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设“丽邑”便于战
修筑丽山陵墓初期，也就是次第吞并六国战争的前夕，二者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者舍一，为秦始皇所不许，于是，秦始皇采取了一项重大的行政措施，使修陵与战争兼而有之，并行不悖。这就是在公元前231年“置丽邑”。“丽邑”在哪里？按一般尚无大争论的说法是汉新丰。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因为太上皇思念故乡丰邑，刘邦就按原籍沛县（今江苏沛县）丰邑的街里样式重建在秦的丽邑，高祖十年（前197）“太上皇崩于栎阳宫”后，才正式“更名丽邑曰新丰”（《史记·高祖本纪》）。《汉书·地理志》也认为新丰是“故骊戎国，秦曰丽邑，高祖十（原文误作 ‘七’）年置”。此间的“骊戎国”、“丽邑”和“新丰”三者，特别是后二者分明是同地异名。上面所引用的有关丽邑的文献资料，其实无一是指丽邑城的，都是说的丽邑地。既然戏水的流向，古今改变不大。那么，在戏水西岸的秦丽邑城同隋唐时的新丰（今新丰镇）并不在一地。
“邑”作为城市讲，则有“大者曰都，小者曰邑”的区别。但作为行政性的地域而论，指的则是都鄙之外的地方。后来的研究学者往往把两者混在一起，纠缠不清。《水经·渭水注》“戏水”条载：“水出丽山冯公谷，东北流，又北迳丽戎城东……秦之丽邑矣。”秦丽邑县统辖的范围不算大，主要有今临潼区境内的渭河以南地区。隔河，北与高陵、栎阳相接；南以骊山为界，与蓝田为邻；东西因有零河、临河，分别同郑县、芷阳接壤。那么，丽邑既因陵而设，其邑城址当距始皇陵墓也不会太远。
围绕始皇陵，我们经过大范围的调查，终于在陵北约4000米的刘家寨一带发现了3处大型的秦汉地面建筑遗址。其中“刘家寨遗址”占地7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约半米，露出有建筑夯土、五角形的陶水道、条形砖、板瓦、筒瓦和各式云纹瓦当。板瓦正面光素，背面饰粗绳纹。筒瓦外饰细线纹、内饰麻点纹；其西北的“沙河村——苗家村遗址”面积可达150万平方米，除常见的秦汉砖瓦堆积外，还发现一段长40米、残高2米、基宽8米的城墙；刘家寨东的“前街遗址”面积虽然只有6万平方米，但仍有大量的建筑文物出土。这些建筑基址及其建材的时代，有秦有汉，位处于同地异域，或两者叠压。
刘家寨、沙河村南遗址，怎么能说它就是“秦丽邑——汉新丰”的故址呢？理由有三。
第一，（唐）李泰吉《括地志》说：“新丰故城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四里，汉新丰宫也。”隋唐新丰县，即今临潼区东北15里的新丰镇。其西南4里就是汉新丰，这一地理方位同今发现之遗址是吻合的。
第二，今遗址内属秦的文物，无论从其大小、规格、形状、纹饰或质地上，都同始皇陵的出土物并无二致。尤其是砖瓦上戳印的“宫寺”“宫□”“频阳”“寺婴”等陶文，与陵园陶文酷似，简直出于同窑（作坊）、同工之手！这正反映了“丽邑”“新丰”为同地异名而又是前后相承的关系。
第三，位当陵北，有秦汉时的东西大道——驰道通过。这里既是始皇陵工程进行中的交通枢纽，又构成了汉的通都大邑，可说是历史与人文地理相结合。
丽邑主要是由芷阳地划分出来而设立的，服从修陵、便于管理是其产生的前提，故而不完全是行政区划性质的县邑，而是独立性较强的陵邑。秦始皇陵附近出土刻有“丽邑”文字的陶器残片（食官遗址），就足以证实“丽山”（同上地）、“丽山园”（安沟水库）统统归“丽邑”管辖的这一历史事实。可以推想，“丽邑”的长官有可能就是“丽山园”的长官。
陵邑的设立是秦始皇的一个创举，也为以后的汉代所继承。《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记载了东平宪王刘苍的一段话：“臣愚以为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垄且不欲其著名，岂况筑郭邑、建都郛哉？”历史确实如此，战国中期以前是“墓而不坟”的。战国中期以后，特别是秦国，其王陵的封土堆越来越大，至此时又设立了陵邑，不再是“不欲其著明”，而是把厚葬之风的外露表现作为一种礼制固定了下来，并且赋予它政治上的含义。在这里，关于“丽邑”的设置及作用，只要通过下面三件事，就可以看出秦始皇的主观意图和战略部署。
其一，设置“丽邑”时，秦王政正处于29岁的中年时期。他已得到亲政7年的政治历练：铲除嫪毐、吕不韦两大势力集团后，任用李斯为客卿，封魏缭为国尉，采用韩非的理论，使一大批法家人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军事上对三晋的初试锋芒，也可说是旗开得胜的。这时的嬴政雄心勃勃，为了使“一海内”同“治丽山”两大事业并行不悖，因此设立“丽邑”就可以使“丽山工程”计划程序化、组织管理专业化。
其二，秦始皇十六年，正处在秦国向东方诸国发动最后攻势的前夕，秦国干了两件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大事：一是“初令男子书年”，二是“置丽邑”。前者是通过登记年龄旨在扩大兵源和徭役，后者则是在南征北战统一六国的同时，保证陵墓工程正常进行。两件事从表面看，尽管不同，但用意则互有联系。从秦始皇十七年（前230）灭韩起，接着于秦始皇十八年至十九年（前229～前228）攻赵，虏赵王迁，秦始皇二十年至秦始皇二十一年（前227～前226）伐燕；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王贲率军灭韩，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王翦出兵灭楚，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灭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灭齐，进而统一了全国。我们翻拣这一段秦国的编年史可以发现，席卷中华大地的秦统一战争虽然前后长达10年之久，但“丽山”陵墓工程秩序正常，并没因此而受到影响。这足以说明“丽邑”的重要作用。
其三，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 “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史记·秦始皇本纪》）。以每户4口计算，“三万家”就有12万人。徙民，本是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一项很重要的政治措施。它既削弱了原居地的盘踞势力，又繁荣了该地的经济，对巩固秦的统治具有现实意义。秦统一六国之后，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可说是历次徙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时隔9年后，又徙3万户约10万人到丽邑，并免除了他们全部的徭役负担（“复”）10年，这是前所未有的优待。为了弄清“优待”的个中道理，我们首先得弄清楚秦始皇前后曾对哪些人“复”过；再探究一下为什么要“复”的问题。
商鞅变法时规定：凡是努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目的是鼓励人民努力增加生产，发展国家实力。秦始皇时代，先后“复”过两次，一次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再一次就是三十五年“复”丽邑和云阳的徙民。对前者，我们试作这样的考察：越王勾践曾徙都琅邪，按《吴越春秋》一书的说法，他曾以此能够“号令秦、晋、齐、楚”。秦始皇5次出巡，其中就有3次抵达琅邪，也曾“大留之，留三月”, “作琅邪台，立刻石”，随即徙民3万户到琅邪，接受了方士徐市（福）的上书，并派其入海求仙。由于琅邪一带海域宽阔，水深港大，是当时大陆通向东海的门户，因而地理位置异常重要。所以秦始皇徙民琅邪，给予“复”的目的，应该说是同他对帝国命运“久长”的关心是一致的。至于对“丽邑”徙民，“复”的用意，恐怕除了表面上住守陵邑、独奉山园、略施安抚的小技之外，大概还存有“内实京师，外销奸猾”这一“强干弱枝”的用心吧。
设“丽邑”的目的，在于使统一战争与修陵这两件举国大事并行不悖。其作用在于既保证了丽山陵墓工程能在统一之战中不受影响，又对以后保护陵墓和繁荣陵区经济具有深远的意义。所以，汉踵秦后，设立陵邑遂成为制度。有名的西汉“五陵”，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均置有陵邑，并徙民实邑，像“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