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及其内容安排

总的来说，社会运动经历了从心理学研究走向社会学、政治学研究，从现代研究走向后现代研究，从传统历史研究走向形式推理研究，从宏观研究走向微观研究，从比较研究走向模型框架研究，从特殊案例研究走向一般规律的探索研究等过程。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运动行为是理性行为还是非理性行为的探讨；社会运动是病态社会特征还是常态社会特征；社会运动产生的机理分析是观念的、行为的还是关系的；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区别与联系；社会运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社会运动解释的具体类型研究和研究视角探析；社会运动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研究等。

（一）走向综合式研究

马克·利希巴赫将理性主义、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研究视角从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做了比较，从而提出各自的优劣，如表1—1所示。

马克·利希巴赫认为，理性主义者是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所有对群体行动的解释，必须通过个体才能得以理解。人的行动是一种理性引导的目的性意图，他们跟随意图关注集体过程和结果，或者个体理性行动的社会后果，因而他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偏好和认知的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行动的目的性结果，虽然很多情况下，会导致非意图性的社会后果，但他们总是会观察外部变化对内部关系变量的影响，以决定行动的成本利益分析。

文化主义者是方法论整体主义，他们考虑主体间的和超个体的规范，一个群体或社群的成员拥有共同的、相互的或共享的观念、倾向或看待世界的方式。文化主义本体论假定，扎根于文化的个体遵从构成个体和群体身份的社会规则。与理性主义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化主义者的利益不仅仅是假定的/随意的，理智并非必要的和普遍的，而是有条件的和视情况而定的，而且理性思考的类别与理性的本质因文化而异。文化构造着共识和冲突，阶级意识构造着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一方面，阶级斗争“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除非存在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它才具有意义）；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强烈程度伴随着共享价值观的背弃：所争论的不是价值观而是哪些价值观可能适用的事实”。文化关注人的情感、态度以及关于评价人类互动的价值与意义等其他主观倾向，只有深入了解角色所使用的意义框架，才能探究构成现实、身份、行动和社会秩序的行动法则，才能根据行动的意义来理解行动者的具体处境。人类社会必须从内部而非从外部来理解，必须超越理性主义思想对建立唯物主义因果联系的追求，探索行动的内在意义而非行动的外在原因。

结构主义者也是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者。他们研究某个系统中诸部分之间的网络、联系、依赖和互动。因而结构主义的论点总是关注个体、集体、制度或者组织间的——既是静态的也是动态的——关系。结构主义者关注人们之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联系。扎根于历史并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分配、冲突、权力和支配的过程——被认为推动着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与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研究不同，结构主义者拒绝对行动者本身进行能动论和简化论的关注，强调各种联系起来的、受处境限制的群体与国家间的客观关系和冲突，而非运动中具体角色的利益、看法和观念。因而结构主义者注意现实主义的研究，强调社会之间的因果力，结构、过程和结果是相互关联的。

利希巴赫认为，理性主义者研究行动者如何运用理智来实现其利益，文化主义者研究构成个体与群体身份之间的规则，而结构主义者研究制度背景下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理性、规则和关系是他们不同的研究起点；理性主义者进行静态比较的实验，文化主义者生产诠释性理解，而结构主义者研究真实社会类型的历史动力。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现实主义分别是三者的备选哲学。理性主义者进行概括性研究，文化主义者进行特殊性研究，而结构主义者进行分类性研究。

纵观三者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他们具有各自的研究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论证体系，并显示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理性主义者认为个人基于成本利益的计算，会不可避免地轻视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形成问题。当群体成员将利益权衡作为行动基础的时候，利益是社会秩序的障碍而非基础，他们在实证意义上视目标为随机的，在规范意义上视其为平等的，这意味着价值最终是在分化而非团结人民。总之，理性主义者牺牲了主体并交出了自我，分化着社会和毁灭着集体。

尽管文化主义者认为，阶级冲突与社会变迁的物质维度是不可否认的，但冲突与变迁最终要通过诠释来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在于，文化并不意味着做到因果的解释，文化的解释有事后“密涅瓦的猫头鹰”的嫌疑，存在着不可证伪的现象以及目的论和论证反复与循环之嫌。另外，文化主义者并不试图区分物质的与理念的，因为他们假定物质必须根据理念来解释。

结构主义者认为，个体的行动、欲望和信念并不重要，他们只是客观结构决定的功能的“承担者”、“输送者”或“支持者”，结构主义者在考虑个体时，倾向于使其同质化。在同一类别下的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仅仅是缺乏个性的角色扮演者，人们似乎是机器人或木偶，不得不服从系统的摆布。也就是说，结构理论缺乏具有能动性的人，缺乏能够进行选择并采取有意义行动的行动者。因此，结构主义者生产了一种冷酷的社会科学，这意味着结构理论是决定主义的，即结构给定，结果自出。结构主义的理由如此强大以致所有事都变成可以预测的，即只有命令性没有可能性，只有必然性没有偶然性。总之，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结构就是命运，这种视角导向历史宿命论，一种铁笼式决定主义，缺乏自愿的意志。

利希巴赫因此写道，理性主义思考终结于唯物主义；文化主义思想终结于唯心主义；而结构主义信条终结于决定主义。僵化的理性主义者丢失了价值与背景；真正信仰文化主义的文化主义者丢失了选择与约束；而顽固的结构主义者丢失了行动与方向。

每种研究传统各有所专，理性主义者强调个体利益，文化主义者关注规范，而结构主义者着重环境。当他们的研究项目严格坚持他们的传统内核，忽略甚至排斥其他研究的成果时，会大大忽视了复杂的经验世界，因此会产生关于社会生活丰富性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麦克亚当等人认为，“近年来，在描述和解释各种重要斗争形式方面，一些专门从事此类研究的学者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总体来说，他们彼此之间对各自在研究中的新发现却少有关注。例如，从事罢工研究的学者就极少利用种族动员方面的研究成果，反之也是……另外，研究社会运动、种族动员、宗教冲突、劳资争斗和民族主义的学者们都经由各自的研究而独立发现了仪式在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影响，在仪式进行的场合，一方对另一方的支持者们公开展示各种符号、数字、承诺以及对有争议地区提出各种要求。不过，这些专家们却几乎不曾留意其邻居们的工作，遑论对不同背景下的仪式做系统性的比较了”。因此，“理论上的整合主义”对于每种研究社群来说开始显示了经验上的吸引力，开始愿意添加其他研究方法的要素来补充完善自己的研究体系。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和查尔斯·蒂利认为：对于某些学者来说，研究社会运动的各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战场，在战场斗争出了结构主义、理性选择和文化方法之间的差异。但是，尽管许多研究者在争论哪一种是“正确”的方法上面费了很多口舌，花了很多笔墨，但在占有这个领域的竞争中很少有什么收获……由于新知识更富生产性，所以，更有挑战性的是，“岔道”的数量也增加了，或者受这些方法中的某一种训练的学者试图从别人那里吸收洞见。

理性主义者研究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果，他们视理性为行动的原因，但是他们可以扩展理性主义方法的边界，其方式是深入微观而研究文化，探索宏观而考察制度。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贝茨，在探索肯尼亚农业发展的奇迹的时候，既坚持了理性主义的立场，又走向结构，他将环境既看作原因又看作结果（尽管他没有完全倒向结构主义的立场，并探求结构如何影响行动者自身的构成），探求肯尼亚的制度性安排、政党组织和官僚组织的结构性调整对于肯尼亚不同种族人的行动以及肯尼亚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也将偏好（尽管他没有完全转向研究角色本身是如何通过价值来建构的）与信念（尽管他没有完全转向并变成认知心理学家）既看作原因又看作结果。文化主义者研究主体的和主体间的价值与信念，但也开始通过分析文化如何决定选择和结构扩大其阵地，探讨文化如何构成选择背后的决定规则，葛兰西式的霸权文化主义者与帕森斯式功能主义者代表着一种整合的取向。结构主义者包括多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他们研究公民社会、国家和由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但他们也开始注意结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如何表现在行动与倾向上面，探索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的物质化驱动力，从而夯实自己的方法。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在他们后期的斗争政治过程的研究中努力体现着这种整合的转向，虽然他们本身都来自于结构主义的传统，但他们在研究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形式广泛的斗争政治过程中，将策略性互动、意识和作为历史积淀的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麦克亚当等人写道：“对从社会运动研究的核心领域兴起的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比不同流派之间的无休止的争吵对于理论的发展来说有好得多的前景……如果不更自觉地关注能够包含这些研究的方法论，那么对斗争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的任何严肃的尝试都不可能成功。一个潜在的统一方法论——对斗争时事件进行系统的跨时跨域比较——在这方面有远大的前景。”

（二）基于机制的研究

社会运动涉及的是一项有关抗争性的事件，意味着一群人为了特别的目标而组织起来反抗另一个特定的人群（主要是政治当局）的事件。这其中涉及一些需要予以考察的要素。为何相互共存的人群之间既相互妥协又相互抗争？这两类群体之间各自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和行动方式，使得社会运动得以产生和阻隔？两类人群之间进行了什么样的策略性互动使得抗争具有周期性的反复？因此，辨明斗争政治中的行动者、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所针对的对象以及对提出要求所作的反应成为社会运动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早期的社会运动的研究，选择了其中的某一横截面予以解释其发生。有的学者（特别是以欧洲社会运动研究的学者为代表，如阿兰·图海纳）注重从宏观的社会背景的变化说明人们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的冲击和影响而产生的抗争行为，要么是保守传统回归过去，要么是激进变革期许未来。有些学者注重从精英层面的体制化和制度化层面分析影响社会运动的构成性要素（如彼得·艾辛格和西德尼·塔罗）。有些学者开始从下层抗争民众的组织化、资源动员等方面探讨社会运动（如查尔斯·蒂利）。这种分割性的研究方式，一方面使得对社会运动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得以深入；但是另一方面不能完整说明社会运动发生的复杂性。当人们对社会运动的要素性构成（如机会结构、动员结构、集体行动框架和斗争手法等）即社会运动的静态性特征给予详细的关注时，还有必要关注社会运动这些构成要素的有机运作的方式和过程，特别是其动态性的联结方式。这样社会运动研究就必然需要走向两种研究方法上来：一个是对社会运动研究的整合性视角；另一个是完整的看待社会运动，需要从不同社会运动中看到相似的运行方式，找到解释社会运动发生的因果关联。这种一再出现在不同社会运动中的相似性的构造方式和动作原理，我们称之为社会运动研究的“机制性”解释。

“机制”一词最早源于希腊文，主要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后来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用以表示有机体内发生生理或病理变化时，各器官之间相互联系、作用和调节的方式。后来机制一词被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表示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罗伯特·默顿把社会机制定义为“对于社会结构的特定部分具有特定作用的社会过程”。默顿等人更多地将机制定位在静态理解的制度和结构上，相对来说，也就忽视了动态的社会机制。赫德斯特姆和斯维尔伯格则挑战了这种机制理解，详细说明了各变量之间相互连接起来的机制，即转向动态性机制的探索。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在赫德斯特姆和斯维尔伯格等人的基础上，将机制看成是“明确限定的那类重大事件，它们在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以同样的或者极为相似的方式，使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

结合上述两种机制的理解，结合社会运动研究的三种视角，从某种意义上，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大致包括环境的机制、认知的机制和相关性机制。所谓环境的机制，意指从外部产生的、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各种条件的影响力。如人口的迁移和增减、城市化、工业化、资本主义、环境变化等。此种机制能够直接发挥作用，也可以和其他机制相互结合发挥作用。认知的机制指的是通过个人和集体的感知起作用。如承认、理解、重新解释和分类这样的词汇体现了认知机制的特征。当我们判断参与一项社会运动是一项正义的事业，是一项没有风险的行动，或者是对政治机会的确定性把握，以及获得足够的支持可以获得成功的信念时，或者是对社会运动给予广泛的同情或认同时，认知的机制在社会运动发生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相关性机制指的是使人们、群体和人际关系网络之间的联系发生改变。社会运动在不同的地方的社会性利用、资源动员、居间联络、规模扩大和行动效仿从一定意义上是相关性机制的体现。

不同的机制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联合起来发挥作用，它们之间的不同的次序、组合，将使它们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或者在不同的环境中，发挥相同或相似的作用。同时也应记住，相同的机制往往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如“发信号机制”可以暗示着信心百倍地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也可能暗示着危险的来临，需要取消社会运动等。探求社会运动内在机制，就是将其中可能导致情况变化的要素和运行机理识别出来。一个社会运动中往往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机制的序列和组合，从而将不同形态的、变化不定的和自我建构的行动者、认同以及各种行动的互动形式展现出来，根据它们可能的面貌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情况，分析这些机制将成为解释社会运动发生的关键所在，从而也能展示社会运动发生的过程以及整体事件的完整描述。

麦克亚当等人在对前述经典社会运动机制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认为关于社会运动的抗争研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造，如图1—8和图1—9所示。

他们认为经典的社会运动的机制研究，如图1—8所示，主要关注社会变化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对潜在行动者产生影响的机遇，促进潜在行动者内部沟通、协调和做出承诺的动员结构，产生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态的共同界定的构造过程；结构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形成机遇、形塑构造过程和斗争中的互动；机遇、动员结构和构造过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决定了斗争的常用手法——斗争政治的参与者提出集体要求的一系列方式；现存的斗争方式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一方面调节机遇与斗争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对构造过程与斗争性互动关系加以调整。

道格·麦克亚当等人认为这些关于社会运动机制的研究都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集中关注的是单个运动而不是单个运动只是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为广泛的斗争事件，它对历史和文化构成未予以特别的明确，因而他们力图将这些静态的机制融入动态的构造之中。

从图1—9中可以看出道格·麦克亚当等人的努力，他们努力在社会运动等斗争政治研究中体现环境的机制、认知的机制和相关性机制的综合性的、动态性的发现和阐释。但是作为政治过程研究的开拓者们，他们提出的社会机制，据库普曼斯统计，达到44种（麦克亚当在著作中对机制和过程进行了区分，但是在后续的论述中，似乎两者界限并不分明），既分不清哪些机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难以看出这些机制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规律性联系。麦克亚当等人不仅对机制的分析显得庞杂而模糊不清，而且他们将这些机制放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中，通过动态的过程来分析这些机制的存在，并没有说明这些机制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更多是描述性的，而非是解释性的。在麦克亚当等人关于这些机制研究的著作《斗争的动力》出版以后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此书受到了一些合理的批评，即认为该书出现了12种机制和过程，却未曾对此加以细致的界定，也未能提供翔实的证明，遑论精确地显示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了。该书对于从事斗争政治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们可据以检测其解释之可靠性的方法和证据，依然不甚了了。该书未能对其要义做直截了当的陈述，而是沉醉于复杂的情况、不着边际的铺陈与实际的例证之中。

（三）研究的内容

前人的研究成果成为指导本书写作的重要的知识源泉，特别是麦克亚当等人关于斗争政治的三种概括性的机制理解，成为本书写作的基本指南，以及他们提出的整合社会运动研究的三种理论方法，也成为本书努力的一种方向和使命性追求。但是我们将摆脱他们的“事件—过程—机制”的论述模式，这样的论述使得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落入一个个具体运动的泥潭之中，同时也使得论述复杂化，更难以发现机制在社会运动发生过程中的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运动是关于一种抗争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对于政治当局的一种抗争行动。因此社会运动研究可以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通过社会运动抗争者和抗争对象之间各自对社会运动，以及他们互动对社会运动产生影响的三种机制进行分析，以便清晰地呈现社会运动发生的机制。通过这样的结构性安排，我们努力将导致社会运动发生或者阻碍其发生的宏观与微观的要素、静态和动态的机制结合起来，展示其内在运行机理和行动方式。我们把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的研究放在“变迁—冲突—互动”的论述之中。

不过，依然需要澄清的是，关于社会运动发生机制的论述，并不意味着这些机制决定着社会运动的必然发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机制的作用，社会运动绝对不可能发生。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机制的序列、组合，使得社会运动可能具有不同的走势，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不断辨析那些一再出现的因果机制，并使之明晰化，以识别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为此，在绪论之后，我们的论述内容将包括以下一些方面，如图1—10所示。

1．社会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必然要对其概念、特性进行厘清和辨析，以更好地把握社会运动内在的发生机制。为此，将通过其家族相似性的比较方式，以及不同学者对其界定的共同性来理解社会运动。

2．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将对社会运动的对抗双方以及第三方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对环境变化的理性认知、受其影响程度，特别是生活方式的变化程度，促发各自的行动性反应和互动性反应，成为社会运动发生的情境性机制。这些环境的变化包括经济变化、社会风气的变化、人口变迁、资本主义化和无产阶级化等。

3．作为社会运动抗争对象的一方，政治当局的性质、体制、政治机会结构、对社会运动的认知判断以及所采取的手段，这些机制的不同组合，从一个侧面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4．作为社会运动抗争的一方，其领导能力、资源拥有量、组织动员、行动框架以及抗争手法的利用，也是影响社会运动发生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重要机制。

5．社会运动抗争双方的策略性互动、合法性确认与撤销、边界激活和钝化、认同建构与改变，使得社会运动呈现周期性的变化。

6．通过对社会运动的展望，探求社会运动发生的现实形式和未来趋势。通过对社会运动当下治理的行动概述，探索治理社会运动的合理化路径，以增强预见性和预防性，使得社会运动的发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暴力走向温和、从破坏性走向建设性，以期在社会运动频发的时代，建立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建设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