry）、“哈莱姆文艺复兴诗歌”（The Poetry of Harlem Renaissance）、“黑人艺术运动诗人”（The Black Arts Poets），并专章介绍了“美国土著诗歌”（Native American Poetry）。

美国族裔文学和文化在殖民主义思想的压制下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而作为文学之中边缘地位的诗歌可以说是处于边缘之边缘。尽管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多元文化潮流的兴盛和少数族裔民族自豪感的不断提升，包括诗歌在内的美国族裔文学在质量上和数量上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态势。在西方评论界，对族裔文学的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各种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不断涌现。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女性主义到生态主义，从新历史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不一而足。客观地说，这些视角的运用，对于深入挖掘族裔文学的内涵、拓展族裔文学的外延、丰富族裔文学的研究手段、开启族裔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对话、推进族裔文学的经典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学者对族裔文学的批评理念似乎很难摆脱主流的殖民意识，换言之，大多建立在西方殖民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上。这一现象是令很多族裔作家心有余悸的事情。例如，莫里森一直对针对她的作品的研究不甚满意。她在接受托马斯·李克莱尔（Thomas LeClair）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迄今还没有读到过理解我的作品或是准备理解我的作品的评论。我不在意评论家喜欢或是不喜欢。我只是想要感觉到不那么疏离。就好像一个不懂得你的语言的语言学家告诉你你在说什么一样。”

莫里森的这种感觉在印第安作家中也深有同感。美国读者和观众对印第安人的印象定格在身涂文身、头插羽毛的荒野游民，而对于这种固化的刻板形象的生成，“白人萨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白人萨满”主要指的是民族志诗学的代表人物加里·施奈德（Gary Snyder）和杰罗姆·罗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等白人诗人。他们对印第安文明充满好奇，并通过自己的翻译把印第安口头诗歌和故事记录下来。他们对印第安口头文学在白人社会中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负面效应也由此产生。正如切罗基/奇克索（Cherokee/Chickasaw）作家吉尔里·霍伯森（Geary Hobson）在他的文论《作为文化帝国主义新版本的白人萨满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hite Shaman as a New Version of Cultural Imperialism”）中所指出：

自从美国公众已经习惯看到杰罗姆·罗森伯格的“翻译”，加里·施奈德、吉恩·福勒（Gene Fowler）、诺曼·莫泽（Norman Moser）、拜瑞·吉佛德（Barry Gifford）、戴维·克劳特勒（David Cloutler）等“白人萨满”的诗歌，以及其他扮演着印第安人和/或者印第安专家/代言人的新浪漫主义作家，比如说卡洛斯·卡斯特内达（Carlos Castaneda）、海耶每尤斯特斯·斯特姆（Hyemeyohsts Storm）、托尼·沙瑞尔（Tony Shearer）、都格·鲍以得（Doug Boyd）以及巴哈伊（Baha'i）的颇有影响的“印第安”自然风光照片等出版物，当代印第安作家常常被低估或者忽视，因为他们没有亦步亦趋也没有迎合由这些“专家”创造出来的模式。

土著美国作家不能忍受的是，杰罗姆·罗森伯格和加里·施奈德等人是以印第安文化和文学的传播者、研究者和评论者的姿态对印第安文化和文学进行挪用。正是这种对印第安文化和族群形象的扭曲和固化使得印第安人被从精神上禁锢在荒野之中，被从现代社会和主流文化中生硬地剥离出去了。

针对主流文学研究者对族裔文学评论中出现的问题，莫里森指出评论家必须认真考察“非裔美国文学的存在以哪些方式造就了选材、语言、结构等美国文学中的诸多意义。换而言之，必须要寻求机械运转背后所隐藏的力量”。那么，如何才能寻求到“机械运转背后所隐藏的力量”呢？首先，多元文化视角的介入是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的基点和出发点。其次，美国族裔诗歌研究应避免将族裔文化特征概念化。美国白人社会试图把所有外来移民和土著居民都造就成美国人的野心使得美国主流文学评论界也试图把一切文学，包括族裔文学都同化为一种声音，同化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之中，而任何与美国化不协调的声音都要“被遗忘、被重塑、被压抑”。连白人作家薇拉·凯瑟都不得不承认，“这种试图把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美国化的热情是我们的一种致命疾病”。这种致命的疾病曾经在文学评论界疯狂传播。例如，美国19世纪的文学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John L. O'sullivan）就曾经言之凿凿地说，美国需要为那些来到这片新大陆的移民创造一个表现他们集体身份的故事，需要塑造一种将他们聚到一起的观念和承诺。这是典型的把美国少数族裔和族裔文学以粗暴的方式概念化的西方思维，是试图以一个统一的“他者”定义所有少数族裔的思维。事实上，这种思维在对待所有边缘的、少数的群体时都曾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出现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权主义试图对女性一体化的做法。西方女权主义话语压抑了女性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简化了第三世界的妇女，把第三世界的妇女们的特征看成是同质的，把复数的妇女们简化成为单数的“妇女”，从而使妇女概念化。女权主义理论家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尖锐地指出了这一做法所隐藏的真正目的：

因为在第一和第三世界力量平衡的情况下，维护西方优势的思想霸权并使之永久化的女权主义分析造成“第三世界妇女”的一副普遍形象，诸如戴面纱的妇女、能干的母亲、贞节的处女、温顺的妻子等。这些形象存在于普遍的、没有历史联系的辉煌之中，使殖民主义论述运转起来，这种论述在行使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权力，解释并维护存在于第一和第三世界间的联系。

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女权主义思维的弊端，而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构策略，那就是复原复数的女性和鲜活的女性个体，把女性重新放置在社会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借用另一位女权主义研究者莫尼克·威蒂格的话说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看来应当是把 ‘女人们’（我们在其中战斗的阶级）同那个 ‘女人’的神话彻底区分开来”。

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的某些理念和操作是值得所有族裔文学研究者借鉴的。基于此种思路以及美国族裔文学的发展特点，从多元文化视角审视美国族裔诗歌应首先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随着主流白人文化与本土文化界限的不断模糊，以往殖民时期的压迫与被压迫、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模式已经不符合当代的文化融合背景下的主流与边缘的互动关系。”在族裔文学研究中，首先，就是要彻底清除“中心”与“他者”的界限，以一种平等、多元的眼光审视少数族裔作家的文本；其次，要摒弃把少数族裔族群和文学概念化。概念化是少数族裔刻板形象生产的思维定式的前提。纵观美国文学对少数族裔刻画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在各个历史时期，美国主流文学对少数族裔的刻画无不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刻板形象生产。无论是黑人姆妈还是汤姆大叔，无论是贪婪的犹太商人夏洛克还是如“鱼卵”般聚集在一起的犹太“小老头”，无论是头戴羽毛，如化石般固化在时间中的印第安酋长还是在原始森林中与野兽为伴的印第安猎人，这些文学形象无一例外的是概念化生产的产物。不仅文学创作参与了少数族裔刻板形象生产，文学评论也往往先入为主地以概念化的想象套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例如，在对印第安文学的研究中，生态主义视角一直是研究者十分热衷的视角。诚然，美国印第安人崇尚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白人作家通过强化印第安文化与土地和自然的特殊关系固化的却是印第安人的刻板形象，是一种浪漫化的刻板形象生产。同时，当西方社会认识到自然处于工业化生产的不断威胁之中时，他们开始一厢情愿地把印第安人作为自然的象征，粗暴地剥夺了印第安人与时代共同前行的权力。例如，白人作家麦克卢汉（T. C. McLuhan）在名为《触摸土地》（Touch the Earth）的印第安作家和摄影家照片和作品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我们需要建立与土地和其资源的关系；否则随着印第安人灭亡的就是自然的毁灭。”可以说，强化印第安人与自然的联系，固化印第安人生态主义者的刻板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白人环境焦虑的一种投射，是在现代主义进程之中殖民者的凝视下生产的又一个“他者”形象。这种刻板形象的生产对印第安人的负面效应决不亚于高贵和卑劣的二元对立的刻板形象。劳伦斯（D. H. Lawrence）曾经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一种“矛盾的欲望”在如库柏一样的白人作家的创作中起着作用，一方面想要消除印第安人的痕迹，而同时也正是为了这一个原因，把他们偶像化和神圣化。

安尼塔·海勒（Anita Plath Helle）在20世纪末指出：“诗歌和诗学的文化研究正在萌芽。”此言不虚。这个论断一方面表明，从文化视野介入诗歌的研究已经成为诗歌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另一方面也表明诗歌的文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从多元文化视角对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化的范式，而且也很难形成这样一个范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文化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了一个社群具有区别性的精神上、物质上、知识上以及情感上的独特特征。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语言，也包括生活方式、人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等等。文化的定义十分宽泛，而美国的多元文化又使得文化这一单数概念以倍数的关系增长，因此本研究将注定是复杂的、多元的、开放的。其二，美国少数族裔众多，各个族群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具有极大的差别，包括诗歌在内的各族裔文学的发生、发展、主题、美学特征等千差万别，因此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很难囊括所有美国族裔文学。其三，多元文化本身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范畴。这一范畴迄今为止仍旧没有形成确定的内涵和外延，界定这一概念似乎很容易，又似乎很难，因此从这样的视角审视文学文本就注定是一个具体的、动态的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其四，多元文化与少数族裔这样两个概念碰撞在一起时，文本势必产生杂糅的特征，因此从多元文化视野观察、研究族裔文学作品是一个使族裔文学杂糅的表征凸显和强化的过程。

鉴于此，从多元文化视阈切入美国少数族裔诗歌将首先聆听少数族裔文学中独具族裔特色的声音，凸显族裔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并将特别关注族裔文化对于形塑族裔诗歌的作用和意义；其次，凸显族裔文化特征并不意味着无视主流文化的存在，相反从多元文化视野审视族裔诗歌是一个多维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其中多重声音对话、多元文化因素互动构成一幅动态的多元文化因素碰撞的图景；再次，在对诗歌文本的审视中，将杂糅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加以审视，并从功能的视角来分析各层面在杂糅的效果中发挥的作用，以考察少数族裔诗歌的杂糅的文体特征以及主体构建的杂糅性。

另外，本书之所以从多元文化视角来审视美国族裔诗歌的发展、流变、美学特征、主题等艺术特征，并不仅仅是出于文学研究本身的需要，更多的是基于美国族裔文学，尤其是族裔诗歌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与美国“成为多元文化的”民族的进程几乎是并驾齐驱的这一特点本身。伴随着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进程，美国族裔文学从主题到艺术特征，从内涵到外延，从人物到情节，从语言到文类无不彰显着多元文化的特征，因此，可以说，从多元文化视角审视美国族裔文学是美国族裔文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是其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美国族裔文学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族裔文学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