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15)
从北京经新乡开往G城的火车，喷射着团团水雾，晚点一个小时开进了这细雨遮盖着的小城车站。我不奔向软卧车厢——那儿不是小飞涉足的地方，也不奔向硬卧车厢——那要多花将近一倍的车票钱，我直奔车尾的硬座车厢，我坚信这儿属于小飞的领地。在我想象里，小飞应该是个老姑娘了，不，也许，不再是姑娘，而是个孩子的妈妈了——1955年她十二周岁，到1973年，她已然整整三十了。我无法想象出小飞现在究竟是什么模样？也许她穿着最流行的不挂红领章的国防绿衣裤，或许她穿着在云南橡胶生产兵团的工作服。因而，我的目光投向下车的人流时，屏气凝神地寻找蠕动着的绿色和蓝色。我很失望，在穿着这种70年代流行服装的姑娘中，我没有发现小飞。虽然时间经过了十几个年头。小飞躺在医院病榻时的那张脸，我还记忆犹新，照着葫芦找瓢并不困难，但熙熙攘攘的人流快流出站口了，我还没有发现小飞的身影。我有些焦躁不安了。为了使小飞便于发现目标，我是动了一番脑筋的，离开矿山时，我特意头上戴了一顶塑壳的矿工帽出来，以招徕小飞的目光。此时，我花费的苦心付之东流，站台上只剩下寥寥几个出站的乘客，我只好返身跑向出站口，在那儿对小飞进行堵截。
“同志——”我正拔腿要走时，有人喊我。
我不情愿地回过头来，身后站着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妇女。她头戴一顶过大的草帽，身上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衣裳，压得皱巴巴的净是褶纹。如果不是从她的嗓音和脖颈上露出的素花衣领，提示我她是个女性，简直和下车的男旅客没有任何差异。我犹豫了刹那，着急地说：
“有事快说，我还要去出站口追一个人。”
“请问，你是……你是……劳改煤矿的吗？”她把草帽往上托了托，两只眼睛直视着我的矿工帽。
“是啊。”我觉得她似曾相识。
“我是来探监的。”她把手中的旅行袋和网兜相互换了换手，脸上露出一丝问路者常有的那种笑意，“请问，去劳改煤矿该怎么走法？”
“你从哪儿来？”我的心狂跳起来。
“北京！”
“你是来看……”我仿佛知道她是谁了。但唯恐张冠李戴，不露声色地追问她。
“他叫朱雨顺！”她又低下了头。
我头脑里如同响了一声沉雷，连手里撑着的雨伞都脱手掉在了站台上，继而去接她手中的旅行袋和网兜，说：“哎呀！我就在等你！信中不是说小飞来吗？怎么是你来了？”
“你是……”她激动得有些口讷。
“你是徐虹老师，我……”
“对！对！你是……我怎么认不出来了？”
“我们1955年秋天在医院见过面，我是坐过朱师傅开的那辆吉普车的记者。我叫叶涛！”
“你怎么在这儿？”她惊愕地看了我一会儿，大梦初醒一样拍拍脑门说，“怨我记性糟糕。过去，老朱跟我说过……我可不知道你也到了山西。”她说话时声音很低，还不住惊恐地看着四周，那神情如同一只惊弓之鸟，在警惕地环视着拉弓的人。
雨。这儿只有霏霏的细雨。
站台上的人已经走光了。
我有意地对她笑了笑，用意在于解除她的惶恐心理，并告诉她说：“从‘一号战备令’下达之后，京、津、沪的‘老右’，以及其他‘牛鬼蛇神’，大都被运到这儿来了。这是天意，不然我还碰不到老朱，也就看不见你了。”
她笑了——笑得非常凄苦。她大概也发现这种微笑，囊括着酸甜苦辣的复杂成分，展现在她脸上的线条不会具有什么美感，便俯下身子，去拾那把雨伞。她把伞撑在我的头上，我提着她的旅行袋和杂什，迎着迷迷离离的雨丝，走出了站台。
“他还好吗？”她话音很轻。
“好。”
当我轻松地吐出这个字的时候，理智才还魂了，我是奉老朱之命，来拦截小飞回去的，眼前来的虽然不是小飞，而是她的母亲，这道命令不因之而失效，但是我第一个字，就说了个“好”字。这不是亵渎了老朱的苦心吗？
徐虹心安地长出了一口气。
我倒陷入了彷徨之中……当我离开矿山时，并没意识到我这个角色难演，只要劝说孩子一下，给她买上返回北京的火车票就行了，一旦看见徐虹那悲恸中含着热望的目光，我立刻忘记了我负有的使命，而且被强大的感情旋流冲激到徐虹这方面来了。这儿是世俗中最卑贱的角落，这个角落里的成员，无一例外地是法绳和手铐惩处的（包括已经被惩处过的）对象。徐虹拖着个瘦骨嶙峋的身子，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东西，孑然一身到这儿来，已经够难为她的了，我就是长着铁石心肠，也无法给她当头一棒。正好在车站外有个专卖山西刀削面的小饭铺，我带她一起进去。
饭铺里很脏，碗筷上都沾着一层冒亮的油垢，绿豆蝇和黑苍蝇在桌子上飞来飞去，耳朵能清晰地听见“嗡嗡”的声响。墙壁上到处张贴着的“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的标语，由于长久无人管理，糨糊失效，纸和墙分了家，有的垂头，有的耷耳，一群群的苍蝇落在上边，搔食着干巴了的糨糊。
我们找了个旮旯坐下，徐虹用草帽当蒲扇扇了扇苍蝇，解开网兜扣儿对我说：
“我带来了面包。”
我把面包又塞回网兜儿，说：“这个你带着。既然来了山西，尝尝山西的刀削面吧！”
“我吃不下。”
“是不是嫌脏？”
“不是。”徐虹掏出手绢一边擦汗，一边轰赶苍蝇，淡淡一笑说，“说出来你也许不信，前几年我挨斗的时候，连屎壳郎都吃过。这些苍蝇，对屎壳郎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吃惊地看着她。她讲这些话时，没有皱一下眉头，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还用问吗？她的出身和她的反动军人家属成分，“文化大革命”的苦黄连水一定灌饱了肚子，她承受的苦难，或许比我们这些“二劳改”还要多出许多倍。
“这些……老朱没对你说起过？”
“我们近在咫尺几个月，但最近几天才刚刚有了接触。”我说，“他早就认出我来了，但他一直没有招呼我，直到我发现了他，我俩才算接通了电源。”
“这个人……”她笑了，既像赞美，又像抱怨。只有在这一瞬间，我才从她脸上找到了她昔日的影子。她虽然明显地苍老多了，额头、眼角、唇边都出现了皱纹，但她会心微笑时的千分之一秒，使我想起了梁仪和我给小飞送去鲜花时，漾开在母亲脸上的笑容，眉眼下弯，嘴角上翘，脸颊上立刻拱起一个似有似无的酒窝。时间像流水一样逝去，它给徐虹面孔上增加了许多条酸楚的纹络，但当她内心升腾起喜悦欢快之情时，那眸子和酒窝仍然如旧，旅途上留下的汗尘，没能掩盖住挂在她脸上的善良和雅静的书卷气。
我专注的目光，迅速被她察觉了。她解疑地告诉我：“本来是小飞要来看老朱的，只是因为她从云南回京探亲期满了，所以……所以我就顶替她来了。”
“那个‘老处女’知道你来探监吗？”
“她……她被红卫兵给整死了！”
我的心突然紧缩在一起了。
“说实话，我们老校长真心拥护这场大革命。可是，这场大革命并不因为她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而宽恕了她。她很虔诚，直到她闭上双眼以前，还在唱那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语录歌。”徐虹神色黯然地低垂下头，喃喃地说，“原来，我以为我最可怜，终于我发现了她比我更可怜。她直到死，都不知道正是她信奉的东西，杀死了她。我很同情她，真的。”
“她可没有同情过你。”我说，“这倒也是真的。红卫兵把她当走资派斗来斗去的时候，她还不断高呼批判我的口号：什么‘反革命家属’，‘特嫌’……但这些东西都没能拯救她的生命，飞舞着的棍棒打在了她的太阳穴上，她……”徐虹抬起头来，木呆呆地望着布满了苍蝇屎的玻璃窗。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吃后说吧！”她用手绢擦了擦筷子，又轰走了碗边上的苍蝇，开始吃刀削面。
“醋！”我递给她醋瓶。
她摇摇头：“我不习惯。”
“我可被山西人同化了。”
“老朱呢？”
“我不太清楚，我吃就业灶，他吃犯人灶。”
也许是“犯人”这个称呼太刺激了，她把筷子停到半空，不无恐慌地看了看四周：小饭铺里人挤得满满的，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独自喝闷酒的，有划拳行令的，没有一个人注意我们这个角落。只有一个长着高大颧骨的老头儿，两眼滴溜溜地望着我们。不，他不是在看我们，是在看徐虹网兜里花花绿绿的食品。
“是小偷？”她询问我。
“不，是乞丐，——从雁北来的乞丐。”
“还有乞丐？”
“北京看不见，这儿到处都有讨食鬼！”
徐虹伸手去解网兜，我按住了她的手：“用不着。就是把你我都变成食品，也解不了他们的肚饥。我看你这一碗刀削面就够吃了，把这碗剩余的给了那老头儿吧！”
我们的饭桌旁，增加了一个陌生的食客。老头儿风卷残叶般地吃下这碗面条，用污黑的袖口抹抹嘴上的汤迹，没有任何表情，便绕到另一张桌子跟前，弯下腰去捡烟头了。
徐虹久久地盯望着这个老头儿：“真可怜！”
“不。”
“为什么？”她皱起眉毛。
“他们可是自由人！”
徐虹敏感地低下头，长叹一口气说：“你刚才问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句话，我得以生存的原因，正是老朱蹲监狱的罪状。当时，我不知道老朱为什么突然不到我家里来了，我给他织成的一件毛衣，后来又织了一条毛裤，叫小飞给他送到建筑工地，他好像有意躲避小飞似的，一直也没露面。小飞以为是她朱伯伯调动了工作，便去询问梁仪，梁仪含含糊糊地告诉小飞，说这些日子老朱心里不痛快，叫小飞把我织的毛活拿了回来。
“小飞沮丧地问我：‘妈！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孩子，今后你就别再去工地了。’
“‘我喜欢朱伯伯。我还要去。’
“‘你还年轻，对这个世界还缺乏了解。’
“‘怎么，你是说朱伯伯对咱家变了脸啦？’
“‘可能他有什么为难之处。’
“‘妈妈！你又念开你那本阶级经了吧！’小飞不以为然地和我争辩，‘我爸爸是反革命，骨头早就化成灰了，妈妈你是上了报纸的模范教师，我是三好学生，有什么使朱伯伯为难的？’
“‘他是在党的人，’我提醒她。
“女儿立刻反驳我：‘要是按你这个逻辑推理，朱伯伯早就不会和咱们家有任何来往，可是，他帮着咱们家干了多少活呀！拉煤运菜，修理门窗，不是还开着小汽车，拉着咱娘俩去过京西山沟沟吗？’
“尽管我回答不了女儿的提问，还是告诫她说：‘今后你别再到工地找你朱伯伯去了。咱们家庭有污点，省得牵连到你朱伯伯身上。’
“‘妈妈，这毛衣毛裤可是你一针一针织出来的！’小飞说，‘难道把它压在箱子里，去喂虫子？’
“‘送寄卖商店。’我心软嘴硬地说。
“‘不！不嘛！’小飞两眼盈出了泪光。
“我双眼也感到一阵酸胀，但我知道我是小飞的母亲，强抑着莫名其妙的惆怅，没叫眼泪流淌下来。之后，小飞再没有去过工地，我想这可能是孩子大了，自尊心约束住了她那双脚。我嘴上比孩子硬，心却没有孩子那么坚强，有时从学校回家，故意绕道从工地旁边走。我期望能碰上老朱一回，问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老天不从人意，我一次也没能如愿。有一天我索性穿过那高高的木料堆到他那间亮着五百瓦大灯的看料房去了一趟，都快走到他的门口了，我忽然停住了脚步。他穿着一条短裤，正拧开自来水的龙头，弯腰冲洗着他头上的灰浆汗泥，一只爬满棕黄花纹的小猫，围着水龙头咪咪地叫唤着。老朱没顾上用毛巾擦干他头上的水珠，回身就把这只小猫抱了起来，嘴里还喃喃地不知对这只猫说些什么话。我犹豫不定地站在木料堆旁，不知该往前走，还是该往后退，就在这时候他从屋里走了出来，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他的下身。我突然感到自己的行为太唐突了，转过身来跑出工地，由于奔跑时不小心，撞响了一块木板，老朱粗声大气地问道：‘谁？’
“幸亏他没把这声响，当成小偷来偷木料，只喊了一声，没有追出来。要是他真追赶出来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行为。我是个教师，他就像我的忠厚兄长，可是我为什么要跑呢，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原因所在。
“以后，我再没到工地去过。虽然我很想去看看老朱，给他拆拆被褥、洗冼衣裳，但我没有勇气到那儿去。静夜，仔细回忆老朱和我们家往来的那条线，是从那次他开车去山沟之后中断的，我恍恍惚惚地感到，也许是因为我坐了那辆车，又因为中途耗干了汽油，而给老朱带来了什么麻烦。我很悔恨我的那次郊游，我甚至给我自己立下规矩：老朱前半生够苦的了，不能因为我和小飞，再给他心里增添一点痛苦。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我趁女儿不在家的时候，把我为老朱织的毛衣毛裤都拆了，变成线团收在箱子里。
“1966年仲夏，‘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小飞兴高采烈地披红挂花，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家里只剩下我和我的影子。最初，我只觉得孤单，并不觉得害怕。第一，我不是什么‘走资派’，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学教师；第二，解放以后，我埋头工作，连续十多年一直被誉为模范教师的人，在区里也只有我一个。但是我这种心理上的宁静，很快被打碎了，10月下旬的一天黄昏，首先冲进我院子里来造反的，是我们学校高年级的学生。这些孩子过去总是毕恭毕敬地叫我‘徐老师’，这时却像着了魔法，吃了邪药一般。先是打碎了窗玻璃，后又到我房子里翻箱倒柜。特别使我伤心的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女学生竟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剪刀，一个揪着我的头发，一个咔嚓咔嚓地给我剪了个阴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