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辽兹回忆录:狂飙之子与十九世纪西欧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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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回到巴黎;我开始授课;我进入音乐学院雷哈的班中学习;我在“新桥”上的晚餐;父亲再次断绝我的生活来源;毫不容情的反对;安贝尔·费朗;鲁道尔夫·克鲁采尔。

刚一回到巴黎,重新开始了在勒絮尔身旁的音乐学习之后,我就忙于还清德邦借给我的钱。这笔债使我备受折磨。而我能够将其还清,并不是依靠我每个月一百二十法郎的生活费,而是我有幸找到了几个想学习声乐、长笛及吉他的学生。我的教课所得以及我在个人消费方面的省吃俭用,使我在几个月之后积攒了六百法郎,我便赶紧将它们还给了我那殷勤的债主。人们不禁要问,在我这微薄的收入当中,我又能作怎样的节省呢?其实就是这样:

我在老城区阿尔雷路与奥尔费尔路交叉的拐角处低价租了一间小屋,在五层。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到饭馆吃饭。我开始过一种修士般的节食生活。这使我将三餐的费用减至最低,至多七八个苏。一般来说,饭食就是面包、葡萄干、李子干或椰枣。

已经到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当我出去到邻近的杂货店去购买我的“美食”时,一般来说,我都会坐在新桥的小小平台上,在亨利四世雕像的脚下:在那里,我根本不必考虑“砂锅炖鸡肉”这一美味。上面的这位仁慈的国王曾经想过他的子民们在周日的晚餐中会品尝此道美味;而我只是品尝着我的“美味佳肴”,看着远方的夕阳落在瓦雷里昂峰后面。我的眼中闪烁着快乐,俯视着脚下波光粼粼的塞纳河水;它就在我的面前悄然流逝,像窃窃私语一般。我幻想着托马斯·穆尔诗歌中那令人心醉的壮丽场面——我刚刚找到它的一本法文译本,便迫不及待地拜读了它。可是,由于我和德邦经常来往,这使我无法掩饰我为了还债而强加给自己的节俭生活。德邦无疑很是痛苦,或许也有些尴尬。于是,他希望这笔钱能够尽快偿清,便给我父亲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一切,并请他偿清仍欠他的六百法郎。但这种直率却是灾难性的。父亲早已对自己的让步感到遗憾;且我已在巴黎待了五个月,而我的状况却无改进,在音乐方面也没取得显著的进步。很显然,他曾幻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将在学院大奖赛中获得参赛资格,并获得大奖;我将会写出一部三幕歌剧,一经上演,便获得非凡的成功;我会被授予荣誉勋位,政府会给我提供特殊津贴,等等。然而相反,他却收到了我欠债的通知,债务的一半竟还有待偿还。这种打击对他是沉重的,我已预感到他会做出剧烈的反应。他替我还了欠德邦的六百法郎,并口气坚决地通知我:如果我再不放弃我对音乐的幻想,他将不会帮助我继续在巴黎的学习,而这意味着我必须要自给自足。我有几个学生可教,并且我已习惯了节衣缩食地生活;更何况我已不再欠德邦一个苏。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我会待下去。同时,我的音乐学业在那时也很繁重,但却积极有效。凯鲁比尼循规蹈矩的思想处处可见。当他知道我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进人音乐学院勒絮尔的作曲班时,他便让我到雷哈的对位法及赋格班补习;因为按照学习的级别,这个班级应该是在作曲班之前的。所以,我要同时学习两位老师的课程。此外,我刚刚开始与一个心地善良、谈吐风趣的青年人交往,他后来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叫作安贝尔·费朗。他为我写了一部大型歌剧《宗教法官》的剧本;我怀着无与伦比的激情写就了它的音乐。然而不久之后,皇家艺术学院委员会却否决了这个剧本,我的乐谱也随之被打入冷宫,从此再无出头之日,唯有它的序曲后来得以重见光明。然而这部歌剧中的某些优秀的乐思,我却不时地挪用它处,在后来写的作品中将它们发展壮大;其余的部分也照此办理,只要有机会就利用一下。但有些在后来被我烧毁了。费朗还写过一部带合唱的英雄剧,题目是《希腊革命》;它在那段时间占据了他的全部思维。我将它谱成音乐,但同时并没有打断《宗教法官》的写作。人们从这部作品的每一页中都可以感受到斯庞蒂尼风格的强烈影响。这部作品赐予我一个反击顽固的利己主义的机会。我丝毫不怀疑这种利己主义的存在,绝大部分艺术大师都具有这种利己主义。同时,该作品也使我体会到,年轻的作曲家,特别是那些地位最卑贱的,在这些大师面前,从总体上来说,都遭到了可怕的冷遇!

鲁道尔夫·克鲁采尔(Kreutzer)是巴黎歌剧院音乐部门的总经理。星期宗教音乐会将很快在这座剧院里举行。只有指望他,我的歌剧才能上演。我于是向他打听情况。我的拜访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在此之前,艺术学院的总监德·拉罗什弗格已接受了他的秘书——费朗的朋友——的恳求,给克鲁采尔写了一封推荐信。此外,勒絮尔在他的这位同学面前也大力推荐我。因此,应该有理由对这次拜访抱有希望。可是,我的幻想很快破灭了。克鲁采尔,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亚伯之死》(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我曾为之而激动,所以几个月前曾寄给他一封信,对它大加赞扬)的作者,我还以为他会像我的老师那样和蔼可亲,因为我对他十分钦佩。不料他对我的接待却流露出一丝不屑,近乎无礼。他几乎未加理睬我的问候,也没看我一眼,就从他的肩头上传过来几句话:“我的朋友(可他过去根本就不认识我),我们不能在宗教音乐会上演出新的作品。我们没有时间去排练;勒絮尔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我只得告退,满肚子的憋屈。克鲁采尔只是皇家唱诗班的普通小提琴手,因此,一星期后,勒絮尔与克鲁采尔的会面终于真相大白。我的老师已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使他最后终于这样回答他:“是的,当然。但是,如果我们帮助年轻人,我们自己将会变得怎么样?”他丝毫不掩饰他的恶劣情绪,但他至少还够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