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断桥（从维熙文集②）(10)
“这一瞬间，我的心像被撕开了。我一边代替他的位置，炮击那些潮水般的溃兵，一边反问开了自己：这一切不都好像是我导演的吗？我打了他一枪，打出了一场爱情，打出了朱雨顺的家。又由于我没有向政委预先为他挂号探家，政委无从知道这三间渡房的安危，关联着朱雨顺的命运。当然，我没有向政委转达朱雨顺的探家要求，是出于我对革命的忠诚，也出于我对朱雨顺的爱护，但这是否酿成了朱雨顺心理上难以熨平的创伤呢？如果事情真像朱雨顺设想的那么严重的话！
“记得那天是十月二十六日的黄昏，廖耀湘兵团被我军全歼在辽西战场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跑进了团指挥部，向庄华政委汇报了有关朱雨顺的一切。庄华气得擂着自己的大腿，朝我喊着：‘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这些情况？’
“‘我认为转达他探家的要求是不适宜的！’
“‘那么你在炮位上，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炮轰的是他的家？’
“‘政委！当时告诉了您，我怕分您的心，因为围歼战正在进行！’
“政委似乎理解了我的苦心，皱着一双浓眉问道：“朱雨顺在哪儿？’
“‘整理弹药！您是不是要叫他来？’
“‘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政委披上军大衣，和我一块儿步出团指挥所。
“到了阵地，朱雨顺身影儿不见了。我马上意识到，他很可能是奔向了渡口。政委庄华神色凝重地想了想，立刻叫来一辆吉普车，我们先后跳上车，向沙河渡口急驰。
“遍地是弹坑。遍地是敌尸。凭借着我对这一带地理环境的熟悉，吉普车在冒着浓烟的大地上穿行。几个钟头之前，这儿还是枪炮齐鸣、战士浴血拼杀的战场，此时，鸦雀无声，辽西广袤的原野变成一片奇特安静的世界。如果闭上眼睛，任吉普车的颠簸，你会觉得这儿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眼睛只要敞开一条窄缝，你就会看到倾倒的炮车，横陈的战马和头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士兵。
“‘战争是严酷的！’庄华感慨地对我说。
“‘是的。’
“‘革命战争也不是小孩子骑竹马玩，我们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庄华提示我，‘咱们的榴炮团团长战死在岗位上，但愿翠玲一家人能够活下来！’
“‘但愿如此！’
“吉普车爬行了十里地左右，借着压山的夕阳斜照，我第一眼看见了那棵被炮弹拔起来、躺倒在河边的老榆树，接着我看见了被朱雨顺大炮轰倒的石板房。乱石堆中，有一个人影在晃动，他弓着腰，曲着背，正在扒开一块块的乱石头。还用问吗？这除了朱雨顺还会是谁呢！
“政委、我和吉普车司机，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竟然毫无所知，他那双粗得像松树皮一样的手掌，已然磨出了血。政委没有呼唤他，也弓下身子去搬那堆石头，我们先扒出来敌人三个师级指挥官的尸体，之后终于在乱石的一角，露出来翠玲穿着的浅花棉袄和小翠的两只小脚丫，还有翠玲母亲那黑白间杂的头发……
“朱雨顺直起身子，眼睛潮湿了。
“庄华的泪水夺眶而出，淌下脸颊。
“我和小司机拼竭全力，终于把娘仨儿扒出来了。她们无一例外地都绑着绳索。可以想象，这是敌人怕她们走漏风声，而把她们绑在这间屋子，不然，她们或许有一个、两个或者三个会逃出樊篱而获得生机。现在她们都牺牲了——死在亲人的炮弹下，为革命而殉难了。
“政委庄华默默地脱下军帽，垂首向这一家人默哀。接着，他拉下披着的军大衣，神色肃穆地覆盖在这老少三代人身上。政委突然转过身子，对炮兵朱雨顺举手行礼，然后紧紧地握住朱雨顺的两只血手说：‘你是我军的伟大战士！我代表榴炮团全体指战员，代表炮纵，代表整个东北野战军向你致敬！’
“朱雨顺和政委泪眼对视，‘谢谢首长，我感到……我感到我……我对不住……’
“‘你为革命付出了最大的牺牲。’政委再次握紧了朱雨顺的手，‘谱写了我军战争史上舍私为公最壮丽的一页！我要上报炮纵首长，并命令全团炮手，为你和你的亲人修坟立碑！
“一个久战沙场的战士——堂堂的男子汉朱雨顺，像个大孩子一样呜咽起来。荒芜的沙河河渡既是他爱情的开始，也是他爱情的终结。……徐虹同志，我讲这些不知道能不能使你对朱师傅的行为有所理解？”梁仪缓缓地抬起头来——他对朱师傅的回叙已经完结。
【第七章】
静。
没有任何回声。
只有法国梧桐的硕大叶片，在夏日黄昏的微风中婆娑低语。剩下的就是徐虹轻轻的抽泣声了。是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女性泪腺都比男人发达？还是梁仪讲的这些往事拨动了徐虹心上那根情弦？不知道！反正这个从没见过朱师傅面的陌生人，显得比熟悉朱师傅的梁仪和我都要悲恸。她低垂着头，手指用力地绞着一条湿湿的手绢，思想似浸沉在朱师傅往昔的悲痛之中，又像在她的心底萌生了一种什么冲动，她猛然抬起头来，那双闪着泪光的大眼睛，直视着梁仪说道：“我……我理解朱师傅那天晚上的行为了，他……他……现在在哪儿？我真应当去谢谢他。”
“在看守所。”梁仪若无其事地回答。
“看守所？”徐虹吃了一惊。
“是的。”
“小飞说那天夜里怨她自己呀！”徐虹急切地追问着，“为什么把朱师傅他……”
梁仪依然不动声色地回答：“他承担了肇事的全部责任！主动开车去公安局自首。”
徐虹骤然从石凳上站了起来：“朱师傅是冤枉的呀！”
“交通中队的人，不相信我这个唯一的证人，只相信司机本人的自供。”我插嘴说，“在他们看来，主动往自己身上加重责任砝码的，在司机中绝不会有，而朱师傅正是这样的一个！”
徐虹神色凝重地想了想，不解地说：“小飞快要出院了，朱师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了呀。”
“那恐怕也要吊销他的驾驶执照。”梁仪说，“我们生活中有些木偶，他们根本不理解人除了生活世界外，在内心里还有个感情世界，他们会把心地纯正的朱雨顺，看成疯子，看成精神失常，从此不让他再开汽车。徐虹同志，你想想朱师傅能忍受得住孤独吗？只有在喧闹的环境中，他才能够忘却那些沉重的记忆负荷！”
“要是我去一趟看守所，以被伤害者母亲的身份，讲明责任，能对朱师傅提供一点帮助吗？”徐虹询问的目光，停留在梁仪脸上。
“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梁仪笑了，他袒露着心声说。
“……我今天所以讲得这么详细，就是为了使你理解朱师傅这个人，从而作出正直的抉择。也许，只有你们母女去看守所，才能更早地解除朱师傅的拘留生活。”
“那我现在就去！”徐虹用手绢擦擦眼窝上的泪痕，带着歉意地莞尔一笑说，“我刚才太不理智了，请你们不要见怪！”
“是不是等你女儿出院以后一块儿去！”梁仪提示她说。
“不！”徐虹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朱师傅这么好，我不能愧对了他那片苦心！再见！”她走了——走得是那么从容镇定。
夜深了。
护城河畔纳凉的人已经逐渐稀少，只有在树丛的暗影中，燃烧着生命恋火的青年男女仿佛并不觉得时间的推移，还在河畔倾吐着彼此的心底之声。
“朱师傅和徐虹……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了？”老黎望着从我们长椅旁走过去的一双情侣。
“我还不太好回答你！”
“为什么？”
“你应当知道，此刻历史时针已距离1957年不太遥远了！”我说，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朱师傅和徐虹的情况，已无心思去了解。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朱师傅无罪释放，公安局发还了他的汽车驾驶执照。但在后来的一份《社内通讯》上，看到过一份社长于江的批示：梁仪调往报社新楼工地，任材料科科长，朱师傅也调到这个工地上去了，职务是看料员。虽然，十几年‘焦不离孟’和‘孟不离焦’的亲密战友，仍然形影不离，但朱雨顺却离开了他那辆美制吉普，离开了喧闹的人群。他每天和砖头、木料、脚手架、洋灰、石子打交道，这些玩意儿在工地上虽然密度比人还浓，可惜都不会张嘴说话。”
“这不是对朱雨顺最严厉的精神惩处吗？”老黎向我发问。
“可是《社内通讯》上只印着四个字：‘工作需要’。”
“难道于江不了解朱雨顺的过去？”
“当然了解。”
“那他为什么……”
“当时我也没法解释。”我说，“直到反右斗争开始了，于江作动员报告时，我才从他的嘴里，了解到一点情况。他说：‘……有的人过去在解放战争年代，曾被誉为伟大的战士，才几年的和平岁月，就陷进人性论的大酱缸。一个身上带着几处枪伤的共产党员，居然和一个反革命家属来往密切！’其实，凭朱师傅的出身、经历，绝不属于反右的对象，但于江还是对他来了个‘挂脚一将’！”
“这真是太严酷了！”老黎愤愤地说。
“当时被点名有右派言论的人，都噤若寒蝉，低头无语。朱雨顺根正苗红，当即咆哮了起来。他气呼呼地从礼堂后排座位上站起来，指点着讲坛上的于江破口大骂道：‘看你驴球戴礼帽像个圣人似的，说出话来没有人味！老子参加革命不比你晚多少，可是革命人道主义政策却比你知道得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还有个优待俘虏呢！我和徐虹来往犯哪条罪啦？徐虹是呱呱叫的小学老师，难道因为她丈夫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在解放战争中机毁人亡，她就也该去死？如果按这个尺子量量你，你于江也不是一盆净水，你爸爸是山东青岛附近的大地主，可是你投奔延安时，革命队伍还不是收下你了吗？还让你当了不算小的官儿，这该怎么解释？
“会场一下叫朱雨顺给搅了个稀巴烂。他气鼓鼓地抖着威风退场了，表示对于江‘挂脚一将’的抗议——我们也走了，每个人头上戴了一顶右派桂冠。之后，我一直也没能听到朱师傅的任何消息。”
“那你的小说就到此为止了？”
我摇摇头。
“主要人物断了线，你还怎么写？”
“后来，这条线头又接上了。”
“噢？在什么时候？”
“‘最最最最’的年月。”
“在哪儿？”
“你也去过的地方——山西。”
“山西？”
至今，那段历史仍然像是依稀可辨的梦，在我头脑里既朦胧又清晰，老黎，你还记得吗？我们是一块儿坐在卡车上，从晋南大地横穿过中条山脉，到太行山脉一个劳改矿山去的。
你凭着手中那支画笔，在每个劳改驿站上都是幸运儿，到了这座矿山，你仍是老右队伍中的“精神贵族”。你逃避了惩罚性的赎罪劳动，每天拿着彩色粉笔到矿山所属各个劳改点的黑板前，书写“认罪守法、前途光明”一类的标语。间或胳膊窝夹着调色板和画笔，奉命前往不长一棵树木的煤山上，在巨大的山石上涂抹“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违心口号。由于命运的安排，你这个幸运儿不可能了解地壳深处囚徒的生活，也就无从知道我和朱雨顺的邂逅。
我到矿山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指定背着瓦斯检查器下了超级瓦斯矿井。井下的潮湿阴冷，对我这个在苦水里浸泡了多年的人来说，并没感到有什么难熬的，让我最伤脑筋的是我这个二劳改要管理大劳改——对犯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为了避免发生瓦斯爆炸或瓦斯熏死犯人，我每天要背上那个像照相机的小玩意儿——瓦斯检查器提前下井。在瓦斯超过浓度的掘进巷道或回采工作面，挂上“瓦斯超限，不准入内”的木牌。即使是在瓦斯浓度没有超限的工段，我也忙得像走马灯一样，犯人每次在井下开炮前，我都要去检查瓦斯数据，开炮后还要冒着呛鼻的硝烟，冒着顶板坠落把我拍成肉饼的危险，去检查炮后瓦斯。别看我这个小小的二劳改身价轻如草芥，但我身上背着的科学仪器加重了我的分量，犯人们对我刮目相看，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叶判官，意思说我是阴间酆都城阎王爷泥塑前手拿生死簿的司账官，主宰着他们的生与死、留与去。老黎，这话毫不夸张，完全符合我这小小萝卜头长在畦埂上了的威风神气。
井下戴安全帽的成员泾渭分明：劳改干部，技术人员，包括我这样的泥鳅戴礼帽——冒充是龙颜的二劳改，头上戴的一律是浅灰色塑壳帽，而犯人头上顶着的一律是柳条帽，上边涂着绿漆，所以把白色的柳条帽弄得花里胡哨，一旦发生犯人逃跑时，井上哨兵的枪口有着鲜明的射击目标。这些头戴绿色柳条帽的犯人，有闽浙一带判死缓后又减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建国以后的重大刑事罪犯。这两类犯人，长期徒刑即将期满，对任何一个头戴塑壳帽的人都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唯有第三种囚犯最难摆弄，他们多数是“文革”中关进监狱的。他们在井下不是软磨硬泡，便是开口骂爹、骂娘、日鬼祖宗。尽管如此，因为他们血气方刚，年富力强，是采煤和掘进线上的生力军，我每天和他们打交道最多。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朱雨顺就是这伙囚犯中的一个。
要是在井上，说不定我早认出他来了，井下煤尘飞扬，个个都是黑脸包公，就是你具备一双火眼金睛，也难分出张三李四。说起来，也算是缘分，假如没有那场井下纠纷，我们虽然近在咫尺，却永远不会相识。有一天，井下往一个新工作面延伸铁轨，因为铁轨安装得尺寸失准，几吨重的装岩机在新工作面出轨了。当时，我正在工作面检测瓦斯，只见一个满脸煤尘的黑鬼，向几个走进巷道头戴塑壳帽的干部，挑着嗓子喊道：
“你们别背着手溜达了，过来推车上道！”
几个干部最初以为他在呼喊“同类”，因而还是沿着坑道慢慢地往前走。
“哎！我在喊你们哪！你们他娘的耳朵聋了？”
干部们骤然停住脚步，拿在手里的几盏矿灯，都朝这个责骂干部的犯人射了过去，几股光束汇聚在一起，光度亮得赛过一个探照灯，而这个犯人的脸，立刻变成了“探照灯”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