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治学之路

一 陈氏文化圈

（一）书香世家

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在长沙市通泰街周达武的私宅里，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赁居在这里的吏部考功司主事陈三立家中，又诞生了一位公子。由于陈家的男主人们都在外做官，而这一年又正值中国农历的庚寅年，兄弟间排行为恪字辈，在这个家庭主其事的祖母黄太夫人，便给这个男婴取名为寅恪。

周达武私宅文气氤氲。早在唐代，著名散文家、唐宣宗大中四年（850）进士刘蜕，就在这里修房筑屋，建造庭院，取名为蜕园。刘蜕是唐代几百年间罕有的两名长沙籍进士之一，曾任左拾遗，颇有文名。所以蜕园一经建成，便名声远播，跻身名园之列。到了晚清，湘军名将、历任贵州、四川、陕西提督的周达武买下这块地方，将其修葺成居家之所。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担任过湘军统帅曾国藩的高级幕僚，与湘军的关系很深，所以，在光绪年间，便从周达武手里租下这套清幽秀美的院落安顿家眷。

自陈宝箴搬来后，蜕园不仅重新成为长沙的文人雅集之所，而且还是陈宝箴及其儿子陈三立，走向新生活的又一个发祥之地。陈寅恪出生的前一年，即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二月，陈三立从蜕园出发，冒着料峭的春寒，赴京参加己丑科进士考试，得中三甲第四十五名，从此走上仕途，留京官拜吏部考功司主事。也是在陈寅恪出生前不久，即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四月，赋闲在家的陈宝箴，又从蜕园重新步入官场，奉旨前往武汉担任湖北按察使；接印刚三天，改任布政使；几年后升任湖南巡抚。

陈寅恪诞生后，在蜕园过了好几年，园里的翠竹、古树、池塘、水榭、小桥、假山等都给他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陈家从蜕园搬走以后，周达武的儿子——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于1905年创办周氏家塾，后又改名为周南女子学堂、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周南中学。这所三湘名校，延聘过徐特立、杨昌济、吴芳吉、杨树达等名师来校任教，培养出丁玲、杨开慧、蔡畅、向警予、秦厚修（马英九母亲）、朱仲丽（王稼祥夫人）等为社会做出过不同贡献的学生。难怪陈寅恪到63岁时在写给杨树达先生的信中，还情不自禁地说：“弟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风水亦不恶。”

陈家属于客家民系。所谓客家民系，乃是我国北方汉族在多次向南方迁徙的过程中，与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居民（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长期融合，在明代中期所逐渐形成的一支民系。客家人有自己的语言系统、独特的生活习惯与风俗，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尤其注重下一代的教育，在艰苦的生存状态下，绵延承传着，并创造着客家文化。

陈家祖上曾在福建上杭居住了许多年，到了陈寅恪的六世祖陈公元（字腾远，号鲲池）时，才举家迁往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竹塅村，并奋力开辟新的生活天地，在幕阜山的山沟里修建起一座土木结构的砖瓦房——凤竹堂。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创业，陈家不仅把凤竹堂扩建成颇显气派的陈家大屋；而且几代人都耕读不辍，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到陈寅恪出生时，陈家已是义宁州很有名望的书香之家了。陈寅恪后来曾对他的学生、客家人罗香林说过，从福建、广东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 “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陈寅恪一家“自他高祖胜远公（疑为太祖腾远公——作者注），以至他父亲伯严先生（三立）都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的社会，自宋代以来，相当多的读书人都来自农村，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义宁竹塅陈家的拓荒者陈公元，在繁重的创业劳动中仍坚持读书不辍，为儿孙们树立了榜样。陈寅恪的高祖父陈克绳（字显梓，号绍亭）、曾祖陈伟琳（字琢如，号子润），所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耕读之路。他们通过了童试，“入学”做了生员，却从未外出做官。陈克绳创办了教育族中子弟的仙源书屋。陈伟琳除了务农和苦读儒家经典外，还因陈寅恪的高祖母身体羸弱多病，开始潜心学习中医，成为当地的名医，上门求医的病人络绎不绝。他悬壶济世，望色切脉，乐此不疲。不仅如此，陈伟琳还创办了义宁书院，招徒授学，在地方上很受人尊重。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字相真，号右铭，晚年又号四觉老人。他和儿子陈三立上承家学，也精通岐黄之术。陈寅恪晚年回忆说：“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并称：“中医之学乃吾家学。”

陈宝箴胸怀经世之志，于咸丰元年（1851）二十一岁时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咸丰十年（1860），年方三十的陈宝箴离家赴京参加会试。不料名落孙山，便淹留北京，准备下一科再考。就在这一年10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北京，闯入圆明园，大肆抢掠之后，于10月18日纵火焚烧这座皇家名园。正在一家小酒店饮酒的陈宝箴，望着侵略军燃起的燎天大火，难压心头愤怒，猛然捶桌放声悲号。第二年，陈宝箴回湖南探视母亲后，拜会了屯兵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调和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之间的关系。在与曾国藩的初次交往中，他的文韬武略和行事作风都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也”，还送他一副贺寿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脂酒待君温”，足见其受曾氏敬重的程度。

不过，陈宝箴并没有久留在曾国藩的大帐中，他觉得有更重要的事等着自己去干，便应邀到正在江西与太平军苦战的湘军将领席宝田大营，参赞策划军务。他多谋善断，不但调解了席宝田与沈葆桢的矛盾，而且还出奇计设埋伏，俘获了太平天国幼主洪福瑱（又名洪天贵福，洪福），以及太平天国重臣洪仁政、洪仁玕等人，立下大功。虽然在叙功时席宝田向朝廷保举陈宝箴为知府，但他并未接受。为报答曾国藩的知遇之恩，他又回到曾国藩的幕府，并时常与曾国藩谈诗论文，通信探讨文学问题。曾氏调任直隶总督时，陈宝箴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只得出山，先后出任过署理湘西辰、永、沅、靖道事，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等职务。

陈宝箴为人刚正不阿，非常具有爱国热情。在晚清政坛上，李鸿章是权倾一时的重臣。甲午战争之后，陈宝箴严厉谴责李鸿章“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泣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时可七八回圣听。今畏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室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当李鸿章从日本返回天津时，传言他会再次出任直隶总督。正在天津为湘军东征督运粮草等军需物资的陈宝箴，愤然不去拜见，并且扬言，如果李鸿章早上担任直隶总督，他当晚就挂冠而去，耻与其人为伍。在黑暗污浊的晚清官场，他风骨铮铮，真是难能可贵。

他在仕途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颇得朝廷的看重和老百姓的爱戴。比如，陈宝箴在湘西做官时，正逢饥荒之年，他教老百姓刨薯丝充饥；推广在荒山僻野植茶种竹，以增加收入，救活好多饥民。至今在湖南省凤凰县县政府门前，还立着后人赞颂他德政的碑刻。他同朝中清流如李鸿藻、翁同龢、陈宝琛、张之洞、谭继洵、郭嵩焘、黄遵宪等过从甚密，也与浊流如荣禄等人有过交往。史书上的记载表明，陈宝箴对当时的政局和中国未来的走向，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陈宝箴虽然恪守儒家学说，但思想却很开放。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他升任湖南巡抚，在蹇涩多年之后，终于有了独当一面、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在湖南励精图治，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勉励官员们清廉自守，同时大力整饬吏治，裁汰冗员，罢免一批昏庸贪鄙的官吏；开矿修路，振兴工商实业；鼓励开荒，发展农业；浚疏河道，兴修水利，开设矿务局、电报局、小型发电厂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和黄遵宪等人发起、建立南学会，成为维新派人士的重要据点之一；与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等兴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任主讲西学的总教习、唐才常等人为教习，所培养出的蔡锷、范源濂、林圭、杨树达等一批学生，后来都成为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精英。与此同时，为了开启民智，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陈宝箴又大力创办课吏馆、算学堂、武备学堂，支持办好《湘学报》……以致在不长时间，使过去闭塞落后的湖南，风气为之一改，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成为维新派推行新政的前沿。不仅如此，陈宝箴还向光绪皇帝上书，力荐张之洞担任军机大臣，并推荐京外官员三十人备光绪皇帝挑选任用。其中所举荐的杨锐、刘光第，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林旭并列为军机四章京。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本来陈宝箴还可以大展抱负，有更大的作为，但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等守旧势力剥夺了光绪皇帝的一切权力，惩办了一批支持光绪皇帝的官员。陈宝箴因为拥护光绪皇帝变法，自然被视为“帝党”，成为慈禧太后的眼中钉，本应受到严惩。但因当时朝廷重臣、直隶总督荣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文韶等人与他素有交情，在慈禧太后前为他磕头求情，才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给了他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

陈宝箴被罢官后，举家离开长沙，在南昌西山购地建房居住，取新居名为“崝庐”。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陈宝箴去世。关于陈宝箴的死因，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说法：一是患微疾说，其子陈三立说：“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只是陈宝箴所患“微疾”究竟是什么病？则语焉不详。陈家的后人也没有再谈陈宝箴之死因。二是慈禧太后赐死说，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夕，心狠手毒的慈禧密诏令他自尽。这种传说，出自近人戴明震之父戴远传（字普之）在《文录》手稿中的一则记载：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涛驶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

密旨赐大臣死，是慈禧太后消灭政治对手的惯用手法之一。此种说法看来可靠，但系孤证，未见诸其他典籍，这就减少了它的说服力。总之，陈宝箴之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进士。他在吏部任职不久，觉得京城官场腐败，难有作为，便以伺候父亲为理由，请假离开吏部，到陈宝箴衙门协助处理公务。那时的三立，正值壮年，风华卓荦，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以改革天下为己任，同时又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吸取营养，主张维新变法。他与一些思想开明的官员、文人如黄遵宪、郭嵩焘、罗正钧、梁启超、文廷式、汪康年、严复等人交往密切，或纵谈天下，批评国是，为民族复兴设计蓝图；或论诗话文，切磋学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同乃父陈宝箴一样，认为李鸿章是误国之臣，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所以在李鸿章出使日本返国之际，他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五月十七日，致电父执、两江总督张之洞：

读铣电愈出愈奇，国无可为矣，犹欲名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

三立

其忠贞爱国之心和悲怛愤激之情溢于纸上。以一小小离职京官，请诛位高权重的大臣，这是何等的胆识！

不过，台湾版的《俞大维先生传略》中有这样一则记载，陈三立“与戊戌六君子交往密切，任吏部主事时，曾上电光绪皇帝，曰‘慈禧可杀’”。但实际上，三立在京真正涉足官场时间不长，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就离职到湖北布政使衙门襄助父亲陈宝箴处理公务了。他交游很广，其中也有后来的戊戌六君子。只是戊戌政变离此时尚有三年，还没有“戊戌六君子”出现。而且当时慈禧太后的势力仍很强大，一个新科进士，官卑职微，居然上书皇帝曰“慈禧可杀”，简直是大逆不道。若真有其事，报复心极强的慈禧太后，岂肯放过他？所以这则史料有讹误，极有可能是记混了。

三立以诗文享誉文坛，朝中重臣如张之洞、王文韶、刘坤一、陈宝琛、荣禄等都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才学和才识。难怪人们把他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并称为“晚清四公子”。

不过，陈三立在政治活动中的最大建树，还是辅佐父亲在湖南所推行的新政。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父子俩通力合作，顶住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开创了维新变法的新局面，使昔日闭塞、落后的湖南，百废俱兴，朝气蓬勃，为全国所瞩目。三立不仅给陈宝箴出过许多兴利除弊的好主意，策划过不少利国利民的大决策，而且还积极网罗四方人才，代表陈宝箴主持和参加各种活动，处理过很多复杂棘手的问题，为推行新政呕心沥血。所以，湖南的变化自然有他一份功劳。只是政坛风云突变，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使他以“招引奸邪”的罪名，受到革职处分，远大抱负和胸中韬略尽付东流。

陈三立后来与乃父陈宝箴在南昌赋闲，虽然身在江湖，但仍心存魏阙，关心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存亡和民间的疾苦。“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唏嘘，不能自已。”宝箴的政治遭遇，对三立刺激极大。他心灰意冷，决意远离政治。本来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写下了“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诗句，表明如果“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破灭，就走“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了。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下诏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派的头面人物外，赦免参加过“百日维新”的官员，让他们官复原职。但陈三立拒不出山，“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例如，原拟定他为湖南提学使，他托词推脱；手握大权的军机大臣袁世凯，请他出任资政院议员，亦婉拒不受。民国初年，他当年参加乡试的座师陈宝琛，担任已经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师傅，请他进京协助自己。能成为帝师，是一般遗老求之不得的好差使，他却以不会说北京话为理由婉谢了。

当然，陈三立的血管里流动的是中国人的血，他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永远做“神州袖手人”。而且，即使是做“袖手人”，他也生活在神州的天地间，对发生在华夏大地上的事件，不会不闻不问。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军从租界突然向上海闸北进攻，遭到驻守在上海的19路军顽强抵抗，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当时蛰居在庐山的三立老人，特地订了一份上海出版的航空《沪报》，每天都焦灼地等待邮局送报来，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有一天深夜，他在梦中忽然高呼：“杀日本人！”震撼了全家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古都北平被日本军队占领。住在北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3号的三立老人忧愤成疾，绝食拒药，五天而逝。弥留时还关切地问：“外面传说中国军队在市郊马厂一带打了胜仗的消息，是真的吗？”陈三立秉承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为自己的一生写下光彩的最后一笔。晚清政坛何其不幸，少了一个满腹经纶的官员；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诗坛又何其有幸，多了一位卓有才华的领袖。

陈家几代人都延续着诗书传家的家风。高祖陈克绳常与当地文人唱和，留有未刊诗集。曾祖陈伟琳亦著有《北游草》、《松下谈》、《松下吟》等若干卷。祖父陈宝箴具有诗人气质，能诗善文，诗文均收入《陈宝箴集》传世。

北宋苏门（苏东坡）四学士之一、大诗人黄庭坚是修水县人，其出身地双井，离陈家居住的竹塅并不太远。所以，陈家几代人都很自然地爱诵读、吟咏乡籍诗人黄庭坚的诗。陈三立从小受到这种家风的熏陶，诗文都写得不错。他早年在陈宝箴的指导下，诗学韩愈、龚自珍，后来又深受南北朝诗歌和宋诗的影响，尤其是学习和继承了黄庭坚创立的江西诗派传统，熔铸成为自己的诗歌创作特色。早在出仕之前，他的文名就已远播于文坛。他离开家乡后，常与陈宝琛、范当世、沈曾植、郑孝胥、林旭、八指头陀、陈衍等著名诗人交往，一起切磋诗艺，唱和诗作。由于他们的创作主张和方法相近或相似，都宗江西诗派而不墨守盛唐诗风陈规，便在同治、光绪年间，形成了一个对晚清和民国初年诗坛影响最大的同光体诗派。政治上的失意和父亲的遭遇，是陈三立生活转变的契机。自1900年在南京定居后，他就把主要精力，用在对孩子的教育和诗歌创作上。他在诗歌创作上越发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师法苏东坡、黄庭坚、梅尧臣，标格清俊；在艺术上刻意出奇翻新，追求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艺术效果。梁启超评论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醲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其诗作代表了同光体诗派中赣派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清末民初诗坛上的泰斗地位。

陈三立的散文兼有《后汉书》、《三国志》的长处，行文言简意赅，绵密精练，结构紧凑；又蕴涵着桐城派注重义理、考据和行文雅洁的特点，自成一家。他著作颇丰，诗文并茂，逝世后几个儿子共同编订出版了《散原精舍诗集》二卷、《续集》三卷、《别集》一卷、《文集》十七卷，《诗集》基本上收的是其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作品，《文集》则未收戊戌变法之前的文章，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散失在世间，留待后人去收集整理。

宝箴、三立父子都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尤其是三立，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文坛上，建树卓著。同光体诗派的理论家陈衍说：“五十年来，唯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汪辟疆更把他比作“都头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

陈三立有五个儿子：衡恪、隆恪、寅恪、方恪、登恪，个个均是不凡的饱学之士。陈家的文脉，延续到他们这一代人，更加发扬光大。

长子陈衡恪（1876—1923），字师曾，号槐堂，从小聪敏过人，祖父陈宝箴很早就教其识字训诂。他酷爱书画篆刻，垂髫之年便能绘画、写诗、作文，如乃父陈三立所说：“七岁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弄丹青，缀小文断句。”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春天，衡恪被父亲送往上海一家法国教会办的学校学习，不久转入伯舅俞明震任总办的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与正在这里读书的周树人（鲁迅）同学。衡恪同周树人特别要好，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翌年春天，他与鲁迅等青年学子一道东渡日本求学。到了日本，两人一同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又成为同学。直到1904年毕业，他们才分手：鲁迅到仙台医专学医，衡恪就读于日本一家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1903年，他还与刚到日本留学的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同住一室，友好相处。1909年，衡恪学成归国，先后执教于江苏南通师范学校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3年调北京教育部任编纂。他多才多艺，诗、画、金石篆刻无一不精，堪称三绝。其人品和才华，深受鲁迅和京城许多文人的钦佩。早年，他为鲁迅的译作《域外小说集》的封面，题写了五个古拙遒劲的篆字；后来，还为鲁迅自印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扉页，题写了中锋篆字。鲁迅也爱好字画篆刻，所收藏的字画中的中国画，大多为衡恪所绘；所藏印章中，有六七枚是衡恪亲手雕刻的。就在衡恪逝世十年之际，挚友鲁迅评价说：“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即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通力合作遂越前修矣。”

衡恪当时名满京城，其作品也为国外藏家所收藏。正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非凡造诣，北平各美术学校和大学的美术专业，都竞相争聘他为教习。他除了在教育部供职外，还兼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画教师，北京女子师范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博物科教席，北京大学中国画导师，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中国画教授。他不仅美术创作经验丰富，而且还学贯中西、博闻多识，有很高的文艺理论修养，讲起课来自然得心应手，学生获益颇大。著名画家李苦禅、刘开渠、王雪涛、俞剑华等，昔日就受教于其门下。他精研画论和绘画史，绘一家之画、立一家之言。在教育部十年，是他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他的文人画独树一帜，所绘山水画和虫鸟、花卉画，如齐白石所说：“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已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在绘画史论研究上，亦有新的突破，他所写的我国第一部美术学术专著《中国绘画史》和论文《文人画之价值》等，至今在画坛仍有很大影响。

衡恪与画家齐璜（号白石，1863—1957）的交往，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一段佳话。1917年，55岁的湘潭画家齐白石到北京谋生。他的书画篆刻虽然在家乡小有名气，但在北京还是默默无闻，只得靠卖画刻印维持生计。衡恪见齐白石的画技走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路子，便主动到齐白石住地法源寺拜访。在交谈中他肯定了齐白石的画技，也一针见血地指出齐氏之画不够精湛的地方，所言切中肯綮，齐氏甚服。他们情趣相投，相见恨晚，颇有惺惺相惜之意。衡恪题诗一首相赠，其中有句云：“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鼓励齐氏变通画法，自成风格，不求媚于世俗。

白石老人庆幸遇到了一位伯乐，他说，当时在北京“除了陈衡恪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他们过从甚密，时常谈诗论文，切磋画艺，成为画坛知己。正是因为得到衡恪的指点和帮助，齐氏的画风才渐成一体，画法技巧才提高很大。白石老人晚年深怀感激地说：“他（陈衡恪）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地改变了。他也虚心地采纳我的浅见。我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两句诗。”

齐白石刚在北京落脚的那几年，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的画作价值，虽然画的价格比别的画家要便宜一半，但仍然门前冷落，少人问津。1922年，衡恪应邀参加日本东京府厅工艺馆所举办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就把齐氏的画带去一道展览出售。这是白石老人的画第一次走出国门。在展览会上衡恪和白石老人的画，大受欢迎，被国外的美术爱好者与收藏家抢购一空。法国人在东京挑选了他们的画，送往巴黎艺术展览会展览；日本人还打算将他们两人的生活与作品拍成电影，在东京放映。白石老人大器晚成，终于在六十岁这一年名扬京华，其画作使天下倾倒。他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从此以后，我的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正当衡恪朝更高的艺术境界迈进时，惜乎天不假年，1923年便遽然长逝，享年四十八岁。全国美术界和他的家人一样，都沉浸在衡恪英年早逝的悲哀之中。白石老人更是痛心疾首，“我失掉一个知己，心里头感觉得异常空虚，眼泪也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可惜他只活了四十八岁，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

殊可堪慰的是，衡恪的儿子们个个成才。长子封可（1896—1971），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因为受父亲的影响，他在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方面，有很高的修养。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他宁可失业在家贫困度日，也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1949年以后，曾在国家建委、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任翻译、教师。

次子封怀（1900—1993），受父亲博物学的影响，幼年就喜爱花草竹木。青年时代在金陵大学农学系、东南大学农学院求学。封怀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时，师从著名植物学大师史密斯教授，专攻高山植物分类，并到英、法、德、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植物标本馆实习和进行研究，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植物分类知识和方法。1936年留学归来，长期在庐山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武汉植物园、广州华南植物园等著名植物园从事植物研究与保护工作，为植物园的规划建设和保护呕心沥血。人们称他为中国的植物园之父，便是对他所做出重大贡献的充分肯定与表彰。

三子封雄（1917—1998），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在新闻界和教育界工作多年。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中年以后一段时间，生活坎坷。

六子封猷（1923—1999），父亲去世时，尚是半岁婴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长期在化工系统工作，担任过大连化学工业公司高级工程师。

三立老人的二儿隆恪（1888—1956），字彦和，比寅恪大两岁，按陈氏家族的大排行，属恪字辈中的第五，所以寅恪称他为五兄。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出生于长沙。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与寅恪同时考取官费留日。开初他在日本庆应大学学习，后来转入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深造。1912年学成归国，一直从事财经工作，是陈三立同年进士喻兆藩先生的乘龙快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遇见留日时的同学陈群。陈群已落水当汉奸，见面后竭力劝说他投靠日本人以谋取富贵。他不为所动，并且连夜逃离上海避祸。此后，他为了坚守民族大义，四处颠沛流离，甘愿过清贫生活。1951年经齐燕铭推介，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其岳父家世代亦以诗书传家，岳父喻兆藩是清末才子、诗人。隆恪夫人喻徽也善诗擅文。隆恪本来就出身诗人世家，婚后更从喻家的诗作中吸取营养，虽学财经，但诗却写得很好，诗风不大像岳父，却近似乃父陈三立，著有《同照阁诗抄》。1956年病殁于上海，享年68岁。

四儿方恪（1891—1966），字彦通，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出生，按陈氏家族恪字辈的排行为第七，所以寅恪称他为七弟。方恪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因受家风熏陶，国学功底深厚，擅长写诗填词，近人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和钱仲联编的《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均将其名选入书中。他精通目录学，在书画和古物鉴赏方面功夫很深。早年在复旦学院师从马相伯先生学习法语和拉丁语，外文水平很高。后来长期在学校和图书馆工作，担任过学术期刊编辑。方恪为人机灵诙谐，倜傥不羁。南京沦陷之后，方恪设法与共产党、国民党潜伏在南京的情报人员取得联系，支持他们的工作，在经济上接济他们。1945年，因地下电台被破获，方恪被南京的日本宪兵抓去关了多天，经受过严刑拷打，却拒不出卖潜伏组织的任何人。后经人营救，在日本投降前夕才被放出来，可是人已经形容枯槁，被折磨得不成样子。1949年以后，受到礼遇，安排在南京图书馆工作。1950年，陈毅在南京宴请各界朋友，一听说方恪没有请到，马上派小车到陈家去接。以后，他还担任过南京市政协委员和江苏省政协委员。1966年病故，享年75岁，著有《陈方恪诗词集》传世；又有学者编写《陈方恪先生编年事辑》出版。

五儿登恪（1897—1974）字彦上，小寅恪七岁，按陈氏家族恪字辈排行第八。青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得黄侃真传，在经学、小学方面造诣很深。同时他又是个热血青年，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努力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还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从北大文科毕业后，前往巴黎留学，钻研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在巴黎他与李璜、徐悲鸿等留学生交好，时常在一起谈论社会、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问题。李璜回忆说：“谈论时略有口吃之病，然颇多风趣，形容细致，令人解颐。”课余时，他除了写诗填词之外，还写过小说《留西外史》。这是唯一反映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生活、学习、感情等方面的作品，出版后风靡一时。归国后，于1928年应聘到武汉大学任教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所华中名校。他是武大中文系著名的“五老八中”的一员。登恪教学认真、办事负责，曾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文学院院长。他不像一般留学归来的老师那样西装革履，而是如乃兄寅恪一样，身着一袭长衫，地道的中国学者气派，加上温文尔雅的举止，优雅的谈吐，渊博的学问，给学生留下十分深刻良好的印象。登恪昔日的学生、今天中国发展经济之父张培刚教授回忆说：“陈老师对学生很和蔼慈祥，教课认真细致，很受学生的敬重。”1951年他被评选为高等学校劳动模范；1960年前后又当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像他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是免不了的，他没有活到粉碎“四人帮”那一天。登恪平生也爱写诗，与别的诗人唱和之作自然不少，晚年曾手抄并装订成一册，惜乎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只有一首《咏乐山大佛》还在亲友中流传，留下遗憾。

可见义宁陈家，世代书香，满门忠义，几代俊彦，不但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研究以及承传、弘扬中国文化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陈家的家风和环境，对陈寅恪的成长与学术个性、文化性格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幼承家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学校承担着承传学术文化的重大责任。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除在京城设太学、国子监之类的官学外，在地方上也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春秋时，孔子打破官学对教育的垄断地位，授徒三千，讲授和传播儒家学说，开创文化教育的新格局，形成了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学派。于是私学渐兴，各地学者纷纷设帐授徒，阐扬自己的见解，并且围绕着讲学的学者，出现了大大小小观点不同的文化学派，成为一种文化风气，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百家争鸣”的恢弘局面。历代首都和各地的豪门望族，亦收藏图书，或延聘宿儒来家教育子弟，或设立家塾，让族中后人就读。有些学者名宿，也开设山堂、书院或私塾，广收门徒授学。几千年并存的官学与私学，林立着不同学派的文化圈，承传着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与教育的传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

陈寅恪注意到，并且揭示出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或者社会出现长期动乱，不但政权摇摇欲坠，而且还会使京城失去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他说：“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其实，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学术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晚清，北京虽然仍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但另一个中心——上海，也崛然而起。在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虽然将南京定为首都，但学术文化中心还是在北平、上海。与此同时，长沙的岳麓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等校，也分领承传中华文化的一分风骚。

尽管地方上的书香大族，如无锡钱氏、海宁查氏、绍兴周氏、义宁（即现在的修水）陈氏、成都李氏（即巴金家族）等仍然承传着中国文化，但由于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发生巨变，新旧学堂遍及城乡，加上狂涛巨浪般涌入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家族文化圈的影响越来越小，或易帜为文化学派，注入新鲜血液而存在；或随着家族的没落而走向衰亡。

当然，不是每个高门大族都有一个文化圈，形成一个家族文化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文化圈的领军人物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较大的社会威望，其文化主张及方法能得到较多人的认同。二是在家族中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亲友，长期实践和传播这些文化主张与方法，有标志性的成果并由家族推向社会，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社会对其文化圈有认同感。三是在家族中有传人，持续时间一般在三代人左右。

寅恪的高祖克绳、曾祖伟琳，虽然在当地是颇有声望的文人，但由于一生长居义宁（修水）一隅，以他们的成就和社会地位，不可能形成一个文化圈。寅恪的祖父和父亲，走出义宁，在宦途中同晚清的一些名臣、名士、文人结交，与其中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陈氏家族为核心的文化圈。陈氏文化圈肇始于陈宝箴，形成于陈三立，兴盛与终结于陈寅恪。其标志性的成果是宝箴的疏议、时文；三立的诗文；衡恪的诗画；隆恪的诗；寅恪的学术论著与诗；方恪的诗词；登恪的小说、诗与学术研究等，统称“义宁之学”。这个文化圈承传、弘扬着中国文化，对新旧嬗替时代的文化转型做出过重大贡献，在清末、民国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应该说寅恪兄弟是吮吸着陈氏文化圈的营养成长的。

时代赋予三代陈氏文化圈不同的特色。陈氏文化圈的创始者陈宝箴，以其才学、才德、才识、才干，跻身于晚清上流社会，同官场中的一些重臣名宦，无论清、浊流两党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同时，还与不少在野的名人文士有很深的交谊。宝箴担任湖南巡抚之后锐意进取，与变法维新人士共商改革大计。寅恪说：“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这就为第一代陈氏文化圈，着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二代陈氏文化圈的核心人物三立，驰骋于诗坛，为同光体诗派的翘楚。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出宦途。与之来往最多的，还是俞明震、范当世、喻兆藩、熊希龄、王闿运、文廷式、乔树楠、易顺鼎、沈曾植、陈衍、金松岑、章太炎、郑孝胥等姻亲故人、文朋诗友。所以，寅恪又说：“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他们中的多数人如闲云野鹤，既适应了民国生活，又对终结了的清朝，不无怀恋之情。显而易见，第二代陈氏文化圈冲淡了些政治色彩，多了些怀旧情结。在社会文化嬗替之际，他们维护着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不拒绝西方的现代文化，因而着上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新旧文化参半的印记。

在陈家“恪”字辈的兄弟中，本来应该由多才多艺的大哥衡恪成为第三代陈氏文化圈的领军人物——他也有能力承担重任，怎奈还没等到接过这个担子的那一天就英年早逝。二哥隆恪服务财经界多年，志趣多在财经方面；四弟方恪擅长诗词、版本辨识与文物鉴赏，只是生性不羁风流倜傥，难以沉下心来专务一件事；五弟登恪偏重于文学；他们都是支撑第三代陈氏文化圈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承传中国学术文化、将义宁之学发扬光大的任务，就不能不落在寅恪身上。

与祖父、父亲不同，“恪”字辈的几兄弟都远离政治，在各自的领域为中国文化增砖添瓦。虽然他们各有各的朋友，但细细考察，也不无共同之点。与他们交往最多的：一是世家子弟和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文人，如两广总督周馥之孙周暹（叔弢，即周一良之父）、军机大臣瞿子玖之子瞿蜕之、张之洞曾孙张遵骝（公逸）、军机章京叶南雪之孙叶恭绰等。二是各自从事感兴趣领域的饱学之士，如衡恪的好友齐白石、周树人、钱稻孙等；隆恪的友人多在财经界；方恪的文朋诗友有包天笑、胡小石、罗瘿公、龙榆生、汪辟疆等；登恪的朋友有徐悲鸿和同事刘永济等。寅恪的交往很广泛，既有王国维、柳诒徵、黄节那样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大学者，又有胡适、傅斯年等这样的新思潮弄潮儿。三是寅恪门下的弟子，如精心整理陈氏诗文遗稿、不倦传播义宁之学的蒋天枢，以及沿着陈氏治学路子搞学问的王永兴等，他们的成就多与政治无涉。如此看来，第三代陈氏文化圈几乎不带政治色彩，倒多了些诗情画意、书卷气和学术味。

与许多客家人一样，陈氏家族特别重视对后代的教育。陈寅恪的幼年时代，新式学校还没有普及到乡镇。那时，绝大多数人家的子弟，都是在私塾或者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和深造的。从陈克绳开始到陈三立，每代人都开设家塾，延聘名师，使子孙很早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治元年壬戌（1862）秋天，陈宝箴在家乡竹塅，修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取名为“四觉草堂”，这是他读书的地方。同时又在此办了一所私塾，聘请石少甫先生执教，把儿子三立、三畏兄弟送来读书。在这所私塾学习的还有竹塅子弟徐家干、涂承轨等人。后来陈三立、徐家干、涂承轨等三个来自山沟的读书人，都考中举人，在当地博得了“桃里三举”的美名。

三立五个早慧的儿子，各有其兴趣和爱好，都深受祖父和父亲的喜爱。在家庭教育上，祖父和父亲都抓得很紧。光绪十九年癸巳至二十年甲午（1893—1894）才四五岁的寅恪，便在祖父陈宝箴所任职的湖北武汉，进入私塾发蒙读书。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宝箴官拜湖南巡抚，举家又迁往长沙。宝箴和三立父子在繁忙的公务中，仍细心为孩子们敦请到湘潭宿儒周大烈（字印昆）为西宾，专门教隆恪、寅恪、方恪等兄弟读书识字。1898年宝箴、三立被罢官后，更是把心血和希望都倾注到子孙身上。他们对子孙的教育，首先放在如何立志做人上。1899年陈宝箴曾书写扇面训示隆恪：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俱要依他做去，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至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屋，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仁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

四觉老人书示隆恪

陈宝箴这段训示，首先尽得《中庸》中“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大学》所倡扬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等自我道德修养的真髓，把立下学习古代圣贤的志向，按照圣贤的标准立身处事当作读书求知的第一要务。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勿徒口头读过”。其次在做人方面，他要求后代要像君子那样亲亲、仁民、爱物，达道，致君泽民。即使当不了圣贤，也要做坦荡的君子而不能做自私自利的小人。宝箴平时常与子孙探讨如何做人的道理，他的书扇训示，可以看作是对陈氏后代子孙们的家训，是他们读书做人的准则。

宝箴、三立父子在教育子孙时，不是板着面孔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而是把处世做人的道理融入对经史典籍的学习中。正心、立志和做人，正是经史著作所阐发的主要内容之一。寅恪幼承家训，饱读经史。经史中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尤其是儒家的纲纪之说，濡染了他幼小的心灵，使他很早就把读书同正心、立志和做人结合起来。为了通晓古人的事迹，他在少年时就对学习经学、文学、史学和文字学著作，下过一番苦功夫。

同时，他也接受了以礼为准则的立身之道和行为规范。正如俞大维先生所说：“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不仅史书上所记载的圣贤事迹，是他学习的榜样，而且，身教胜于言教，祖父和父亲忧国忧民、廉洁高尚的品行，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仍保持着文人的操守，被他当作人生道路上的“指南针”，使他终身没有“误入旁径”。再则，祖父和父亲结交的那一些“清流”朋友，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文坛，他们的道德文章亦为寅恪所敬仰，被其奉为楷模。寅恪少年时代所认同的儒家伦理观念，日后成为他文化人格的核心，是他学术精神的支柱，道德修养的基础，处世为人的准则，言行举止的规范，对他一生都起着非常大的指导作用。

其次，三立因材施教，使陈氏兄弟各自的天性和爱好，能得到充分发展。比如衡恪喜欢金石绘画，隆恪对财经很感兴趣，方恪爱好诗词，登恪的文笔不错，三立就让他们朝着各自选择的方向努力。寅恪从小兴趣广泛，喜读书。至于他读什么书，三立从不干涉。寅恪又有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舅父俞明震，也是晚清著名的学者、诗人。陈家和俞家藏书都非常丰富，那一脉书香令他心醉神怡。陈家和俞家都住在南京头条巷，相隔不远，于是两家的书房便成为他流连忘返的乐园。他的侄儿封怀回忆说：“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寅恪，读起书来，简直到了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的地步，以致家中的亲人，不得不对他的读书时间加以限制。然而，他在读书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有些书实在令他爱不释手。于是晚上他装作睡觉的样子，先把蚊帐放下来，以防灯光外露，家人发现他读书而加以干涉。同时在床上被褥间点上一盏小油灯，凑近微弱的灯光，便进入了知识和智慧的天地。那时的书多石印和木版刻印，纸张质量很差，字迹细小而模糊，读来既费劲又损害视力，可是他却经常津津有味地读到天明。长此以往，他读过不少的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哲学、宗教学和医学等方面的著作，为日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是他舍不得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使得体质下降；视力也受到损害，逐渐成为高度近视，后来造成老年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从而影响他的晚年生活，使他的治学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当年的他始料未及的。

俞大维谈到陈寅恪读书之广、用功之勤、方法之精，非一般人可及：“我们这一代的普通读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

《十三经》包括《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穀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经过历代读书人的阐发和议论，已成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主流地位的经学。《皇清经解》是清朝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所收集的清初至乾隆、嘉庆年间训释儒家经学著作74家，180余种，360册，1412卷汇编而成的丛书。这套丛书既收集了清初以来学者们考订训释的成果，集其大成；又呈现了经学发展到这一时期的演变过程。《续皇清经解》则是光绪年间，江苏学政王先谦收集《皇清经解》所遗漏的学者和乾隆、嘉庆年间以后的111家经学著作。这套丛书以收乾嘉学派著作为主，同时也收入不少其他学者的著作，共计209种1430卷。

陈宝箴任巡抚时，王先谦正是卓有影响的岳麓书院的山长。他先是支持陈宝箴推行新政，后来又成为陈宝箴的反对派，大肆诋毁、攻击湖南新政。陈寅恪没有因为王先谦是湖南顽固守旧派的核心人物、反对过祖父，而不读他编的书。小小年纪就有这般见识、这等胸怀，不因人废言，难怪日后能在学术上成大气候。

而所谓《三通》则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杜佑所编撰的，记述我国古代经济、政治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典》；南宋郑樵编撰的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变化的纪传体通史《通志》；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海撰写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鸿篇巨制《文献通考》。在中国史学上，《三通》是极有价值的著作，是研究中国史必读的基本文献典籍。陈寅恪熟读这些文献典籍，可见，他从小的志趣就在文史和文字方面，其用功之勤，所下功夫之深，非一般读书人可比。

在父亲的导引下，寅恪通经治史，基本上走的是乾嘉学派中皖派的路子：那就是以文字学为切入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研究儒家经典著作文本的含义。他从小就受过小学（训诂、音韵、文字）的严格训练，养成酷爱文字的癖好和善于分析、思考、考证的习惯。正如俞大维先生所说：“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说文》为东汉许慎所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这部字典以小篆为主体，收进大量的古字、古音、古义，是研究古代典籍和古文字必读的入门书之一，对后代学者影响深远。

高邮王氏父子，就是籍贯高邮的清代著名经学家、音韵学家、训诂学家、校勘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念孙是乾嘉汉学中皖派大师戴震的传人，擅长以古音求古义，对古代典籍中文字的假借、声音的通传，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在运用内证法校勘、订正古书中的讹误，注疏前人的疑义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书，超越了前人。王引之精通训诂、考据，所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都颇有见地，对后来的经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不无启迪作用。

王氏父子的著作，为后人研读经史，深入钻研国学，另辟蹊径，难怪陈氏经常精读，从中学到他们遍搜博引文献资料，注重实证，辨伪识真，比较分析，溯源达流，触类旁通和缜密推导等治学方法，为他日后形成治学严谨，考据详博求实，敢于突破前人学说，阐发自己见解的学术个性，铺下了坚实的基石。后来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英、法、德、日、藏、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4种文字，未尝不是来源于此时所萌生的对语言文字的特殊兴趣和爱好；日后运用多种文字研究中国文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未尝不是得益于早年在小学（训诂、音韵、文字）方面的磨砺功夫。

考察陈氏家族，从寅恪的六世祖陈公元到父亲陈三立，都是执着、好学、存疑、务实、笃定的人。这几点也可以说是陈氏家族的另一种家风。在这种家风熏陶下，培育着寅恪不囿于经书和前人已有定论的创新思维，以及锲而不舍、寻根究底的怀疑精神。这是他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一代大师的又一基本要素。

幼小的寅恪是个爱思索和体弱多病的孩子。其父亲、祖父和曾祖父，都精通中医。所以，他生病时也大抵服用祖父和父亲所处方的中药。他在五六岁时，亲眼看见祖父给谭嗣同之父、湖北巡抚谭继洵治好所患的重病后，谭继洵厚馈的鱼翅、酒和五百两银票。虽然祖父将银票退回，但他却为祖父给人治好病，竟然得到如此丰厚的酬报而惊讶，从此对中医就怀有一种好奇心。十岁时，有一天听祖父闲话往事：“昔年自京师返义宁乡居，先曾祖母告之曰，前患咳嗽，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购服之即痊。先祖诧曰，吾家素贫，人参价贵，售者肯以贱价出卖，此必非真人参，乃荠苨也。盖荠苨似人参，而能治咳嗽之病。本草所载甚明。特世人未尝注意及之耳。”从这时期开始，陈寅恪就知道有《本草纲目》这本医书了。有意思的是，他听完这个故事后，竟特意查阅《本草纲目》“荠苨”条目，“果与先祖之言符应”。对敬爱的祖父的话，尚需查证后方才相信，他早年就有的存疑求实精神，由此可见端倪。

即使是对待自己称为“乃吾家学”的中医之学，陈氏也不盲目信从。中医之学曾长期被视为国粹。他浏览过许多医学古籍，发现中医理论和药方，不少是从域外传入的，对中医学乃“国粹”之说大胆质疑：“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他不相信中医的原因是“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姑且不论寅恪对中医的看法有什么偏颇之处，但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他不“唯书”、不“唯上”，宁可背上“世所称不肖之子孙”之名，在没有真正弄清楚中医治病理论之前，一直坚持“吾家渐不用中医”的做法。长女流求后来学西医，与他对中医的态度不无关系。他对中医的看法，在后来所写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崔浩与寇谦之》、《胡臭与狐臭》和《元白诗笺证稿》等论著中得以充分发挥。他日后所形成的独立思考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杜甫有诗云“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 道明其诗歌成就与家学的渊源关系。如果把杜甫这两句诗移到陈家来，也是恰当的。祖父陈宝箴固然没有杜甫的祖父杜审言那样大的名气，留下的诗文篇章并不多，而且多为奏疏一类的时文，但是从这些诗文中，完全可以看出陈宝箴深邃的思想、奔放的热情和卓越的文学才华。父亲三立老人是清末民初的诗坛巨擘，其诗歌成就自不必说了，文章也写得简洁精妙，为时人所推崇。寅恪的母亲俞明诗亦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俞文葆著有诗集《神雪馆诗》传世。其兄俞明震，字恪士，号觚庵，是三立老人的诗友。俞明诗性格贤淑，有文才，有诗情，常给寅恪兄弟讲解诗文，使这些孩子的心灵，很早就受到文学之风的拂煦。1947年，58岁的陈氏还温馨地回忆起11岁时，母亲教读南宋词人姜白石《鹧鸪天》中诗句“柳悭梅小未教知”的情景。

三立老人的审美趣味，通过耳提面命等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寅恪兄弟。在三立老人的指点下，寅恪学诗以学宋诗为主，但不局限于宋诗，也学唐诗。宋诗自王禹偁以来，就很注重向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学习，久而久之，便成为宋代诗坛的一种风气。俞大维先生谈陈寅恪的诗歌创作时说：“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在宋诗中，寅恪尤其喜好苏轼和黄庭坚等诗人的作品。苏轼诗歌的旷达奔放、想象丰富、风韵飘逸；黄庭坚诗歌的笔致细密、脱胎换骨、点铁成金，滋润着寅恪兄弟的诗情才思。而三立老人的诗空灵缥缈，用字新奇，其高逸冲澹的风致，对他们兄弟的诗歌创作，更有着直接的浸染作用。

至于文章，寅恪早在少年时就埋头读过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归有光、姚鼐、曾国藩等古文大家的著作，兼取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湘乡派之长，在作文的义理、章法、用语、考证等方面，又深得三立老人的真传。所以，他后来写的文章，纡舒平淡、言简意赅、意深旨远、古朴清秀、考证严密、析理透辟。双目失明以前所写的文章，几乎无一冗言赘语，这与他从小所受到的良好训练有极大的关系。

陈氏家塾对寅恪的成长，产生过重要影响。1900年，三立老人挈眷将雏在南京定居，刚安顿下来，就急急忙忙办起家塾，聘请教习，以免耽搁孩子们的学业。三立老人毕竟是维新派人士，思想开放，所以陈氏家塾和当时许多名门望族所开设的家塾不同，办得很有特色。首先，他认为办家塾的第一要务，是严格挑选教师。他先后敦聘王伯沆、柳翼谋、萧厔泉、陶逊、王义门等品行端正的饱学之士担任教师，以他们的学问教育学生，以他们的良好品德影响学生。其次，教学内容以国学基础知识为主，四书五经的课程占很大的比重，体现了他以中学为本位的思想。同时又兼学中西，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外文、历史、音乐、绘画和体操等课程，使学生不但能学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而且还能强身健体。再次，在教学方法上，三立与教师们商定：不打学生，不背书。这既尊重了学生的人格，又尊重了学生的志趣，摆脱了体罚等陈旧、僵硬的教育方式，有利于学生天性的自由发展和独立自尊人格的形成。陈寅恪晚年时说：“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

陈氏家塾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使寅恪受益匪浅：一方面，他在这里接受比较系统的国学教育，梳理、吸纳所学过的古代文化知识，使之融会贯通并系统化，从而打下了坚实的中国文化知识的基础。虽然他以后涉猎了大量东西方文化书籍，但是他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却始终没有动摇和改变过。另一方面，自幼养成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使他能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取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长，补中国传统文化之短。这不仅大大拓展了他的文化视野，也使他在童稚之年就形成了合理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学贯中西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1903年，三立老人在家塾的基础上，索性在自家院子腾出地方，办起了思益小学，方便自家、俞家以及一些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入学接受教育。从这所学校走出了陈隆恪、陈方恪、陈登恪、茅以南、茅以升、宗白华、周叔弢等青年才俊。不过早在思益小学建立之前的1902年春天，寅恪和长兄衡恪就赴日本留学；1904年夏天回国，与五兄隆恪同时考取官费，是年冬天再度到日本留学。所以，寅恪不是在思益小学念过书的学生。

陈氏兄弟的成长，除了祖父、父亲的精心培育之外，许多胜流及在野之士的影响，不可小觑。其中，曾国藩、张之洞对他们思想和文化立场的影响，尤其重要。曾、张二人都是中国近代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功过是非各有一本账，自有后人评说。不过，平心而论，在晚清，他们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股肱辅臣。其努力倡导和推行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最初尝试。曾国藩既坚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强调儒家学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又敏锐地觉察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中国富国强兵的必然途径，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欢迎的态度。直到晚年，曾国藩还领衔奏请皇帝，提出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建议。而张之洞则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着重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一时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思潮，亦为陈氏三代人所接受。曾、张两个位高权重的大臣不抱残守缺，突破在漫长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陈旧而牢固的“夷夏”观念，在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前提下，主张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本体，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某些内容，革新与重构中华民族文化，促使国家朝富强的目标迈进。在曾、张等人的努力下，古老的中国文化一度焕发出新的生机。

曾、张二人不仅是洋务派的领袖，而且还是同治以来晚清文坛主将。曾氏推崇桐城派古文，利用自己在政坛的地位，积极从事振兴桐城派古文的文学活动，并且卓有建树，成为晚清古文湘乡派的创始者。在诗歌方面，曾氏力倡效法宋诗，主要是学习江西诗派黄庭坚的宋诗运动。张之洞则对那些轻浮纤佻、诘屈怪癖的诗风不屑一顾。他从唐人诗歌中吸取营养，又博采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宋代诗人的长处，同时扬弃乾嘉诗风，另辟蹊径，在诗歌创作中独树一帜。由于曾、张等人一扫文坛学界的颓靡雾霾，开振作之新风气，所以，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文学和学术研究等方面才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曾、张二人实际上是三代陈氏文化圈的思想导师。他们二人对第一、二代陈氏家族文化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政治上宝箴、三立父子，特别佩服曾、张二人的雄才大略，认同他们远见卓识的政治主张、坚毅恢宏的政治胸怀、果断稳健的政治手段，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比如陈氏父子是主张维新变法的，但诚如寅恪所言：“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宝箴自圆明园大火之后，痛感中国之落后挨打，在于祖宗之法已不适应时局的需要，中国之旧法不可不变。至于该怎样变，他同荣禄、张之洞等人一样，认为应当稳健和缓地推行，而不赞成康有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做法，把它看作“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所以宝箴创办时务学堂时，没有采纳黄遵宪的推荐，聘康有为为时务学堂主讲，而是改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宝箴认为只有请张之洞出来总揽大政，维新变法运动才可能稳妥推进，才可能逐渐为慈禧太后所代表的“后党”所接受。因此他在戊戌维新时期，上书光绪皇帝，力陈其中的利害关系，力荐张之洞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力作《劝学篇》，也于此时在湖南的《湘学报》上连载。可以说，宝箴、三立与曾国藩和张之洞的政治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在文化与文学上。曾、张两人不是只知玩弄权术的官场老手，他们博学多才，风华绝代，其文治武功远非一般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可比。曾氏信奉和实践了程朱理学，并以其文学理念和创作成就，确立了他在同治年间文坛盟主的地位。曾氏身边也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当时一批文化人团结在他的身边，其中有不少文士如郭嵩焘、李元度、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都受过曾氏文学思想的启发，他们也是陈氏父子的文朋诗友。曾氏还与宝箴谈论诗文，写有《复陈右铭太守书》，阐发自己的文学见解，肯定宝箴的文章。在宝箴的心目中，曾国藩简直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山，正如三立所说，在乃父交往的师友中，“最服膺曾文正公及沈文肃公”。这里所说的“曾文正公”，就是曾国藩逝世后的谥号；“文肃”，则是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洋务派重臣沈葆桢的谥号。寅恪的大哥衡恪，乳名师曾，长大了以此为字，是否有师法曾国藩的意思？待考。陈宝箴本来也是曾氏文化圈的重要成员。曾国藩去世后，曾氏文化圈群龙无首，后继无人，风流云散。宝箴此时的社会声望增高，也团结了一些文人，才逐渐形成了陈氏文化圈。

而张之洞的智慧和文化主张，亦受到陈氏家族文化圈的重视，他们从中汲取了不少的智慧和营养。三立与张之洞来往要多一些，早年的政治观念、政治立场都与张之洞更接近一些。而在文学和学问上，三立承传乾嘉之学，文属湘乡一派，诗树同光体江西诗派一帜——众所周知，所谓同光体，其实就是曾国藩所力倡并积极参与的宋诗运动之一脉。陈氏父子在政治、文化、文学上对曾国藩和张之洞的追随与继承，是非常明显的。

曾国藩早在陈寅恪出生前的1872年就遽归道山。张之洞虽然在1909年才与世长辞，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寅恪随长辈拜谒过他的文字记载。曾国藩、张之洞与陈家的交往情况，寅恪主要是从祖父、父亲和亲友的言谈之中得知的。寅恪真正认知和推崇曾、张二氏，还是在认真读过他们的著作，了解他们的思想、品德，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之后，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可以说在陈氏文化圈的第三代人中，受曾国藩、张之洞等前辈文化思想影响最深的就是陈寅恪。

寅恪少时喜读曾国藩的散文，因为曾氏散文才气磅礴，雅洁清晰；行文骈散兼用，抑扬顿挫，情韵盎然；剖物析理，层层深入，透彻精辟；不但延续了桐城派文风，而且在艺术上亦有所创新。综观陈氏以后写的文章，很容易发现其受过曾国藩文风拂煦的痕迹。难怪俞大维说，寅恪“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俞先生这里所说的“曾文”，是指曾国藩的文章；所谓“姚文”，是指集桐城派大成者姚鼐的文章。

不仅如此，寅恪还看到了太平天国兴事之后，在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等能臣干将如何力挽狂澜，维护儒家道统，用文武两手，大败太平天国，使清政权死里逃生，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以致在光绪时期又出现较为繁荣的景象。而且，正当西风东渐，欧风美雨愈来愈猛烈、密集地飘落在神州大地之时，也正是由于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努力，才实现了清代学术思想由乾嘉汉学向经世实学的转变。他们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加快了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促使学术风气的革故鼎新和文坛的重新活跃。陈氏对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所开创的新局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927年所写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中援笔抒怀：“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从另一方位观察社会生活，描绘出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显然，这与近代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曾朴，以及他的前辈文人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笔下的那个黑暗腐朽、国弱民贫、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晚清社会，完全是两个世界。姑且不论他这种概括和描写是否准确或者有无偏颇之处，起码可以说明，他对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历史贡献是充分肯定和由衷赞扬的。

寅恪尤其认同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思想，也肯定他的既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又对西方文化所持的开放态度与作为。他赞成曾氏通过履行儒家的伦理纲常和程朱理学的修身之道，倡扬礼、义、廉、耻、诚、忠、勤、恕等美德，来端正人心，整顿风俗，按照儒家的价值系统和伦理系统建立道德规范，在这样的基础上接受和掌握西方文化的主张。因此，他坚定不移地认同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纲领，接受并终身守望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热情赞扬曾、张二人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为国求才，不拘一格地培养、造就和网罗一批德才兼备的文化精英。陈氏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道：“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

张之洞是河北南皮人，在清代及清代以前，以人的籍贯或出身地来称呼人，是一种敬称，所以在当时的一些诗文或史籍中，常见以张南皮来称呼张之洞。张之洞曾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的身份主管学部，死后追授太保。到了20世纪30年代，寅恪自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就十分清晰地勾画出他自己的思想脉息和特色，以及咸丰、同治年间学术主潮的渊源关系。正是因为他从小就深受这种文化思想主潮的熏陶和曾国藩、张之洞思想的濡染，才形成了他终身守望的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学术立场。1961年8月30日，他的老友吴宓教授，专程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到广州中山大学看望他，在与他深谈以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半夜兴奋地挥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益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时俗为转移。”这足以反映出陈氏在少年时所确立的信念，是何等的坚定；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不随环境而改变，不随世事变化而转移，又是何等的执着。

饶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固然认同咸丰以来的学术主潮，不消说也受过晚清政治思想的影响，甚至对走向衰落的光绪、宣统年代还十分留恋。然而，他毕竟吸纳过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新鲜空气，因此，绝不会在政治上做效忠清室的遗民。辛亥革命之后，远在海外留学的陈寅恪曾写信回国，劝告父亲剪掉留在脑后的辫子，还因此被陈三立复信“申斥”过。父子之间在对待被推翻的清王朝的态度上，显然存在明显的分歧。

当然，在父执和前辈文人中，对寅恪的文化思想和学问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又何止曾国藩、张之洞！陈宝箴的故交黄遵宪、郭嵩焘等都曾出使过外国，他们均是国学修养深厚，同时又是放眼清醒看世界的人。与陈宝箴交谊颇深的王闿运、俞樾等，又是当时名望很高的宿儒。陈三立的文朋诗友沈曾植、范当世、樊增祥、陈宝琛、吴汝伦、夏曾佑、陈衍、文廷式、易顺鼎、曾广钧、俞明震等，或在思想上给寅恪以某种启迪，或在治学上给以某些教益，或在方法上给以某种导引，或在诗文上予以指点，或在做人方面成为他的表率。

过去，有人曾批评陈氏文化圈中的第二代人物，大多是晚清“遗老”。其实，这些批评者恐怕连他们的书都没有认真读过，对他们的文化心态和文化人格根本不了解，便拾人牙慧，贸然进行指责。不错，陈氏文化圈里的大多数人，确实与晚清政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首鼠两端的官僚在政坛上呼风唤雨、贪污腐败、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现实，更使得他们在政治上留恋前朝。而在文化上，他们几乎都把自己看作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但又不抱残守缺，都欢迎外来的西方文化。在当时抱这种心态的又何止是陈氏文化圈？辜鸿铭、王国维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新旧嬗替时期，倘若少了这样一批文化人，中国学术文化恐怕会出现一个断裂层。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陈氏文化圈，就不会造就出陈寅恪这样的学术文化大师。那种简单地以“遗老”之名来贬低陈氏文化圈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也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考察陈寅恪的人生历程，不难看出，陈氏文化圈对他的成长，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少年陈寅恪敞开胸怀，尽情吸收和融会各家的学识、智慧、德行和方法，来陶冶情操，活跃思维，增进学问，孕育自由的思想和不阿世媚俗的学人精神，建构独立的文化人格，形成自己独特的治学方法。正是因为他继承、弘扬了陈氏家族的家风和文风，又学贯中西，加以创造性的熔铸和发展，才滋养出立德、立言的人生旨趣，陶冶出高山景行的道德心性，积累出承前启后的博学宏识，锤炼出独立的学人风骨，取得了震烁中外的学术成就，使陈氏文化圈由此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