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思”的“道路”

哲学学者贺来认为：“‘生存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学说’，不如说是一条‘思’的‘道路’，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对人具体的生存境况和生存意义的反省、解蔽和诠释性‘活动’。”“谈论‘生存哲学’，最忌把它理解成一种先验的‘现成’的‘学说’，而应充分地意识到：‘生存’优先于‘哲学’而不是相反，‘生存哲学’总是针对具体的人的生存境况所作的一种‘唤醒’和‘解蔽’性工作，只有在特殊的语境中它才能不断地生成自身。”贺来所谈的虽然是哲学研究，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同样应该如此。在此意义上，对于生存探寻的研究就与以往的文学研究有着很大不同，不应拘泥于一种作为“哲学形态”“理论学说”的西方理论，而应将其视为“具体生存境况”下的“活动”，是具体的思的“道路”。

不应将生存探寻这种创作现象抽象为几个形而上学的理论观点，任何对于生存意义的解答都是权宜之计，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展开研究，最终导致的是抓住了被废弃的蝉蜕，放走了真正的蝉。所以，本书不是先抽象出几个理论观点，而后以此结构全篇，而是抓住“路”，以“路”来结构全篇。这正是遵循了“‘生存’优先于‘哲学’”的原则。具体到诗人而言，只有这样，才能够抓住其创作的内在动力、核心的精神脉络；具体到作品而言，只有这样，才能够揭示作品的真正主题：那个永远不会出场的存在。

具体而言，只有将生存探寻还原为一条无限延伸的路，一个精神探寻的过程，才能够正确解释冰心诗中的基督教意识、“爱的哲学”，冯至诗中的“选择”“蜕变”与“关联”，穆旦诗中的宗教与“肉体”以及“痛苦”和“受难”，才能理解为什么宗白华无法定义那个“大优美精神”，为什么废名的禅诗中抛不开对“色”的沉醉、对美的流连忘返，为什么在路易士的诗中只有寻找意义的身体感觉和肢体动作，意义却永远隐而不现……相反，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将生存探寻抽象为“爱的哲学”、宗教、“选择”“蜕变”“关联”“肉体”和“大优美精神”等一些形而上学的意义形态，都将偏离生存探寻的本质，在一个个被遗弃的废墟上做无意义的勘探，把一个个前人的脚印当作前人。很多前人的研究正是陷入了这样的误区，当他们握着蝉蜕沾沾自喜时，我们却听到蝉声依然从前方传来。所有这些抽象的理论形态，只有放回到生存探寻的过程之中才具有意义；所有的意义的驿站，只有在意义的追问之途中才能够得到正确认识。

追寻意义的路不能抽象为几个固定的意义驿站，但是此在的真实处境是一个可以确定的状态，这就是虚无与孤独。生存探寻正是对于虚无的反抗，反抗之路是此在在孤独中的抗争，这就是为什么前人在面对生存探寻、研究存在主义文学时喜欢谈虚无与孤独。事实上，这只是此在的存在状态，并不构成追寻意义的行动，而后者正是生存探寻的重点内容。如果仅仅抓住虚无与孤独这两点，就如同只看到一条起跑线和一条空荡荡的跑道，却看不到在跑道上奔跑的人。

循着这样的研究思路，从中国现代诗歌的实际出发，可以归纳出四条生存探寻之路，由此也就构成了本书的一至四章。

宗教是最为传统的给予人终极关怀的方式，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受到现代理性的重创。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不论是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外来的基督教都无法为他们提供精神天堂。但是宗教中毕竟蕴含着丰富的超越性文化因素，令人陶醉、振奋的宗教体验更是诗人难以割舍的诱惑。当身处价值转型时期的中国现代诗人遭遇到虚无时，很自然地就会转向宗教寻求价值保护，走向宗教也就成为诗人的生存探寻之路。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明白宗教只是虚假的超越，是“精神之梦”，他们不可能皈依宗教，在天国中建立精神家园。于是，他们或者化用宗教创生新的意义，或者只是用宗教反抗冰冷的现代理性，或者在宗教中寻求安慰，建立暂时的精神港湾。最终，宗教成为生存探寻的文化资源，借助宗教并超越宗教便成为生存探寻的一条路径。这方面的代表诗人是冰心、废名、金克木等。

大自然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道家哲学那里，自然是人自我超越的归宿，回归自然母体就是生命的终极追求。虽然道家的“逍遥”精神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不大，但是与自然寻求精神对话的方式却始终存在着。在存在主义哲学那里，在里尔克的诗中，自然中蕴藏着人的超越之路，受其影响的中国诗人同样向自然寻求超越。他们在自然中领悟到超越精神，在其引领下，让生命不断绽开，不断自我生成。同时，浩瀚无垠、亘古永恒的宇宙震撼了诗人的心灵，使其醒悟到自身的微末处境、虚无的存在境遇。总之，自然不仅让诗人从日常的自欺状态中猛醒，直面虚无，而且引领诗人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形成了又一条生存探寻之路。这方面的代表诗人是冯至、宗白华、林徽因等。

在传统观念中，追问人的终极价值，寻求生命的超越，必然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活动，与形而下的身体没有关系，甚至将身体视为需要克服的障碍。但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遭到普遍质疑，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血肉生命走上了历史舞台。对于身体的发现，或者说返回身体，同样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现代主义文学以非理性反对理性，就是对身体与感性的弘扬。在中国现代诗歌中也有同样表现，身体不再仅仅是一个皮囊，不再是精神的奴仆，甚至身体变得比精神更丰富、更神圣。在此背景下，身体也成为生存探寻不能绕开的重要领域，成为生命超越的一条路径。诗人或者通过返回身体，让生命突破理性的束缚，敞开被遮蔽的存在；或者在身体中寻找生存探寻之路，甚至把身体推上神坛；或者只是在身体的沉醉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这方面的代表诗人是路易士、穆旦以及一些新月派诗人和现代派诗人。

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现代诗人对于城市生活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验，城市不再只是蕴含着勃勃生机的现代化图景，更是把人推向异化的巨大怪物。利润与效率的驱赶，消遣与娱乐的引诱，让现代人沉迷于种种虚妄与谎言之中流连忘返。置身于这样一个虚假的世界，只有无情地撕开伪饰的面纱，在“去蔽”中彰显生存的本真状态，才能让此在觉醒，直面虚无，进而踏上超越之路。在中国现代诗人中，穆旦以他“抉心自食”的精神，冷静到残忍的品格，独自踏出了这条生存探寻之路。

经过以上四章的阐述，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生存探寻已经完整地呈现出来，第五章集中探讨了生存探寻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意义。首先，生存探寻丰富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内容，提高了精神品格，建设了诗歌的审美超越性，对于过于黏滞于现实的中国现代诗歌而言，尤其可贵。其次，生存探寻丰富了诗歌的艺术风格，创造了大批迥异而多彩的诗歌意象。最后，生存探寻成就了一批优秀诗人，如果不是直面虚无、反抗虚无并在痛苦中寻求生命超越，很难设想冰心、冯至、穆旦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本书首次提出中国现代诗歌中生存探寻这一创作现象，既借鉴又转化了西方存在主义理论，从而突破了僵化、教条的研究模式，拓宽了视野，从文学史事实出发，使这种丰富多彩的创作现象得以完整地呈现。同时，将以往零星散落在作家作品研究中的、各自孤立的现象上升到史的高度，使其以独立形态呈现，从而能够把握其整体特征、总体走向。在此基础上，革新了对一批诗人的认识，例如推翻了冰心诗歌研究中的既成定论，揭示了冯至诗歌的复杂内涵，加深了对穆旦、宗白华、废名、林徽因等人诗歌的认识。同时，挖掘了新的诗人、诗作，例如以往很少被提及的路易士的诗歌（纪弦大陆时期的诗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身体意识，而且与生存探寻相融合，具有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另外，在研究方法上，遵循“‘生存’优先于‘哲学’”的原则，冲破“‘现成’的‘学说’”的束缚，走出了以往相关研究所陷入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