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14)
“‘你的话让我想起来我童年的一条狗。它能够给我追山鸡、逮兔子、抓山猫，所以我喂它食吃。’我说，‘你说的这种策略，该不是和我养狗是一个意思吧？给徐虹头上戴顶模范教师的好看帽子，仅仅是为了使她教书更出力气，而心上的秤星，她和能逮猎物的狗是一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和反动派有亲戚关系的男男女女，命运真是太可怜了，因为我小时候养的那条小花，还和我一个炕头上睡，吃一个锅里的食。为了这条狗不变成龙王爷嘴里的祭品，我牵着它上了深山老林。徐虹不是连小花的这点福分都没有了吗？她可是个人，和你一样长着两条腿和一个脑袋的大活人！’
“于江不再和我争辩，对我下了最后通牒：‘别在这儿无理取闹了，你给我回工地！’
“我拿起蝈蝈笼子就走。他又叫住了我：‘你站住——’
“我扭回头来：‘还有什么吩咐！’
“‘党委不能再迁就你的错误了。现在，先跟你打一声招呼：支部要讨论你的问题，你必须痛下决心，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洗个澡！’于江一字一板地告诫我，‘你不要自认为是革命功臣，就可以随便胡来。告诉你，有个比你功劳大、资历长的人，不知深浅地大闹庐山，中央照样把他拉下马来。”
“‘我用不着拉。我就在马下——从汽车司机变成了个看堆儿的，你于江看着办吧！’我折身就走。快走出楼道时，我忽然觉得肚子里的话，还没抖落干净，又重新返回他的办公室，站在门口对他说，‘对了！我还忘了向你汇报，我这次开车下乡，不是我一个人去的，车上还拉着徐虹和她女儿，我朱雨顺明人不做暗事，至于怎么来处理我——大车拉王八，在（载）你了！’
“叶涛！我实在压不住心火，最后才骂了一句粗话。这当然是我的错误。我知道，就是我没有吐出这句粗话，于江也是不会放我过去的，干脆就惹他这一回吧！不久，行政科党支部为我的问题召开了支部会，我受到了‘警告’处分，党委会给我加了码，把‘警告’升格为‘严重警告’。那些天，可苦了梁仪。你也知道他和我过去是共过生死的老战友，现在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但他又是行政科的支部书记，只好换一副冷冷的面孔，对我进行批判。可是到了深更半夜，工地上静无一人的时候，他常提着一瓶酒来和我对饮，并宽慰我的心说：‘雨顺！叫我演孟良打焦赞的戏，心里真是难受极了！’我说：‘你就把这个角儿演到底吧，这年月谁说真话谁倒霉！’
“他又说：‘我干了一件违反党的纪律的事儿！把于江叫我批你的材料转给徐虹所在学校的党支部——就是交给那个戴着圈套圈眼镜的老处女，我给贪污了。你想想，徐虹如果再添上一条和反党分子勾勾搭搭，她还能够活下去吗？’我咬牙跺脚地说：‘今后我断绝和她的来往，不能把烧我的这把火，再烧到她身上，她能够生活下来，就很不易了！’
“‘你又要承受寂寞的惩罚了！’
“‘不！有它——’我指指蝈蝈笼子。
“为了让这只青蝈蝈活下去，我到处去给它找南瓜花。夜里，我把它挂到晾晒衣裳的铅丝上，让这个小生命能喝到天上降下来的露水。除了听它的叫声之外，我到人声鼎沸的施工现场去当义务小工，给脚手架上的瓦工扔砖递料，担着清凉饮料登上跳板，给盖楼的师傅们解暑送凉。无论是工人们的打诨逗趣或是骂街吵嘴，都能填补我精神上的坑穴。叶涛，你过去坐过我开的车，知道我最怕无声，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我耳朵总是听见隆隆炮鸣。工地上的广播大喇叭，轰隆轰隆转动着的洋灰搅拌机，都是我精神上的伙伴。
“我以为在这人挤人的大城市里，只有我——还有徐虹命运不济。哪知十年风水轮流转，‘文化大革命’一来，厄运转到了于江身上。这个时刻‘念念不忘’的报社社长，却成了被斗争批判的靶牌，过去他给我戴上的‘反党分子’的铁帽，红卫兵又给他扣到了脑袋上——这一下，比他吃上什么灵丹妙药都解决问题。那些皮带、链条抽打在他身上，他尝到了自己酿造的苦酒，他突然醒过闷儿来了：人和人之间离开了相知相爱，把阶级斗争吆喝得山响，最后谁都成了挨打的靶牌。只有于江还原成了一个人之后，他才发现过去被他看作不值分文的天地良心，原来也并不那么廉价。他在新港码头对我说的那番话，是血和泪给他的启示……瞧，刚才我说不往腌菜缸里再撒咸盐了，碰上你这么一个熟人，我还是没耐住性子。现在，我把开了口子的畦埂堵死吧！”朱雨顺猛地顿住了话头。
“徐虹母女俩呢？”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朱雨顺把检验出来的有效雷管和失效雷管，分头装进防潮的匣子里，标上雷管数字和检验日期。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一样，走到墙角，把纸箱码放整齐，顺手提起地上的两个暖瓶。
我突然说：“老朱！为了庆祝老朋友在这儿相逢，你跟我出井去吃一顿‘二劳改’的饭吧！我那儿还有一瓶北京带来的‘二锅头’呢！”
他摇摇头：“不能滥用庄华给我的一点点自由。我去我的监房。”
“咔嗒”一声，他锁上了炸药库的铁门。我俩拧开了各自帽子上的矿灯，沿着漆黑的巷道向外走着，我一路上又向他几次提问，他都若有所思地没有回答。当我们走到地下的岔路口——犯人们叫做阴阳道的地方，他突然停下脚步，对我说：“叶涛，咱们要在这儿分手了！我想请你帮帮忙，替我做件事。”
“老朱！你就把我当成第二个梁仪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他沉吟了老半天，说：“前几天，我接到徐虹女儿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她说她要来监狱看我。我写回信已经来不及了，你能不能倒个班，在她来矿山那天，你到车站……”
“去接她？这好办。天天有往车站拉煤的汽车。”我兴奋地截断他的话说，“你有出井的自由。我可以在矿山旁边的小山村，给你们找一间小房，让小飞和你聚上两天！”
“不，我是让你到车站去拦住她，叫她不要来。”老朱冷冷地说，“理由嘛，你就说我总不回她们的信，是因为我在一次井下冒顶事故中被砸死了。”
“你是诚实人。”我问，“为什么叫我去说谎？”
“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问题。叶涛，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么做对小飞母女俩没有恶意，是为她们着想。”朱雨顺对我解释着他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同时，他把手伸进内衣口兜，摸了半天，掏出一封折叠着的明信片，对我说：“这上面有小飞要来探监的日期，麻烦你了！”
他走了——拐进通往监房的狭窄巷道。
我追了他两步：“老朱——老朱——”
一个警戒的哨兵端着枪向我走来：“灰帽子走大巷！这条小路不是你们可以走的。”
【第九章】
那是一个飘着蒙蒙细雨的早晨，我乘坐第一辆开往G城火车站的运煤车，去迎接小飞。司机是个毛头小伙，尽管他看见我手里拿着雨伞，还是叫我坐在车楼里，没让我和黑煤一块儿在车斗上挨雨淋。
细雨敲打着车窗玻璃。玻璃上那两个扫雨的小刷子，不停地扫净车窗玻璃上的串串雨珠，使司机能看见车前的山、车旁的树。这儿的S形山路，和北京远郊山区的环山公路相比，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我只看这山，完全可以把自己假设成坐在朱师傅的车楼之中。可惜这个司机要比朱师傅年轻多了，一顶鸭舌帽扣在他后脑勺上，露在外边的黑头发，乱得像野马的鬃毛。他嘴角叼着一支香烟，烟灰不断地掉在他的工作服上。他很健谈，卡车一开出矿山就问我：
“是进城买东西？”
“不。去截人！”
“接人？”他把“截”字听成“接”了，“那好说，回来还坐我的车。他妈的也怪了，运输公司的头头儿反复叮嘱我们：‘你们是去劳改矿山跑运输，那儿是清一色的牛鬼蛇神，你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我到这儿看看，没有青面红发的恶鬼，都他妈的是挺讲理的人。所以，只要有人搭车，我一律让到车楼里来坐。这年头，就是坏人升天堂，好人下地狱。”
“不是去接人，是把来探监的人截回去！你听明白了吗？”我把“截”字吐得特别响亮，“我是受一个犯人的委托，去干这件难干的差事。那个犯人过去也是个司机！”
“司机？”
“嗯！”
“出车祸了？”
“没！”
“那他为什么到这鬼地方来？”
是啊！他为什么进到这个社会的大垃圾箱里来？连我也一无所知。只是他和庄华醉酒之后，曾说起过他是因为杀人案进了监狱的。至于他到底杀没杀人，为什么要杀人，又杀了什么人，对我也同样是个谜。因此，我只好以实情相告：
“对这一点我还不太清楚。”
“那你怎么去为他办事呢？”小司机感到诧异。
“我们过去是老相识！”我说，“我信任他，他不可能是个杀人犯。”
“这年头的人都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哪！”他提醒我说，“我认识一个汽车司机，外号叫老蔫，是个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的老头儿。他在运输公司开着一辆从太原到黄河边风陵渡的破客车，是我们运输公司的安全行车模范。就是这个蔫巴老头儿，‘文化大革命’初起那年月，干了一件震惊山西的事儿。当时，一群从天津到西安去串联的红卫兵，把持票上车的乘客都给撵了下去，他们无票强行登车。女检票员上前阻拦，吃了红卫兵的一顿皮带。老头儿把汽车开到永济附近，把车停下，对那满脸血痕的女检票员说：‘喂！你下去给我买两个馍，我饥了！’女检票员刚刚走下汽车，老头儿猛然把车开走了。女检票员追着汽车喊道：‘老师傅，你咋把我给甩在这儿？停下车叫我上去！叫我上去——’老头儿根本不理睬她的吆喝，把车开到了最高速度。那些红卫兵还在车厢里高唱战歌哩！老头儿已经把汽车开上了黄河岸上的峭壁，没容那群小子纳过闷来，汽车已经从峭壁扎进了滚滚东流的黄河……”
小司机谈这件事，像茶余饭后聊天那么平淡，我的灵魂却在战栗，我甚至听见了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人没点骨气还叫人吗？”他把烟头往车窗外一抛，“我很钦佩这个老司机的行为。当然啦！那群红卫兵并不一定个个都是坏蛋，有的不过借串联来散散心，想去看看西安的名胜古迹，可是对不起，也陪着那几个抡皮带的恶棍当了黄河里的屈死鬼！你的那位司机朋友，也许和这个又蔫又倔的老头儿不是一类人吧！”
“不，他很善良。他特别喜欢孩子！”
“这可不能当衡量一个人行为的秤杆，那蔫巴老头儿在运输公司是个最不起眼的人——说得更明确一点，他是个树叶落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的人。在这个横浑不讲理的年月，他竟然干出了任何人也预想不到的事情。”小司机侃侃而谈，毫无顾忌地对我发泄着他的一肚子怨气，“事后运输公司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对蔫巴老头儿的祖宗三代进行了审查：他爷爷是太原市郊卖青菜的，属于城市贫民；他爸爸是个挖煤的窑黑子，属于正牌工人阶级；他从小在太原车站货站附近挎着小篮儿捡煤核，是地地道道《红灯记》里的‘男铁梅’。调查组没有查出他祖宗三代里有什么问题，最后，以酒后开车为题大做文章。我知道这个蔫巴老头儿从来烟酒不沾，他把汽车开进黄河，完全是对这个世道的报复，说来说去，可以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火候烧得太高了，泥人也会显出泥性，家猫也会跳上锅台，用爪子抓伤灶王爷的眼珠子的！”
我默默地听着，颇感这个小司机对世道认识之深。不，这不仅是对当时世道的解剖，而且是在阐述人生的深奥哲理。
老黎，当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在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里我曾目睹过两只驯良的天鹅的变异，由于有些无聊的囚徒总对这两只洁白的天鹅进行挑逗，这两只善良的女神，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本性。它们从被侮辱到奋起抗争，最后竟然主动向那些路过它身旁的人——不管你是否对它进行了攻击，也不管你是劳改干部还是囚徒，它一律跷足昂首，扇动着羽翅进击！也许朱师傅的命运音符中，有着和那两只天鹅遭遇的共同旋律，不然，朱师傅犯罪杀人简直是不可解释，不是吗？
上午十点过一刻，我终于从山的那边到了山的这边——G城火车站。蒙蒙细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灰蒙蒙的天空，灰茫茫的大地，如同在我的眼前张开一张灰色的大网，使我的心里倍加惆怅。我撑着一把破了沿的桐油雨伞，在小站的站台上徘徊着。也许是刚才那个小司机的话，触动了我的心弦吧，我深深为朱师傅的遭遇感到愤然。在革命的烈火烽烟中，曾经亲手毁灭了他亲人的战士，在他和他战友们血染的土地上，又关进了自己垒筑成的牢笼，他比那个蔫巴老头儿更为不幸，因为他曾为缔造这个共和国作过巨大的牺牲。而结果作茧自缚，身陷樊篱？也许，在共和国初期的和煦阳光下，他那座心灵的废墟上，可以播上种子，萌发花的幼芽，但时代的风暴，把他心地上仅有的这颗种子也吹走了——他从一无所有的汽车司机，变成了头戴反党分子、杀人犯帽子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