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

在四野南下工作团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

只记得14日夜晚枪炮声较往日更为激烈，但睡得还算实在。15日清晨，天津就解放了。我们都到校门外看光景，只见解放军整齐地睡在大街上。两个女战士走来，要求见学校的领导，希望给腾出一间房子，救护伤员。她们十分和气，很有礼貌，不是命令，而是商量。我对解放军的第一印象太深刻了，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国民党兵形成强烈的对比。国民党的伤兵，在天津是出了名的，拄着拐杖，砸商店，炸电影院，无恶不作。像这样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遇见过的。

解放的浪潮，在省立师范也汹涌而来，突然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我也参加了孔祥桢组织的致群社，学校给了一个房间，大家在一起组织学习，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但给我直接影响的是看解放区来的新歌剧《赤叶河》、《白毛女》，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动人心魄的曲调，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新的题材和新的思想，的确给了我一个新境界、新世界的感觉，似乎连空气都变得新鲜了。

而给我最大影响的一本书是邹韬奋根据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编写的《高尔基》。高尔基童年的苦难，特别是他在底层的生活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经历，深深地感动了我，让我下定决心，斩断了大学梦，希望到一个更艰苦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我也梦想做一个文学家，高尔基就是我新的梦想的一个榜样。正是在高尔基的鼓舞下，我没有去上革命大学，也没有参加天津市青年团举办的“暑期学园”，而报名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那时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江。南下，南下！青年人的浪漫的激情和幻想，鼓动我走向那个充满梦想的远方！

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是一个具有激情和梦想的青年。我似乎缺乏理智，缺乏冷静，一旦下定决心，就义无反顾地去做。我曾劝大姐参加南下工作团，她也考虑过，最终还是参加了“暑期学园”的学习。但是，她十分热情地支持我南下。大哥是一个极为冷静的人，也许他更多一些科学的头脑。当时，他不赞成我去。他说，你看解放几个月了，工厂的烟囱都不冒烟，看来他们对领导大城市是没有经验的，还是看看吧。

母亲听说我要远去，特地从葛沽老家赶来，也劝我不要走。那时，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江去，自然，老人家多了一份担心。不过，最后我还是说服了母亲，坚定了南下的决心。记得我走的时候，母亲和大姐给了我三块大洋，还有一支金星笔。那时，一支大金星就像现在有了一个最时髦的苹果手机。

1949年3月23日，我和孔祥祯等人一起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二分团，一分团和三分团在北京。我的连队就设在万全道一座小楼里，这是一座日式的建筑。对于每天的军事训练，我不陌生，在中学进修班就受过这样的训练。听报告，讨论，成为主要的思想训练的内容。5月8日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看来很快，实际上我已经落伍了。我入团的时候，孔祥祯已经准备入党了。

让我难以忘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人生第一篇稿子发表在南下工作团的团报上，文章的标题是《究竟是谁养活了谁》。当时进行忆苦教育，炊事班的战士诉苦，讲血泪斑斑的家史，的确令我思想上产生震动。我第一次懂得“剥削”，也曾在小组会上以我家这个地主为例，看看究竟是谁养活谁。我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认识写成这篇稿子，寄给团报，想不到被刊登出来。坦白地讲，白纸黑字，我的文章被登出来的喜悦，远远超过我的文章内容的意义。似乎，这篇文章给我一个信号，我开始在实现我的朦胧的文学梦想了。

再有，就是忠诚老实的教育，在反复的动员下，让每个人向党交代自己的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那时，我是十分真诚的，觉得自己才17岁，一直在上学，又是和同学们一起来参军的，我是无话不说的，专找那些有问题的事情说。我家是地主，有百亩田地，曾祖父如何，祖父如何，父亲如何，都说得清清楚楚。大家给我定家庭成分是官僚地主，我也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历史，中学进修班是国民党三青团办的，自然也是反动的了。我还参加过反苏游行。更让我后来吃苦头的是交代社会关系。其实，我有什么社会关系？我的社会关系，就是和我一起参军的同学。但是，我却把一些没有什么关联的人物说上，记在档案里，就成为组织上看我、用我、整我的材料了。后来，我曾产生一种错觉，你看一些人明明家庭的关系和历史比我复杂多了，反而可以入党、升迁。如你不说，领导上对那些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人是不会去为此又是调查又是审查的。这是我到了新时期才有的感喟。

后来，见到我们一起参军的老同学，都说，你傻啊，你如果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在南工团就入党了。我不过笑笑而已。我又能说什么。

毕竟那时组织上看我还是个“小鬼”。我写作的小才气，已经被人看见，譬如编墙报，写稿子，编快板，出个小节目，等等，对我还是蛮鼓励的。

1949年6月，我们出发了。当时京汉线正在修复中，坐的是闷罐车，经常停下来待命。有时，还碰到特务打冷枪。我们在火车上度过“七一”，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我们到达武汉时，已经是骄阳似火了，在大太阳的暴晒下，行军，渡江，再行军，有的同志晕倒了，我也是迷迷糊糊走到珞珈山的。我们二分团就驻扎在武汉大学了。我们的连队住在一个体育馆里。夜晚团员接到命令，值夜班，防备有人逃跑。当时南工团中，混进一些想借机逃往台湾的人。我的表哥，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就想走这个路子。那时，广州还没有解放。

我们这些参军的人，对于南下有着许多幻想，有人真想当接收大员。令大家想不到的是，在武汉人民公园召开的全体南工团员大会上，贴的大标语是八个大字：到农村去，到部队去。是林彪司令亲自出来动员的，已经是不可动摇的。眼看着战友陆续分配出去，有的直接到连队做文化教员，有的就分到县级机关工作。而指导员找我谈话，却让留下来做团的工作，准备到广州继续办军政大学，接收黄埔军校。我是很高兴的。大概只有一个月吧，指导员又找我谈话，动员我到张家口军委工程学院学习。说我年龄小，又是高中生，正是深造的大好机会，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

张家口军委工程学院

我自然也很高兴，一听说是到学院，也就是大学学习，想不到在部队上圆了大学的梦。

在北上的列车上，我病倒了，得了伤寒病，发高烧。车开得很慢，车上也没有什么药，他们弄点感冒药给我吃。火车在天津停留六个小时，来自天津的，都下车去给家里人打电话，或与家里人见面，把我一个人扔在车上。到达张家口，我已经烧得昏迷不醒了。后来又烧得说胡话，大骂班长，把他们吓坏了。所幸的是工程学院有医术很高明的日本大夫，确诊得的是伤寒。在他精心的治疗下，我的病好了。这一病，头发掉了不少，身体虚弱。学校在东山坡，据说原来也是日本人的什么机关。这里伙食不是很好，吃油麦卷子，就是打牙祭了，还有甜菜。这时，家里给我的“大头”银元派上用场了，我就悄悄地上街，换了钱，吃烤肉，吃炸油饼。三块大洋很快就吃光了。

就在建校的劳动中，突然有消息说，我们要分配了。还没有下达分配的命令，张家口突然宣布封锁城市，预防鼠疫。说起鼠疫，真是谈鼠色变。有的学员都吓病了。全城都处于死寂的氛围里。每天都守在宿舍里，吃饭打回来吃，如果必须外出，要求只能沿着路边走，自然要戴上口罩。在惊慌不安中，度过了一个月。

刚刚宣布戒严解除，指导员就集合全连，宣布调动的命令。我原想我年纪小是不会在分配之列的，可是偏偏有我的名字。而且这次挑选的学员大多数是年纪小的。

在中央机要处

当宣布完名单后，指导员将刘星魁队长介绍给我们。刘队长说，我将是你们的队长，你们将调到中央机要处集训队学习；并且一再申明要听从命令。当天就乘火车进京。到达北京前门车站，已经是深夜了。一辆大轿车，早就候在那里。让我奇怪的是，车在暗夜中，觉得离开城区越来越远了，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不断地钻进暗夜之中，谁也不敢出声，神秘的气息已经笼罩在车厢里。

我们终于知道这是北京的香山。开到住地，刘队长宣布，今晚就住在这里。同时又宣布三条纪律：第一不准外出；第二不准写信；第三不准乱打听。老实说，这样，不但让你直接地感受到神秘的气氛，而且还有点恐惧了。这时才知道，我们是来到中央机要处。我们将在这里接受训练。

香山，历来是游览休养的胜地，苍松翠柏，空气清新。我们集训队就设在眼睛湖畔，几乎每天都有时间在湖畔散步，欣赏水帘洞的流水，静观湖中的游鱼，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休息日，就请假到碧云寺，参谒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或隔着窗子审视庙中的十八罗汉。最惬意的是，坐在溪流旁边，把脚伸进溪流，任清风吹拂，沉醉在清新之中，流连忘返。

当然，最想去的地方是双清别墅，毛主席住的地方。后来，主席进城，我们才有机会去参观。

队长刘星魁，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好领导，他从来不训人，总是笑眯眯的。大家的心情也格外舒畅。

训练队最主要的科目，是忠诚老实的教育。尤其是机要工作，更要求忠诚。我几乎不费脑子，将在“南下工作团”中交代的再复述一次，看来过关了。有的学员，结业后并没有留做机要工作，显然是被淘汰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