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弥撒曲的首演获得了某种成功，这多少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家中对我的敌视态度，而我早已是忍受了太多的敌视。不过，一个新的突发事件再次将这种敌视激起，更加剧了家中的不满。我报名参加了法兰西艺术研究院的音乐作曲竞赛，它每年举办一次。参加者在获准参加比赛之前，必须先通过选拔赛。根据这一原则，能力差的人将会被淘汰。很不幸，我榜上无名。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毫不犹豫地警告我，如果我仍固执己见待在巴黎，我就不能再指望他过活。我的老师可亲之致，立即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力劝父亲改变初衷。他向父亲保证，父亲根本不必怀疑我在音乐方面具有光明的前途，因为我的每个毛孔都散发出音乐的芬芳。为了说服他们在我的音乐天赋面前做出让步，他在论证中还加入了某些宗教思想。这些思想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可是重于泰山的。然而，在此时提起宗教却不合时宜。父亲的回信言辞粗鲁，直截了当，几近蔑视，不可能不强烈地伤害了勒絮尔先生敏感的内心及信仰。父亲的回信竟是如此开始：“先生，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您对下文可想而知。

但我仍抱着一丝缥缈的希望：或许我可以通过为自己的事业辩护来赢得家里的支持。这个念头使我变得足够容忍，使我竟可以遵从他们的意愿。于是，我回到了拉科特-圣安德烈市。

我受到了冷遇。父母几天都没有理睬我，让我自己去想；最后竟至勒令我：既然我不喜欢医学，我就必须再选择其他某一项职业。我回答道，我对音乐的爱好是唯一与绝对的，很难想像我不能回到巴黎投身于音乐之中。

“不过，你必须抛弃这种念头，”父亲说，“因为你将不能再回到巴黎！”

从这时起，我变得沉默寡言，几乎不回答他们对我提出的任何问题，甚至不吃不喝。我一天的全部生活，一部分消磨在森林或田野的漫无目的的游走之中，另一部分则是将自己紧锁在房门之内。其实，我根本没有任何计划。我的思想还在孕育之中。我受到了很多限制。这些都好像使我的智慧处于混沌状态。我的愤怒之火甚至也熄灭了。我快要窒息而死了！

一天清早，父亲来叫醒我。“起来，”他对我说，“穿好衣服后，到我的房间来，我有话对你说。”我只得同意，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父亲的表情与其说是严厉，不如说是严肃而忧郁。进了他的房间之后，我已经准备好承受新一轮的轰炸。可是父亲的话出乎我的意料，令我愕然。“几个晚上我都彻夜未眠，我已做了决定……我同意你回到巴黎学习音乐……但是只能给你一段时间。记住，如果经过了新的磨难，而结局仍然不利于你的话，你要给我一个公正的答复：你要宣布我已经做过所有我应该做的合乎情理之事；而我会因此认为你将会决定开始另一种生活。你知道我对那些平庸的诗人的看法；任何种类的平庸艺术家都不比普通人更为杰出；而如果看到你竟然混迹于这样一群无用的人当中，那对我将是一种致命的痛苦，一种彻底的耻辱！”

然而，父亲却没认识到，他对那些平庸的医生却表示过极大的宽容。这些人不仅同那些蹩脚的艺术家具有同样的数量，而且他们不仅毫无用处，并且更具有危险性！父亲总是这样，而某些精英分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能够用一些完美而确切的推理来批评别人的意见，殊不知他们用以攻击的武器也是一柄双刃剑，对于他们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也具有同样的攻击力。

不过，我并没有等待下去，而是冲上前搂住父亲的脖子，并向他答应他所希望的一切。

“不过，”他接着说，“你妈妈对这件事的看法同我的还很不一样，我认为现在告诉她我的最新决定还不是时候。所以，为了避免各种不愉快的场面，我要求你不动声色，秘密地前往巴黎。”于是从那时起，我便小心翼翼地不透露一丝风声。不过，突然从愤怒忧伤和沉默寡言转变到狂热的喜悦，我很难掩饰这一变化。它来得如此不同寻常，以致引起了妹妹们的好奇。我的大妹南希便是如此。她央求我好久，让我告诉她缘由，最后我只好向她承认了一切……并再三叮嘱她要保守秘密。可以想像，她哪能像我一样保守秘密。很快全家人及我家的朋友，最后连我的母亲也知道了这一消息。

母亲的偏执非常厉害，因此，为了更好理解下面将要发生的事，就应该了解母亲对于与歌剧多少有点关系的各种艺术所抱有的一种偏执态度。而非常不幸，今天在法国仍有很多人都浸透着这种思想。在她看来，演员、歌唱家、音乐家、诗人、作曲家都是一些可憎的、为教会难容的造物，就像那些注定要被打入地狱的人一样。对于这一点，我的一个阿姨（无论如何，她今天仍然在真心地关爱着我，并且我也希望她今天仍能对我给予重视）有一天给了我一个令人惊愕的回答。要知道她满脑子都浸润着母亲的那种“自由”思想。我有一次同她讨论时，我对她说：“亲爱的阿姨，按您所说，我想，如果拉辛（Racine）与您是同一个家族，您会非常气愤的。”

“噢！我的朋友……我对他可首先是充满‘尊敬’! ”

不久之后，当我在巴黎向勒絮尔引用这个词时，他差一点笑得背过气去。因而，他只能认为，这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才会有的看问题的方法，所以当他高兴时，他总是会向我打听拉辛的敌人、我的那位“老阿姨”的最新状况，虽然在那时她仍然年轻，并且如天使般美丽。

母亲却因而确信，既然我已决心投身于作曲事业——依照法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仍然没有脱离歌剧创作之列——我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它将使我在这个世界上名誉扫地，在另一个世界被罚入地狱。所以，她刚一听说此事，便怒气冲冲。她那愤怒的眼神告诉我她已知道了一切。我想在出发之前逃避她，所以我处处保持谨慎。但是，我刚刚在我的小屋里安静了几分钟，她就跟了进来，目光炯炯，一切举动都表明她非常激动。

“您的父亲，”她对我说，不再用习惯的“你”来称呼我，“您的父亲很软弱，他同意您回到巴黎。他支持您荒谬而充满罪恶的计划！然而我，为了日后不自责，我要明确反对您离家出行。”

“妈妈！”

“是的，我反对这件事。埃克托尔，我请求您不要在您的疯狂之中固执己见。您看呀，我，您的母亲，跪在您的脚下，谦卑地，请求您放弃吧！”

“噢，上帝！母亲，请允许我扶起您，我无法忍受我的眼中所见。”

“不，我要这样！……”

但是，沉默了片刻之后，她说：

“你拒绝了我，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你竟能看到你的母亲跪在你的脚下而无动于衷！好吧！你走吧！将自己堕入到巴黎的腐化之中去吧！任你的名誉扫地，让我们，你的父亲、母亲，在耻辱与痛苦中死去！在你离开之前，我会离开家。你不再是我的儿子！我诅咒你！”

这能令人相信吗？宗教的偏执加上外省对艺术家的成见，它们所具有的一切最为傲慢无礼的、蔑视一切的东西，竟然会出现在一个像她这样温柔的母亲与一个像我这样经常充满感激与崇敬之情的儿子之间？！这是怎样的一幕，充满了难以置信的、令人恐怖的激烈冲突！我永远难以忘记！它更加激起了我心中对中世纪的这种愚蠢的理念的满腔仇恨。而这种理念今天在法国的大部分省份中竟保存得毫发无损。

这种磨难还不止于此：母亲失踪了。她自己躲避到我们在圣-安德烈坡市附近所拥有的一座叫“苏州”（Chuzeau）的乡间别墅中去了。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父亲希望能对我作最后一次努力，让我向母亲道别，也希望她能收回她近乎残忍的话语。我们同我的两个妹妹来到了“苏州”别墅。母亲正在果园的一棵树下读书。看到我们，她连忙站起来走开。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我们跟着她，父亲呼喊她，妹妹和我潸然泪下。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我只得远走了，没有拥吻母亲，没有得到她的一丝嘱咐，一个母爱的眼神，却带着她的诅咒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