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现有证据的一般化

从历史上看，教育研究的很多证据一直来自对发达国家的分析，其中又特别重视研究美国的政策，因为其背后通常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对其他环境都有意义。最近，对这些证据有一个反向应用，发展中国家随机控制实验的迅速扩大（实验费用一般较低），使得有可能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结论用于发达国家。

不过，解释性的讨论需要谨慎，因为教育改善的一些最好策略看起来都与教育体系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一观察不一定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吻合，因为教育体系的表现即使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意味着全盘接受不同教育体系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考察在非常不同的教育体系和学校结构中人们经常建议的一个政策，即让地方有更多的自主权或教育决策权。决策分权是许多国家的热门话题，先前的研究对实施决策分权的预期效应留下大量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分析直接研究自主权和制度背景的相互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研究的冲突。有一种观点认为，扩大自主权的改革会提高（经济和教育）发达国家的学生成绩，但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成绩。我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这种观点是一致的。

自主决策带来一个基本的矛盾。赞成分权的主要理由是，当地决策者更了解当地学校的能力，更了解不同学生群体对学校的需求。这反过来也使决策者能够做出更优的资源配置决策，提高学校教育的生产率，满足当地居民的各种需要。不过，一旦在需要做出决策的领域存在利益差异和不对称信息，代理人就有动力、也可能有机会追逐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行为被发现、被惩戒的风险很小。在这种情况下，自主权就带来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产生负面影响。代理人就会利用其更大的自主权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提高学生的成绩。另外，一旦当地决策者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技术能力有限，一旦当地社区缺乏保障高质量服务的能力，地方层级的决策质量就可能稍差一些。因此，自主权改革可能依赖于一个社会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这会影响父母监督的质量。

我们的分析关注的是政策对当地环境的敏感性，注重分析如何以及何时将一些个案的微观研究一般化，提出更广泛的政策建议。将不同国家的地方学校自主决策程度的变化结果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与相互冲突的各方势力的不同平衡是逻辑一贯的。在经济发展的较低水平，扩大自主权，特别是在与教学相关的决策领域，实际上会损害学生成绩。相反，在高收入国家，增加教学、人事和财政方面的自主权会对学生成绩产生积极影响。

图8.3展示了这种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受到外部问责制这一补充性政策的推动，自主决策的整体效应是增加的。运用学生考试信息，就能够提供更多的地方决策结果信息，就能够实施外部问责政策。换言之，有了外部问责政策，限制了学校的机会主义行为，地方决策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图8.3 按发展水平推动自主权改革对学生成就的影响

注：在初始人均GDP（2000年）和实行全国毕业考试的基础上，学术自主权（从0到1分类）对PISA数学测试成绩的估计效应（按标准差为100为标准），根据2000—2009年PISA测试的分组模型进行估计。样本国家显示了人均GDP的初始水平。基于Hanushek、Link和Woessmann（2013：表9）的描述。

研究成果的有限一般化也可以借助年龄问题进一步简化。根据年龄，将学生放到不同类型的学校，这可称为分级或分流。如后面将更详细分析的，来自发达国家境况的许多研究表明，过早分级会伤害自身条件不好的学生，并不会提高总体成绩水平。相反，最近对肯尼亚的一项随机评估研究发现，成绩较低的学生特别受益于分级，因为分级之后，教师可根据学生的理解水平因材施教。因此，相比在更正常的环境，在起点水平极其参差不齐、课程设置非常庞大的环境中，分级的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我们的分析结论是，各种激励的效应会因经济和教育体系的不同特征而有很大的差异，不同激励之间可能有很强的相互联系。当然，这一结论增强了各国推动继续评估项目和政策的重要性。一旦有助于提高成绩的精准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继续研究与评估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