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多元文化与美国族裔诗歌

第一章 概述

作为世界上拥有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的文化和文学的整体样貌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元性。美国的诗歌也是如此。作为民族文化、民族信仰、民族心理、民族情结的最古老的表达方式，诗歌是美国各个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无论是美国土著民的典仪咏诵，还是美国犹太人对亡灵的宗教“祈祷”，抑或是美国非裔的布鲁斯悲歌，都是以诗歌的形式传递的情感表述。这些或口头或宗教或民间的诗性表达成为美国族裔诗歌的精神和情感的源头。然而，尽管诗歌是美国少数族裔最早的情感表达方式，但其发展却艰难而缓慢。究其原因，既与美国诗歌作为整体的发展态势有关又与美国族裔诗歌自身的历史困境有关。

纵观美国文学史不难发现，就整体而言，美国诗歌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在20世纪初期，美国诗歌还依旧在美国小说的辉煌成就下徘徊。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诗歌才开始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复兴期，因此，20世纪的美国诗人在潜意识上一直有一种“为作为诗人的存在找个理由”的冲动。从文学的社会意义上说，美国诗人和诗歌似乎很难成为民族文化的标志和象征，正如埃利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所言，美国社会没有诗人的位置。如果说美国诗歌被整体“边缘化”，那么美国族裔诗歌就是“边缘”之“边缘”。一方面，为奴隶的命运和社会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使得美国少数族裔长期处于不能发声的沉默期；另一方面，“美国主流文化对美国各少数民族诗歌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排斥、歧视、忽视、容纳、重视和支持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见，美国族裔诗歌的命运正是美国少数族裔生存状态嬗变的勾描，是他们为自由、民主和人权抗争经历的缩影。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多元文化氛围的日益浓厚，美国族裔诗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美国族裔诗歌的发展和壮大当然要首先归因于族裔诗人们个体的才华和共同的努力，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土壤。因此，公允地说，美国族裔诗歌这棵正在茁壮成长之树的根须深扎在两个沃土之中：一个是各个少数族裔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另一个就是美国特有的多元文化的互动力量。二者又是紧密相连的：各个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造就了美国的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和状态；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状态又放大了各个族裔文化的独特性，并为各个族裔文化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创造了条件。在各个少数族裔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中，熔炉中的美国人保持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特色，这是美国多元文化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同时，多元文化指向一种开放的精神，这对于少数族裔、女性等传统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的价值提升与确认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因此，多元文化的视角是一种去中心的视角，是一种关注差异的视角，更是一个开放的、对话的视角。这是本研究从多元文化视角审视美国族裔诗歌的初衷，也是本研究能够有新的感悟和新的发现的根本原因。

美国族裔诗歌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一直是美国文学史撰写和美国诗歌批评中十分敏感的话题。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主流文化以基督教和盎格鲁文化为中心，不遗余力地消解少数族裔文化的个性，对少数族裔采取边缘化策略，以至于黑人、犹太人、土著人、亚洲人等的文学作品长期被排斥在美国主要的诗歌史、诗歌专著和诗歌选集之外。例如，罗伊·哈维·皮尔斯所著《美国诗歌的承续》（The Continuity of American Poetry， 1961）一书尽管堪称美国诗歌研究的经典之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少数族裔诗歌在这部专著中基本是空白的。对于美国族裔诗歌的专章介绍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艰难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族裔诗歌才得以全面出现在美国诗歌史中。其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1993）。该书为美国非裔诗歌保留了三个章节，分别是：“早期美国非裔诗歌”（Early African American Poetry）、“哈莱姆文艺复兴诗歌”（The Poetry of Harlem Renaissance）、“黑人艺术运动诗人”（The Black Arts Poets），并专章介绍了“美国土著诗歌”（Native American Poetry）。然而，只是承认美国族裔诗歌属于美国诗歌是远远不够的。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二者之间并非少数与多数的关系，也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非主流与主流的关系。本研究表明，实际情况远比这些简单的认知要复杂得多。从历史文化的流变考察美国族裔诗歌的创作嬗变，并特别关注族裔诗人的诗学理念、创作策略、美学诉求等因素与美国主流话语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关系，是本研究的主要思路。

那么，在多元文化视野中，美国族裔诗歌与美国主流话语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呢？第一层关系是对话性关系，是一种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诗学、不同信仰之间的互文性对话，特别是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种对话性首先体现在美国主流话语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刻板形象生产和少数族裔诗歌对此的解构、挪用和颠覆。美国主流话语体系把美国少数族裔作为“他者”加以呈现的思维和传统使得美国文学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政治潜意识，在文本中的表现就是对少数族裔进行的刻板形象生产。黑人女性的“姆妈”和“荡妇”的截然相反的形象；黑人男性逆来顺受和暴力凶残的二元对立的形象；犹太人的吝啬、肮脏、愚昧、猥琐的固化模式；印第安人的“高贵的野蛮人”和“卑劣的野蛮人”的形象等，都是这种刻板形象生产的产物。作为政治发声器的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从一开始就以解构和颠覆美国主流话语对少数族裔刻板形象生产为主要目标和政治的前文本。美国族裔诗歌也不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族裔诗歌就是对少数族裔刻板形象的微妙的抵抗书写。换言之，揭示少数族裔刻板形象生产的本质并颠覆这种刻板形象是美国族裔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初衷和写作策略。从这种视角审视美国族裔诗歌，我们就不难理解其政治性发生的必然性和内在性。例如，美国黑人艺术运动的旗手和黑人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安德勒·罗德（Andre Lorde）的自我书写就走了一条与从爱默生开始确立的美国文学中传统的精神自我求索和完善截然相反的道路，罗德的多元自我的建构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爱欲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罗德试图构建的是一个“躯体的自我”。这个“躯体”，与本质主义观念相去甚远，“位于生理和象征的交界处”, “它标志着内在的物质的形而上学的表面和公然反抗分离的象征的因素”。罗德诗歌中的自我正是位于“生理和象征的交界处”，换言之，她把躯体看作是一个文本，并清醒地意识到她的文本正是从她的躯体中浮现出来的。罗德用性和女性身体开创了“一个自我书写的写作”, “这使得女性的躯体成为被书写的主体性的空间和源泉，又用一种深沉而精确的历史的、政治的、性的和种族的意识的伦理填充到这个躯体”。因此，可以说，在躯体、政治和文本的交汇中，罗德前景化了种族、性别、性取向和伦理道德等诸多抽象而严肃的话题，并挪用了白人制造的黑人女性性欲的刻板形象和加勒比的“热带假日天堂”的神话，从而成功地解构了“女人神话”和“殖民神话”这两个在男权主义、西方女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多重建构下仿佛固若金汤的文本的城堡。

其次，这种对话性还体现在少数族裔诗学对西方诗学的继承、挪用和改写。如果说前一种对话性是诗歌中的政治对话，那么后一种对话就是诗学对话。美国少数族裔诗人中深受西方诗学影响的不少。非裔诗人中的兰斯顿·休斯、丽塔·达夫、伊丽莎白·亚历山大等，犹太裔诗人中的路易斯·朱可夫斯基、艾德里安娜·里奇、艾莲娜·柯蕾普费兹等，印第安诗人中的N.斯科特·莫马迪、温迪·罗斯、西蒙·奥提斯、路易丝·厄德里克等都是在西方诗学和族裔文化的双重熏染下成长起来的诗人。例如，莫马迪就是在西方“后象征主义”诗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印第安诗人，因此他的诗歌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西方现代派诗学既继承又改写的特点。莫马迪的诗歌“熊”就是对他本人十分推崇的白人作家福克纳的小说《熊》以及现代派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自然观”的互文性续写和改写。莫马迪跨越了时空，以印第安族群的图腾“熊”为载体与两位现代派大师进行了一场关于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对话。这场对话不但唤起了西方主流话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而且修正了西方自然观的谬误，同时为陷入自然危机的现代西方人提供了一条生态之路。再比如，美国犹太诗人路易斯·朱可夫斯基与西方现代派诗学之父庞德的关系。在诗学的亲缘关系中，朱可夫斯基义无反顾地向庞德和他的现代派诗学致敬，并成为庞德的“宠儿”（beloved son）。然而，犹太裔的族裔身份又使得他很难彻底地抛弃犹太文化传统，他的诗歌因此呈现出的模糊的对立和矛盾反而赋予了他的诗歌一种难得的张力和独特的魅力。可以说，正是这种双重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成就了美国族裔诗歌和优秀的族裔诗人。正如莫马迪的导师、后象征主义诗人温特斯所言，作为一名在白人世界中的印第安人，可能因此会感受到“双重的孤立”，然而这正好为族裔诗人提供了一个“无以伦比的视角”。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族裔诗人。这种“无以伦比的视角”就是两种文化和两种诗学之间游走所带来的冲击和思索。对西方诗学的继承使得美国的族裔诗人往往诗学素养深厚、诗歌创作技巧高超，从而保证了其诗歌的艺术性；而迥异的文化传承又使得他们能够以审慎而超然的态度审视西方诗学，以具有族裔文化特征的方式运用西方诗学，从而使得内容和形式以全新的方式相结合，这就不难理解美国族裔诗歌独特的原创性和创新性。

再次，这种对话有以靠拢中心为目的的，但更多的是坚守本民族独特的话语体系，在边缘以文化协商的方式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美国黑人诗歌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最先构建独特的诗歌话语体系，并在凸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赋予了诗歌独特的政治使命。黑人诗歌的文化和政治力量是强大的，黑人诗歌不但成为表达黑人被压抑的情感，被压迫的地位，被压制的人性的利器，而且黑人诗歌所承载的独特的文化因素还以毋庸置疑的方式渗透到主流诗歌当中。布鲁斯诗学、爵士乐、黑人方言等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现当代诗歌不可或缺的因子。与美国非裔诗歌不同，美国犹太诗歌从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称诗歌是战斗的武器，我们在美国犹太诗歌中也嗅不到强烈的火药味，但是美国犹太诗人却依靠犹太文化的精深和神秘展开了与美国现代派诗歌的对话。尽管以朱可夫斯基为代表的美国犹太诗人似乎从来也不介意以庞德等美国现代派诗人为文学之父，但是独特的犹太身份和犹太文化却注定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了这些文学之父，并以独特的姿态成为美国现代诗坛不可或缺的人物。尽管是美洲大地上最古老的民族，美国土著诗人却的确是美国诗坛的新生力量。这个与土地、与动植物有着天然亲切感的民族一方面难以割舍地书写着北美大地上的一草一木，另一方面又与美国主流文化以生态主义为名，把土著人固化为历史化石的策略不断抗争。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土著诗人提供的是一个生态主义的阐释范本，那就是，人类既可以享受自然的亲吻，又可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不断向前发展。从多元文化视野审视美国族裔诗歌，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对族裔诗歌的历史文化嬗变的梳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探寻族裔诗歌中族裔文化因子的诗性特征和社会政治含义的过程。

在多元文化视野中，美国少数族裔诗歌与美国文化之间呈现出的第二层关系是互动性关系，而且是多元互动的关系。如果说对话性还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平等关系，那么互动性则是从文学主题到审美再到创作技巧的文学实践意义上的平等关系。从多元文化视角审视美国诗歌，会发现美国族裔诗歌往往是在对主流话语的对抗中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而美国主流诗歌也在迟疑中不断地吸纳少数族裔文化的因素，赋予自己越来越宽泛的框架体系。因此，美国族裔诗歌与美国主流诗歌之间在相互渗透、相互审视中交互参照，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共同成长过程。这种互动性带给美国诗歌的意义不可小觑。

首先，在美国诗歌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族裔文化因素。这种现象产生的作用有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模糊了主流诗歌和少数族裔诗歌之间的界限，很多白人诗人的诗歌读起来具有鲜明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气质；其二，相反，很多族裔诗人的诗歌却具有更多的主流文化特征。其次，对于美国诗歌的整体样貌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明显。这会直接影响到美国诗歌史的分期、诗歌流派的界定、诗学思潮的定位等与形塑美国诗歌，甚至美国文学直接相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族裔诗歌排斥在外的美国诗歌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把美国族裔诗歌与美国白人诗歌分割开来的诗歌史观也是不科学的，是粗暴的。再次，美国族裔诗歌也在美国主流诗歌的影响下与现代和后现代诗歌的发展曲线不断趋近，使得美国族裔诗歌带有越来越多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时代性，从而为族裔诗歌融入美国诗歌和世界诗歌的家族创造了条件，更为美国族裔诗歌的经典化扫清了道路。例如，在与美国主流政治和话语的不断对抗和协商之中，美国少数族裔非但没有同化到美国文化或者像人类学家一厢情愿的断言那样消失在历史的废墟中，反而在主流文化的缝隙之中把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梦想和经历锻造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美国非裔作家把黑人布鲁斯音乐、灵歌和民间传说等黑人文化因素张扬地带进了美国主流文化，并赋予了这些异质性因素一种不可比拟的现代性和时代性，从而使它们不但成为非裔文化的象征，也同时成为现代性和时代感的象征，并在看似矛盾的两种文化之中自由流淌，成为两种文化交合的起点和终点。美国犹太人带着永远的流散的悲壮感，却极为入世地在这个新的国度寻找一个新的家园，并在保留犹太传统的同时痛苦却也乐观地接受了主流文化的方式。可以说，美国犹太人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犹太的跨文化和历史的框架内找到了美国性到底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在犹太性之中找到了美国性。土著美国作家试图寻找的既不是土著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影响，也不是美国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影响，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作为早已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民族与这片土地独特的联系，在越来越受限制的保留地的有限空间中如何享有越来越独立的精神的无限空间。最后，族裔文学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和协商中所实现的书写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在族裔作家重构历史、追溯记忆、重置地理的过程中，美国少数族裔首先在文学的想象中形成了“一种集体的流散身份意识”和“一种去疆界的族群身份”。此种独特的政治、伦理和美学交合的价值恐怕也只有在少数族裔作品中才有实现的空间和可能吧。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的族裔文学首先源于一种对抗的需要，一种对抗主流文化刻板形象生产的需要，而表现在族裔作家的书写策略，则成为一种带有明显“解构”特征的表达方式和书写方式。因此，可以说，美国主流文化和政治话语恰恰是美国族裔文学复兴的土壤和营养，是族裔文学话语建构的标靶。有了这块标靶，族裔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有的放矢的，就是目标明确的，并因此是对话性的和互文性的。

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审视美国少数族裔诗歌，各个不同族裔诗歌呈现出许多共性。首先，美国族裔诗歌的发展轨迹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进入了一个相似的飞速发展的趋势。美国少数族裔诗歌均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进入蓬勃发展期的。可以说，多元文化的历史氛围是美国族裔诗歌发展的原动力。本研究的焦点也因此主要锁定在20世纪后40年和21世纪前十年的美国族裔诗歌，但为了保持研究的完整性，也涵盖了一些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重要的美国族裔诗人。其次，美国族裔诗歌均具有鲜明的族裔文化特征，从主题到风格到语言都十分明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族裔诗歌是诗性的族裔文化读本。因此诗歌中的族裔文化特征将是本研究的焦点之一。再次，美国族裔诗歌均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美国族裔诗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均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融合的历程。这既是一个对主流话语体系的解构过程，也是一个族裔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既是一个对族裔文化的张扬过程，也是一个对美国文化的吸纳过程；既是一个建构族群身份的过程，也是一个反思美国身份的过程；既是一个解构他者的刻板形象的过程，也是一个族裔主体的建构过程。此外，美国族裔诗歌均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与诗学的互动关系。由于身处政治的边缘和被压迫的地位，美国的少数族裔诗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或明显或隐晦的政治性，并自我赋予了为种族诉求政治自由和解放的使命。黑人诗歌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他少数族裔也常常以各自的方式有所体现。因此，他们的诗学理念往往是政治性的，美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不过，政治与诗学之间的关系却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化曲线中。变化的风向标就是美国少数族裔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因此，族裔诗歌和诗人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并非简单的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复杂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并非致力于勾画一条美国族裔诗歌的发展轨迹，换言之，本研究不是美国族裔诗歌史的研究，而是从多元文化视角对美国族裔诗歌的文化多元性进行考察，并特别关注了美国族裔诗歌与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内在关系。

从多元文化视野审视美国族裔诗歌，首先，不同的族裔诗歌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源于也表现为族群文化之间的差异。其次，各个族裔诗歌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再次，不同族裔诗歌的美学诉求和诗学策略也有显著的不同。这也是本研究对非裔诗歌、犹太裔诗歌和印第安诗歌分别进行个案研究，并分别选取了既相关又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根本原因。

本研究的第一编“原始与现代的对话：美国印第安诗歌”、第二编“边缘文化与中心诗学的对话：美国犹太诗歌”和第三编“政治与诗学的对话：美国非裔诗歌”，选取了在美国族裔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不同族裔的诗歌进行了个案研究。之所以聚焦于这三个族裔的诗歌，有以下两点主要原因。首先，此三个族裔的诗歌在美国少数族裔诗歌中成就最为辉煌，涌现出了一大批在白人读者和少数族裔读者中均有影响的诗人。在如今美国诗歌的整体地图上，这三个少数族裔诗歌占据着十分显赫的位置。可以说，这三个族裔的诗歌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形塑了美国诗歌的整体样貌。其次，此三个族裔诗歌分别代表了与主流文化的三种不同的互动关系：分别为原始与现代、边缘文化与中心诗学、政治与诗学之间的关系。而从原始走向现代，从边缘文化趋向中心诗学，从政治主导走向政治与诗学融合，正是美国族裔诗歌从暗弱走向辉煌的三种不同轨迹和策略。

尽管本研究对三个不同族裔诗歌均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切入，均围绕着族裔诗歌与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对话性展开，但针对不同族裔诗歌的特点、发展轨迹与主流文化和文学关系的不同，本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作为美洲大陆最早的居民，美国土著人成为裹挟在美国开疆拓土的进程中一个被动的因子，更成为美国主流文化殖民想象的理想对象。印第安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使得印第安人成为美国白人想象界永远的“他者”。在美国白人作家的文本中，印第安人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刻板形象生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贵的”野蛮人和“邪恶的”野蛮人。第二个阶段是“生态”的印第安人。两个阶段看似有着极大的差别，其实本质却惊人相似，那就是把印第安人作为“他者”的思维定式。第二个阶段的刻板形象生产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印第安人被强行拖入了一个凝固的时空之中，成为一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浪漫化符号和白人对自然焦虑的救命稻草。对于印第安人而言，他们被剥夺了现代化进程中与时代共同发展的权利。因此，美国土著诗人的一个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重新定位印第安历史与现实、印第安自然观与西方生态观、印第安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印第安诗人的诗歌书写是一场原始与现代的对话。

美国犹太英语诗歌具有极强的实验性和现代性，很多成就斐然的犹太诗人都是在美国现代派诗学的滋养下成长的。诗学理念和诗歌技巧的现代性与犹太的族裔身份和文化传统在美国犹太诗人的诗歌中形成了奇妙的张力。边缘的文化身份与中心的诗学理念形成了强烈的对话性。更为可贵的是，美国犹太诗人用现代派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原则书写了犹太人独特的流散生存状态以及犹太历史上独特的经历。例如，美国犹太诗人对犹太大屠杀的书写。对大屠杀的诗性书写既是一个诗学策略的确立过程，更是一个伦理的选择过程，对于有着种族屠戮的噩梦却并不在场的美国犹太诗人更是如此。在美国犹太诗人的诗歌中，大屠杀不是一幅画，而是一扇窗，从他们依次不同的打开角度，大屠杀呈现出多元化的表象和内涵。杰罗姆·罗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艾伦·葛斯曼（Allan Grossman）、查理斯·雷兹尼科夫（Charles Reznikoff）三位美国犹太诗人在“客体派”诗学、“神之名义”诗学和“民族志”诗学理念的引领下，不同角度地打开了这扇窗，并完成了风格各异的大屠杀书写。同时，三位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大屠杀呈现的伦理维度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成为大屠杀诗性书写的双向坐标。在犹太诗歌中，现代派诗学理念与犹太人的信仰、伦理和历史相互融合，赋予了美国犹太诗歌独特的杂糅魅力。因此，从本质上说，美国犹太英语诗歌是一场边缘文化与中心诗学的对话。

美国非裔诗歌与美国黑人的政治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诗歌是美国黑人诗人战斗的武器；其二，美国黑人诗歌的嬗变过程是一部微观的黑人政治生活的历史，代表着不同时期黑人与美国政治生活的关系；其三，美国黑人诗学的演变与美国黑人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地位的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第一位公开出版诗集的非裔诗人是身为奴隶的菲莉斯·惠特莉（Phillis Wheatley）。身为女奴的惠特莉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被主流社会听到，在诗学策略的选择上走了“调和”路线。尽管惠特莉在主流叙事中占据的位置不是中心的，也不是美国的，她对非洲、美国以及史诗、挽歌等文化身份和文类符号的挪用使得她构建起一个在相对中具有稳定性的自我，并迫使她的读者和她的主人们以及主流文化都不得不承认她作为成熟的诗人和独立的主体地位。惠特莉以同化的姿态主动地进行文本和文化协商，从而使得她在主流文化符号的掩护和帮助下寻找到自己的归属。然而更有意义的是，惠特莉的文化协商和经典拨用如一场“微妙的战争”，既策略地发动了抗争，又体面地保持了顺从。这种协商策略赋予了惠特莉在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框架中探求与她充满艰辛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和主旨的自由，从而实现了文学书写和自我书写的双重目标。

在哈莱姆文艺复兴和黑人艺术运动中，美国黑人诗人摒弃了惠特莉的隐喻似的表达方式，开始创作直接诉求政治抗争的诗歌，用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的话说就是“我们想要杀人的诗歌”。在鲜明的政治主张的渲染中，美国黑人诗歌逐渐进入了黑人政治的中心，黑人诗人也成为美国黑人的代言人。对黑人政治平等、经济独立和黑人性的歌唱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诗学为政治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引领了美国非裔诗歌的创作和评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非裔政治地位的提升，文化协商才再次成为非裔诗人的诗歌创作策略。1993年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年非裔女诗人丽塔·达夫（Rita Dove）被提名为美国桂冠诗人。政治和文化地位的改变使得非裔诗人以越来越平和的心态审视族裔关系和黑人的实际问题。在诗歌创作上，该时期的非裔美国诗人也以一种有“包容感”的，力图“超越”“黑人文化民族主义的急迫”，跨越了黑人性和非黑人性的二元对立，并创造性地进入一种表达他们的“世界主义者身份”的跨界的书写。然而，诉求世界主义文化身份也并非在21世纪创作的非裔诗人的唯一声音。2009年获邀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仪式上朗诵诗歌《赞美这一天》（Praise Song for the Day）的非裔美国女诗人、耶鲁大学教授伊丽莎白·亚历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就以一种智慧的选择，适度回归了黑人对非裔文化身份的诉求。作为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美国非裔诗人，亚历山大比达夫等前辈诗人们致力于超越二元对立的种族协商更进了一步。她的诗歌建构的黑人性是多元的、开放的。同时黑人性也是动态的，在共时和历时的坐标之中不断调整和变化。从惠特莉到亚历山大，从黑人女奴到黑人女学者，非裔诗人从文化协商到愤怒抗争又回到了文化协商，非裔诗歌的诗学策略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然而，这个中的内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忍辱负重的闪烁其词到心态平和的娓娓道来，从刻意压制的黑人主体性到从容面对的真实的自我，非裔诗歌的政治与诗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悄然转向。因此，从本质上说，美国非裔诗歌是一场政治与诗学的对话。

综上所述，本研究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对美国族裔诗歌的多层面、多维度梳理、解读和评论。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上均采取了多元文化的视角，重视并尊重族裔传统和族裔文化之间的分歧，以“去中心化”和对话性的思维重新定位了美国主要族裔诗歌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不但对美国族裔诗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符合美国文学多元性发展的大趋势，凸显了美国文学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多元性，并为美国诗歌的全景拼图镶嵌上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