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16)
“我挣扎着：‘你们这是……’
“‘这是革命！革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命！’
“‘我……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怎么能这样……’
“‘呸！’一口唾沫吐到我的脸上，‘你是一条冬眠的毒蛇，我们再不上当受骗了。’
“‘同学们……’我还想向他们解释什么，我们那位戴着近视镜的老校长，从乱哄哄的人群中走了出来，她指着我墙上的挂钟喊道：‘革命的小将们！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钟，是一本变天账。钟上边那只展翅的银鹰，和国民党空军帽徽一模一样，徐虹心里想的什么，不是很清楚了？’
“挂钟哗啦一声坠在了地上，接着皮带、棍棒、拳头、皮靴一齐落在我的身上。我模模糊糊地听见一片乱糟糟的口号声：
“‘打死这条毒蛇！’
“‘让她和她那个当空军的死鬼，一块做伴去吧！’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文化大革命万岁！’
“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变成耳畔的一缕游丝——我昏厥了。
“当我恢复了知觉，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只当是自己做了一场噩梦。睁眼看看，头上有一盏吊灯，周围的墙壁雪白，用手摸摸自己的脸，摸到的却是一层绷带。噢！这儿是医院，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梦，而是严酷的现实。
“这时我才感到浑身疼痛。想喊，喊不出话，想叫，叫不出声。是谁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呢？革命小将绝不会对我施以仁政的，我想来想去，想到了老朱，也许是他突然从天而降，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叶涛，后来我才知道送我来医院的不是他，而是我的一个邻居，他是个蹬平板三轮的工人，他女儿是我教过的学生，现在，就在这座小医院里当护士。爷俩趁夜静更深之际，把我拖上了平板车……
“‘老师，市内您有亲戚吗？’她询问我。
“‘在南方。’我艰难地回答她。
“‘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她很着急。
“我默默地听着。
“‘哎！老师，过去不是有个汽车司机常到您家里来吗？他是您什么人？’
“‘……’我该怎么回答呢！
“‘您说话呀！’她焦急地说，‘您知道那些没心肝的东西还在各处寻找您哪！您要找个破庙躲躲这阵风雨呀！’她看我还是迟迟疑疑地没有答话，焦急地说，‘本来医院应当是个避风港，可是昨天来了几个红卫兵，硬是把两个重伤号拖出去了，医生上前阻拦，挨了两记耳光。这年头，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我怕您也被……’
“叶涛，说实在的，当时我寻死的心都有了，但死要死在明处，绝不能连累这个善心的姑娘和她的爸爸。我挣扎着，用胳膊支撑起疼痛的身子说：‘谢谢你们父女，我请求你们把我送回家吧！’
“‘家？’
“我点点头。
“‘老师，您的家被查封了。’
“我一下倒在了病床上。叶涛，当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我自己才好。如果小飞在我身旁，我还有一条生活拐棍，她飞走了，飞到了云南，偌大的北京城，只有我自己，哪座孤坟才能收留我这个野鬼呢？越想心里越难受，滴滴眼泪顺眼角流淌在纱布上。
“‘老师，您别难过，不行的话，就把您藏太平间里去，不过那儿排满了死尸，味儿……’她眼圈红了。
“‘不。你去××报社的建筑工地，找一个叫朱雨顺的同志吧！’我再次强打精神，支撑起伤痛的身子对她说：‘他是那儿的看料员，你告诉他我在医院，看他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医院一趟。’
“‘我这就去！’
“‘你停一下。’
“‘老师，还有什么说的？’
“‘这……不太合适，你……别……去了。’我的理智突然复活了，这不是等于把病菌传染给老朱吗？
“‘老师，我不能听您的了，多个人帮忙，就多一条路。您躺下等着消息吧！’她匆匆脱下白色大褂，把抄下老朱地址的小本本，往呢子外衣口兜一装，返身走出病房。
“随着她远去的脚步声，我的心急剧下沉。就好像我身体下边不是一张病床，而是一叶丢失了船桨的孤舟。这叶碎舟在惊涛中旋转，在骇浪的漩涡中沉没……为什么我要告诉她老朱的地址呢？分明受潜意识中求生欲念的支配，我怕死，我怕再也见不到小飞，我怕再也见不到喧哗的世界。一句话——我是个弱者。如果把女人比作弱者的话，我则是弱者中的弱者。
“黄昏时分，病房外有了‘笃笃’的声响。我的学生首先走了进来，她身后跟进来一个架着单拐的矮个子男人——他不是老朱，而是朱雨顺最亲密的战友梁仪。
“‘徐虹同志，你还认识我吧！’梁仪拄着单拐走到我的床边，小声地说，‘老朱开着车去天津新港，送一个人上船。我代表他来看看你。’
“‘你的腿……’我的话才吐出唇，立刻猜到了他架上拐的原因。
“‘感谢革命小将的照顾。’梁仪眉眼带笑地说，‘昔日枪林弹雨中没有挨着的腿，让他们打折了一只。’
“‘你怎么还有心思笑……’我用目光询问他。
“‘如果哭要是能够使我这只折腿复原，我扯嗓子哭上他三天三夜。’梁仪金鸡独立式站在我的床前，直视着我的眼睛，‘徐虹同志，我们能不能订个君子协定，一不轻弹眼泪，二不上吊寻死。行吗？’
“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忙把身了翻转过去。
“梁仪架着木拐绕到我的面前，继续对我说：‘你别害怕，老朱一回来就用汽车把你接走。家你是回不去了，但总能给你找个挡风的窝窝。我不能在这儿久留了，你要多多保重。再见——’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他人走了，只把他那木拐拄地的沉重声响，留在了我的心上。
“在那间病房，他最多也就停留了三分钟，我好像重新获得了活力，连身上的伤痛都减轻了许多。护士搀扶着我下地走了一圈，我发觉我只是受了外伤，离死神还相当遥远。不，我绝不能死，我要像梁仪那样对待命运。入夜，暮秋初冬的风，把树叶刮到窗棂上发出的窸窸窣窣的轻微声响，我都误以为是老朱的脚步声。我渴望着他的到来，既有求生存的欲念，也有敬仰和尊敬的感情。我很后悔那次走到他的工棚前，又突然止步的懦弱和嗫嚅。我需要友谊，也需要温暖，但是我在那天竟然没有勇气挨近火光。
“使我失望的是，老朱当天夜里没有到医院来。”
【第十章】
“福没盼到，祸却跟踪而至——一群到处寻找我踪迹的红卫兵，破门而入，把我从医院里揪走了。记得那天早晨，灰蒙蒙的天空中，下着似雪非雪的冻雨，那圆圆的白色小颗粒，敲打在我尚未结疤的脸上（绷带被他们撕掉了），又凉又疼。也许我这张脸太吓人了的缘故，革命小将没有对我采取暴力手段，只是像扔一头死猪或者死羊那样，把我扔上了卡车，拉到了南长街口里的一所中学。
“这儿是教育系统‘黑五类’和“走资派’的大本营。校门口挂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庙小神灵大’，下联写着‘池浅乌龟多’。横批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不但门口对联不伦不类，里边的劳动改造项目也花样翻新。我们每天干的活儿是搬砖，把厕所旁边的一堆乱砖，从操场东头搬到西边去，然后再把这些乱砖头从西边搬回来。周而复始地干着这不产生任何劳动价值的惩罚性劳动。大概是干到第三天头上，我从像蝼蚁搬山一样的队伍中，突然有了个惊奇的发现，那就是我看到了领导学生冲进我家里去的老校长。她和我们一样，胸前坠着一块大木牌子，上边写着‘走资派’的字样。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发现她，不能怨我的视力不佳，而是因为这个一律被剃成了阴阳头的队伍，彼此实难辨认。如果不是她一边搬砖，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我很难发现她的存在。她那像尼姑念经一样的虔诚声音，一下吸引了我的视线。她脸上仍然戴着那副圈套圈的近视眼镜，由于没有了花白头发的遮挡，她的脸显得比以前更胖更圆，说个形容词儿，圆得就像是九月间成熟了的向日葵，每每往前迈上一步，她的头颅都在微微发颤。我觉得我带着伤痛的身子搬砖，向前迈步已非常艰难，她比我显得还要吃力，走走停停，剧烈的喘气声，常常湮没她默读语录的声音。
“我很同情她，偶然和她走在对面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轻声招呼她一声。很遗憾，她从镜片后边回敬我的目光，不但缺乏友善，而且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冷傲。那目光似乎在告诫我：‘徐虹，尽管我也挂上了牌子，但对你这个反革命家属、特嫌分子，不屑一顾。’
“我很气愤，但更伤心。我想：我的厄运起源于你，是你怂恿那些无知的孩子，砸了我的家，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你就是一副铁石心肠，也应当有点内疚之情吧！不，她没有一点这样的感情，在这个牛鬼蛇神的队伍中，她仍然以响当当的革命派自居，她的自我感觉绝对良好——永远良好。
“有一次，在弯弯曲曲的蛇形搬砖行列中，她脚下突然磕绊了一下，滑倒了，几块砖哗啦一声摔在了地上。我当时正和她走在对面，出于人的良知，我走上去搀扶她，并帮她拍打衣襟上的尘土。当她发现是我站在她面前时，第一个反应是惊愕，第二个反应是扭头寻找监工的红卫兵，她忙不迭地说：‘报告革命小将，她……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她这是来拉拢我，用心十分歹毒……’红卫兵的皮带，首先抽打在我脸上，结了疤的脸重新淌血，没想到小将们对她也没客气，皮带从我的头上飞到了她的头上，她那副近视镜被打落下来，两条腿儿都摔折了。从此，她的眼镜上缠满了白色胶布。从此她有了个绰号——‘牛鬼蛇神’背后叫她‘白眼狼’。
“无论如何，这个绰号我喊不出口。她在学校工作兢兢业业，简直使人挑不出一点毛病；她对‘文化大革命’无比虔诚，热度超过基督教徒崇敬耶稣。但是命运硬是把她拖到了靶牌上——直到她被打死为止。正确地说，她是酿造‘文化大革命’这坛苦酒的一粒酒曲，当酒酿成之后，她又自个儿吞下去了这杯苦酒。直到今天，我还怜惜我们的老校长，她比我的下场更惨……”徐虹眼里冒出泪光，忙低下了头。
“吃面吧！”我说，“不然都喂苍蝇了！”
“我饱了！”她推开剩下的半碗刀削面。我们告辞了小饭馆。我们走在水洼洼的公路上。雨，已然停了，太阳洒向大地一团烈火，天地之间立刻闷热得如同蒸笼。去哪儿呢？我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早晨送我来车站的司机和我约定，下午四点左右在路旁有显著标志的地方等他，好搭他的卡车返回矿山。究竟什么地方才算是显著的标志呢？公路上倒是有一个用松枝搭成‘革命委员会好’的彩牌，但是我们不愿意到那儿去。走了约莫有一里多路，看见公路旁有一棵高大的馒头柳，我们在它身旁坐下来，一边纳凉歇脚，一边等待着那辆返矿的卡车。
“后来……我的情况就更糟了。”徐虹靠着馒头柳的躯干，回忆说，“那些红卫兵，把我单独圈在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那间小屋原来是学校的化学实验室，地面上堆放着折断了的试管，打碎了的烧瓶，和各式各样破损了的玻璃器皿。头场大雪过后，寒风把冷冷的雪屑顺着大窟窿小眼的窗洞吹进来，我冷得牙打牙，浑身哆嗦。离开医院时是秋末，我身上穿着的是薄薄的毛线衣，此时已近入九，我几次请求革命小将为我去拿点衣服和被褥均遭拒绝。负责看守我的两个红卫兵我叫不出名字，只听人们呼喊他们大姚和小林。叫大姚的，个儿瘦高瘦高，像头骆驼，他披着一件绿棉大衣，扮演着红脸汉子的角色。他常常声严色厉地对我进行训斥：‘徐虹！你老老实实地听着。我们去外调了你的家谱，从你呱呱坠地的时候起，你就是资产阶级小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叫你在这间冷屋子里反省，是无产阶级对你的合理报复——道理嘛，很简单，你是喝了劳动人民的血浆长大的！对不对？’
“‘对！’我已然学会了顺水推舟。
“‘那你还感到这间屋子冷吗？’
“我哆嗦着回答：‘不冷！’
“‘这就是你的进步。’大姚披着绿棉大衣，在我面前来回踱步，‘精神就是威力无比的原子弹、氢弹，它能代替棉衣、棉被，能……’
“‘是！是！’我心里却哆嗦得更厉害了。
“这个叫大姚的红卫兵，信奉‘精神万能’，虽然严寒冻得他常常流下清鼻涕，并接连不断地打喷嚏，他从不把绿棉大衣系上纽扣，或搓手顿足，以身体热力去抵御严寒，而是叽里咕噜地默诵着毛主席语录，把精神变成为防寒的烈焰，和我一块儿在这间四面通风的陋室里挨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