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彼岸的路: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生存探寻(1917~1949)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一章 穿越“精神之梦”

人的存在是意义之在,不能没有意义的引领与维系,即使意义是不可言说的。只有在反抗虚无、绝望和荒诞的过程中不断追寻它,使其成为一种牵引的力量,人才能够不断超越自身,走向生命的自由境界。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寻求终极关怀的方式,同时它又是“人类面对现实的不自由所产生的一种以虚幻甚至歪曲的形式使自由得以理想地实现的努力”潘知常:《诗与思的对话——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及其现代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7页。。现实中的一切事物都将走向毁灭,终极意义只摇曳在缥缈的彼岸,中国现代诗人在虚无的折磨中,也遇到宗教的诱惑。“中国现代作家无疑也感受到置身现代世界的精神迷惘,他们最终在宗教的世界里,发现了一道灵魂苦闷的出口和一处疗救精神创伤的栖息之地。”张桃洲:《宗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品格》,《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对于中国现代诗人而言,可以借助的宗教资源,除去传统的佛、道之外,主要是外来的基督教。佛、道是在反向消解主体自身的过程中,求得解脱,其出世倾向与五四时期的文化精神相抵牾。而且新文化运动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倾向,佛、道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在反叛之列。相对而言,基督教来自西方,西方文化是新文化运动再造文明的主要资源,基督教便伴随着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不仅如此,与佛、道相比,基督教倾向于入世,对现实人格建设有一定的意义,所以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陈独秀曾经说:“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秦维红编:《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周作人也认为:“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周作人:《山中杂信·六》,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基督教传入中国可以上溯至唐代,但是其影响十分有限。只有到了近代,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教会以及教会开办的学校、医院遍布各地,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真正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在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作家也与基督教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在家庭中受到基督教的熏染,或者在教会学校就读,或者通过西方文学作品接触到基督教文化精神,到国外特别是欧美留学的经历更让他们直接感受到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的深远影响。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冰心、陈梦家、陆志韦、梁宗岱、徐志摩都曾经在教会开办的学校就读,冰心、闻一多、陆志韦还举行过入教仪式,陈梦家生长在牧师家庭。虽然上述诗人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滋养,但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未必都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意识。有的诗歌虽然蕴含着宗教意识,但是没有借助基督教展开生存探寻。相反,有些诗人虽然没有有据可考的基督教背景,但是由于受到了基督教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创作表现出一定的基督教文化精神,而且将其化为生存探寻的文化资源。

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其中,禅宗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尤为深远。进入20世纪之后,佛教的影响遭到削弱。“当以文学介入现实政治成为时代创作的主流心态时,像佛学这样以了脱生死为目的,以探求人生根本问题为宗旨的文化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和制约就会被削弱甚至淡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但是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打着佛教印记的事物,到处有着佛教的影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现代诗人也从佛教中寻找文化资源,以应对生存困境,抵御虚无的逼视。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诗人是废名、金克木,其他还包括宗白华、徐志摩、冰心和陈梦家等。此外,在中国现代诗歌中,道教的文化精神很少作为独立形态出现,所以本章没有涉及。以上内容参见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列耀《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谭桂林《百年文学与宗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