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秦汉哲学中的统治与抗争
自秦朝统一后，中国逐渐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此时人们崇尚法家思想，哲学思想停滞不前。汉代初期，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后，开始渐渐缓和原有的矛盾，并且休养生息，黄老之学开始盛行。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汉武帝时儒家学说逐渐成了统治思想，后来谶纬之学兴起后，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思想也随之出现。东汉末期，随着佛教传入，道教也逐渐兴起，哲学思想面临着复杂的局面。汉代哲学主要从宇宙形成、天人关系、形神关系、人性、古今等方面展开。
西汉初期的“黄老”思潮
西汉初期，刚刚经历了战国的纷争以及秦朝的苛法，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因此推崇休养生息的政策。与该政策相呼应的便是无为之学，这种学说也成了当时官方的指导思想。
1973年，国家考古队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当中发现了《黄帝四经》，这四经中包括《经法》《称经》《道原》以及《十大经》。《黄帝四经》起源于战国时期，我国西汉初期盛行的“黄学”便是以《黄帝四经》为经典代表的。当初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并没有收录与《黄帝四经》相关的内容，所以导致黄学竟然被埋在地下5000余年才被人们发现。此前，西汉初期盛行的“黄老”思想由于没有历史资料作为参考，成了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
司马迁之所以没有见过《黄帝四经》，是因为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而激怒了汉武帝，最终被腐刑下狱，而他下狱时年龄为46岁，这时的《黄帝四经》早已经深埋地下长达27年之久了。
这是一本关于“治国之本”的书籍，全书共由四篇文章组成，这本书让海内外炎黄子孙重新认识了黄帝以及黄帝思想。
起初《黄帝四经》被人们发掘时，还被人们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后来专家们经过鉴定后发现，这个出自马王堆汉墓的帛书竟然是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经》。虽然这本书曾经在《汉书·艺文志》当中有所记载，但是自从汉朝以后，这本书就已经失传了。专家学者们根据书中记载的内容以及文字、篇章等进行深入研究，最终认定它成书时期晚于《老子》，但是早于《管子》《孟子》以及《庄子》。
《黄帝四经》的出现正好弥补了道家学说中由老子一派转变成为黄老学派的过程，从书中内容记载也可以看得出，该书对先秦的各个学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本书的出现也将很多已经被人们所认定的经学理论推翻，所以说它的存在也对经学研究影响深远。
“黄学”思想中主要以天道环周论为主要思想，同时也是黄帝哲学思想的核心基本点。天道环周思想肯定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变化都是有一定规律的，这些规律就是盛极必反、环周往复、交替不已的天道。
汉代初期的统治者将天道环周论视为治国安民的思想，汉高祖刘邦以及汉代初期的君臣都信奉黄老之学。汉高祖刘邦的手下有两位谋臣，一位是张良，另一位是陈平。其中，张良信奉道家，而陈平由于年少时家境贫寒的缘故，爱好读书的他成了黄老的忠实信徒。在刘邦与项羽的战斗中，两个人充分利用了黄老之术，运用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方法战胜了项羽，帮助刘邦赢得了天下。
天道环周论的形成与历算学、天文学以及物候学有关，君王们只需要按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环周不已的天道来治理国家，即可以解决遇见的所有经济、政治问题，并且调和一切矛盾关系。汉代初期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对于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农业国家来说，采用这种理论来治理国家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黄老学派认为，只要能够准确抓住天道返还的时机，就等于抓住了“执道”的关键。想要打败对方，一定要等他从强盛的顶点逐渐走向反面的时候再出击，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打败。相反，如果违背了天道的话，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即便是最后取得了胜利，也同样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在这种循环当中，包括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
黄老学派虽然与阴阳家流派如出一辙，但是又与天文学和历算学有关，而阴阳家末流中主张的“推刑德”等一系列恶习弊病，最终都被黄老学派摒弃。黄老之言最终成了真正的哲学，而不是阴阳家流派的宗教迷信。黄老学派为了论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的规律和联系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荀子和韩非子也继续沿用了黄老学派的思想，并且对先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黄帝四经》在我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对我国哲学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末年，天道环周论对人们来说还是一种新兴的思潮，它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却努力去寻找变化的规律。它主张应该顺应天时，将一切应该灭亡的事物都灭亡，这种理论与西周宗法奴隶制当中的很多传统观念背道而驰。黄帝之言在认识论当中，解决了很多春秋末年与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困扰，并且解决了很多社会名物制度的混乱问题。
西汉初年，我国刚刚经历了多年战乱，国家衰败，百姓生活窘迫，国家经济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起色。面对如此孱弱的国家，统治者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更没有办法组织兵力对外讨伐。统治者能做的只有根据天道环周论来治理国家，让国家休养生息，因此国家的统治思想逐渐进入到了保守状态。“黄学”迎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天道环周论非常适合当时的国情，老百姓在天道环周论的影响下逐渐休养生息，国家的国力也因此逐渐恢复。
董仲舒和儒学的神学化
汉武帝统治的西汉王朝国力鼎盛，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汉武帝除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加强中央集权之外，还在思想上推行尊崇儒术的政策。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并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他所提出的儒术思想当中掺杂了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他所提出的思想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维护了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将王权神化了，所以我国古代的统治者都推崇此思想，这个思想也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正统思想。
我国汉代初期时崇尚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但是国家经过了长达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社会生产已经得到了全面恢复，社会秩序也趋于稳定。政治思想方面自然也不会停留在无为而治的思想上，此时的政治思想已经从无为转变成了有为，思想也从道家逐渐转变成了儒家。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时，一些诸侯王的势力强大，甚至凌驾在朝廷之上，所获得的封地面积远远超出了古制，对此政论家贾谊也上疏朝廷，希望将无为变成有为。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公元前141年，汉文帝刘恒第五子）继位之后，开始推崇重农抑商的征程，并且招募士兵，抵抗匈奴的进犯。此外，汉景帝在位时，还出现了削藩的政策，并且逐渐将诸侯占领的封地夺了回来，用此来巩固自己的中央政权。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卒于公元前104年，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主要代表作是《天人三策》，被收录在《汉书》和《春秋繁露》当中。董仲舒主张公羊哲学的思想体系，而公羊哲学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他认为天人是能够互相感应的，而其中涉及的“天人感应”论最早被认为是宗教神学，但是后来人们又认为该理论与天文学以及医学都有一定关系。董仲舒的历史观中有形而上学的成分，也有辩证法的成分，他主张养身和中和治天下。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纲要，他一方面强调以神权来论证君权，另一方面又以神权限制君权。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曾经提出“大一统”的理论，即所有的诸侯都应该被天子所统治，绝对不能够自己专权。为了能够维护统治阶级，他还在哲学理论上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觉得人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天赐予的，而且他还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天意。天子受命于天，所以人民服从天子的统治，等同于服从天道，他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他一方面宣扬“君权神授”，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对皇权加以限制。他提出：“如果国家出现灾害，则说明是上天在警告天子，希望天子能够自省。”
董仲舒反对重大改革，主张一切都要“以古准今”。他反对“汉承秦制”式的依靠法制治国的方法，他觉得统治者应该阴阳相结合、德行并用才行，治理国家应该以德为主、以刑辅德才行。他还吸取了先秦法家韩非子的思想，并且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后来这一理论也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的原则，并且成了束缚古代人民的思想枷锁，也因此受到了统治者们的拥护。董仲舒的学说其实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其中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阴阳家的专制理论，让统治者的集权得到了加强。
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到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后才得以实现。当时朝廷中绝大多数的官吏都出自儒家，儒家学说从此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成为长达两千年的封建正统思想。
司马迁的唯物主义思想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卒于公元前约87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也被后人称为“史圣”。司马迁的父亲叫作司马谈，他也是一名历史学家，曾经在朝廷中担任太史令，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子承父业，所以在司马迁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司马迁。司马迁年仅10岁就已经开始诵读《国语》《左传》《尚书》等一些历史书籍，这也为司马迁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和历史基础。
司马迁从小热爱读书，而且喜欢游览名胜古迹，从20岁起，他便开始游历全国各地。只要是古代历史中记载的有名的地方，他就要亲自前去看一看，并且到当地拜访年长的人，了解有关的历史故事。当他得知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具有防洪和灌溉功能的都江堰，他就立刻来到四川，并且爬上岷山俯瞰都江堰。他听闻秦始皇灭掉魏国时，曾经将黄河水引进魏国的国都大梁城，他就专门来到大梁实地考察，并且询问当地年长的人当时的情况如何。他了解到屈原怀才不遇最终投入汨罗江，于是他亲自来到汨罗河江边吊唁这位爱国诗人。在他游历全国各地的过程中，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也打开了自己的眼界，并且锻炼了自己对事物的观察能力，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这也为日后他编写《史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司马迁36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辞世之前，他将自己编写的一部历史书以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给了司马迁，并拉着司马迁的手说：“自汉代兴起后，海内统一，之前有那么多贤明的君主，而现在有那么多忠良义士，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事迹，我身为太史令，如果不能将他们的事迹全部记载在史书当中，又怎么能对得起我这个职位呢？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够继承我的事业，将我没有完成的史书继续写完。”父亲的临终嘱托也成了司马迁写作的动力。
两年后，司马迁接任了父亲的职位，有了更多机会接触文书档案，因此他读了更多珍贵的典籍，既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又了解到了更多的历史资料。但是好景不长，他的好朋友李陵受命讨伐匈奴，却被敌人算计被俘。有人却报告汉武帝，称李陵已经投靠了匈奴，结果汉武帝一气之下下令杀死李陵全家。司马迁很了解李陵的人品，所以他在汉武帝面前尝试为李陵开脱罪名，结果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丧失了生殖能力的司马迁蒙受了奇耻大辱，他原本想自杀，了结生命，可是考虑到父亲的遗愿还没完成，所以他决定忍辱负重，完成父亲的遗愿。
经过多年努力，司马迁终于在53岁这一年完成了历史巨著《史记》，书中的内容翔实可靠，生动地描写了人物事迹，歌颂了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以及义士领袖，同时也讽刺鞭挞了暴君奸臣的劣迹。司马迁希望能够通过《史记》让人们了解过去，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书中不仅保留了先秦至西汉前期的思想家、哲学家的传记，还有他和他的父亲司马谈的哲学史料。司马氏父子二人精通百家之学，对于儒、墨、法、名以及阴阳五家的思想有肯定也有批判，司马迁本人最为推崇道家思想。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史记》，司马迁主张天命思想，其中“天”的含义有三种，即：自然之天、天性以及天命论思想。此外，司马迁还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在这个宇宙观里，他将宇宙分为天命意志、显示天命以及人类社会三个部分。其中天命意志占了主要地位，司马迁通过天道赏善罚恶以及君权神授方面来表述，由此可见，神学是推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显示天命是一种广义的概念，其中包括占梦、预言、五德始终、三统循环、日月星辰、四时变化等，他认为这些环节都是天与人的沟通方式。
《史记》的宇宙观中，最底层的是人类社会，统治者通过应天改制以及实行德治的办法来顺应天意，人类除了可以顺应天命之外，也具有一定的改变天命的能动力。统治者可以通过修政、修德等措施来改变天命。《史记》中的道德观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司马迁认为历史发展、国家兴亡，甚至是个人命运都跟礼和道德有关；另一方面，他认为有很多预言都应验了，这也说明道德具有决定命运的作用。
司马迁是一位擅长描写历史人物的历史学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帮助人们解开了很多历史之谜，虽然《史记》当中并没有留下他自己的思想论文，但是《史记》当中的内容便是他的思想表现。
王充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两汉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越来越多，他们反对迷信鬼神，王充就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代表人物。王充生于27年，卒于约97年，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从小好学，但是因为家境贫寒，所以他只能到卖书的地方看书。他曾做过小吏，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最终辞官回乡。王充晚年一直都在写书，他的作品中有揭露当时社会的风俗道德，也有宣扬治民之道，谈及养性经验的，他的作品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
秦汉时期，求仙和鬼神迷信思想十分盛行，尤其是秦始皇和汉武帝，竟然让人在全国大肆寻找能够长生不老的仙药。西汉时期的儒家代表董仲舒曾经神化封建皇帝，为的是能够迷惑当时的老百姓，所以他大肆宣扬迷信思想。他认为天才是最高的主宰，而天子所下达的命令就是天意，所以皇帝如果实行德政，那么天下太平，如果皇帝昏庸无道，那么就会带来灾祸。
王充则对董仲舒所主张的因果报应以及鬼神一说嗤之以鼻，他还针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驳。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春秋时期的楚惠王，他生性善良，一次在吃饭时发现菜里有一条水蛭，他知道如果他当众将水蛭挑出来的话，厨师就会被立刻处死，为了保全厨师的性命，他只能硬生生地将水蛭吞进肚子。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楚惠王竟然将水蛭排出体外，就连肚子也不疼了。人们将这个故事称为“善有善报”。王充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驳。他表示，水蛭在进入人体之后，由于人体内的体温过高而死亡。楚惠王之所以会肚子疼，是因为他的肚子里原本有瘀血，而水蛭恰恰能够吸血，在进入人体后便开始吸血，死后连带着肚子里的瘀血一起被排出来，楚惠王的病自然就好了。他认为这个故事只是一种巧合而已，根本不是“善有善报”。
王充一生仕途不顺，曾经也做过一时的小官小吏，但是没有任何实权，而且他愤世嫉俗的性格也让他与很多权贵之间产生了矛盾，因而他并没有做太长时间的官就辞官回乡了。短暂的官宦生活让他更真实地见到了官员们的腐败生活，所以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家中写书。他有一本著作叫作《论衡》，这本书中的内容充分体现出他是一个不畏强权，敢于追求真理的人。为了写这本书，他曾经搜集了大量资料，闭门谢客，在家专心写书，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本著作。这部书的主旨在于宣传科学和无神论，并对迷信思想进行了批驳。
王充提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认为世间万物都由元气组成，而元气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认为世界上并没有天意一说，日月星辰也都是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运行的，而并非是在传达天意。他反对一切鬼神迷信思想，他觉得人死了就精气灭绝了，人的身体腐烂之后会变成泥土，而不是变成鬼，他认为迷信说教都是一些荒诞虚伪的思想。
王充还是一个典型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识论者，他觉得即便是孔子那样的圣贤也不是刚刚出生就拥有很多知识，人的知识都是需要用感官来接触外界，用抽象思维去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可靠的知识。他认为，为了探求知识，即便是驳斥孔子，也够不上伤逆义理。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条件有限，所以对于科学的理解也有所限制，王充在对一些自然现象做解释的时候，也不免会出现一些差错。同时，他无法将唯物主义思想运用到社会历史当中，因而他不得不用宿命论来解释社会中的贫富贵贱现象。
王充在家写书的整个过程也不顺利，因为社会舆论常常会来侵扰他，而且当时一些权贵人物也对他产生了质疑。大家觉得他并不是出生在书香门第，而且也没有投靠任何师门，所以他根本就不配写书，以至于他的书完成后，依旧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甚至还遭到了禁锢。虽然各方面的压力都非常大，可是王充却一直坚持著书。王充勇于批判，提倡唯物主义思想，给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起到了表率作用。
王符和仲长统的唯物主义
我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虽然在学说方面各持己见，但是都有着浓烈的治道情结，将治国之道视为自己的使命，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有人走仕途报效社会，有人则写书警示后人。
王符，约生于85年，约卒于162年，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王符小时候被人歧视，但是他却有好学的精神，他不爱名利，喜欢隐居写作。他所著的《潜夫论》当中以“元气”为本原，论证了宇宙中的万物演化过程，同时还指出当时政治中的缺陷。他所提出的治道架构也成了东汉时期统治者们使用的治国大纲。
最早提出“元气”这个概念的人并不是王符，而是董仲舒。王符和张衡对谶纬神学当中的元气进行了批判论证，最终得出了元气本源论。他所提出来的元气本源论主要有三个特点。
首先，他认定“元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根本，他否定宇宙有始的说法。他表示自己在衍生的过程中，“元气”并没有受到任何外界影响，所以衍生只不过是一个自我孕育与自我变化的过程。
其次，他所提倡的元气本源论有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他将《周易》中的“太极”和“阴阳”学说都进行了改编，将“元气”作为本原，这也让他的元气论与王充所提倡的元气论有所差别。
最后，王符的元气论更加完善，当他使用自己提出的元气论来论证社会现象和自然界时，批判性和战斗力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他所著的《潜夫论》当中，《赞学》《本政》《务本》等篇章构成了治国之道的理论。这些文章分别从治道之行的角度以及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立论。王符所提出来的治国理论侧重于法令赏罚，他认为法令赏罚是治国的重要原则。他觉得无论是法禁还是德化，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需要根据时势来进行调整。
仲长统，生于180年，卒于220年，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仲长统年幼时勤奋好学，喜欢阅读书籍，20岁之后，他便开始四处游学，结交了很多有才学的朋友。当时的并州刺史高干曾主动招待他，与他一起讨论当时的社会问题。仲长统是一个十分耿直的人，他对高干说道：“你是一个有雄心但是没有才能的人，喜欢有才能的人士，但是不会选择有才能的人。”他原本想用这些话来提醒高干，可是高干为人十分自傲，完全听不进他的劝告，最终他只能离开高干。仲长统离开不久，高干就因为反叛事件而失败，此后人们便十分尊敬仲长统。
仲长统是一个性格十分古怪的人，有时候他沉默寡言，有时候又会与人侃侃而谈，因此人们也称他为狂生，朝廷每次想要召他做官时，他总是以自己生病为理由拒绝。他不愿为官，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曾经为此特别著论：“我想要居住在被竹林环绕、背靠山、面朝水的地方，庭院中种着各样果蔬，每天出门有车船代步，这样我就可以免于奔波之苦。可以让父母吃上美味，让妻儿不受劳动之苦，可以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享用美酒佳肴，这样的日子才是我想过的。”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不图名利，生活十分洒脱的人。
当时的尚书令荀彧十分欣赏仲长统，他向朝廷举荐仲长统为尚书郎。后来，仲长统还帮助当时的丞相曹操处理过军务，与曹操一起谈论古今时，他经常会愤然叹息，因此他曾写下长达10余万字的论著《昌言》。仲长统41岁时去世，后人对他的文章评价很高，甚至说他可以比肩董仲舒、贾谊等人。他在世时，曾经批判社会政治，无论是专权的宦官，还是昏庸的君王，他都敢于抨击。他将愚昧的君王视为祸乱社会的根源，所以他希望有贤明的人能够对国家进行改革，废除弊政，实施正确的政策。
仲长统的政治思想与当时社会中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存在着对立关系，他提倡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他认为国家的兴亡与“人事”有关，与“天道”无关。他还主张废除三公联合执政的机制，并且恢复西汉时期实行的丞相执政机制，他觉得一人专政要比数人执政更加可靠。此外，他还认识到自从上古人民的平等社会结构瓦解之后，人们的贫富差异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虽然贵族士大夫的生活条件优越，可是他们的寿命却比贫困的人短，这是因为他们每天饱食饮酒并且纵情声色，导致身体中的精气被消耗殆尽，不利于养生，所以才会英年早逝。虽然说仲长统的思想当中还残留着一定的唯心主义，但是大体上他的思想都是唯物主义的进步思想，他敢于批判两汉时期的宗教神学，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进步思想家。
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
两汉经学存在着内部分化的问题，所以也渐渐演变成了今古文之争。两汉时期用于统治的理论为今古文和谶纬说，如果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两汉经学中的今古文其实造诣并不大，只有董仲舒提出的天道神学与阴阳五行说结合的理论还有一定的创造性。
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发展，思想学术方面也逐渐变得庸俗，统治阶级掌控着统治政策，他们希望自己可以永远统治下去，他们不断地从法律方面要求人民臣服于他，还希望能够让人们从思想上归顺于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统治力增强。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5年）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接纳了陆贾提出的“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意见，并且结合叔孙通等儒者的礼仪形式。汉武帝则是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式。君王们使用的学说不同，所以不同的学说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任何一种学说都想拥有“正宗”地位，因此儒术的阵营里便开始了永无宁日的争斗。
虽然说两汉经学有古今之争，但是无论哪一种经学中都带有大量的宗教因素，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不局限于我国，就连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为了平息古今之争，人们也曾尝试过将两汉经学放在一起做对比，但是最终发现还是不相上下，古今之争依旧没有办法平息。历史上宣帝和章帝甚至还将经学作为国教，并且要求官员们必须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渐渐地经学便成了“国宪”。由此看来，经学能够被帝王所用并非偶然，而经学内部发生的矛盾也并非偶然。
汉武帝所采用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表面上看是董仲舒提出的，但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社会需要才存在的。汉代在政治制度上延续了秦代的县乡亭制，在思想上采用了神学说，将统治者的命令视为天命，用这种思想来麻痹百姓，只有这样，才能够缓解阶级斗争。之所以还会强调阴阳五行，是因为汉代时期国家并不太平，必须用这种学说来粉饰太平，这样一来才能够稳定民心。最后，再利用钦定的方式裁决同异。
如果想要正确地把握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就不能轻易地将迷信抹杀，这个时期相信谶纬神学的儒者们，绝大多数都想争取正宗地位。汉武帝其实并不是侧重真儒学，他只是想通过文辞来创议宗教文化式的神甫教条。其实，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像汉武帝这种内法外儒的政策，即是汉朝时期历代皇帝的心传。
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源于刘歆请立《古文尚书》，终于汉之世，大概经历了四次争议。
第一次为西汉哀帝，刘歆与太常博士之间争立《古文尚书》《左传》以及《逸礼》。
第二次为东汉光武帝，代表“古文”的陈元、韩歆与代表“今文”的范升争立《费氏易》和《左氏春秋》。
第三次为东汉章帝，代表“古文”的贾逵与代表“今文”的李育争立《左氏传》和《公羊传》。
第四次为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代表“古文”的郑玄与代表“今文”的何休争立《公羊传》和《左氏传》。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两汉经学今古文之争渐渐形成。两汉今古文之争的核心问题便是《左传》，争论的焦点在于各派《春秋》的说解问题。汉代时期比较重视《春秋》的意义，是因为在汉代时期主要以《春秋》为理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出现了“孔子为汉制法”的说法。一直到了汉代末期，社会中的一些潜在危机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今文没有了统治的作用，就连古文中的经典也无法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了。东汉经学其实就是经学今古文的融合，当时的思想主流已经渐渐倾向于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