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的大变动常有其社会政治条件。以传统中国士人的文化自信而言，如果不是现实政治社会面临严重问题，根本不可能为新思想资源的引入创造有利的土壤。

——王汎森

按照通常的说法，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此时起，清王朝的统治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人们意识到，闭关锁国、盲目自大已经无法延续清王朝的统治，社会将面临巨变。与此同时，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晚清中国正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可以说，鸦片战争为紧闭的国门撕开了一个大缺口，人们逐渐开始接触西洋的文明。晚清中国的每一方面，从制度到文化到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与政治法律，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冲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越来越大、冲击越来越强烈。

仅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看，域外的思想与概念对晚清中国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对“外力（西方）冲击下的晚清变局或现代化”这一立场和研究范式，颇多微词和校正，但对此也不能矫枉过正，否认、淡化外力冲击的客观影响，或者干脆对此视而不见。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

以“思想资源”这一点来看，宽泛一点说来，清末民初已经进入“世界在中国”（郭颖颐语）的情形，西方及日本的思想、知识资源大量涌入中国，逐步填充传统躯壳，或是处处与传统的思想资源相争持。我们不能小看“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

而《人权宣言》正是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逐步传入晚清中国的一份经典人权文本。通过这一传入及其所生发的种种影响，晚清士人获得了不同于传统思想文化的新“思想资源”和新“概念工具”，以思考和寻找新的历史方向。因此，它无疑是晚清中国思想文化史、制度史，尤其是宪法史与人权史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

在许多研究晚清思想、文化、制度和法律转变的著述中，总是会探讨历史背景或时代条件。本书当然也有必要展开这样的探讨。不过，本书将力图避免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历史变迁或危机仅作一种宏大叙事。如此宏大叙事并非不重要，但是偏重于一般性地描述社会政治条件，很容易与所研讨的主题疏离，甚至不着边际。本书对社会政治条件不作专门描述，只是在相关部分略为提及，而着重于探寻《人权宣言》进入晚清中国时所碰到的宏观历史特性以及时代的契机与途径，即如赛义德所说的“接纳条件”和“拒绝条件”，以表明《人权宣言》进入晚清中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