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国人口流动的走势

一 全国人口流动的三大特点

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落实中央针对城镇化而提出的几大任务和要求，我们需要了解我国人口流动的关键特点和发展趋势，从而做到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总体来讲，我国人口流动表现出以下三大特点。

1．人口流动巨浪加速

从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的数据来看，我国人口流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势不可当。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总量仅700万人左右，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为0.69%;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1.02亿，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05%;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流动人口数为2.2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48%; 2014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2.53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增加到18.49%，从2000年到2014年，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0.30个百分点。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及其所占比例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2．流动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

从改革开放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人口流动的整体趋势是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我国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传统的人口流动活跃地区，如黑龙江、河南、山东、广东、江苏、安徽、河北等，这7个省份吸纳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达40.18%，其中以黑龙江、河南、山东为最，此时广东流动人口仅占全国的5.23%；而到了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开始向广东、上海、福建等地集聚，广东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迅速提升到13.23%；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河南、安徽、河北等传统人口活跃地区已经彻底退出主体地位，流动人口加速向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地聚集，特别是广东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0.87%；到了2010年，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我国首要的人口聚集区域，这五个省份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合计已达43.51%。

从近三十多年的区域数据看，全国流动人口加速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聚集。京津冀、长三角以及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稳步提升，由1982年的24.93%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46.25%，接近全国流动人口的半数。在这三个区域里，2000年以前，人口流动主要向珠三角聚集，而到2000年以后，人口开始向长三角地区转移，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11.27%稳步提升至2010年的21.67%，吸纳了我国超过1/5的流动人口。

3．超大城市人口增长显著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镇化进程迅速发展。到了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超大城市是全国的中心城市，掌握着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资源，吸纳着大量的流动人口，它的发展对于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目前，从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来看，一方面在宏观层面，我国流动人口加速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流动人口则表现出向特大城市，甚至是超大城市聚集的明显态势。

第一，从常住人口指标来看，超大城市人口增长明显。例如，2000年以来，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深圳市和重庆市六个超大城市常住人口总量激增。1990年，六个城市常住人口总量为4066.1万，2005年为6248.7万，2014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深圳市和重庆市常住人口总量分别为：2156.6万、2425.7万、1516.8万、1308.1万、1077.9万和2991.4万，总量达11476.5万，2005—2014年九年间人口净增2429.8万，年均增量303.7万。六个城市以全国1.2%的国土面积容纳了全国8.3%的人口，这说明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流动人口进一步朝着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集聚，超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显现。

第二，从户籍人口指标来看，超大城市户籍人口总量稳步持续小幅上涨。例如，2000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深圳市和重庆市户籍人口数量分别为1107.5万、1321.6万、912.0万、694.0万、124.9万、3091.1万，总量为7251.1万，而2014年六个城市户籍人口分别是1333.4万、1429.3万、1016.7万、842.4万、332.2万和3375.2万，总量达到8329.2万。从统计数据来看，六个城市总量十四年间增长2808万，年均增量为77.0万，而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深圳市和重庆市六个城市年均增量分别是16.1万、7.7万、7.5万、10.6万、14.8万、20.3万。

第三，从流动人口指标来看，流动人口膨胀是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

首先，从超大城市吸纳流动人口的比重来看，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吸纳来自全国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比例越来越大。例如，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的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常住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07%、2.28%、2.54%以及3.29%，而上海则分别为3.07%、5.06%、4.14%以及4.91%。

其次，近十余年来，六个超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140万的总量。2000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深圳市和重庆市六个超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总量为1555.4万，2005年达到1900.0万，到2010年总量突破3000万，到2014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深圳市、重庆市常住流动人口数量分别为818.7万、996.4万、476.2万、465.6万、745.7万和146.3万，六个城市常住流动人口总量达3502.7万人，2000—2014年十四年间净增1947.3万，年均增量139.1万。具体从单个超大城市来看，北京常住流动人口规模由1980年的18.6万人激增到2014年的818.7万人，增加了约44倍；上海由1980年的5.48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996.42万人，增加了约182倍；深圳由1980年的1.2万人增加到2014年的745.68万人，增加了约621倍。

此外，流入地的距离、流出地的人口规模以及剩余劳动力的状况是影响六个超大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重要原因。例如，从流动人口来源地看，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河北、河南和山东三个省，比例分别达到22.13%、13.91%和8.49%，其次是安徽、黑龙江、湖北和四川；上海市常住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安徽、江苏和河南，比例分别为28.99%、16.75%和8.72%，其次是黑龙江、安徽、四川和湖北；广州市和深圳市常住流动人口主要来源都是湖南、湖北和广西三个省，所占流动人口比例都在11%以上，来自湖南的流动人口分别都超过两市流动人口总量的20%，其次，四川和重庆也是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的重要来源地；重庆市一半以上的常住流动人口来源于四川省，所占比例达到53.74%，其次是贵州、湖北和云南，比例分别为7.61%、4.80%和3.31%。可见，流入地的距离、流出地的人口规模以及剩余劳动力的状况是影响六个特大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重要原因。

最后，从流动人口占比来看，超大城市常住人口的四成由常住流动人口构成。例如，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广州市、深圳市和重庆市六个超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总比重由2005年的31.6%提高到2014年的46.2%，即2005年在六个城市里每3个常住人口中约有1个是外地人，到2014年则是每5个常住人口中约有两个是外地人，外地人与本地人达到2: 3的比例。具体从每个超大城市来看，我国超大城市常住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基本上都接近或超过了40%。例如，北京常住流动人口占比由1980年的2.06%增加到2014年的38.05%；上海由1980年的0.48%增加到2014年的41.08%，深圳由1980年的3.60%增加到2014年的69.20%。总之，流动人口的规模膨胀既与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加速相关，也与超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劲拉动有关。

放眼全球，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膨胀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日、英三国统计部门数据也显示了这一不争的事实。例如，2014年日本东京都和英国伦敦人口分别为1336万和853万，前者以0.6%的国土面积容纳了全国10.5%的人口，人口比例较十年前增加0.7个百分点，后者以0.6%的国土面积容纳了全国15.7%的人口，人口比例较十年前增加3.3个百分点，而2014年中国北京人口为2151.6万，即以不足0.2%的国土面积容纳了全国1.6%的人口，人口比例较十年前增加0.4个百分点。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我国超大城市人口规模激增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历史阶段，而且我国人口基数巨大，流动人口规模众多，所以超大城市面临的人口管理压力远比国外要大。例如，目前我国的首都北京，其人口约是伦敦的2.5倍、东京都的1.6倍，并从近十年人口增量看，东京都和北京每年每平方公里新增人口均约为402人左右，但若考虑两城市间的地形差异，北京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增速更快。

二 城市流动人口的三类特征：以北京为例

“城市流动人口”是指非城市常住户口而暂住或居留在城市的人口。在诸多大城市中，首都北京的人口流动规模及其管理难题具有明显的代表性，能够反映出同类城市的诸多共性。因此，聚焦首都北京流动人口的基本特点，有助于了解当前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中的微观表现。

首都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北京必然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吸纳地。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既为北京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活力，同时也给首都城市承载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接下来，利用2010年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六普”）、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2005年抽样数据”）、2000年北京市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五普”），综合探讨北京市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及其迁移原因，力图为政府部门实现人口有序管理，完善人性化服务提供参考信息。

1．基本特征

（1）在京流动人口激增至常住人口的四成

本研究记录了1949年以来，每年从外省市来京流动人口总量波动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流动人口变动规律受国家宏观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的波动大体经历了“自然增长—严格控制—缓慢增长—飞速增长”的历程。

1949—1958年为北京市流动人口自然增长阶段。由于当时人口流迁行为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因此，流动人口开始自发性增长，且以谋生、投靠型流动为主。“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大办工业”，推动了北京流动人口规模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波峰，约27万左右。

1959—1965年为严格控制人口社会流动阶段。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后，北京市采取强化城市户籍管理、限制农村人口进京的政策，流动人口总量快速跌至1960年的约7万人，1965年之前基本维持在11万人以下的低水平。

1966—1983年为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缓慢增长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暂住人口登记管理办法中断，外省市来京流动人口状况一度出现非常态变化，此阶段北京流动人口从10万左右发展到20余万规模。

1984年以来为流动人口飞速增长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198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5年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布《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解决人民生活“几难”的几点意见》、《关于外地企业和个人来京兴办第三产业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为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北京提供了契机，1987年流动人口总量突破100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进一步推动了首都的经济发展，流动人口进入增长高峰期，1994年突破300万。1995年北京市政府对流动人口采取“控制总量、优化结构、加强管理、积极服务”十六字方针，流动人口总量回落到200余万。2000年以来，随着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新三步”战略及奥运经济的拉动，北京市形成新一轮流动人口增长高峰，2000年流动人口总量再次突破300万，2010年超过770万。

从半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来看，在1986—2014年的二十余年间，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14.4倍，仅在2000—2014年的十余年间就激增了562.6万，年均增加40.2万人。到2014年，在京常住流动人口已达到北京常住人口总量的38.05%。

（2）平均年龄31岁，青年人群职业竞争优势明显

从年龄构成上看，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依然以青年劳动力人口为主体人群，2000年，北京常住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6.91岁，2005年为28.74岁，2010年提高到31.14岁。

近些年，劳动年龄段流动人口（16—64岁，下同）占常住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大致保持在85%—90%左右，2005年劳动年龄段常住流动人口总量为308万人，2010年激增到641万人，占常住流动人口总数的90.98%。然而，与2000年“五普”数据相比，2010年“六普”中16—34岁人口占常住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呈现稳中有略降的趋势，即由2000年的66.93%下降到2010年的57.54%，其中，16—19岁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2.98%迅速下降到2010年的6.07%; 20—24岁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21.03%下降到2010年的19.92%; 25—29岁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8.36%下降到2010年的18.04%; 30—34岁人口所占比例由2000年的14.56%下降到2010年的13.47%。不过，16—34岁人口依然是北京常住流动人口的主体人群，这说明青年打工人口在城市中具有较强的职业竞争优势及长期滞留的生存能力。

与此同时，随着低龄劳动人口比例的减少，劳动年龄段常住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29.00岁、2005年的30.91岁，迅速提高到2010年的32.30岁，十年增幅超3岁多。

（3）“男多女少”格局未变，家庭化趋势明显

从常住流动人口总性别比来看，“男多女少”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2000年男女性别比为150.76:100, 2005年降至113:100，但2010年又回升到118.9:100，即男性占常住流动人口的54.32%，女性占45.68%。

然而，从“五普”到“六普”，各年龄段常住流动人口男女比例正逐步趋向平衡。“五普”时，各年龄段男性明显多于女性，例如，20—24岁组男性占12.31%，女性仅占8.72%；而到了2010年，各年龄段男女之间的比例差距在不断缩小，例如，20—24岁组男性占10.38%，女性占9.54%。此外，从户口性质来看，随着女性流动人口比例的提高，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别比均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农业户口性别比由2000年155:100下降到2010年的134:100，而非农业户口性别比则由2000年的94:100进一步下降到2010年的92.67:100，呈现出女性非农业户口略多于男性的发展态势；从地区分布来看，城市功能核心区中女性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例如，原崇文区和原宣武区性别比分别仅为97.0:100和98.9:100，而城市发展新区及部分生态涵养区中男性人口比重相对较高，例如，大兴、昌平和怀柔性别比分别高达135.5:100、127.9:100和139.2:100。

常住流动人口中女性人口比例的增加，除与岗位需求等多种因素有关以外，还与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密切相联。从“六普”数据来看，已婚者为常住流动人口主体人群，2010年北京常住流动人口已婚比例为63.8%, 2005年为64.17%, 2000年为58.9%。其中，据“六普”长表数据分析，女性已婚比例已经达到64.9%，高于男性62.8%的比例。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进行的北京流动人口调查显示，在已婚流动人口中，75.3%的流动人口与配偶同时在京流动。可见，在京常住流动人口中，过去男性“单打独斗”的“独闯”形式逐步演变为夫妻联手“拼天下”的格局，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或夫妇携子女在京流动已成为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家庭化趋势日益明显。

（4）农业户口占比超2/3,“同公民同待遇”呼声强烈

2010年，在京农业户口常住流动人口比例为67.69%，与2005年67.62%的状况基本持平。由于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巨大的收入差距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来看，城乡二元管理导致针对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各种配套政策改革相对滞后，黏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差别政策依然明显，“同是公民，同等待遇”的呼声日益强烈。

在京常住流动人口大军中，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虽然没有太大变化，占常住流动人口总量的32.3%左右，但随着在京常住流动人口总量的激增，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规模已经攀升到227.64万，比2000年增加160万人，成为来京常住流动人口的新生力量，反映了城际间城市人口流动加速的发展态势。

（5）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接近1/4，学历分化明显

2010年在京6岁以上常住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10.87年，而2005年为10.18年，2000年9.37年。海淀、延庆和昌平常住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分别达到11.41年、11.32年和11.23年，位居全市前三位，其中，延庆和昌平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可能与两区县高校办学有关，而在2005年前三位分别是海淀区、西城区和昌平区。

从受教育程度的结构分布看，在6岁以上常住流动人口中，文盲、小学、初中教育程度人口比例都呈现稳步下降趋势，初中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53.16%下降到2010年的45.92%；而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比例则明显快速上升，三者合计由2000年的26.73%增长到2010年的43.9%，增长超过17个百分点，特别是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特别是在常住流动人口就业大军中，大学专科以上的人数比例已经占到了就业总人数的25.5%。相对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向北京大量集中，折射出北京吸纳高层次就业人口的强大能力，这是北京区域经济发展、信息聚集、资源分布、产业结构、环境设施和发展机会等多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

从2010年“六普”数据提供的职业构成来看，我们还发现一个新的亮点，那就是在外来就业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规模和比例发生了大幅度的提高，其比例由2000年的5.32%上升到2010年的13.1%。与此同时，在6岁以上常住流动人口专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也有了质的飞跃，由2000年的9.88%迅速提升到2010年的24.35%，特别是在常住流动人口就业大军中，大学专科以上人数占外来常住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已经提高到25.5%。国家把大量的科研、教育、文化艺术、卫生医疗等机构设在北京，特别是顶尖、一流的科教文卫机构大多建在北京，事业开拓空间大，发展机遇多，这对流动人口中的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6）职业结构提升，但仍聚集于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

一般来说，农业劳动者阶层具有高度稳定性，他们是经济条件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阶层，呈现出少量输出而几乎不流入的社会流动模式。向城市流动和接受较高的教育是他们向上流动到其他阶层的主要途径。通过向城市流动，这些农业劳动者的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流向了地位相对较高的其他阶层。流动人口在流动后实现了职业构成的“非农化”。

根据“五普”和“六普”数据，按照国家七大职业分类标准，在“专业技术人员”职业领域，北京外来从业人员的比例由2000年的5.32%上升到2010年的13.1%，推动了北京流动人口职业层次的提升。在京外来从业人员的职业构成依然是以“商业、服务业人员”为最，此职业从业人员比例由2000年的43.16%上升到2010年的48.1%；在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的职业领域中，外来从业人员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由2000年的37.58%下降到2010年的24.80%。

总体来看，2010年，“商业、服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两大职业领域集中了326.74万外来从业人员，占流动人口从业人员总数的72.9%。

（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超七成，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稳居前三

从行业分布来讲，2010年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在第一、二、三产业的人口分布比例分别为1.5%、27.5%和71.0%。从小类来看，常住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占29.5%、17.7%及9.2%。

2．分人群特征

（1）新生代比例过半，由“卖苦力”向“拼智力”转变

2000年，北京市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29.37%, 2005年上升到38.7%,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这一比例上升至54.32%。据预测，到2015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到60%以上。从劳动年龄段来看，北京市16—30岁新生代常住流动人口数为331.7万人，占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的47.09%，占16—64岁劳动年龄段常住流动人口的51.75%。可见，劳动年龄段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北京流动人口的主体，这一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将会影响到北京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从“六普”的数据来看，与31—64岁中老生代常住流动人口相比，16—30岁新生代常住流动人口表现出以下三大显著特点：

第一，大多来源于农村，但基本没有务农经历。

“六普”数据显示，与中老生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中具有农业户口的比例为67.61%，略高于中老生代67.37%的比例；新生代户口登记地在乡及镇的村（居）委会的比例为79.24%，高于中老生代77.24%的比例。然而，大多新生代流动人口完全脱离了农村劳动，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和工作。

第二，生活压力巨大，但打工价值观在转变。

由于新生代年龄尚小，事业仍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因此从整体上来讲，新生代在北京的生活压力是巨大的，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亟待改善。从“六普”长表部分抽样数据来看，新生代中购房的比例为16.56%，明显低于中老生代37.69%的比例；房屋内无厕所、无厨房、无管道自来水、无洗澡设施的比例，新生代分别为：36.5%、40.8%、28.2%及46.5%，而中老生代则分别为：31.6%、30.1%、22.9%及38.6%，新生代均高于中老生代。可见，大多数新生代的居住环境是相对恶劣的。

然而，即使是在生活条件更加艰苦的情况下，新生代依然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奋斗并坚守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城市文化不断削弱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着、更强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再回乡务农。

第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渴望公平发展机会。

“六普”数据显示，与中老生代流动人口相比，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能承担技术含量高的工作。

从教育程度来看，新生代高中（含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为57.45%，而中老生代仅为36.68%；新生代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34.50%，而中老生代仅为19.68%。

从离开户口登记地原因来看，新生代来京目的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除77.64%的人因务工经商来到北京以外，还有9.53%的新生代因学习培训来到北京，而中老生代学习培训的比例仅为0.98%。

从“六普”抽样数据显示的房租费用来看，虽从总体上讲，新生代与中老生代类似，承租房屋的价格区间主要是在200—1000元之间，占52.9%，但是新生代承租中高端出租屋的比例明显要高于中老生代。例如，2000元以上房屋新生代的承租比例为17.2%，而中老生代的比例仅为10.4%。可见，新生代中有一部分群体处于中高收入状况，能够承受价格相对较高的生活费用开支，并且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追求相对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

从就业情况来看，新生代职业构成和行业构成正在逐步提升。从职业构成来看，新生代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为15.96%，明显高于中老生代的10.04%，而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比例很低，仅占0.65%，中老生代此比例为2.43%；从行业构成来看，新生代从事建筑业的比例较低，仅为5.77%，明显低于中老生代的12.79%；而新生代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为19.83%，略高于中老生代15.52%的比例；从事住宿餐饮业的比例为11.63%，高于中老生代7.00%的比例。

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以及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中老生代迥然不同，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利益诉求更多，维权意识更强，更加渴望公平的发展机会，期待实现由“城乡两栖”到“定居城市”的转变。

（2）1/4的流动儿童在京出生，卫生保健和教育需求巨大

据2010年“六普”数据，0—14岁在京常住流动儿童总数在48.44万人左右，占全部常住流动人口的6.88%。其中，学前儿童（0—5岁）和学龄儿童（6—14岁）数量分别为23.58万人和24.86万人左右。从区县分布来看，朝阳、丰台、海淀、昌平、大兴0—14岁常住流动儿童的规模非常巨大，分别达到9.26万人、6.84万人、6.64万人、5.56万人和4.96万人。在76.72万18岁及以下常住流动人口中，0—5岁学前儿童比例很大，2010年为30.74%。

在2010年长表数据中，0—14岁常住流动儿童在北京出生的比例已经高达27.22%。这些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的流动儿童，已经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很多流动儿童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文化、习俗和知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了。一方面，这些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辈完全不同，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准城市居民，基本上不可能回到户口所在地的乡村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北京户口，这些流动儿童的很多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这对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北京有关政府部门很有必要为流动人口的这种结构变动作出相应安排，包括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卫生保健服务和接受教育机会，以保证其健康成长。

（3）年出生人数近7万人，人口计生服务管理压力大

据2010年“六普”数据计算，有84.31%的在京常住外来女性处于15—49岁的育龄阶段，规模突破271.3万人，是2005年的两倍多。女性流动人口，特别是育龄妇女的不断增加是近些年北京流动人口变化的重要特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迅速增多，无疑会给北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带来挑战。

北京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以下简称“TFR”）经历了一个迅速的转变过程。20世纪50年代TFR高达5.1, 60年代降至3.9, 1975年北京的TFR已降至更替水平之下的1.4，呈现低生育水平状态；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北京的总和生育率已在1.47超低生育率水平；1995年后，更降至1以下，呈现极低的总和生育率水平。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TFR为0.69，常住流动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0.75；常住人口一般生育率是22.63‰，常住流动人口为28.86‰，均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状况。从出生人口规模上来看，2010年“六普”得到的上一年份常住流动人口生育规模约6.9万人，高于常住户籍人口生育的6.2万人。

3．迁移流动特征

（1）户口登记地以冀鲁豫三省居多，河北独大

从2010年常住流动人口户口登记地来看，河北、河南及山东三省来京流动人口的比例最大，分别达到22.13%、13.91%及8.49%，来京常住人口分别为155.90万人、97.97万人和59.77万人；其次是安徽、黑龙江、湖北和四川。由此可见，来京距离、户口登记地的人口规模及剩余劳动力状况是影响北京人口流入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2）城市发展新区聚集趋势明显，朝阳、海淀占比依然最高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实施多中心与新城发展战略，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区县功能定位及评价指标的指导意见》以及《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则进一步依照此规划，遵循“优化城区、强化郊区”的原则，把全市从总体上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四类区域，其中，规划城市发展新区是北京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与人口的重要区域，其主要任务是依托新城、国家级和市级开发区，增强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和人口承载功能，成为城市新的增长极。在此次规划的引导下，北京市人口分布重心开始有所转移。

与2000年普查数据比较，2010年常住流动人口区域分布呈现出由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向城市发展新区扩散的态势。功能核心区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11.70%下降到2010年的7.76%；功能拓展区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62.42%下降到2010年的53.80%；生态涵养区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4.76%下降到2010年的4.37%，而城市发展新区人口比例则由2000年的21.12%上升到2010年的34.07%，增幅明显。

从2010年分区县的情况来看，朝阳、海淀、昌平、丰台四区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位居前四位，均在10%以上，特别是朝阳和海淀区流动人口比重分别高达21.50%和17.83%，而处于生态涵养区中的五个区县，常住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低，基本控制在1.5%之下。

（3）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趋长，近三成超五年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离开户籍登记地六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比例最大，占24.85%，近30%的常住流动人口离开户籍登记地时间在五年以上，这一部分人离开北京的可能性在逐步减小。

（4）务工经商比例超70%，家属随迁比例居第二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市流动人口以探亲访友、投靠子女、看病就医等“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1978年以来，转变为以务工经商等经济型流动人口为主。与2000年常住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比例67.6%比较, 2010年该比例进一步上升至73.91%，且男性高于女性，成为常住流动人口所有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最主要原因。

2010年，常住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第二大类原因是家属随迁，占8.03%，但女性高于男性，这可能是由于20—59岁中女性随迁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所致。

离开户口登记地第三、四、五类原因分别是学习培训、投亲靠友、工作调动，所占比例比较接近，分别为4.68%、4.5%和3.64%。

除此之外，婚姻嫁娶、拆迁搬家、寄挂户口等也是常住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原因之一，但是几类所占比例合计仅为5.25%，并非主要原因。

（5）务工经商人群受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第二产业的就业机会拉动明显

从在京务工经商的常住流动人口中，其行业构成依然是以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第二产业为主，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比例排第一位，占30.62%；制造业从业人员占18.22%，两项合计近50%；职业构成依然以体力劳动为主体，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达到50.23%。这种现象与北京相关领域存在巨大的就业岗位需求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关系密切。

从全市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数量与GDP的相关关系看，一方面，务工经商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对于促进全市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全市经济的发展也给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吸纳着更多的流动人口来京工作，二者相辅相成并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大量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的第二产业领域，与首都北京的产业定位以及城市功能定位存在矛盾和冲突。

此外，从务工经商人员的户口性质来看，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仅占23.90%，农业人口的比例达到76.10%；从离开户口登记地不同时间的务工经商群体比例来看，不管是在京半年的农业流动人口，还是在京六年以上的农业流动人口，其务工经商的比例始终保持在80%以上的比例，而不同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的非农业流动人口，其务工经商的比例基本控制在50%—60%之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群体更多地是追逐经济利益目的来京的。

（6）随迁人员中少年儿童比例超六成，教育需求导向明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随迁家属的人群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是其主体人群，占随迁人群总数的59.54%，其中，0—4岁、5—9岁、10—14岁人口分别占随迁家属总数的26.53%、20.50%和12.51%。这与近年来北京市小学教育人口中流动儿童迅猛增加的现象吻合，显然与国家关于流动儿童在流入地享受同等义务教育的政策实施有关。从2010年长表数据我们还发现，在随迁人员中，17.54%的人出生地就在北京，小学、初中在校生人数占随迁人口总数的38%，这些人群自然会对北京的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在随迁的少年儿童比例中我们还发现，0—14岁女孩随迁人口总数约为15万人，占女性随迁的比例为48%，而0—14岁男孩随迁人口总数约为18.67万人，占男性随迁的比例为74%，女孩随迁规模及相应比例均明显低于男孩。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计算，常住外来15—50岁妇女上年份生育子女的性别比为117:100，而同年0—14岁随迁人口中性别比达到了124:100，且年龄组越低，性别比越高，因此，不排除流动人口更加愿意将男孩带在身边的可能。

（7）投亲靠友人群中呈现少儿和老年双高峰，来京原因各异

投亲靠友人群中，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而且从年龄分布上看，出现了两个高峰：一个是在0—14岁，且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少年儿童投亲靠友目的较为明确，即为了享受北京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个是50—79岁，且在50—59岁期间，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口投亲靠友的目的较为多元，可能有家庭团聚的需求，享受优质资源的需求，也可能包含来京照顾孙辈等方面的目的。

（8）流动人口大量集聚于城乡接合部，源于居住成本和生活成本低廉

常住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朝阳、海淀、丰台、大兴等地。例如，朝阳、海淀基本集中了接近40%的常住流动人口，而这些地区的部分地带是北京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因此，这些地方的居住成本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从统计数据看，在全市324个街乡镇中，流动人口达到万人以上的共有184个，占全市街乡镇总数的比例为56.8%；共容纳流动人口723.3万人，占全市流动人口总数的比例为93%。其中，有54个街乡镇成为人口比例倒挂地区，倒挂比例前三位的均位于朝阳区，依次为崔各庄乡（流动人口14.1万人，倒挂比例1:7.2）、十八里店乡（流动人口22.4万人，倒挂比例1:6.7）、王四营乡（流动人口8.4万人，倒挂比例1:5.5）。从人口聚集的原因来看，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自循环、低层次生存圈的存在为流动人口降低了生活成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成本指的是流动人口的食品、穿衣、水电等日常生活支出。在很多流动人口集中的聚居区形成了为这一群体衣食住行服务的“自循环系统”，很多乡镇、街道有流动人口商业街，从菜摊、饭馆、洗衣店、家电维修、照相、发廊、裁缝店到小超市等一应俱全。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极大地降低生活成本；另一方面，这一服务圈在产业价值链的最底端为流动人口自己创造了就业市场，进而解决了相当部分流动人口在京的就业、生计问题，形成流动人口低成本滞留北京的空间。

二是违法居住和群租现象普遍为流动人口降低了居住成本。据调查显示，很多流动人口在城里打工，但到城乡接合部地带甚至远郊租住月租几百元左右的民房居住。城市居民、城乡接合部失地农民发展“瓦片经济”，为外来人员提供了低价住宅。

4．小结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务工经商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型流动人口依然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人群，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长期居留北京的时间长，以已婚、农业户口、初中学历为主。

第二，在京出生、在京上学的流动人口子女规模仍在继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持续增加。

第三，一批从事非传统产业的流动人口新兴力量正在逐步兴起，打工价值观发生重大转变。从受教育程度上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在迅速提高；从职业构成来看，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在不断提升。随着这一群体规模和比例的不断增加，北京市流动人口来京目的将变得更为多元化，由此产生的迁移流动行为自然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具不确定性。

三 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判断

基于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特点有了上述归纳。根据这些特点和经典的人口迁移推拉理论，我们对中国未来人口流动前景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

判断1：社会经济发展将推动流动人口数量继续增长，预计到2020年达到3.6亿左右。

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的过程。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持续旺盛，城市产业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暂时不会减弱。与之相呼应的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还将维持15年左右，未来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进一步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将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发达地区、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是我国人口流动的强推力和强拉力。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和城乡接合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工资水平等仍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由此会促使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大环境保持长期稳定为前提，充分考虑未来人口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转移等诸多因素，学界对未来5年，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了推测：基于认可度较高的中国人口总量规模发展预测，从我国人口城镇化角度预测流动人口规模，到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将达到3.6亿左右。

判断2：流动人口的家庭化和长期定居化将迅速由量变发展为质变，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将更加强烈。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管理理念、方式及制度等变化，人口流动更加“有利”和“方便”。新一代的流动人口呈现出与上一辈流动人口明显不同的新特点：一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新一代流动人口的行为模式、思想观念受城市影响更大，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二是基本脱离农业生产。“80后”、“90后”的农民工大都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城镇就业，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而且相当数量的进城农民工因各种原因放弃了农村的土地承包权。三是需求多元化。新一代流动人口的愿望和利益诉求与传统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其就业的主要动机已经不是单纯的挣钱，而是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并向往城市生活，渴望成为城市居民，因此其对保障性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新一代流动人口的主观愿望已普遍呈现为在城市的举家定居，这种“共识”使流动人口管理需要作出制度性变革。

判断3：流动人口结构及其流向分布更加复杂。

由于流动人口存在家庭化和长期定居化的趋势，少年儿童、老年人口及已婚女性会继续增加，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会产生一定变化。而流动人口的身份构成将更加复杂。一方面，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城乡统筹的发展、惠农支农措施的贯彻落实、农村教育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外流农民有一定回拉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迁移的自由度增加，由小城镇流向大城市人口、大小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以及大专院校毕业后滞留城市、就业不稳定的人口也会增加；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际流动迁移人口也将增加。由于影响人口流向的变量较多，流动人口未来流向分布具有不确定性，不过总体上仍呈现出“向东南聚集，并辅以多方向分流”的局面。一方面，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强势地位以及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推进，人口流动将延续向东南沿海地区聚集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会有所增强，长距离跨省流动将有减弱的趋势。

四 城市人口发展趋势研判：以北京为例

前一部分，本书对全国性的人口流动趋势进行了宏观层面的判断，接下来我们将以首都北京为例，以典型城市为案例，对城市人口流动的趋势进行微观上的聚焦，从中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预见人口流动巨浪对主要城市人口管理的持续冲击。

第一，人口“虹吸效应”短期内难以遏制。

2000—2013年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达3.43%，增速居全国超大城市之首，全市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0.91%上升至2013年的1.55%。通过对东京、纽约、伦敦等发达国家首都人口增长规律的分析，结果发现，“全国人均GDP”及“城市化率”的提升、首都“大学”和“医院”数量的扩张是拉动首都人口增长的显著因素，而北京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若北京市保持年均7.7%的GDP增速，“十三五”期间劳动力需求预计每年将在1300万—1400万左右。

第二，户籍人口老龄化对流动人口产生明显依赖。

北京市户籍人口的“超少子化”和“深度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未来全市本地劳动力的补给规模。全市0—14岁户籍少儿人口所占比例由1953年的30.1%急降至2013年的10.2%，低于国际上公认的“超少子化”标准（15%），甚至低于超低生育率的东京市（11.4%）；2013年，北京市户籍人口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4.9%，已高于国际上公认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14%）。目前，北京常住人口家庭户均规模由1982年的平均3.8人/户骤降至2010年的2.5人/户，因此，少子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导致的养老问题将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并对生活类服务业流动人口产生巨大的刚性需求。

第三，户籍人户分离人口的“向心流动”难以短期内消除。

目前，在北京市，一方面户籍人口加速流向中心城（城六区），户籍人户分离人口（户籍在其他区县）在中心城所占的比例由2000年的41.94%增加到2010年的64.06%；另一方面非经济活动人口中心城聚集程度严重。2010年全市62.5%的非经济活动人口集中在中心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仅为52.42%和59.80%，低于城市发展新区（63.01%）和生态涵养区（61.21%），其中，地处中心城的东城区劳动参与率仅为46.34%，明显低于其他区县。未来，北京中心城的优质资源不疏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提升，那么中心城人口密度将难以降低。

第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持续增加。

目前，北京市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例已过半，1/4的流动儿童在京出生，因此，在网络时代及权利意识、公平诉求普遍觉醒的时代，人口调控的政策风险骤增。例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高考生家长上访等事件时有发生。本研究预测，“十三五”期间，在北京市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需求将呈增长态势的同时，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需求也将远超“十二五”期间的水平，特别是在“十三五”末期，流动人口初中阶段就学人数将比2013年增加80%—90%左右。因此，如何有效满足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此乃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之难题。

第五，境外人口增长将成定势。

北京做大做强“国际交往中心”和“文化中心”，必将提升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而“境外人口规模”和“入境旅游人口规模”必将增加。1997年，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外国人在京居住3天以上的仅为8024人，2010年在京居住3个月以上的境外人口就达10.7万人，年均增速在17.6%以上，高于常住人口增速。从城市对比来看，2010年上海境外人口为20.83万，比北京多1倍；2008年纽约外籍人口占比为28.4%，而北京目前仅为0.5%。此外，境外旅游人口的“大进大出”，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2008年伦敦、纽约入境旅游人数分别是1480万和950万人次，而北京2013年仅为450.1万人次，分别不足前者的1/3和1/2。

从以上全国和我国主要城市人口流动趋势的总体把握，我们发现：面对如此规模庞大的人口流动浪潮，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也理应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和调整。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主要针对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工作——“人的信息”、“人的有关资格审查”和“人的相关公共服务”。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流动人口管理理念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变，国家开始逐步强调统筹协调、注重服务——调动各个部门的力量对流动人口实行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在信息、管理和服务三方面也正在取得成效。国家在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上的目标是明确的：促进人口合理分布、有序流动；强调统筹协调、优化服务；着手体制改革，提高效率。

然而，长期积存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随着人口流动规模的加剧、结构的调整以及分布的变化，我国人口流动所引发的管理难题日益凸显，其中，人口流动的无序性、人口服务管理的被动性以及人口过度聚集的风险性都是当代中国社会难以回避且必须解决的客观现实。如果没有一个顺畅的人口管理体制作为支撑，没有一个良性的人口服务机制作为后盾，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机制做调节，那么不仅人口的服务管理是混乱的，而且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以及资源环境的人口基础也是松动的。因为几亿人的无序流动恰似大海航行中的暗礁，稍不留神，则后果严重。

总之，在当前积极促进人口合理分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关口，我国亟须加强人口管理工作，优化人口服务水平，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本研究将聚焦当前社会中主要的人口流动问题，就流动人口管理客体、管理主体以及管理风险三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