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清华岁月

一 初入清华

1925年春天，北京清华学校经外交部批准，创办国学研究院和大学部，并向全国招收第一届新生。这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

清华学校是宣统元年（1909）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被朝廷赐在清华园建校，故校名为清华。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学校隶属北京政府外交部管理。

清华学校自建校以来，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延聘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任教。历年来该校也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堪称国内的第一流学府。在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就胡适所提出的“整理国故”主张，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五四”热潮过后，研究国学再度引起学术界、教育界的广泛重视。1921年开年不久，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门，校长蔡元培兼任研究所所长，沈兼士出任国学门主任，罗振玉、王国维等被聘为通讯导师。

清华学校的师生们也感到，必须改变一切仿照美国教育制度的办学思路，所培养的学生不能只学西方文化，而应当了解中国国情，融通中外文化知识。校内关于成立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门机构的改革呼声，日益强烈。1925年2月12日，清华学校聘请学贯中西的学衡学派领军人物吴宓，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兼清华大学筹备委员，负责国学院一切筹备工作。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宗旨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其目的是专门培养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而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要办好国学研究院，聘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第一流学者来校任教是关键。《研究院章程》对所聘任的教师做了如下规定：“（一）本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川住院，任讲授及指导之事。（二）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研究院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吸收英国牛津等世界著名大学实行导师制的经验，在国内外学人中，广泛物色教授、讲师。所谓师高弟子强，清华学校对所聘导师的学术水平，要求十分严格。主管院务的吴宓履行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延聘大师来校担任教授。梁启超、王国维早就是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自然首先聘请他们来校任教，他们能答应受聘，正是研究院求之不得的好事。赵元任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与胡适、张彭春等是同学；在美国留学期间，先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声望如日中天。所以，国学研究院能聘到他来当教授，已是不容易的事了。

但是在聘请陈寅恪为教授的事情上，却遇到麻烦。陈氏虽然被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誉为“哈佛三杰”、“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但在国内学界，知道他的名字和了解他的学问的人却很少。在中国，用人要看这个人的资历或者文凭，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难以纠正的陋习。陈寅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既无学历、学位，又无科研成果问世，与清华学校更无任何瓜葛，所以聘他担任国学研究院教授，很自然地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瞩目。对他进入清华园的原因，至今争论不休，是教育界、学术文化界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从众说纷纭中，大致可以梳理出三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必要对这三种说法的真实性进行辨析与澄清，以免讹误谬传。

一是胡适推荐说。史学家牟润荪就持这种论调。他说：“清华办国学研究院请胡适去主持，胡适推辞了，却举荐章太炎、梁任公、王静庵、陈寅恪四位先生。四个人之中大约只梁任公与胡适有来往，其余三人对胡不仅没有交谊，而且论政论学的意见都相去很远，而胡适之推荐了他们……胡先生这次推荐，虽遭太炎先生拒绝，梁、王、陈三先生则都俯就了。”牟润荪于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陈垣、顾颉刚、柯凤荪等史学大家做研究生。日后，他也是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名家。但所持的这种论调，未免考证不严，有所疏失。首先陈氏去哈佛大学留学时，与胡适未谋一面。此时的陈氏，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留学生而已，尚未进入胡适的视野，成为其所关注的对象。胡适与陈寅恪相识，是在陈进清华任教之后。一向爱惜羽毛的胡适，怎么可能举荐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去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呢？其次查当时的胡适日记及过眼的胡适传记，均无推荐陈氏的记载。再者，与胡适同时代的人在纪念或者回忆胡适的文章中，亦未有人提及此事。据蓝文徵（孟博）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中所述，在筹办国学研究院的过程中，校长曹云祥曾想聘胡适为研究院导师并主持院事，但对学术心存敬畏的胡适，却谢绝了。他说：“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在胡适所举荐的导师名单中，亦没有陈氏的名字。如此看来，胡适举荐说缺乏实证，难以取信于学林，所以采用此说者寥寥。

二是梁启超推荐说。此说来源于蓝文徵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简称蓝文）及其学生陈哲三根据蓝文徵平时在课堂上或闲聊中的追忆，而写就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简称陈文）。陈文以蓝文徵的口气追述梁启超是如何向曹云祥校长推荐陈寅恪的：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那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此说绘声绘色，把场景描写得十分生动，流传也很广，为不少研究者和官员们所采用。随着许多相关资料的陆续披露，此说的真实性就很可疑。首先，这不是第一手资料。蓝文徵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三期学员，于1927年进院，1929年毕业之后，到东北大学等校任教。他没有亲历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创办阶段，也没读过主其事者吴宓的日记，未必清楚当时聘请陈寅恪的真实情况。他很可能对道听途说的传闻信以为真，不但写成文章，而且信口开河地传播。蓝文已是第二手材料。陈文则属于第三手材料，是否可信？存疑。

其次，此系孤证。迄今未发现梁启超有任何文字谈及此事。著者过眼多种1970年前所出版梁的传记、年谱、研究资料和论文以及清华其他师友的回忆文章，似无第二人谈过此事，亦无任何人把聘请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功劳，算在梁启超的推荐之上。

再次，时间互相矛盾，与实际情况不符合。不错，梁启超曾受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知遇之恩，与陈家渊源很深。1922年梁两次到南京各校讲演，都到散原精舍看望三立老人，受到陈家热情的接待，相聚欢洽。但迄今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可以证明陈三立曾托梁启超为陈寅恪谋职的事。蓝文徵亲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和陈哲三的文章，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有一些可直接采信，但细加辨析，其中亦有不实之处。比如蓝文中所述：“是年冬，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教授”，与陈哲三文章所提出的时间上互相冲突，都搞错了。陈哲三的文章说是1926年春，蓝文徵则说是1925年冬，两人谈同样一件事，时间误差竟达几个月。查《吴宓日记》，就在1925年2月13日吴宓送聘书至王国维府上、2月22日专程赴天津送聘书给梁启超的中间，2月16日曹云祥校长同意电聘陈寅恪为研究院导师，比梁启超接受聘书还早了六天。梁启超接受聘书后，于4月23日才进校任职，此时，聘任陈寅恪之事已成定局，何来1925年冬或者1926年春梁启超提请校方聘陈寅恪之事？况且梁启超对陈氏在海外留学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国内的学术界，彼时陈氏亦未显露锋芒；梁启超与曹校长也不是交情很深的朋友，以梁启超在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地位，不大可能对曹校长说出那番不客气的话。不然，陈寅恪在1927年所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就不会以“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之类的诗句来讥讽梁启超了。

当然，梁启超与陈家关系甚深，如有机会也会为陈寅恪说好话，只是现在尚无可信的材料证实。退一步而言，即使是真有其事，梁、曹对话时蓝文徵尚未入学，肯定不在场。那么，他怎么知道有这次对话？是谁把这段精彩而有趣的对话告诉他的？真有过这样的对话吗？蓝文徵关于陈寅恪如何进清华任教一事的描述，与事实的真相出入很大；陈哲三的文章则对此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虚构出那一段描写，以致以讹传讹，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当然也有头脑清醒的人，对蓝文徵、陈哲三师徒的说法存疑，比如陈寅恪的三个女儿所撰《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一书，就未采用梁启超推荐说。历史容不得半点虚假，如此看来，梁启超推荐说固然可爱，却未必可信。

三是吴宓力荐说。此说主要来源于《吴宓日记》和《吴宓书信集》等。吴宓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开始记日记，一直坚持了68年。记日记，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一部分，每天将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巨细，都载入日记之中，留给自己日后回味，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出版。据考证，他在日记中以及在书信中所记述的事情，基本真实可靠。1924年下半年，清华学校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开办国学研究院，聘尚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吴宓主持筹备工作。饶有意思的是，吴宓于1924年12月1日晚，给清华校长曹云祥写了一封英文长函，最先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人，竟然不是陈寅恪，而是老同学、老朋友吴芳吉及《学衡》杂志主要撰稿骨干柳诒徵、刘宏度，未果。1925年2月5日，吴宓由沈阳到达北京，五天后被清华学校聘为大学筹备会委员；七天后，被校方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走马上任的第二天，即2月13日，就向校长曹云祥、教务长张彭春，竭力推荐尚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虽然得到他们口头上的初步应允，但事情并没有落实，还会有波折。果然，第三天早上张彭春就来找吴宓，“晨P. C.来，寅恪事有变化，议薪未决”。这才有2月16日星期一，吴宓与留美时的同学与朋友、时任清华学校教授的张歆海一道找曹校长议谈聘请陈寅恪之事，以自己留还是离开清华来摊牌，终于争取到曹同意“即发电聘之”。尽管这样，曹云祥仍然很犹豫，直到4月29日，方正式批示给张彭春教务长。

聘请陈寅恪到研究院任导师，是吴宓生平最得意的杰作。1925年3月17日吴宓在致刘永济、吴芳吉与刘朴等人的信中说：“荐寅恪为研究院导师，校中已聘，薪资400元；但函件已去月余，而寅恪不复，奇极。”可见，蓝文徵和陈哲三师徒所说，根本靠不住。同年8月2日，吴宓在致昔日留学哈佛大学的导师白璧德教授信中，谈到此事：“陈寅恪先生，我竭尽努力进行推荐，而他勉为其难地同意明年2月来校。”有时也对学生谈起这件事情。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卞僧慧，在1937年4月15日听吴宓所讲授的“文学与人生”课时，记下了吴宓关于陈寅恪如何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过程的一段插话：

当时任研究院筹委会主任，学校已聘定三教授，乃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先生。教务长张彭春认为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为保证今后教授水准，不应放松聘任标准，不同意聘请。我说：陈先生前后留学十八年，他人不过四五年。陈先生学问渊博，能与外国教授上下其议论，堪称学侣。虽无正式著作发表，仅就一九二三年八月《学衡》杂志第二十期所节录的《与妹书》，寥寥数百字，已足见其学问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至此，事乃大僵。不得已，用了一个小手段。乘一次宴会的机会，席间有张彭春及张歆海、徐志摩等人。我中途退席，往见曹校长，再申前议，并以去留争，聘事乃决。即用铅笔拟一电稿，经曹签字拍出。后张先生得知，很生气。孰料电报发出，陈先生不肯即就职，还要在国外继续研究两年，并提出采购必要图书。

又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1925年6月中旬，他们到北京，“第二天张仲述和梅月涵两人坐汽车来接我们到清华园去，说，房子都预备好了，张说你们这四大教授我们总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杨步伟认为，“四大教授”应该称“四大导师”，声明“这个名称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如此称呼的……”杨女士所说的张仲述，即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的字号，梅月涵就是以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字号。从他们口中说出“四大教授”这个专用名词，意味着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陈寅恪之事，尘埃落定。这些材料有力佐证，正是吴宓等人的推荐和努力，才使陈寅恪走进了清华园。

当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非绝无仅有的特例。在这之前，年仅24岁，且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先生，于1917年受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给三年级学生讲授印度哲学概论课。也就在这一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名扬天下的胡适归国。他虽然参加了博士论文答辩，但没有被授予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却聘请他为教授。直到十年之后，即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才授予其博士学位。同一年，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26岁的刘半农，也走上了北大讲坛。在陈氏归国之前，留学日本亦未取得相应学位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北大及北京多所大学任教。1923年，郭沫若取得了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士学位；过了三年，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长）。

陈氏回国不久，在欧美留学多年，同样没有拿到学位的傅斯年、罗家伦，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傅斯年被中山大学聘为文科学长兼历史、哲学两系的系主任。尔后，他长期担任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以及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也先后任过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与此同时，北大旁听生、后来考入北大国学门做研究生的董作宾（彦堂），亦无显赫的学位，通过自己努力，成果累累，被公认为古文字学界的“四堂”之一，1948年与陈寅恪等人一道，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再后，高中尚未毕业、又无留学经历的钱穆，经顾颉刚力荐，进入燕京大学任教，后来又担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的教授，著作等身，誉满天下。号称“北京人之父”的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只有中学毕业文凭。而“一代词宗”夏承焘，1918年由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刻苦钻研词学，31岁时，就由一个普通中学教师，被聘至之江大学任教；36岁时，中山大学欲以360毫洋聘之为教授，因其父阻止未能成行；41岁时，燕京大学给他发来聘书，北京大学也要聘他来校教书。可见，当时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既看重所聘教师、研究员的学历，但又实实在在不唯文凭，更看重教师是否有真才实学，这已成为当时选才用人的一种风气。陈寅恪受聘为教授，前有先例，后有来者。人们对这件事之所以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清华学校教授薪水高，待遇好，对国学研究院所聘任的导师要求特别严格，吴宓推荐的另外几位饱学之士，还有一些社会上名望很高且愿意到清华任教的学者，都未能迈入国学研究院的门槛。陈氏刚回国，其学问一时不为时人所了解，与清华又素无瓜葛，他的蓦然出现，且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并列，自然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与议论。

陈寅恪受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期间，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清华学校教务长张彭春于1925年给老同学赵元任写信，力劝他回母校国学研究院当教授。赵元任正在哈佛大学教中国语言文字课，便向所在系的系主任，表明了去清华教书的意愿。系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同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赵元任对陈氏的学问很佩服，认为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只有陈氏才能代替他，于是给远在柏林大学的陈氏去信征求意见。陈氏只是想继续在德国读两年书，于是在回信中幽默地婉辞：“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哪知陈寅恪并不急于到清华，对于是否接受聘请还有些迟疑。吴宓于1925年4月27日接到他的回信，信中谈到，国学研究院应当在国外多购买一些国内买不到的图书，而他又因家务事羁绊，不能立即就职。吴宓读完信之后，不禁长叹：“介绍陈寅恪来，已费尽气力，而陈还迟疑不决，要办好这件事真难呀！”随即又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劝说陈寅恪早日来清华。陈寅恪终于被吴宓说服，也被清华的诚意所感动，回信表示决定受聘任教。吴宓在6月25日收到这封回信后，欣喜地在日记中写道：“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陈氏一旦接受聘请，便在柏林积极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采购图书，但采购那么多图书亦非易事，便在给吴宓的信中诉说了自己的难处。吴宓是个对朋友忠诚、心细如发的学人，办事极为认真负责。他知道陈氏经济拮据，所以在1925年8月14日接读此信后，便多次奔走于庶务处、会计处和曹云祥校长等处活动。曹校长经过考虑，同意预支陈寅恪薪金2000元，预付购书公款2000元，折合成美元，于9月3日、9月18日，由吴宓亲自交花旗银行汇出。10月8日又是他经手，给陈寅恪汇去追加的购书公款2000元。11月9日，吴宓从寅恪来信中获悉其将于12月18日动身归国，便急急忙忙去庶务处落实其住房。可见，陈寅恪进入清华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确实得吴宓举荐之力。吴宓举荐了一位国宝级学者，亦为清华的学科建设和学校的发展，立了一大功。

陈氏收到这几笔款项之后，立刻请傅斯年、罗家伦等留德朋友协助，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购置了一批有价值的图书，重点在于：有不可购得，不可以抄写、照相的伦敦、巴黎等著名大图书馆所珍藏重要的稀见史料，比如洪杨文件（即太平天国档案）、景善日记、清宫所藏秘密文件等，以防孤本在海外散失；还有大量的西方关于东方学研究的书籍、资料，中亚民族历史、风俗、文化著作，有关中亚语言的工具书；当时还可买到的有关中国史料的绝版西文书籍，如当年耶稣会士论中国事件的书信、有关鸦片战争资料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同时，陈氏还用预支的薪金，帮助了正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中的几个留德的中国穷朋友，如傅斯年和靠借贷度日的罗家伦等。

由于还有些文献资料需要陈寅恪抓紧时间去阅读、整理，选购，打包、托运这批宝贝书籍，收拾行李等事务，远比早先预想的复杂、费时费心。于是，陈氏只好致信吴宓，告知回国日期不得不推迟。老天的安排真有意思，和陈氏一道留学的俞大维，热爱艺术，到柏林不久，便与一位弹钢琴的德国女郎堕入情网，并且这次有了异国恋的结晶——一个可爱的小男婴诞生到这个世界上。只是由于德国女郎的家庭坚决反对，他们不能组成家庭。到陈寅恪准备回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已经三岁了。俞大维因为学业未成，需要留在柏林继续学习，便托陈氏把小男孩带回国内。

待陈氏处理完在德国的一切事务，带着小男孩和一大批书籍、行李，取道法国，在马赛港买了开往上海的邮轮二等舱船票，经红海、印度洋回国。由陈寅恪带回的那个小男孩，取名俞扬和，按俞家字辈排，又名俞启德，由陈寅恪的妹妹、俞大维的夫人陈新午抚养成人。1960年5月，俞扬和与蒋中正的孙女蒋孝章结婚，成了蒋经国的女婿——那是后话了。

且说邮轮航行在大海大洋上，一路上陈寅恪的心潮也汹涌澎湃。去国七年，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疼爱自己的母亲和长兄，已于1923年先后与世长辞。他们的灵柩停厝了两年，最近才入土为安，移葬在杭州牌坊山。年迈的父亲不幸患上了尿闭症，已暂借杭州西湖畔的古刹净慈寺调养多时，不知现在恢复得怎样？好叫人牵挂。还有，清华学校同意自己请假一年，侍奉父亲，料理家务，恪尽孝道；又预支了薪金，此情已十分难得。他打算待父亲病情有所好转，就去报到上课，不必等到一年之后才上北京。他归心似箭，只嫌船速慢了，恨不得马上就到上海。沿途还得照看调皮的小男孩，所以，许多海上美丽的景物，都顾不得观赏。

轮船驶近吴淞口，陆地上的房舍、树木隐约可见。船上的汽笛长鸣几声，上海快到了。

陈寅恪虽然是五次出国、五次回国，可是这一次归国，却使他的心情格外不同：五次离家出国，是为了到海外学知识；这一次却是学成归来，为国家培养人才。他第一次随长兄东渡日本时，虚岁十三，这次归来已年过三十六而近不惑之年了。中国素有早婚习惯，别的男人在他这个年龄，已是儿女绕膝了。而他和几个一心向学的留学生，此时都舍不得再把时间与精力花在谈婚论嫁上，到现在还是单身。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后悔。他感到光阴易逝，而学问无穷，暗暗下定决心，归国之后，待把家事处理完毕，就赴北京，全力投入教学与学术研究之中。轮船抛锚停泊，陈寅恪下船，踏上祖国的土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带上行李和小男孩，迫不及待地赶往杭州。

陈家几代人都持续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家风。陈寅恪与父亲的感情深厚，兄弟之间、兄妹之间的关系都很亲密、融洽。陈三立见到爱子归来，心情顿时好了许多，病情也随之而减轻了几分。陈寅恪在父亲膝前，请医熬药，日夜伺候，恪尽孝心，从不松懈。他还不时撷谈一些异国的奇风异俗和自己在海外的见闻，给父亲解闷。父亲精神好的时候，也给他讲讲前清掌故和近代风云人物的逸事趣闻，使他对晚清政坛内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陈寅恪除了精心照顾父亲外，也常到牌坊山母亲和长兄墓前默哀致敬。这个时候，次兄隆恪带着嫂嫂喻徽和侄女小从，弟弟登恪、方恪也都从外地赶来团聚，在三立老人面前侍奉汤药。

在他们的尽心服侍下，三立老人的健康开始一天天地恢复。

虽然社会上对清华国学研究院聘陈氏为导师有不同的议论，但陈氏却并不在意，也不急于去清华上课，而在家恪尽儿子孝敬老人的本分。1926年开年不久，吴宓因对于研究院的定位和发展等重大问题，与教务长张彭春产生严重分歧，遂辞去研究院主任职务，专任教授。与此同时，研究院又发生学潮。陈寅恪闻风后，对是否进京到校履职，曾一度犹豫。赵元任于1926年3月18日致罗家伦的信中说：“寅恪在南边听见清华起风，竟有不来之意。”好在到了1926年6月，三立老人已基本稳定，清华风潮已经平息了。陈寅恪便从杭州出发，到清华学校报到，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7月7日，陈寅恪风尘仆仆乘车抵达北京，先住在西河沿新宾旅馆5号。当天中午，吴宓从电话中获知陈氏到了北京，立即乘人力车进城拜望老朋友。陈氏刚好外出，没有见着。下午5时左右，吴宓再次赶到旅馆。光阴荏苒，哈佛一别，转瞬已有五年，这对学界知己，终于在京华握手。以后他们就是朝夕相处的同事了，吴宓自然格外高兴，当即口吟一首《赋赠陈寅恪》，其中有“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和“名园合与寄吟身”等句，表达自己的心情。当晚吴宓设宴香满园饭馆，为陈氏洗尘接风。陈氏向他介绍傅斯年等留学欧洲的朋友近况；吴宓也告诉他自己归国几年来的经历和清华校内的种种情况。一直谈到十点钟，吴宓才离开旅馆，去城内姑母家住宿。第二天十时半，吴宓又来旅馆，陪同陈氏前往清华园报到，在日记中记载了陈氏到清华园第一天的详细情况：

十时半，至新宾旅馆，与陈寅恪合乘汽车回校。抵校，进午餐，陈君即住西客厅。

下午，陪导陈君至研究院游观。又至赵元任宅中叙谈。

四时，同谒校长于其宅中，进冰点。

六时半，陪导陈君访梅贻琦，未遇。至赵元任宅中，晚餐，并进瓜果。晚九时，陪导陈君访王国维先生。

陈寅恪所住工字厅的西客厅，与吴宓比邻。作为一个学人，他最关心的是图书馆的藏书是否丰富。稍事安顿，便请吴宓陪同参观了图书馆，也被馆里的藏书所吸引。接着，一连几天，陈氏由吴宓陪伴，在校内拜访了李济、叶企孙、钱端升、杨绍曾、庄泽宣等先生。梁启超先生住在天津，待他到校之时，陈氏拜望了他。同时，也接待了王国维、曹校长和这些朋友、同事的回拜。

7月13日晚7时许，吴宓又介绍他与陈垣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相识。陈垣（1880—1971），字援庵，长寅恪十岁，广东新会人，早年学医，曾参加过晚清的科举考试，之后还从事过推翻清王朝的实际革命工作。民国建立后，任过议员、教育部次长，1926年出任辅仁大学校长。他刻苦自学中国史学，在学术研究中成就斐然，建树颇多，是著名的宗教史、民族史等方面的专家。吴宓先请这两位未来的史学界巨擘吃西餐，餐后为了不妨碍他们的深谈，便独自入清宫参观。史学界二陈初次见面，就谈得很投机，一直谈到晚上十时半方才分手。从这一晚起，开始了他们长达40多年的学术交往和友谊。

陈寅恪的体质本来就羸弱，到北京之后连日奔忙不休，说话不停，没有好好休息，7月中下旬便生起病来。他在病中得到吴宓的细心照顾，王国维、赵元任伉俪、李济等同事也都前来探视过。由于此时离开学尚有一个多月，他便离京回杭州调养。

8月25日中午，陈氏赶在开学前到达清华国学研究院。下午，与吴宓一道动手把房间打扫干净，晚上，他们又去拜望赵元任先生（1892—1982）。在赵先生家中，陈氏不顾旅途劳顿还未消除，便兴致勃勃地与他们讨论做学问立论的三条标准：（一）全；（二）通；（三）宜等。在这三点上，他们取得了共识。陈氏单身住在工字厅，虽有吴宓照顾，但吴宓也是一个人住在学校，而把家安顿在城内。所以，陈氏感到生活和工作都很不方便。经与赵元任、杨步伟伉俪商量同意，就在9月2日搬到南院二号住，平时在赵家吃饭。

赵元任是陈寅恪的好朋友，杨步伟的祖父杨文会（仁山）居士，与陈三立都是佛学界的朋友，当年交情很深。陈寅恪幼年时，三立老人常带他们兄弟去杨家。三立老人同杨步伟的祖父杨文会居士谈佛论禅，他们几个小孩子就到塘边钓鱼玩。赵元任很钦佩陈寅恪的人品与学问。所以，夫妇俩都欢迎与陈氏做近邻以及到家中搭伙蹭饭。个性颇强的杨步伟对他照顾很周到，每天都做出可口的饭菜，还帮助他料理家务。饭后他们常在一起聊天，陈氏与赵元任“咬文嚼字”，探讨音韵、训诂等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有时还有王国维参加。大师们这种放松式的学术聊天，使他们互有启发，相得益彰。

陈氏多年来潜心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无心考虑个人问题。又因为他从小身体状况欠佳，生怕因此而拖累别人，所以一直把婚姻大事置之脑后。他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时，已满36岁，仍孑然一身。此前，家里的亲人，尤其是三立老人和母亲俞明诗，对他的婚事十分操心。俞明诗逝世后，三立老人要求他成家的愿望更加强烈。寅恪在杭州时，三立老人甚至厉声对他说，如果寅恪自己确定不了，他老人家可就要代他做主了。在京的朋友和同事，也都很关心他的婚姻大事。有一次在赵家饭后聊天，杨步伟说：“寅恪你这样下去总不是事。”寅恪回答说：“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些麻烦来了。”原来他是怕成家之后，家务事会分散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羁绊自己的手脚，妨碍读书、搞学问和工作。赵元任曾半开玩笑地催促他把婚姻问题提到生活的议事日程上来：“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呵。”吴宓也曾打算给陈寅恪介绍一位姓钟的女士为对象，但没有成功。

古人说得好，“天生姻缘不用愁，不是姻缘莫强求”。1928年初春的一天，体育教授郝更生在与陈氏闲谈中偶然提到，在其女友高梓（字仰乔）的一个好朋友家中，看到墙壁上挂了一幅诗幅，署名南注生所提，便向陈寅恪请教，“南注生”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过的一件大事。中日甲午大战之后，1896年，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这一期间，陈氏伯舅俞明震曾与台湾巡抚唐景崧共事，任营务处督办，协助唐景崧率领台湾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俞明震回到大陆之后，著有《台湾八日记》，记述台湾军民如何抗击日军、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以及被瓦解的经过，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陈氏曾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对唐氏的家世颇为了解，知道唐景崧是广西灌阳人，名号南注生。他很敬重唐景崧这位民族英雄，于是对郝更生说：“悬挂诗幅的女教师，一定是灌阳唐公的孙女。”表示非常渴望见到唐景崧的墨宝。正好唐景崧的这位孙女，是郝更生女友和未来的夫人高梓（字仰乔）的老同学和闺中密友，约好了时间，陈寅恪便同他们登门拜访唐筼女士。

唐筼（1898—1969），原名家琇，字晓莹，是唐景崧第四个儿子唐运泽的女儿。她的父亲早已亡故，母亲在天津生活。她从天津女子师范毕业，担任过一段时间附属小学教师，母亲则在另一所学校教书。唐筼后来又由女子师范保送到上海体育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仍回母校任体育主任。以后迁居北京西城，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体育。不久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聘她教授体育课，与高梓女士同事。唐筼出身名门，端庄贤淑，从小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和中国文化的熏陶。她虽然学的是体育，但文学修养深厚，多才多艺；不仅能文善诗，而且字亦写得很娟秀。由于平时专注于体育教育，再加上没有遇上称心的男士，仍待字闺中。难怪陈寅恪和她初次见面，就对她有惊为天人之感，觉得眼前这位秀丽、稳重的大家闺秀，便是自己所寻觅的终身伴侣。于是他们同一般人一样，开始恋爱起来。应当说使他们相识、相恋的信物，是唐景崧署名南注公，在戊戌年春天所写的一帧诗幅。诗幅上书写了两首绝句，其一云：

苍昊沉沉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他们的婚姻，经历了一个从相识、相知到建立感情的过程。彼此了解愈深，感情就愈笃厚。侄子陈封雄说：“他（指寅恪。——笔者注）的婚姻是通过媒妁，本人同意，没有经过交友阶段。”这话未必确切。因为唐筼曾对女儿谈起过这一段往事：“那日以后，父亲便约母亲一同出游。记得母亲曾告诉我们，最开始两人相约于北平中山公园，远远望见父亲走来甚为欢喜，可是发现父亲走路的姿势微跛，作为一名体育教员，出于职业敏感，让她心里产生了一个小疙瘩。在散步中跟父亲谈起，方才知道他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这与早年留学时，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当时的交通极不方便，从西郊清华园到城内，很费时间。父亲即使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假日仍不辞辛劳，进城赴约。随着他们的不断交往，互相了解加深之后，双方遂定秦晋之好。”陈寅恪与唐筼的婚事，也给赵元任、杨步伟夫妇留下有趣的回忆：“有一天他（指寅恪——笔者注）回来说：‘我今天和唐女士大谈了半天，现在真是精疲力尽了。’我大笑起来说：‘还未到真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就精疲力尽了。’我们在一起总是高谈阔论和逗趣的。”热心热肠的杨步伟，还对吴宓“述陈寅恪议婚之情事，颇饶趣味。寅恪高人，似亦有不脱常情处”。

陈寅恪和唐筼在接触和交谈中，彼此做到了真正了解，情投意合，便在1928年7月10日宣布订婚。7月15日，又借赵元任的家举行订婚喜筵宴客，赵元任、杨步伟夫妇，郝更生、高梓和吴宓、罗家伦等出席。吴宓曾用红纸题写《贺寅恪新婚》诗一首相赠。陈寅恪很喜欢这首诗，席间请各位宾客传观欣赏。7月17日晚上，与唐筼一道，到其住处答谢。

1928年8月30日，陈氏与唐筼在上海喜结连理。人海茫茫，39岁的陈氏终于找到最理想的妻子，建立了琴瑟和鸣的小家庭。唐筼不但是一个贤妻良母，承担了一切家务事，好让陈氏专心搞学问；而且在事业上，还是陈氏的知音和有力助手，常和寅恪唱和诗文，帮助寅恪收集、梳理资料。可以说陈氏的成就中，有她一份辛劳。她和寅恪一道，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同甘共苦，一直牵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28年中秋之前，新婚燕尔的陈寅恪，不得不告别妻子，乘海船返校上课。唐筼因为要安葬母亲和处理一些杂事，便暂时留在上海，没有同行。中秋节晚上，陈氏正好航行在渤海上。他望着团皓月，心中别有一番滋味，援笔写下《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表达新婚伤别和对妻子怀念的感情。

陈寅恪回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朋友和同事们都为他喜结良缘而高兴。此时正是校内人事更迭，风潮涌动，人心不稳之际，有一些师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卷进了派系斗争的漩涡。吴宓在1928年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新婚，形态丰采，焕然改观，颇为欣幸。谈校事，寅恪亦谓近今深感于生命之短促，故决专心著述，及时行乐；其他事务得失，概不萦心。”也就是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参与校内的纠纷。同时也劝吴宓不值得附和新校长，一切听其自然。11月中旬，唐筼料理完母亲后事来到北京，陈氏已在城内租下房舍，并且马上搬进新居，算是真正建立了小家庭。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与赵元任是老朋友不必说了，梁启超是他的父执，王国维是他的师兼友，李济则是他在哈佛大学留学时的同学，同事之间的关系自然十分融洽。师生们的感情融和深厚，相处愉快。不过，他与吴宓的友谊，却是最笃、最深的。吴宓一贯把他当作“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对他非常尊重；在工作上尽量支持，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当陈氏报到之后，尚未正式开展工作时，吴宓就建议学校，为陈氏配备了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浦江清做助手。陈氏比吴宓大四岁，他待吴宓有如兄弟，在许多方面给予吴宓指点和帮助。主编《学衡》杂志，是吴宓留美归来后，阐发文化稳健派主张的重要阵地。《学衡》杂志的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坚持整理国故，“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则直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平心而论，作为学术期刊，《学衡》的办刊宗旨，不失为一种研究学术的切实可行方针。事实上，在当时众多的期刊中，《学衡》办得很有特色。但是在白话文已成为文化主流的氛围中，这家杂志仍然坚持用文言文作为其书面语言，就未免显得不合时宜、曲高和寡。《学衡》杂志自1922年1月创刊，至1933年因经济原因而停刊，吴宓一直义务地担任主编，总揽一切编务甚至发行。

据考证，鲁迅确实只读过《学衡》创刊号一期，便写出了辛辣的杂文《估学衡》，对学衡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这之后，鲁迅没有再看过任何一期《学衡》了。可见《估学衡》并没有恰切地对整个《学衡》杂志做出评价。《学衡》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学术立场和办刊宗旨，反倒越办越热火，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吸引了国内一些学者与欧美东方文化学研究专家的注意。比如溥仪的老师、英国著名的汉学家庄士敦，法国的东方文化研究权威伯希和等，就是《学衡》的长期订户。陈寅恪的学术立场与吴宓基本一致，对吴宓办好这个刊物，也助过一臂之力。《学衡》1923年第20期上刊载的《与妹书》，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陈氏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陈氏到清华之后，还把其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等重要文章和诗歌，送到《学衡》上发表。1928年3月，正当《学衡》经济困难之际，陈氏又雪中送炭，将汪懋祖汇来还他的50元钱，捐作办刊经费。当然，陈氏支持《学衡》，不仅是因为他与吴宓的个人友情深厚，更主要的是《学衡》的办刊宗旨，与他的文化立场基本一致。该刊也确实发表了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在新旧嬗替时代，承传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海外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

1927年12月6日，吴宓应聘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得到陈寅恪的大力支持。他首肯自己的助手浦江清长期协助吴宓编辑《文学副刊》。吴宓在编辑中，遇到一些麻烦事，有些心灰意冷，在正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又是陈氏给他鼓气。《文学副刊》虽是学者办报，但吴宓有办《学衡》杂志的经验，在具体编辑中，尽力做到了雅俗共赏，所以越办越精彩。吴宓一直主编了六年，因实在忙不过来，1933年，方移交给沈从文继续办下去。

陈寅恪与吴宓是一对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常常在课余，沿着清华园的小道散步聊天，话题广泛，无所不谈。吴宓常将自己的诗文，送请陈氏修改、指正。陈氏也当仁不让，挑出的毛病切中肯綮，吴宓无不折服。比如，受《红楼梦》的影响，吴宓在20世纪20年代，就打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再加上虚构，写一部《红楼梦》式的小说《新旧姻缘》。他把构思的内容和情节，向陈氏详述以后，陈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构思“平庸冗散，宜更求精练”。又如，1928年6月初，陈寅恪读过吴宓刚写就的《落花诗》八首，不客气地指出这八首诗的缺点。吴宓觉得他的意见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并将它收入《吴宓诗集》中，以便时时翻读。陈氏看见吴宓成天被俗务冗事纠缠，人事交往频繁，忙于应酬，觉得把光阴和精力花在这些上面，很不值得，曾多次规劝他要超脱一些，专心读书治学，写出专著，期待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有所进步。这些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使吴宓十分感动。

吴宓一直把陈寅恪看作自己的兄长和老师，常向他倾吐自己的心事和苦闷。陈氏也总是能为其指点迷津，排忧解难。但他对吴宓也不是一味迁就，有时也会不赞成吴宓的某些想法，甚至会提出批评。比如，长期以来，吴宓与陈心一结婚以后，心中还有另一个女人毛彦文。特别是到了北京，吴宓对远在浙江的毛彦文的感情愈来愈浓烈，甚至产生了仿效娥皇、女英一同嫁给大舜，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张金凤、何玉凤共事一夫的念头。陈氏先是对吴宓讲，一夫二妻是重婚，违反现代法律和道德，劝吴宓遵守法律，丢弃这个荒唐想法。陷入情网的吴宓，此时却非常固执。以致过了几天，陈氏不得不到吴宓的住处，严肃地对他说，无论你以前在婚姻问题上犯过多大的错误，现在又多么后悔，但对于正式结合的妻子，都不能脱离、背弃，或者有丝毫的蔑视。你应当严格恪守道德准则，悬崖勒马，不要有其他非分的想法。想娶两房夫人，断不可行。你感情用事，完全失去了理性，以前错了，何苦现在还要重蹈覆辙呢？吴宓听不进陈寅恪的逆耳忠告，一意孤行，终于在1929年9月，与毫无过错的陈心一女士登报离婚，三个女儿由陈女士带大。而吴宓单相思苦恋的毛彦文，却在此时孤身赴美国留学，后来嫁给了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做继室。晚年的吴宓，在孤独中咀嚼着自己种下的苦果，方悟到陈寅恪当年的劝告是多么正确，悔恨莫及。

陈寅恪初到清华，交往最多的，还是归国的欧美留学生、清华的同事、北京市文化教育界的名流和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比如陈垣、胡适、朱自清、梁实秋、冯友兰、金岳霖、李四光、邓以蛰、汤用彤、梅贻琦、朱希祖、顾颉刚、钱稻孙、黄节、柳诒徵、杨树达、俞平伯、叶公超、马衡、容庚、刘节、蒋天枢等。陈氏常参加这些新知旧雨的餐、茶聚会，或者与其中几位到郊外的清静之地，寻幽探胜、凭吊古迹，或者听京戏与欣赏昆曲。在俞平伯的日记与蒋天枢的回忆文章里，留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有时他们也议论国事、校事、文化教育界和社会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比如1927年4月，把持北京政权的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死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陈氏对人说真残酷，表达自己对军阀暴行的抗议。

陈寅恪非常重视研究院的图书和文献资料的建设，留意收集有关图书文献资料的信息，力主购置珍稀图书，以满足师生们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比如在研究院第三次教务会议上，陈氏力主购置全部藏文《藏经》，并提出解决经费不足的具体办法。在会上，他又提出拨款数百元，添购满文书籍。这些提议都获得通过并得到落实。他还说，最近暹罗（泰国）教育总长将到北京访问，建议以图书馆的名义，向他提出请送一部巴利文《藏经》的要求。梁启超对此也大力支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暹罗（泰国）政府，用巴利文刻了两部《四阿含佛藏》小乘佛经，一部送中国政府，一部送陈氏保存（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以后的院教务会议上，陈氏多次提出过增购图书，尤其是不惜重金添置珍贵、稀少图书文献的要求和具体建议。

由于研究院的图书购置费超过预算，有时为了购买一些有价值的图书文献，不得不绕很大一个圈子，想方设法买到手。比如，进入20世纪，日本的汉学研究进展很大，自有其特色，先后推出一批批新成果。1928年8月，陈寅恪两次给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去信：第一封信开列了一批书单，其中有藤田元春的《尺度综考》、滨田青陵的《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松岗静树的《日本古俗志》、《日本言语学》、伊波普东的《琉球古今记》等。不久又致函傅斯年，“并请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公函致清华”，以促使学校同意拨款购买。不仅如此，当他获悉三立老人的朋友，曾在荣禄幕府任职的官员李盛铎（号木斋），准备出售所收藏的8000袋清内阁的档案，索价3万元时，他认为这些内阁档案是研究明清史的第一手资料，十分难得，可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根本无此财力收购。以后他多次给傅斯年写信，说服傅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买下，以免散失或被燕京大学买走。为什么他怕被燕京大学买走呢？因为当时的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在他看来，“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与此同时，他积极与卖家联系，最后以两万元成交。

陈寅恪任教研究院时，正是清华学校向清华大学过渡的后期。当时的清华学校分成三部分：国学研究院、大学部、留美预备部。学校内部管理不善，师生中鱼龙相混，人事关系复杂，积弊厚重，稍有风吹草动，校内很容易煽起驱逐校长、教授的风潮。而国学研究院创办伊始，就延聘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德才兼备的大师，为学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所以研究院学风之优良，冠盖全校，也影响大学部和留美预备部一些用功的学生。但是，留美预备部的学生，多是达官富豪子女。1927年，当北伐军势如破竹地向北挺进时，他们担心北伐一旦成功，政权易手，很可能改变清华派遣留美学生的制度和方法，从而使自己失去出国留学的机会。于是，留美预备部之高三、高二两级80多位学生，还没有到毕业时间，从6月就开始密谋，强烈要求提前结束学业，与应届毕业生一道出洋留学。

曹云祥校长、董事会部分董事以及一些教授，暗中支持他们违反校章的做法。倘若同意他们的无理要求，势必从美国退回作办学基金的庚子赔款中拨出42万元巨款，充作留学经费。而曹校长上报外交部的经费预算却是120万元。在教授会上，面对教授们的质问，曹左支右绌，不能说清楚多报几十万元的用途，激起了陈寅恪、金岳霖等教授的义愤。如果让这些贵公子们的无理取闹得逞，教育的尊严何在？这不仅会给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经费运转造成极大的困难，而且还滋长了浮躁、功利的学风蔓延，对研究院所建立的刻苦、踏实和独立思考的学风，也是个不小的冲击。所以这一要求遭到研究院和大学部的大部分学员以及一些坚持正义、一心想把学校办好的教授们的坚决反对。预备部那些自恃后台硬的学生，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跟踪、监视，甚至气势汹汹地当面威胁、恐吓教授中的反对派。然而，陈寅恪毫不犹豫地在反对提前毕业出洋的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且陈寅恪还与金岳霖、唐钺、叶企孙等同仁一起，于1927年7月21日，登报质问清华董事会，反对这次风潮的幕后黑手校董会“提前遣派出洋”的决议。最后外交部发布训令，否定了预备部高三、高二两级学生提前毕业留洋的要求，要他们留校安心学习。陈寅恪初入清华，就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展示出性格中坚毅、沉着、毫不含糊地支持正义的一面，捍卫了教育的尊严，也维护了清华那一方学术净土及其优良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