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负笈远游

（一）走出国门

1902年3月24日下午，几声汽笛长鸣，停泊在南京长江码头的日本轮船“大贞丸号”，满载着乘客顺水向远方驶去。轮船在第二天到达上海，稍事停留，待下完到上海的旅客，又载上一批去日本的旅客之后，便缓缓驶出吴淞口东去。这一天午后，天空明净高远，风和日丽，蔚蓝的海水泛着粼粼波光，轮船飘然航行在海面上，几只海鸥在船前船后追逐飞翔。

三个不同年龄的书生，伫立在船舷的栏杆边。那个身材微胖、年过四十的中年读书人叫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时任南京陆师学堂兼附矿务铁路学堂总办（校长）。这一次他亲自送陆师学堂六个学生官费赴日留学。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出海——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他就曾应台湾巡抚唐景崧之邀，去台湾管理营务，多次见过海，但眼前的海景确实使他心旷神怡。他身边的两个青少年是他的外甥：年龄较大、身材瘦削的青年书生叫陈衡恪，字师曾。少年书生名叫陈寅恪，年龄不过十三岁，清癯俊秀的面容分明带有几分稚气。他们是随舅舅到日本自费留学的。

陈衡恪虚岁二十七岁，曾在南京陆师学堂跟着舅舅读书，毕业后又进入上海一家法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短时借读，这次东渡日本打算自费学习博物学。他久久凝望着大海，沉醉在天光海色之中。他后来在《日本游》诗中所吟哦的“生平海波未寓目，乍疑一片水苍玉”诗句，道出的就是此时的心情。

初出国门的寅恪眼望着海水，心头却像浪花一样翻滚，许多往事联翩浮现在眼前。他回想起这次在上海与兄长陈衡恪一道拜谒上海同文书院总干事、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情景。李提摩太是从1870年起就一直在中国各地传教布道的老教士，精通华语，钻研过《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各地的民情风俗，是个中国通。李提摩太与清政府一些上、中层官员，尤其是与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一些著名人物关系甚好，其中就有陈寅恪所佩服的张之洞，以及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受聘当过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家庭英语教师，还办过《时报》、《万国公报》等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和人文文化的报纸，在当时影响甚大。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维新派的重要支柱，与李提摩太是朋友，所以陈氏兄弟都知道李提摩太在1898年担任光绪皇帝顾问时期力主变法，以及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掩护、帮助康有为逃亡海外的故事，都非常尊敬这位对传播西方文化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人。李提摩太耳闻目睹许多官宦子弟终日无所事事、走马遛狗、嫖妓养鸟，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陈氏兄弟来拜望之时，正是他出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之前。他一向认为立国之道在于立人，主张用教育启迪蒙昧，挽救中国。因此，特别看重眼前这两个衣着朴素、上进好学、毫无纨绔气息的学子，赞赏他们兄弟联袂前往东瀛求学的行动。老人亲切地用华语勉励他们：“你们世家子弟能去日本读书，真是很难得，很可贵啊！”

寅恪的思绪从李提摩太又延牵到国内的亲人，想起前年抱恨终天的祖父，想起满腹经纶犹未展、才华绝世付诗文的父亲。不过，最使他留恋的还是自己家中和伯舅俞明震家中丰富而精美的藏书——父亲和伯舅都嗜书成癖，喜好收藏天下已读和未读之书。他记得在祖父去世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父亲带着自己逛书肆，购得钱牧斋作序的《吴梅村集》时，父亲的那种狂喜心情。伯舅俞明震在京城做翰林时，曾花费三十金的巨款，于海王村书肆买回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原本。这珍藏在伯舅书房的海内珍本，曾深深地吸引过他的眼球。他还想起有一次在伯舅书房里检读钱遵王曾注的《牧斋诗集》，虽然自己只匆匆读过一遍，对钱牧斋诗歌的高妙之处尚属一知半解，但钱诗中的佳句“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已使自己拍案叫绝。他实在舍不得离开慈祥的双亲与家中的兄弟和妹妹，心中未免有几分惆怅。不过他转念又想到，要打开眼界，学得更多的新知识，就必须离开家门；这次自费留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应当珍惜，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大哥陈师曾在陆师学堂的同学和朋友周树人，与五个陆师学堂的官费留日学生向他们走来，大家围在尊敬的校长俞明震身边，一起闲聊起来。周树人与伯舅俞明震都是浙江绍兴人，周氏初出国门，走异路、入异域，难免有些激动。大家拉开话题，一路上有说有笑，冲淡了乡愁。

走出国门，奔向世界，学习和吸收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陈寅恪就这样开始了留学生活。

或者有人会问，寅恪兄弟为何不去欧美，而选择到日本留学呢？首先，日本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孤立状态，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国力迅速强盛。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中，蕞尔小国居然打败了腐败的清王朝，使中国上下震动。日本的明治维新与而后中国的变法维新，动因几乎一样，但国情不同，其结果也迥然不同。当时许多有抱负的青年，都不约而同地瞩目这东洋岛国，纷纷前往日本探求富国强兵之道：或学习科学技术、人文科学知识，或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当然，也有一些官宦子弟和富家子弟，到日本来纵情声色，不务正业，希图混张文凭，熬个留日学生的资格，以便今后回国骗饭吃。总之，到日本留学，是清末社会的一道风景线。

其次，这其中不无经济上的考虑。到日本留学比到欧美留学的费用要低得多。自陈宝箴去世后，家庭收入大受影响，陈三立又不善理财，把全家从江西迁往南京，搬迁和安家的费用不是一笔小数目。若陈氏兄弟远游欧美，留学所需款项远不是陈三立所能筹集到的。近几十年来日本奉行开放的基本国策，西方一有新知识或者新的研究成果，日本马上就翻译、介绍和移植进来；所以在日本留学，一样可以增长知识、增进智慧。于是在留学地点的选择上，陈家就不舍近求远了。

1902年4月4日，轮船到达日本横滨。俞明震一行人下船后直奔东京。那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已达七八千人之多。清政府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共同制定的“定例”规定，凡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一般要先学日文，过了语言关之后，方能进入各类学校读书。于是，年长寅恪9岁的周树人，与陈氏兄弟同时进入弘文学院速成普通科江南班，学习日语及普通课程。在学校，除了学习日文外，还补习其他专业文化知识，如教育、心理、伦理、教授法与管理法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修业时间半年至三年不等，为直接升入日本正式大学做准备。1904年4月30日，周树人才获得这所学校的毕业证书，并于同年9月8日开始，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正式学医。与此同时，衡恪毕业后，也进入高等师范博物科深造。

就在这一年暑假，去国两年的寅恪返回南京看望父亲。同时与五兄隆恪一道，参加官费留日考试，顺利获得通过。到了初冬，陈三立亲自把两个儿子送至吴淞口才回去。与隆恪、寅恪兄弟同船赴日留学的，还有日后的中国政坛高官林伯渠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一百多名中国学生。抵达日本后，寅恪仍在弘文学院高中部学习。

周树人是绍兴人，寅恪的母亲俞明诗也是绍兴人；周树人与衡恪又是声气相投的好朋友。乡谊与友谊，使得他们在弘文学院交往密切。1915年春天，寅恪进京担任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曾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时任经界局督办蔡锷（松坡）的秘书。那时大哥衡恪与周树人同在教育部共事。周树人在该年4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然而，当后来周树人以鲁迅（1881—1936）的笔名成为新文学巨擘，寅恪却缄口不向人们谈及他们之间的友谊，显示出性格中决不附骥的清高一面。

寅恪在日本，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日文上。日语是他精通的第一门外国语。与此同时，他也留心观察和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阅读日本的学术文化著作，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特点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情况，对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文化心理，有了深刻了解。他发现日本文化受中国唐代文化影响很深，至今还保留着唐代社会某些生活习俗的遗痕，亦注意到现在中日两国社会风气的差异，并在后来所写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探索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的原因。他说：“考吾国社会风气，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此可取今日日本为例，盖日本往日虽曾效则中国无所不至……但其所受影响最深者，多为华夏唐代之文化。故其社会风俗，与中国今日社会风气经受宋以后文化之影响者，自有差别。”他日后阐发学术见解，不时援引日文资料，列举日本文化、生活习俗的例子，参以佐证。

比如，他探讨隋唐时代的府兵制度时，曾指出唐代的府兵制史料虽然比较丰富，但“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由于中国有关隋以前的府兵制度的史料比较少，不容易弄清楚，所以应当参看日本史料《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来推比补充。这是因为日本制度多模仿唐代制度，保存得比较齐全的缘故。他还关注日本学术界的动态和研究成果，注意到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冈崎文夫教授对唐代卫府制与均田租调法的研究成果，认为“不失为学人审慎之态度”。可见他对日本文献涉猎之广。

又如他在考释白居易《长恨歌》的诗句时，仍不忘以留学时的日本生活习俗为参照。他在解释霓裳羽衣曲的来龙去脉时，便联想起日本的另一首乐曲《清海波》, “据云即霓裳散序之遗音”。他在释读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考证“温泉”一词的由来时，旁征博引，以“风吕”为例，论证温泉祛风除湿和疗疾治病的医疗风气，已由中亚流蔓到日本：“又今之日本所谓风吕者，原由中国古代输入，或与今欧洲所谓土耳其浴者，同为中亚故俗之遗。”寅恪在这里所说的“风吕”，便是日本人所说的沐浴。由此不难看出，他对日本生活观察之细，体验之深。

再如，30年后他在批阅《旧唐书·太宗纪·下》贞观十七年秋七月庚辰条“京城讹言云，上遣枨枨取人心肝，以祠天狗”时，便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早年在日本见过的那种红面孔、高鼻子，具有灵性和神通的怪物。于是写出如下按语：“天狗，日本所传，当由唐代传入。”“清海波”的乐曲、“风吕”一词的含义、“天狗”的典故，似乎是毫不费力、信手拈来，却足以说明他对日本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熟稔程度。

1905年，寅恪所患脚气病日益严重，不能再坚持学习，不得不从弘文学院休学回国调养。虽然此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日本，但一直留心着日本学术界的进展情况，对日本学人的汉学研究论著和文章尤其感兴趣，不断从中吸取营养，受到启发，并加以引用，充实和丰富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内容。

寅恪回国之后，一面延医疗病，一面继续读书。1905年秋至1909年秋，在上海吴淞复旦公学读书。同班21名同学中，有未来著名的气象学家、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以及后来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史学博士的徐子明教授等人。此时，陈寅恪的求知欲特别强，对读书兴趣极为浓厚。假期回到家中，顾不上休息，成天埋头在陈、俞两家的书房里读书，有时还跟人学习日语。除了深入钻研中国史学、文学、经学之外，又涉猎了天文、历算、地理、气象等多种书籍。在学校，他不时与几位相好而又好学上进的同学，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他的博学多才和惊人的记忆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透辟的分析力，常使同学们赞叹不已。据复旦公学1908年夏考成绩册记载，他考了94.2分为第一名，同桌的竺可桢考了86.6分为第四名。

（二）欧美留踪

三立老人认为，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更有利于他们成长。于是，他多方设法，从亲友那里筹集经费，支持寅恪到离家更远的德国留学。据义宁陈氏家族研究专家潘益民考证，“资助陈寅恪去德国留学的亲友应是俞明颐”。俞明颐是陈寅恪的三舅，与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喜结连理。他们的大儿子俞大维，不但是陈寅恪的表弟和妹夫，而且也是陈氏留学哈佛与柏林大学时的同学与好朋友。他们的三女儿俞大，与陈氏在柏林大学的同学傅斯年结为夫妻。俞大维、傅斯年归国之后，与陈寅恪有一番非同寻常的交往——不过，那是后话了。

1909年秋天，陈三立亲自把尚未从复旦公学毕业的陈寅恪，送到上海乘船。那一天阴云密布，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轮船起航后，三立老人仍久久伫立在码头上，离愁别绪牵动了老人的诗情，他脱口咏出《抵上海别儿游学柏灵》，反复吟哦着诗中“后生根器养蛰伏，时至傥作摩霄鹰”两句诗，期待着儿子们有朝一日能成为成大器的“摩霄鹰”，惆怅的心情才舒解释然，撑着雨伞，踽踽离开了码头。

陈寅恪到德国后，于1910年考入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学。在柏林大学，他绝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1910年，日本恃武力强行合并朝鲜，激起他极大的义愤，挥笔写下“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对朝鲜受日本人宰割的命运表示关切和同情。联想到近几十年来中国国运衰微，屡受日本欺凌，陈寅恪不禁发出悲愤的怒吼：“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

1911年春天，陈寅恪的脚气旧病又复发了，需要转地治疗调理。于是，便到挪威旅游了二十天。挪威的春天景色美丽迷人，但他身在异国，心却萦绕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比如他在北海行舟时，挪威“斜阳大月中宵见”的奇特瑰丽景象，使他心旷神怡，不过很快地他就联想到在故乡乘黄篾舫遨游的种种乐趣，“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头”，萌生了归家的念头。这年秋天，他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文学。瑞士的冬天风景格外迷人，大雪后的一天他乘火车登上恩嘉丁山顶。尽管他生长在中国南方的风景优美之地，从小跟随祖父和父亲寻幽探胜，但这样的雪景却使他恍入仙境，沿途奇妙的风景令他目不暇接。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使他惊叹不已，情不自禁地吟出“每逢雪景辄探赏，何曾见此千玉堆”的诗句。然而，他身在异国，念念不忘的还是万里之外的祖国，“乡愁万里飞空来”。他心系乡土，热爱和依恋生育他的祖国，形成浓烈的家国情结。这种家国情结，其实就是一种民族感情，贯穿在他留学欧美十几年的生活中，也是日后他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支点。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苏黎世大学时曾翻读过德文版的《资本论》。据笔者考证，在中国人中，他是第一个读过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版本的人，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由此而产生。

陈寅恪本应在苏黎世大学继续学习，无奈自宝箴老人去世后，因三立老人不善理财，家庭经济状况已远不如以前。再加上陈寅恪和两个哥哥都在国外留学，这笔不小费用的筹集，已使父亲煞费苦心。此时正是辛亥革命期间，清王朝被推翻，国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宁，筹措留学经费更加困难。眼看囊中羞涩，家中一时又接济不上，陈寅恪不得不于1912年春天暂时中断在苏黎世大学的学业，提前回国。

辛亥革命迫使宣统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几年前陈寅恪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强劲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这次归国，他亲身经历了清王朝被推翻后所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由于他深受纲常名教的影响，再加上家庭与清王朝的关系，亲眼看见昔日朝廷的显贵，其中有一些与他的父祖还是来往密切的朋友，此时失去了过去的显赫地位，流落江湖。他在一首答北京朋友的诗中，用发问来表达他此时复杂的心情：“优游京洛为何世，转徙江湖接胜流。”接着他又用“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的诗句抒发其世道沧桑感慨和悲凉幽忧之情怀。

不久，陈寅恪筹足了留学需要的费用，再度前往欧洲学习。1913年春，他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他之所以选中这所学校和选择社会经济专业，恐怕与他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无关系。就在这一年，他偶然从国内出版的报纸上读到袁世凯任终身大总统的消息和议论，心潮难平，不由得写诗嘲讽：“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

陈寅恪在法国是自费留学，开支很大，生活很艰苦。1914年秋天，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电召他回江西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对陈氏而言，能官费留学自然是件好事，于是这年冬天他应召回国。他此次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收获却不小。这期间，他不仅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接受了其中一些观点，而且还初步学会了从阶级、政治、经济等方面，考察和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方法。后来他就是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政治经济的层面诠释历史，故而能从常见的史料中，提炼出这些不同凡响的新识见。

从1915年秋天开始，陈寅恪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考卷三年。阅卷并非经常性的工作，季节性很强，他当然有时间、有精力干别的事情。1915年春天，他到北京新成立的经界局，担任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有关东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图书资料，探讨中国经济界发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蔡锷，湖南邵阳人，出身于贫寒的草根家庭。1898年，他16岁时，报考湖南时务学堂，由于得到考官陈三立的赏识，才被破格录取。辛亥革命后，蔡锷曾任云南省都督。由于他对时任总统的袁世凯怀有二心，1913年底，袁世凯才把他调进北京，给了一个经界局长的职务暂时安顿，并且严密监视，时刻提防。为了消除袁世凯的戒心，蔡锷做出胸无大志的假象，并不经常到局里办公。不久，蔡锷潜回云南，高举反对袁世凯称帝和捍卫共和的旗帜，就任讨袁护国军的统帅。所以，陈寅恪在经界局工作，也不过几个月时间。

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又急又气，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于1916年8月3日任命陈三立的旧友、前清翰林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陈寅恪到省长公署任交涉科科长，负责处理一些对外交涉联络事务。1904初冬与陈寅恪同船赴日留学，并一道进入弘文学院学习的同学林伯渠，也被请来担任总务科科长兼秘书。在林伯渠1916年2月23日的日记中，有他和陈寅恪等人吃饭的记载，足见他们的关系不错。林伯渠热心于政治，早在1905年就在日本参加了反清的同盟会，回国后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1921年，林氏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老之一，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以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人大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而陈寅恪生性清高，同父亲一样，看不惯官场的黑暗、龌龊、倾轧与险恶，很快就拂袖而去。自此以后，寅恪走专门治学的学术道路，再也没有涉足官场和参与政治活动。

当然，在归国后的三年中，陈寅恪除了阅卷及在官场中客串了一把外，主要还是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览中外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宗教学、文字学等方面的书籍，中外文化知识的积累越来越丰厚。他的侄儿陈封怀（陈衡恪之子），回忆陈氏这段时间在家的读书生活时说：“他送我一本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陈寅恪“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未必确切，他在国外留学多年，志在求得真才实学，没有拿一个学位却是事实。

陈寅恪为江西省阅留德学生考卷已满三年，决计第五次出国留学，于是辞谢了京师图书馆聘他为主席的职务。此时，柏林大学对他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只是，当时欧洲上空弥漫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交通不安全，不得已改变主意，于1918年11月底，登上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这一年，他29岁。

陈氏五次到海外求学，都是在20世纪初中国的第一次留学热潮期间。那时的留学生，在国外纷纷选学先进而实用的工程技术、医学、数学、物理、化学、农学，或者政治、军事、哲学、经济、文学、艺术、法律、教育等专业，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或者回国后找到一个收入颇丰的体面工作谋生。陈寅恪则不然，他选学的是当时备受冷落的佛学、史学和比较语言文字学专业。像他那样天资聪慧而又挑中“冷门”专业的文化世家子弟，在留学生中是非常罕见的。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恐怕是以下几个原因所致。

首先，出于他对史学的特殊兴趣和爱好。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人”，其独特性就在于阐发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因此，特别注重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总结，以及对人的历史作用的阐扬。以古为镜，以古鉴今，鉴往知今，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承传，是史学的基本任务。几乎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对史学心存敬畏，注重修史。历代文人，即使身居高位，也以能够著史或者能参与修史为荣；还有的文人在穷愁潦倒的窘况中，仍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克服万难坚持撰写私家史学著作。从上古至当今，中国的史书可说是汗牛充栋，形成了悠久的史学传统。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哲学和宗教等学科往往是交融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单独分开。所谓“六经皆史也”，就是把古代学术，看成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整体，汇集于史，再进行综合研究，提炼史识。史学这门学科，几千年来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支柱之一。陈寅恪把王国维看作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西文化既互相冲突而又互相交融的年代，陈寅恪作为在陈氏文化圈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守望者和传承者，在众多的学科专业中，选择史学来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出自他炽热的爱国心。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觊觎中国领土，沙俄、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西藏和北部边地，以及山东一带，不断挑衅，制造事端，公然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特别是在西北边地，他们收罗叛国者，挑动民族仇恨，频频组织分裂性的暴乱。晚清一批经世致用的学者，怀着匡扶天下、力挽狂澜的社会责任感，去研究边疆的地理历史，以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比如三立老人的老友、同光体浙派代表诗人沈曾植，便是其中的卓有建树者。沈氏是光绪六年庚辰进士，曾国藩就是其祖父的学生。沈本人学贯中西，能诗善文，精通经学、音韵、训诂、梵文、佛学。沈氏痛感边疆领土，受到外国列强虎视眈眈的威胁，便发愤探究边疆史地风俗，以实现开发边地、巩固国防、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之目的。他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甚丰，有《蒙古源流笺证》八卷、《元秘史笺注》十五卷、《黑鞑事注》一卷、《长春真人西游记》、《蛮书校注》十卷、《近疆西夷传注》一卷、《异域说注》一卷，以及《鞑事注略》等，成为后期经世致用派的重要学人之一。寅恪十分崇敬这位博学多才的父执，亲聆过他的教诲。如此看来，寅恪最初之所以选定西域边地史，民族史，元、蒙史为研究重点，显然一是出自对祖国边地关注的爱国情感，二是受陈氏文化圈子中经世致用学者，如沈曾植等人影响而培育出的兴趣。

再次，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佛教，汉魏以来，佛教从印度东传，“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积累，至少已达一千年以上”。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既有兼容性，又有排他性。汉魏以后，外来佛教不但没有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消解、排斥掉，反而融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迅速在中国传播，在唐代形成儒、道、佛鼎足而三的中国主流文化格局。三立老人自中年以后，官场的失意和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使他与佛学结缘。他有很深的慧根，与近代高僧八指头陀、诗僧苏曼殊、佛学家杨文会居士，以及佛学造诣很深的沈曾植等人，时常谈论佛理。晚年他更是致力于振兴佛学事业，赞助杨文会居士办金陵刻经处，又支持其开办衹洹精舍，招生研习佛理。后来，从这里走出了杨文会的高足、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居士。刻经处所刊印的佛教经典和普及读物，遍及各大小寺院和海内外居士之家，对弘扬与传播佛教文化做出了贡献。1908年，三立老人还与沈曾植、杨文会等热心人士，成立佛学研究会。大哥师曾与八指头陀结成忘年交，与高僧弘一法师（李叔同）是好朋友。弟弟方恪与佛学界一些高僧居士也来往密切。在家庭习佛的文化氛围中，寅恪自然会受到感染。只是寅恪研习佛学，自有其独特之处。他专注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对中国本土文化如何吸收、融会佛教这种外来文化，使其构成本土文化之一部分，以及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又怎样对本土文化进行补充、改造和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饶有意思的是，他不信奉佛教的教义法理，正如俞大维先生所说：“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的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和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可见，寅恪研究佛教文化，并不注重阐释或者探讨佛经所蕴涵的佛理大义，而是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探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途径、方法、特征和规律。他在20世纪30年代以佛教在中国传播为例证，写出一系列精彩论文，阐发出许多精辟的见解，迄今还经常为中国学术界所称道和引用。

最后，语言本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西域各民族都使用本民族的文字，记录本民族的生活。从公元1世纪开始，佛教沿着中亚、新疆、青海、西藏、甘肃、蒙古等的路线，传进中原。途经之处，都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各有特点。佛学东渐，其实也是佛教的传播过程。当传进沿途民族地区时，他们便使用本民族的文字，翻译用梵文、巴利文等文字写成的佛教经文。由于这些民族的语言，多接近梵文、梵音，他们所译出的经文，少有歧义和衍文。只是有的民族的语言文字，如佉卢文、西夏文、突厥文、巴利文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民族内部生活的变化，已逐渐失去生命力；还有的民族消亡了，其语言文字也自然跟随着死亡。记载这些民族生活的文字，就成为极其珍贵的史料。用这些文字所译出的佛经，便是佛教传播的见证。所以，往往一部佛经会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就不值得奇怪了。佛教经典传入中原后，汉人再根据这些版本译成汉化佛教三藏经典。因为梵文、巴利文的语法结构非常复杂、特殊，能真正通晓这些文字的汉译者，几乎是凤毛麟角。在汉文佛经中，望文生义和错讹漏脱之处层出不穷。不少译文与原文原义相距甚远；甚至还有伪造的经文和经典出现。

陈寅恪具有深厚的比较语言学的学养与掌握多种语言文字的能力。他把在语言文字方面所下过的苦功夫，运用到研究佛教的经文上，必然会准确地对经文上的文字识真辨伪。他意识到佛教的传入给中国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要研究佛教的流播，就必须研究西北边地的民族史，就需要通晓用西域民族文字译出的佛经典籍，了解西北边地民族的族源、变迁历史、文化与生活风俗等情况。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学习掌握梵文、藏文等，以及与佛教和西域历史文化有关的各民族语言文字。他认识到只有融合中西方的语言文字知识，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正本清源，通过各种版本的佛经文字的考释辨识，补漏纠错，其研究成果才会卓然超越前辈学者。因此，他这次出国留学的主攻专业，仍然选定中国历史和中亚与中国西域民族的语言文字，重点放在被大多数人视为畏途的梵文与印度语文学上。

1919年1月29日，抵达美国的陈寅恪，注册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学习世界历史，并师从蓝曼（lanman,1850—1941）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蓝曼教授是哈佛大学卓有名气的东方学学者，不仅精通梵文和巴利文，而且在印度哲学和佛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梵文读本》及《印度泛神教之开端》等专著。当时跟着蓝曼教授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维（1897—1993）、汤用彤（1893—1964）等人。俞大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即因成绩优秀，又由哈佛大学给予奖学金送往德国继续深造，归国后转而从政。汤用彤学成归国后，一直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书，1948年被中央研究院推选为第一届院士、评议员。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到1964年逝世。他一生主要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古代哲学史的研究，治学严谨，学术上建树颇多。

陈寅恪与几十个在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既不追求学位，也不去竞争各类奖学金，只是默默无闻地埋头读书做学问。他治学范围很广，除学习世界历史——尤其是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德国等国的文化史与梵文、巴利文之外，还钻研中国中古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中国的儒学、佛学，以及《红楼梦》、《牡丹亭》等古代文学名著，都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据吴宓在日记中的记载，陈寅恪还与著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璧德教授（1865—1933）讨论过佛理等问题。白璧德亦是蓝曼教授早年的学生，就师门而言，应该是陈寅恪的大师兄。白璧德的治学范围很广，钻研过东方文化，对中国的儒学、佛教都有很浓厚的兴趣和很深厚的修养。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影响甚大，不但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在学术上受过他的指点，他的学生林语堂、梁实秋也从其文学思想中吸取过营养。这些人归国后，如吴宓、林语堂、梁实秋等，曾纷纷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白璧德及其学说。

陈寅恪在哈佛校园学习了两年多的时间，与吴宓、俞大维、汤用彤、张鑫海（张歆海）、梅光迪、汪懋祖等留美学生来往频繁。其中一些同学，如吴宓、梅光迪等，归国后都成为学衡派的主将和骨干力量。陈寅恪与吴宓（1894—1978）、汤用彤的关系则更为密切，鉴于他们归国后对中国学术文化和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人们称他们为“哈佛三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虽是战败国，但是历史悠久的柏林大学，却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吸引着许多外国留学生。当时柏林大学有两门最著名的学科：一是近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创立的相对论学说和勃朗克所讲授的量子力学，都是自然科学中新兴的显学；二是久负盛名的传统学科东方语言文字学。两门学科汇集了德国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和第一流的历史语言学家，在世界各大学中处于领先地位。陈寅恪曾在柏林大学学习过，对这些情况自然了如指掌，所以，第五次出国留学，本来首选是柏林大学，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断绝了去欧洲的交通，才改入哈佛大学。为了更进一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等中亚语言文字，1921年，他横渡大西洋，从美国到了德国，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在吕德施教授（lüeders,1869—1943）指导下，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继续研习梵文和巴利文。

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887年，1912年正式开设汉学讲座。该所对梵文等东方语言文字的研究，在世界的东方学研究中名列前茅。领军学者吕德施教授是德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在梵文和巴利文佛教文献研究、吐鲁番出土佛教文书整理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陈寅恪第一次在德国留学时，就听过吕德施教授的课，这时他更加虚心地向吕德施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等中亚语言文字。后来季羡林先生1936年在德国留学时期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waldschmidt,1897—1985），就是吕德施教授的高足，也是陈寅恪此时的同学。

青年时代的陈寅恪，求知欲特别旺盛，他1921年刚到柏林时，就加入过吕德施任副会长的德国东方学会，充分利用柏林大学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向东方学的各位名家求教。在柏林，他时常聆听汉学研究所海尼斯（haenisch）、弗兰克（franke）两位先后所长的课。这两位教授都是梵文等东方语言文字和比较语言学的大师。海尼斯对蒙古史、元史的研究，弗兰克对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影响很大。陈寅恪聆听这些著名学者的教诲，不仅丰富了学识，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维，而且学到了国外先进的治学方法，终身受用无穷。在他们的指导下，陈寅恪的东方语言文字水平大大提高，对佛学、西域边地史的了解也更加广博、深刻。

当时德国史学界的主流学派——兰克学派，对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影响很大。兰克教授（ranke）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历史语言比较考证学派中老一辈学人的史学理论和治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得到德国史学界的认同，从而创立了兰克学派。兰克学派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立场，主张史料至上，认为史学研究的唯一任务，就是用史料说明这个世界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还原历史的真面目，也就是所谓论从史出；从经过考据而得到确认的史料中，提炼出符合真理的见解，对历史现象作出客观的诠释。因此兰克学派非常重视史料的作用，并且大力收集、积累史料，对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严格的考证、辨析、求真——这与中国清代的乾嘉学派不无相通之处，但在思路上则更清晰、更开阔，在方法论上更胜一筹，在识见上则更上一层楼。

陈氏认同兰克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把它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创造性地熔铸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一套做学问的方法。他极其重视史料的价值，以客观的态度考据、辨析、审定史料的真伪。杨步伟、赵元任先生回忆说：“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不过，占有大量真实的史料，只是研究史学的基础，陈寅恪治史学“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他以开阔的视野，在历史长河流动的背景中审视过去，把对历史真相的认知，提高到理性的层面，达到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件的真正了解，从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以此来观照现实。

傅斯年于1923年9月从伦敦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学习，经过慎重考虑，选定兰克学派“科学的史学”作为主攻的专业方向。所以，毫不奇怪，这就是为什么陈寅恪所听过的课，他大都听过；陈氏所买过的书，有的他也买过；陈氏所思考的一些学术问题，他也很关注，原来他们是同门的师兄弟。他们在一起相处了几年，傅斯年对陈氏的学问和价值，有透彻的了解。这就是日后他佩服、尊重陈氏的主要原因。傅斯年归国后，1927年8月，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史学哲学系主任，同时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第二年又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响亮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并且一再强调“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傅斯年的主张，成为日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灵魂，迄今都没有改变。由此可以窥见德国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是如何移植进中国、影响中国史学几十年的，又是如何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的。

寅恪这一次在德国留学，正好八弟登恪也在巴黎留学，因此，他经常到法国去看望弟弟，登恪也不时前往柏林见见哥哥。登恪性格活跃、诙谐，喜好交游，参加了中国留法学生组织天狗会。于是寅恪又结识了诸如徐悲鸿、李璜、谢寿康、张道藩、邵洵美等一批天狗会的骨干成员。他们有时同登恪一道到柏林，还会与寅恪聚一聚。其中，徐悲鸿虽然是学美术的，与陈氏所专攻的方向不同，但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彼此都有惺惺相惜之感，所以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正如徐悲鸿的前夫人蒋碧薇所说：“陈散原先生一家，都跟我们熟。散原先生的六公子寅恪先生，是我们在德国柏林时结识的好友，八公子登恪先生留学法国，在巴黎和我们相过从，也是天狗会会员之一。”徐悲鸿在20世纪30年代，曾专门画了一幅鸭竹图的水墨画，赠与陈寅恪，足见他们之间交情之深。

巴黎是陈寅恪的旧游之地。他此时到巴黎，除了探望弟弟之外，还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到各大学听名家讲课。他曾拿着王国维所写的推荐信前往巴黎，拜望过法国著名东方学学者、汉学大师伯希和（pelliot）。伯希和于1908年2月到敦煌石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对当时尚能辨认的洞壁上的汉文、回纥文、藏文、婆罗谜文、西夏文、蒙古文等题识，以及历代游人的题记，都做了详细的抄录。他既是第一个对敦煌石窟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细致记录的外国学者，同时他又是一个劫走了不少敦煌卷子和珍贵文物的大盗。作为一个掠夺者，伯希和的强盗行径是卑劣可耻的，无论对他进行多么强烈的谴责都不过分。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他的汉学功底很深厚，懂得多种中亚文字，包括已经死亡的文字，熟悉中亚文化历史和中国西北边地各民族风俗习惯，并以研究敦煌文化见长，有多种著作问世，是20世纪欧洲公认的四大汉学家之一。伯希和的某些学术见解，特别是关于敦煌佛教卷子等文物史料的梳理与考证，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陈寅恪当然不会放过向伯希和请教的机会，据法国当代汉学家、敦煌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金石美学院院士戴密微（1894—1979）说，陈寅恪在巴黎期间，“很可能听过伯希和的讲课”。陈寅恪后来非常重视研究敦煌文化与西域民族史，与伯希和对他的教诲及启迪不无关系。此外，他在语言文字方面，也受过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的不小影响。

陈寅恪在欧美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领略异国风情，十分留心当地的民俗社情，以增长自己的社会阅历和见识。在法国，他亲眼见过苏联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巴黎的沙俄贵族。在十月革命中，沙皇全家被枪杀，贵族们被赶出庄园，财产被没收，反对者遭到无情镇压。这些贵族，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体面，又无一技之长，不得不从事一些卑贱工作，以换取微薄的报酬，维持起码的生活。这与国内辛亥革命之后，退位的宣统皇帝和逊清王室所享受的优惠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加上当时欧美报纸对苏联社会状况的报道，在陈寅恪心灵上投下厚重的阴影，从而对苏联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出一种恐惧感。他一生不谈东欧，也很少谈苏联，与他此时所形成的对苏俄的看法，关系极大。

纵观陈寅恪这次欧美之旅，都得到名师指点，不仅学到梵文、藏文、巴利文及多种中亚文字知识，而且还在西方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语言学派、考据学派，欧美东方文化学大师和汉学大师谨严、求实学风的熏陶下，得到了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西方研究人文学科的新方法，奠定了中西文化知识的厚实基础，为他日后所从事的研究，比乾嘉学派学人更上一层楼；从而把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中古史、宗教史、民族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三）“读书种子”

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1897—1993）先到哈佛大学留学，专攻数理逻辑，兼学梵文、佛学等学科。经俞大维介绍，刚到美国的陈氏认识了小他四岁的吴宓。

吴宓（1894—1978），陕西泾阳县人，自幼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学业成绩优异，1910年，十七岁时就考取陕西“游美第二格学生”，名列前茅。年底赴京，进入专门培养留美预备生而办的清华学堂复试，又从全国送来参加复试的近三百考生中脱颖而出，高中“榜眼”——为这批留美预备生中的第二名。1914年底，吴宓的嗣父、曾任甘肃副都统的仲旗公吴建常，忽遭甘肃省省长张广建的构陷。张广建向袁世凯密告，吴建常与国民党要人于右任是心腹之交，又与南方革命党和北方宗社党有来往，遂被袁世凯批准拘押。正在清华学堂读书的吴宓心急如焚，四方奔走，设法营救。此时俞大维的大伯父——也就是陈寅恪的大伯舅俞明震，正在北京平政院肃政厅肃政使任上。1915年，俞明震弹劾了张广建，对吴建常脱离缧绁之苦，起到了促进作用。

吴宓对参与营救嗣父的人心怀感激，到哈佛大学后，在感情上对俞明震的侄子俞大维很亲近。再加上俞大维本来就是一个用功读书的留学生，吴宓和他认识后，很快就成了朋友。在平时的交谈中，俞大维多次谈起过陈寅恪，对其博学与通识十分佩服。所以，吴宓与陈氏刚认识就有一见如故和相见恨晚之感，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经过交谈，吴宓就已“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友人，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会邀请，作了题名《〈红楼梦〉新谈》的演讲。《红楼梦》也是陈寅恪所喜爱的中国古典小说之一，所以，他也去听了这场演讲。吴宓的演讲显然引发了陈寅恪的感慨，于是其在3月6日写了首《〈红楼梦新谈〉题词》赠给吴宓。

吴宓得到这首诗很高兴，他认为陈寅恪的人品、学问、识见，都高于自己和周围的中国留学生，能和这样的学人交朋友，乃人生一大幸事。所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兴奋地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吴宓愈和陈氏交往，就愈为陈氏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常在日记中写下对陈氏的评价和陈氏对他的启发。比如，在1919年4月25日，他就记下如许话语：“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钦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中国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于是吴宓与陈寅恪从此结为倾心吐胆的深交，成为终生不渝的朋友。

吴宓同陈寅恪一样，酷爱中国诗歌，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吴宓诗集》中所收录的是他从十五岁（1908）学习写诗的吟咏之作至老年的诗歌作品。因此，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各自对诗歌的见解，互相启发，相得益彰。一有新作，便互相传观，互相评点雅正。当时陈寅恪有一怪癖：把写好的新作先给吴宓看过，当场即撕成碎片，不让抄录保存。殊不知吴宓记忆力惊人，他把陈寅恪的手稿过目默记下来，而后写进日记之中。陈寅恪早年所写的《无题》、《影潭先生避暑居威尔士雷湖上戏作小诗藉博一粲》、《留美学生季报民国八年夏季第二号读竟戏题一绝》等诗，都是经吴宓在日记中记录而保存下来的。这些诗作，不但反映了陈寅恪留美生活的一个侧面，而且还展现出其性格中富有风趣、幽默的一面。陈寅恪也知道吴宓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和很高的文学鉴赏力，以后每有新作，几乎都要先给吴宓品味。

陈氏去世后，在其后人所编辑的《陈寅恪诗集》中，不少佚诗如《春日独游玉泉静园》、《寄傅斯年》、《吴氏园海棠二首》、《蓝霞》、《蒙自南湖》、《七月七日蒙自作》、《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太平洋战起困居香港时作》、《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用义山无题韵》、《寄题朴园书藏》、《目疾久不愈书恨》、《夏日听读报》等，均录自吴宓日记。有些诗作，如《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玄菟》等，正是由于吴宓在诗末加了附注，注明了陈氏写诗时的语境、心境和用意，才为后来读者准确理解这些诗作的意蕴和诗人真实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从而避免了误读。

饶有意思的是，陈寅恪虽然出身世家，但生活并不讲究，穿着也很随便。当时在哈佛求学的中国学生不少，周一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洪畏莲先生，曾在哈佛大学校园见过陈寅恪，“看见一个中国学生口诵中国诗歌，来回朗诵。这位学生的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边。大家都知道，从前西方穿衣服，衬衣后部因很长而应塞入裤子里面，露在外面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洪先生看到的这人有些奇怪，就问别人此人是谁，别人告诉他，这是哈佛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学生，叫陈寅恪”。毫不奇怪，陈寅恪的心思都用在读书上，生活细节难免会有些落拓不羁。

如果不购书，陈寅恪完全可以凭官费过上比较宽裕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认为读书须先识字，而识字就得读书。所以他爱书成癖，时常同二三友人，如俞大维、梅光迪等，结伴去波士顿城里买书。新书价高买不起，就去淘旧书。由于陈氏中西文化基础扎实，很会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书；再加上他去旧书店的次数多了，懂得旧书交易的行情，往往用不多的钱，就能买到有价值的好书。因此，他每次逛旧书店，都会满载而归。在哈佛不到半年，他的藏书已足够可观了。吴宓的日记见证了他的购书活动，“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氏还多次劝吴宓，国内图书馆外文藏书少，需要时查找就很困难，非得自己购买不可。现在不随时零星购买，回国以后，就不容易买到这些西文书籍；而且将来恐怕也没有力量再到这里购买了。吴宓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在他们的带动下，也开始从每月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钱来买书。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比较拮据了。三立老人知道了陈寅恪和远在法国留学的陈登恪在经济上的窘状，写下“为忆二雏羁绝域，长饥谁挂杖头钱”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担忧。当时约有两千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各地留学，在哈佛大学也有五六十个中国学生。相当多的中国留学生，缺乏理想和上进心，无非在美国读读大学混混日子；或者弄一张大学文凭，好回国赚钱发财。像陈寅恪那样省钱买书、刻苦读书、矢志报国的学生，属凤毛麟角。

据《吴宓日记》记载，在哈佛大学，陈氏读书之余，时常同一些留学生纵谈古今，横论中西，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以及中外的社会等问题。如何复兴中国文化或者建设一种新文化？在美国不同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主张全盘输入西方学理，取代中国固有的传统观念，再造中华文化。胡适以杜威的实验主义和进化论为观照，从改革中国文学的语言文字入手，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成为国内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并且把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

另一派则是以陈寅恪、吴宓和梅光迪等为代表的哈佛学派。他们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也在认真地思考和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保持人性的优点和文明的精华，高度评价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思想。他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物欲与非理性化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十分推崇儒家文化思想。在白璧德的启迪下，他们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所采取的抨击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持强烈反对态度。吴宓、梅光迪等回国后，创办《学衡》杂志，秉承“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批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表了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文章，成为中国文化稳健派的重要文化阵地。陈氏虽然没有参与学衡派的活动，但在哈佛大学与吴宓多次讨论过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他的文化主张深深地影响了《学衡》杂志的主编吴宓，从而影响了《学衡》杂志的办刊方向。

吴宓在1919年8月31日、12月14日等几天日记中，记下了他们讨论的要点。与胡适等中国留美学生不同，陈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也看到了它们的同构性和相似性，异中有同，于是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点。他比较中西文化的长处和短处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他发现，“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高擎批判大旗，正猛烈地向家族制度和传统伦理道德开火。陈寅恪却对此大加肯定：“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他注意到西方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与中国文化相似的地方，“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罗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在这个问题上，他显然不赞成一笔抹杀中国家族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纠正了胡适等人立场的偏颇。

对于中国古代哲学，陈寅恪的评价则不高。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他的话：“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陈寅恪的这个看法是否偏激，今天尚可讨论，但他并不因此贬低或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需要引进外来文化，取长补短，而从印度输入佛教特别重要。他看到佛教的传入与流布，恰好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和缺陷，使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出现了勃勃生机，“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和国内的新潮学人，积极鼓吹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日后甚至还出现“全盘西化论”的论调。他们缺乏陈寅恪那样广博精深的宗教文化知识，没有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基因就是基督教文化，而欧洲的基督教又与政治关系紧密，牵入了政治斗争。陈寅恪独具慧眼，既看到了基督教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面，也看到其在发展过程中野蛮血腥的另一面——一千多年来，欧洲各宗教派别，互相仇视，基督教对异教徒尤其残毒倾挤，酷刑杀害，甚至不惜血战百年，使生灵涂炭。基督教排斥异己，诸多行事与中国礼俗文化的宽容大度精神，是相违背的。于是他从学理的高度断言：“耶教（即基督教——作者注）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立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耳）。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愈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

陈寅恪比一般留美学生高明的地方，就在于能异中求同，发现古今中外，“盖天理SpiritualLaw人情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在他看来，天理与人情便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点，于是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过程中，一直坚守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基本立场，主张输入西方学理和新的知识，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他说：“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所以，天理人事不仅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契合点，而且还因其所具有的普世价值，应成为救中国之道。他由此出发，批评留学生和国内目光短浅之士，重实用而轻精神，重眼前而无远虑，只图从西方输进所谓科学技术，而忽视吸收西方文化思想精神的弊病。他发出警告：“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陈氏当时的远见卓识，也远非常人所能与之比肩。

陈寅恪的真知灼见，对吴宓启发极大。他不但完全赞同陈氏的观点，在日记中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回国之后，在他主编的《学衡》杂志上，大力刊登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思想和思潮，比如在西方风行一时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等。他自己也就如何建设20世纪中国文化的问题，撰文发表看法：“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把新文化的名称，界定为“似西洋之文化之别名”。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指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从而坚决主张把“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义，与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类的哲学，融会贯通，撷精取粹，以使“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显而易见，吴宓的文化思想，深受陈寅恪的影响；《学衡》杂志，基本上体现了陈寅恪的学术文化主张。

今天看来，在20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众声喧哗，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新时代，功德无量。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批判与否定，也不无偏颇之处。《学衡》派的领军人和主要骨干成员，多是留美归国的青年学人。他们在国外也从西方文化思想中汲取过营养，指导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即使在西方，亦是很时兴的文化理论。如果说胡适等激进派以杜威的实验主义为观照去研究中国文化，所提出的主张就是革命的、先进的；而学衡派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指导去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保守、守旧的，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公允。虽然陈寅恪、吴宓等人的观点与胡适、陈独秀们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他们从不同的方位，以不同的中西文化思想为观照，通过不同的途径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等问题，实在难能可贵，值得肯定。而且他们的观点，正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偏颇。如果说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一派，那么陈寅恪、吴宓等人就是稳健一派。

事实上，在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哪怕是最激进的人，也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几年以后，新文化阵营内部的一些健将，都陆续回归传统，以西方文化理论为观照，整理、研究起中国传统文化来。比如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给青年学生开列了大批古籍书目，以及他自己对《红楼梦》、《水经注》等方面的研究；陈独秀对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中国新诗开辟了发展新天地的郭沫若，日后也写了不少旧体诗词。而且中国素有在客厅里挂中堂的习惯，直到现在，题写在中堂上的大都是古诗、古词或格言名句，足显文化传统生命力之旺盛。可见当年陈氏和吴宓之间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的看法的确具有先见之明。

陈寅恪此次到欧美留学，正值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之际。特别是他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江西省教育厅的官费经常停寄。再加上弟弟登恪自1919年由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也到巴黎留学，家中实在无力在经济上再继续支持他们了。他们也同傅斯年（1896—1950）、罗家伦（1897—1969）等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一样，在经济上穷得叮当响，吃得很简单，常常是有一顿无一顿，处于半饥半饱状态。陈氏有点钱时，便慷慨周济别人，有“福”同享。没钱时，也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四处告贷。宁肯饿饭，也不愿开口向人去借，有困难就自己设法克服。后来，陈氏对家人谈起过这一时期的艰苦生活，给女儿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但他仍潜心苦读。“除听课外，常整日在图书馆阅读，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全天不进正餐”。由于德国人不喜欢吃猪内脏，所以猪内脏特别便宜。据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回忆，陈寅恪是苦学生，上饭馆吃饭，为了省钱，每次总点价钱最便宜的炒腰花。有一次他和俞大维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他们两个人给我们两个人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我问你们不看吗？我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轻看，大维笑笑，寅恪就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

陈氏涉猎面广，无书不读，爱书如命。即使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都改变不了他酷爱买书、藏书和读书的习性。1923年初，他从一家中国报纸上，获悉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印《大藏经》的消息，便马上给国内的妹妹陈新午写信，请妹妹为他筹款，代购此书。他在信中对妹妹吐露心曲，他之所以久留国外，就是因为外国图书馆有国内图书馆无的《大藏经》一类藏书。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目前尚未见到中文译本，如果现在归国，那他刚刚着手的研究就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他告诉妹妹，藏文与中文是同属一系统的文字，梵文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字，属于另一系统。但是“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于是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他对勘过自晋唐至晚清俞曲园的《金刚经》多种注本，觉得晋、唐的和尚能通梵文，注解尚正确，其他的注本，望文生义，误解不计其数。他说，据《护法因缘传》云，禅宗是由佛主大弟子迦叶传心而成一宗，但现在已证实此书为伪造，因此他说：“达摩之说，我甚疑之。”如果京城有价廉的满、蒙、回、藏文书籍，他希望大哥和五哥能为之代购。

这封家信发出不久，家中忽然传来噩耗：慈爱他的母亲俞明诗（1865—1923）和才华横溢的大哥衡恪相继患病，因医治无效而去世。这对陈寅恪自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一方面，失去了亲人使他非常悲痛；另一方面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自然无钱给他购买《大藏经》及其他所需要的书，同时他在德国的留学生活将会更加艰苦。但是他强忍内心的悲痛，每天啃着干面包，埋头在图书馆里读书。这封信虽是家信，但学术含量重，吴宓见后拿去发表在《学衡》杂志第20期上。这是目前所见陈氏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字，是了解他早期生活和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想买一套《大藏经》之心，一直没有死。到了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家立业的陈寅恪，终于如愿以偿地买到了《大藏经》。不过这套书的价格，已经翻了好几番，由昔日的五六百元涨到两千多元。足见陈氏读书、爱书之痴迷及对学问追求之执着。

早在哈佛大学留学时，陈寅恪就对吴宓说过：“我侪虽事学问，而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所以，陈氏在国外留学多年，完全摆脱了功利的羁绊，能够做到清心寡欲、潜心读书，以求得真才实学。他在国内外进的都是名校，却没有拿一张毕业文凭，也没有得到任何学位，但是他所获得的知识，却是最广博的；他的学问，却是最精深的。因而一直受到留学生们的敬重。1923年2月，毛子水（1893—1988）到柏林留学，傅斯年就告诉他：“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赵元任、杨步伟夫妇从美国刚到柏林时，也听别人议论，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陈寅恪抱定“绝不可倚学问以谋生”的态度，因此，他所读的书，几乎都不是时尚的书和应用类的书；他所搞的学问，都深奥难懂，极费时间和精力，且应用面又极窄，被别人看作畏途的“冷门”专业。有一次，留学生毛子水看见陈寅恪在房间伏案苦读卡鲁扎（Kaluza）的古英语文法书。当时德国已有较好的英语文法书了，于是便问他，为什么还要费工夫读这样一本别人都不读的老书。陈寅恪回答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所以才读它。”毛子水后来省悟到，这并不是一句戏言，“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有许多地方，老书因为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许多年，想法和说法，都有可以发人深思处”。由此可以看出，陈寅恪甘坐“冷板凳”，读世人爱读、已读和不读之书；尤其是从世人已读和不读之书中，独具慧眼，发现其新的价值，悟出新道理。

陈寅恪严谨扎实的学风，当时就影响了不少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吴宓不必说了，终身敬佩陈氏。号称宁国府大门口另一个石狮子的傅斯年又何尝不是如此！傅斯年曾是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于1920年1月2日，赴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学习实验心理学，并且选修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地质学等自然学科，想在这些学科上有所作为。过了三度春秋，他又进入柏林大学研究院，最初打算在物理学，特别是想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方面，多下一番功夫。只是跟寅恪等人结交之后，他才转移了学术兴趣，找到学术兴奋点和增长点，从而调整了治学的专业，确定了专业主攻的方向，把史学和比较语言学确定为研究的重点。同陈氏的交往，也使毛准（子水）在学问上获益颇大，这位日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说：“我许多关于西方语言学（Philology）的见解，则有从寅恪得来的。”留德的中国学生称陈寅恪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当然不是一句开玩笑的恭维话。陈氏逝世之后，他的家属和中山大学历史系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所写的读书笔记，共达64本之多。经由他的弟子季羡林、周一良和王永兴等先生辨识，计有：

一 藏文13本，其中有他用藏文抄录的经文、碑文，如《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长庆唐蕃会盟碑文》、《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等以及藏文字母、单词、句子、藏文格的变化和语法。中间还夹有一张1924年9月8日的借书条。

二 蒙文6本，其中有蒙文字母表、元音表、复合元音表、辅音、数词、名词的格和蒙德词汇、语法、词典、文选、文学等书目，以及波斯地理与历史书目。

三 突厥、回鹘文14本，其中有这两种文字的子母、词汇、语法、文章、书目，以及用这两种文字所抄录的碑文，如阙特勒碑跋与碑文等。还抄有德国梵文学家路德施教授讲课的课程表等。

四 吐火罗文1本，抄有摩尼教古籍79种书目，5种造纸历史书目，印度佛教部派名称、《弥勒会见记》以及内容涉及古代天文、亚述天文表、丝绸之路、摩尼教的书目多种。

五 西夏文2本，抄有西夏文四字句并译成汉文。

六 满文1本，抄有满文字与满文书目。

七 朝鲜文1本，抄有朝鲜文语法名词、语法分析表和会话，以及当时的同学、后来的朝鲜著名语言学家李克鲁在柏林的住址。

八 中亚、新疆2本，第1本抄有吐鲁番出土文物《优婆离经》、东方摩揭陀语、医药、占星学、语法等多种书目；第2本抄有中亚170种、西藏200种书目。

九 佉卢文2本，第1本记下佉卢文和婆罗谜文的分布情况，音变规律，抄录《法句经》本经；第2本抄录和阗佉卢断简等佉卢文献。

十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10本，其中抄有梵文、拉丁字母转写的《一切有部律》经文、耆那教碑文、巴利文词汇等。

十一 摩尼教1本，抄有摩尼教经文词汇，其中有的词汇用粟特文写成的等。

十二 印地文2本，抄录印地文词汇、语法、短句。

十三 俄文、伊朗文1本，抄有古代波斯文、中世纪波斯文、巴利雅文，俄文单词、语法。

十四 希伯来文1本，抄的是希伯来字母、词汇，用德文注解。

十五 算学1本，抄录的是微积分公式。

十六 东土耳其文1本，是陈寅恪学习东土耳其文时所抄录的笔记。

十七 数学1本，里面是数学公式和演算过程。

十八 《金瓶梅》1本，抄有大清皇帝功德碑文、小说《金瓶梅》部分内容，及突厥文词。

十九 《法华经》1本，抄录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一。

二十 《天台梵本》1本，用拉丁文字母转写《天台梵本》以及藏文字母、藏文印章、西夏文词汇等。

二十一 《佛所行赞》1本，为陈寅恪归国任清华大学教授之后，学习藏文所做的笔记，记有藏文单词、英汉注释等。

及门弟子季羡林断言：“这些笔记本虽然看起来数目已经很多了。但肯定还不是全部，一定还核失了一些。”不过，从保存的这部分笔记本看，已经令人惊叹万分！陈氏治学态度何其严，治学功夫何其苦，治学范围何其广，治学程度何其深！难怪季羡林评论乃师的学问时说：“博学多能，泛滥无涯。”他的确是中国古今罕见的“读书种子”。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长期以来，坊间流传着陈寅恪精通或者掌握十几门外语的说法。这其实是把语言和文字的意义，混为一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文字”的界定是：“1．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汉字、拉丁字母等。2．语言的书面形式，如汉文英文等。3．文章（多指形式方面）。”对“语言”的界定是：“1．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语言’一般包括它的书面形式，但在与‘文字’并举时只指口语。2．话语。”众所周知，汉字是象形文字，具有形象思维的某些特征。由字母构成的许多外语，则是与形象没有关系的拼音文字。中国人学习和掌握一种语言尚且不容易，那么陈氏如何能学会、掌握十几种语言？如果陈氏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学习外语中，又怎么可能去博览群书、追求新的知识呢？何况，一些语言的语音已经失传，只剩下些死文字，辨识亦费工夫，如何做到精通？陈氏一生没有一部译著，他的外语水平又怎样去衡量？

他的老朋友、清华大学图书馆版本学专家毕树棠道破其中原委，他说陈氏研究比较语言学，“在他的著作中涉及各种外语者确乎很多，特别是东方各种语言，大概是为了通达各种原文典籍，必先以其语文为工具，所以旨在阅读而不善写作，每有写作须用外文发表者，往往请人代译以应之”。原来陈氏学习多种文字，主要是为了阅读而不是用来写作，他在《哈佛亚细亚学报》上先后发表的《韩愈与唐代小说》、《〈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就是请美国学者韦尔博士译成英文的。第二篇文章的中文稿于1940年1月发表在《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册，后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第一篇论文的中文稿一直没有刊布。文史大家程千帆（1913—2000）在教会学校学习过多年，英文程度颇高，读过这篇文章的英译本之后，很不满意，认为翻译者“于吾华文学所知似不甚深，故英译颇有疏失，行文亦间或费解。如《涉闻梓旧》，本清蒋光煦所刻丛书之名，乃译作She—Wen Edilition of an Old Copy，可见一斑矣”。这篇英译稿，肯定经过陈氏审阅后方才寄出，英译稿中的知识硬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难怪程千帆说：“寅恪先生花很多工夫学外语，主要是为了阅读。我当面问过他，他说自己英文写得不好，主要是阅读。他发表在《哈佛亚细亚学报》上的英文论文，是当时美国汉学家翻译的。”据考证，这番话是抗战期间陈氏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时对程千帆说的。所以，程千帆在1947年春，将此文由英文译成中文，并经金克木校正后发表。不然，国内的读者就不容易读到这篇文章。1938年陈寅恪在港大作过“武曌与佛教”的学术报告，其英译稿亦请陈君葆校读过。如果他能用外文写作，何须去请人代译？

陈寅恪早年在日本弘文学院专门学过几年日语；两次到德国留学，浏览过德文原版《资本论》；还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20世纪30年代后期准备应聘牛津大学用英语讲课的讲座教授。可见在众多的外语中，他的日语、英语、德语的口语水平高，阅读能力强，但用这些文字来写作，未必得心应手。他学习梵文多年，30年代在钢和泰的“家庭梵文研习班”里，运用梵文和藏文、巴利文等文字来考订佛经，应当说在当时的中国，其梵文水平独步云门。至于其他西域文字和中亚文字，恐怕只是认识或者借助于词典能查阅资料而已。正如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所说：“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在他38岁以前取得的。”而且随着他研究重心的转移，使用这些语言文字的机会越来越少，外文水平亦相应有所退化。据一些中大老人说，他南下岭南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听他说过外语——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陈氏的意思，只不过是为了澄清和修正认识上的误区，走近真实的陈寅恪而已。

当然，陈寅恪也不是关在象牙塔中的“读书种子”。他深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濡染，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虽然远隔重洋，目光却一直注视着华夏大地，关心祖国的盛衰，民族的兴亡，思索着救国的方略。在哈佛大学时，他参加过“以促进国家自卫力之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国防会的活动。中国国防会成立于1915年，是当时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们，痛恨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21条苛款，而自发组织的留学生爱国团体，以唤醒同胞、团结国人、共御外侮、救国图存为奋斗目标。1919年6月16日，国防会部分会员在康桥开会时，他和吴宓一道，宴请到会的新知旧交，“席间谈国事，有几于共洒新亭之泪矣”。

陈寅恪到柏林之后，也时常参加留学生的一些聚会。这种聚会，除切磋学问外，还谈论国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在聚会时各抒己见，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据参加这种聚会的留德学生回忆，每逢此时，陈氏总是爱国肠热，情绪激昂、意气风发地谈古议今，纵论国是，评点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名臣的功绩与学术成就，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抨击袁世凯篡权媚外和北洋军阀拥兵乱政等现状。此时，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健将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德国留学。他们在学生时代所办的《新潮》杂志异军突起，是《新青年》的友军。陈氏不赞成他们的文化观点，但认同罗家伦在“五四”时所提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在德国，他们还成为朋友。与当时那些空谈时政的留学生们不同，他不泛泛空谈，所提出的改革政治、经济、教育以及如何解决民生问题的大纲细节，与振兴中华的具体方略切实可行。比如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推行民主政治；如何将教育与征兵制结合起来训练民众；同时还对解决民生必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具体问题，发表了意见。陈寅恪的这些见解，分析精到，鞭辟入里，体现了他为国家和中华民族，寻求富强之路的探索精神。只是，他对国事的关心只停留在书生议政上，从未有过参加实际政治活动的打算。

在陈寅恪这时所交往的留学生中，也有一些未来成为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但他从不以此自炫。除了与学生闲谈时，偶尔透露出一些口风之外，便只藏在自己心里，因此，他与周恩来在德国的一段情谊，便鲜为人知。周恩来于1920年12月前往欧洲留学，先在英国、法国的大学就读。1922年经张申府、刘清扬夫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3月，周恩来同张申府等人一道到了德国，住在柏林市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周恩来在柏林的主要活动，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发展党员。例如，正在德国学习军事的朱德，就是由他介绍于1922年11月加入共产党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在柏林中国留学生中所传言的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陈寅恪，也会对他所发表的治国方略产生兴趣。他们之间也会有所来往。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尚未在北京建立政权之前，陈寅恪与研究生刘适（石泉）在成都聊天时，无意中谈起过昔年与周恩来交往的某些情况：

有一天晚上在一家华侨开的饭馆里，我无意中和周恩来还有曹谷冰（按：曹后来任大公报经理，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委员）等三人相遇，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很雄辩，曹等三人都说不过他，恼羞成怒，动手就打，竟同时连我一起打。我们一同退入老板娘的住房，从里面锁上门，直到曹等走后才出来。陈师笑着说：“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是听他们辩论。”

由此可见，在当时留学生中，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形形色色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是何等激烈。

周恩来记忆力惊人，想必也会和陈氏一样，不会忘记在老板娘屋内“避打”这桩有趣的往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出任政务院、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氏也以其在学术上的卓越建树，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院派”泰斗，持自由独立人格的学人代表。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之中，周恩来一向尊重成就卓著、品行高洁的学者、专家、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良好，交了不少朋友。陈氏也多年受到他的关照和保护（后面将详述）。毋庸讳言，这里面固然有统战的意味，却也体现出周的念旧情结。

在中国，大凡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几乎没有不受儒家“内圣外王”人格设计的浸润的，孟子所主张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渗进了读书人的骨髓，陈寅恪概莫能外。他何尝没有萌发过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吴宓说：“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有一次他同吴宓交谈，还以诸葛亮为例，畅述对“穷独达兼”的看法：“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绝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穷独达兼”，是儒家为读书人所设计的一个理想的处世态度。诸葛亮一生，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读书人学习的楷模。正如韩愈所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惜陈寅恪生逢乱世，当时军政界的头目，忙于争夺地皮，搜刮钱财，没有哪个想把中国治理好，更无一个如刘备那样胸怀大志，同时又求贤若渴的伯乐。陈寅恪早年曾在蔡锷和谭延闿的官署中历练了一段时间，官场中互相倾轧、弄权窃炳、敛财称兵、黑暗龌龊，令他心寒齿冷，根本找不到可以施展自己政治抱负和才干的平台。而他的祖父、父亲在晚清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所遭受的残酷打击，更在他心灵上投下了浓厚的阴影——他终生没有消除这团阴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他实现“兼善天下”的抱负。所以，他在美国吟出“赤县云遮非往日，绿窗花好是闲身”的诗句，大有乃父三立老人所抒发的“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袅袅余音。

他在哈佛大学时，就已经认识到“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这与《左传》所说的“三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有某种相同之处，大致属于立德、立言的范畴。于是，他毅然选择了运用从西方所学得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西域民族文化史和中国中古史，把培育人才、振兴中华学术、弘扬中华文化，当作自己终生的事业。他归国之后，一直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更不主动与军政界人物来往，一生远离政治，只是不时在诗文中抒发一些对世事沧桑的感慨，在与朋友、学生的闲聊中，偶尔透露出他对时政的看法，从中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关心。

人的归宿颇为有趣，当年被留德的中国学生誉为最有希望的另一个“读书种子”俞大维，聪明过人，也非常勤奋，在数理逻辑方面造诣很深，还获得过哈佛大学的奖学金资助和柏林大学所授予的博士学位。他不仅是陈氏的表弟，后来还与陈氏的妹妹陈新午结为夫妇，而且在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又与陈氏同学七年，志趣相投，关系密切，“情属至亲，谊兼师友”。本来，他可以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不料回国后，做出与陈氏相反的选择：步入仕途，在官场浮沉；1949年之前，在国民政府先后担任过兵工署长、交通部部长；1949年之后，在台湾还当过几年“国防部长”，但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真是人各有志，所归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