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玄学大盛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特点十分鲜明，哲学主要表现方式为玄学，由于受到政治和经济的限制，当时的哲学以维护统治权力和身份等级为主导思想，用道家的思想来维护儒家的纲常。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唯心主义盛行，因而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灭神论便与佛教的唯心主义之间产生了矛盾。
玄学大师王弼的“贵无”论
王弼，字辅嗣，生于226年，卒于249年，他曾与何晏一起创建了魏晋时期的新哲学和新经学。他的代表作有《周易注》《老子注》《周易略例》等。
两汉时期一直以儒家“名教”思想作为统治核心，可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发现，儒家“名教”中的弊病渐渐显露出来。一直到汉代末期，王符、仲长统等人都对当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农民起义恰恰是对当时政治思想最有力的批判。此时，为了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王弼用玄学的形式来论证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
王弼认为，汉朝的立法过于烦琐，很多东西趋于形式化，因此引起了民愤。一些主张礼义的人公开与人争名夺利，百姓之间的争斗也越来越多。一些假名节的人常常被冠以“忠信”之人的头衔。王弼提出如果太看重表面形式，则抓不住根本的东西，甚至还会对社会产生副作用。他所指出的“根本”的东西，是指先秦时期道家提出的“无为”，他认为“无为”才是礼义的根本，“名教”只有以“无为”作为根本才能发挥其作用。
王弼提倡做事要以“无为”的态度为根本，君王们如果看淡名利，那么老百姓就会受到感染，安心过朴素的生活。其实，王弼所主张的“无为”并不是让统治者无所事事，而是通过宣传“无为”来化解社会中的争斗与矛盾。
王弼的哲学中摒弃了烦琐的经学以及谶纬迷信，他不用荒诞的天人感应目的论作为理论依据，而是采用了思辨哲学来探讨宇宙本体的问题，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哲学体系核心。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他所有的哲学体系也都是从这个方面来论证命题的。
王弼认为，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规定性，既是方的，就不能是圆的，是热的，就不能是凉的，所以万有本体就是无形无象的“无”。与王弼同样主张“以无为本”的玄学家何晏认为“无声”就是声音的根本，“无色”就是颜色的根本，每一种事物的根本都是“无”，所以万有的根本也是“无”。王弼和何晏认为的“无”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世间万物的无形无象的本体。他们认为正因为没有规定性的“无”，才证明了“有”的存在，促进了“有”的发展。“无”比“有”更加有根本，所以“无”才是万有的“宗主”。
王弼通过“无”和“有”的关系进行抽象分析，并且论证“以无为本”的命题，他认为“无”和“有”的关系是：“有”代表有形有象，“无”代表无形无象，有形有象的东西必须依靠无形无象的本体才能够存在。这便是他的本体论。
魏晋时期，玄学从“辩明析理”方面来探讨世界本原的问题。王弼认为，想要得到统率一切的事物，绝对不能将思想停留在具体物象上，所以他提出了“得意忘象”的理论。他还研究了关于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其中言指的是语言，象指的是物象，意则是代表事物的规律。
王弼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语言可以表达物象，而物象可以包含义理，但是语言并不是物象，而物象也不是义理，所以想要得到物象必须抛开语言，而想要得到义理也必须抛开物象。他觉得，语言只是物象的工具，而物象也是义理的工具，因为只是工具而已，所以必须抛开物象才能得到义理。如果太过拘泥于物象的话，就会对义理的认识有所偏差，如果太拘泥于语言，对于物象的表达也会出现偏差。想要把握住义理，必须先忘掉物象才行，只有真正脱离了物象的限制，才能够真正了解事物的规律。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当时的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关于“英雄”的问题，他们认为“英雄”就是统治者，最高统治者被人视为“圣人”。任何时候的剥削阶级都会将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统治社会、教化世人的“英雄”，另一类是被“英雄”统治和教化的老百姓。魏晋时期的“月旦评”就是评价哪一类人更适合当统治者的。王弼在英雄史观的问题上，延续了刘劭的英雄史观。
王弼在著作当中习惯将“圣人”比作统治者，而不是“英雄”，他觉得社会当中统治者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角。他认为“圣人”体无，所以适合当统治者，老百姓应该安分守己，这样才符合“道”的要求。他觉得“圣人”天生拥有超高的智慧，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根据“道”来治理国家。由于“道”是无形无象的，所以老百姓没有办法理解，圣人只能通过有形有象的东西来表达“道”。
嵇康与阮籍的社会批判意识
嵇康，字叔夜，生于223年，卒于262年，他以名教和自然关系作为政治思想的核心。何晏一直主张君主无为，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懿让他负责协助办理曹爽的案子，他原本想用彻查曹爽党羽来获免罪责，但最终还是被司马懿所杀。在他被杀之后，嵇康面临的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嵇康之所以没有被杀，是因为当时他的官位比较低微，可是他却是一个性格刚直的人，他不愿向司马氏低头，对于司马氏提出的礼教和禅让等问题，他也表示反对。
嵇康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斗争的根源来自天地万物的形成问题，嵇康所在的年代里，王弼和何晏所主张的“贵无”玄学中认为，万物“无”本体，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嵇康的思想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影响较深，所以他赞同道家思想中“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但是反对道家的“有生于无”的思想，所以嵇康的世界观与老子和庄子不同，也与王弼和何晏有差异。
嵇康批判迷信传说，注重养生之道，他认为人能够成仙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养生却可以让人延年益寿。他指出，虽然穷人不能够纵欲，但是因为温饱得不到保障，所以不能长寿，而富人之间往往争权夺利，或者服用药物期望能够长生，也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嵇康将服用药物延长寿命的做法视为服用毒药，这是因为魏晋时期人们为求长生而服用丹药而死的人比比皆是。
嵇康的认识论当中以自然认识问题为核心，他认为人们如果要对某些事情进行判断时，一定要先认清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的规律性。他觉得判断事物绝对不能依靠感性认识，应该利用理性来判断事物，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如果只用古人的话作为依据来推断事物本质的话，那么将会进行永无休止的推论，最终也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
在嵇康的认识论当中，还存在一定的辩证法因素，他将人的认识分为两种，一种是“理知”，另一种是“目识”。他认为有些事物并不是有了正确的方法就可以快速认识它们，认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好像橡树和樟树一样，它们的外形十分相似，但是需要等到树木长到七年时才能够辨认它们究竟是橡树还是樟树。所以他认为，认识事物必须考虑事物的所有因素，不能主观和片面地认定一种事物。
阮籍，字嗣宗，生于210年，卒于263年，他曾担任步兵校尉，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阮步兵。阮籍在天地万物本原的问题上表示，天地生万物，而自然生天地，他认为自然囊括了一切，天地也在自然当中，所以说天地和自然其实并没有分别。
阮籍将天地之间万物生长和天气变化的问题看成是一种气的运动，所以他的自然观其实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他的理论当中也有关于“神”的问题，他认为“神”是天地万物生产的精神物质。虽然他提到了“神”的问题，但是他觉得万物变化并不是“神”主宰的，而是天地主宰的，所以他的自然观主要以唯物主义为主。他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与嵇康基本一致，他坚信远古一定有一个理想社会。
阮籍批判假仁假义，并且抨击循规蹈矩、喜欢追名逐利的君子，他觉得这些人的行为十分可笑。他厌恶阶级社会的残暴和伪善，崇尚“太素之朴”的社会，他认为只有那样的社会才没有暴君和恶吏，人们才能够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这也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
郭象的“独化论”哲学
郭象，字子玄，生于252年，卒于312年，是西晋末年著名的哲学家，由于他在玄学方面造诣颇高，所以人们还称他为“王弼之亚”。他的代表作为《庄子注》，但是对于他的代表作，人们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是剽窃向秀的，也有人提出他的论点与向秀有所不同。关于郭象是否剽窃了向秀的作品，直到今天也是专家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自生独化”说是郭象哲学思想的核心，他反对王弼提出的本体论，并且相对提出了“无不能生有”以及“无不能为有”的命题。关于“有”的概念，他沿用了传统的用法，即“有”是指具体存在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无”。郭象认为，阴阳是两种气，也是具体存在的东西，自然则是万物存在的一种状态。
郭象认为“无”其实就是零，而不是一种实体，所以“无”不能代表“有”。他觉得万有的初始阶段是没有物理之形的，所以不能将无形的东西视为有形，更不能说有形的东西是由“无”产生的。由此可见，他并不认同“无”是实体的观点，他觉得无不可能生有，更不可能是有。
郭象对于“有”和“无”的看法与王弼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主张无并不是消失状态，也不是本体，“无”只能说明天地万物是自生的，因此他提出了“自生”的命题。“独化”概念是他在“自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两层意思。首先，他认为天地万物无论是生成还是变化，都是自然形成的；其次，他觉得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都是独立的。
郭象对于“道”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以宇宙生成论以及本体论为出发点。他认为道是无，所以道不是宇宙的本体，更不是万物的本原。对于道的另外一种解释，郭象觉得道就是规律和规则的意思，世间万物的自生自灭都是道，所以道本身不是实体，而是一种法则或者属性。
郭象在对“道”理解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道不逃物”的理论，他认为世界上没有独立存在的道，任何道都要依赖于具体事物。如果道脱离了事物，那么就等于将道从事物中分离开了，这样一来，道也变成了无所谓的道了。郭象对于“道”的理解也对后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郭象在谈“性”的时候，喜欢将“性”和“理”联系到一起。他认为“性”是事物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外力强加于事物之上的。“天性”就是自然之性，对于事物来说，“性”是必可不少的，而且不能够自由选择。而且他还强调“理”的必然性，也将“理”视为“命”。
此外，郭象还对生死的问题做出了解释，他用气来解释生与死，他认为形体的产生和死亡都是一气之化，他还将生死看成了“各自成体”的两件事情。他认为宇宙每天都在不断变化，社会也在不断变化当中。
郭象在变化观中以“彼我相因”和“无待而独化”为核心思想，他认为所有相反的事物之间，客观上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虽然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但是相反的事物之间也存在着互相支持的一面。另外，关于郭象的“无为”思想，也与老庄的道家主张的“无为而治”截然不同。他认为只要在本性范围内活动，就算作“无为”。
郭象所生活的时代里，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名教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如果注重名教，那么势必会对人性造成限制，如果不受名教限制，那么就等同于违反了名教。郭象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圣人”的观点。他所说的圣人是指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也是集名教与自然于一身的人，他指出名教就是自然。所以他提倡将名教与自然联合起来，圣人不用再脱离名教谈自然，只需要根据名教去做就可以符合自然。
追求神仙长生的葛洪
葛洪，字稚川，生于约281年，卒于341年，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他博览群书，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葛洪追求神仙长生，这也是他的人生价值观。在魏晋时期，神仙长生思想十分盛行，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都对神仙长生有着不同的看法。虽然也有人会时不时地跳出来唱反调，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魏晋时期神仙长生的影响力有多大。其实，否定神仙长生的观点，从秦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人们以神仙不死作为反命题，反而将长生成仙的思想推到了社会上流，因而不同论调的人产生了矛盾，彼此不断争论。
人们之所以会追求神仙长生，是因为对生命有着强烈的渴望，在人的潜意识里，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人们感叹生命的短暂，流露出对生命的眷恋，这种说法也在很多汉末魏晋人中流传。葛洪主张修仙，他认为只有成仙才能够摆脱死亡。葛洪认为人力能够胜天，所以他乐观地觉得只要能够成仙，就可以脱离自然规律，不用面临死亡的恐惧，因而也导致了魏晋时期的人们提倡及时行乐和神仙长生，这两大社会风潮涵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对生命意义的高度觉醒，也增加了人们对神仙不死的思想的信仰力度。
魏晋时期战乱不断，政治黑暗导致统治阶级出现了内讧现象，人们丝毫体会不到安全感，动荡不安的社会让人们更加惧怕死亡。士大夫们早已经过够了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人们都渴望过闲云野鹤、轻松自在的生活，这也给神仙思想创造了传播的机会。葛洪的哲学就在这种社会思潮中萌芽，他对道家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他还站在神仙家的角度来批判庄子的生命观。其实，葛洪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他一方面批评老庄，但是另一方面他还引用和改造道家的思想范畴。由此可见，葛洪对道家思想采取了加工改造的方法，并用此作为自己的哲学原料。
葛洪其实并非是一个只求成仙的人，他所提出的理论中也有关于建功立业方面的内容。他追求精神解脱和肉体飞升，他希望实现儒道互补、仙圣双修的境界。为了化解仙与圣之间的矛盾，他将仙与圣之间的关系规定成道先儒后以及道本儒末。为什么他要将道放在儒的前面呢？这是因为他认为黄老的理论既可以治理社会，又能够长生，而且比尧舜周更加全面，所以道应该在儒的前面。可是，他为什么要说道本儒末呢？这是因为从“道”的角度来看，儒家只不过“治其末”而已，而黄老却抓住了根本，因而道本儒末的说法是成立的。葛洪认为，在道教和儒家的矛盾当中，道教是矛盾的主体，人应该以修仙为主，但是不能不管世事，必须像黄帝一样仙圣两全才行。
葛洪在给道儒做定位时，还将道儒之间的差异详细进行了说明。相比之下，道比儒更加优越，所以道被认定为“祖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虽然葛洪确立了道的地位，但是他并没有要抛弃儒家的意思，他没有否定儒家思想的价值，他只不过是将儒家思想的地位看作次要的而已。他认为，只有摆对了道儒的顺序，人才不会本末倒置，人生才不会出现错位的问题。
葛洪确定了道儒在人生中的价值后，又设法调和仙圣之间的矛盾，他对世人说：“仙圣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合为一体。”为了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他还提出道儒兼用的思想。道儒合一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而他的人格榜样就是他的老师郑隐。道儒合一的思想还体现在葛洪的生命伦理观和政治思想上，这也体现出他对汉代道教的继承和发展。他的生命伦理观与汉代的道教哲学如出一辙，同样都是道儒结合的产物，他一面主张修长生之道，另一方面解决积善立功的问题。
积善立功中的“积”与数量有关。葛洪认为善积累得越多，升仙的地位将会越高。他觉得积善和除恶之间关系密切，只要做了一件恶事，那么之前的善事就等于白做。他认为虽然成仙与服用丹药有关，但是积善如果未满，即便服用了大量的丹药也毫无意义。如果不服用仙药，只做善事的话，即便不能够成仙也可以免去灾祸。葛洪所提倡的积善，渐渐地成了道教解决生命问题的关键。
葛洪的政治观与道教的哲学如出一辙，他主张身国同治，治理身体，人可以长寿；治理国家，天下可以太平。这也是他的人生境界。他认为治身的地位要先于治国，这也是俗人心理的表现，他觉得治身和治国也分轻重缓解，想要治国，必须先解决生命短暂的问题，所以治身要优于治国。由此可见，葛洪的哲学与他自己的境遇有关，他的人生价值观与他所处的年代的士大夫一样。他的人生观立足于道，却是由儒入道，他想要超越人生的困境，用自己的理想方式生活，这也是他的哲学内核。
佛教的流传与“六家七宗”
魏晋时期，随着玄学不断兴盛，佛教也逐渐走向了盛世。在当时，佛教般若学被视为主流佛教，在最初时，中土人士对于般若学的内容并不理解，僧人们为了能够让人们更加理解般若的义理，于是用与般若义理十分相近的老庄思想来表达，这种表达方式是中山竺法雅提出的“格义”。中国佛教的发展过程是独立的，由于佛教学者对于般若学中所提到的“空”的理解不同，所以逐渐形成了“六家七宗”，每一家对于“空”的理解都有所差异。
慧远，生于334年，卒于416年。13岁时，他便开始了游学生活，学习过老庄和六经。21岁时，他找到当时的佛教领袖道安，拜他为师，学习佛教。他与道安在一起25年，成了道安最喜爱的弟子。后来他又来到庐山居住，一住就是三十几年，他收徒讲经，成了有名的南方佛教领袖。
慧远所主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以及中国的哲学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弘扬佛教经典，继承道安的遗志，组织人们译经，并且还亲自为译文写序，他的行为促进了毗昙学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小乘禅法在我国南方的发展。
慧远还是一个十分善于交流的人，他喜欢与各界人士聚在一起广传佛教，这对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与当时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关系密切，超脱的态度和超高的声望也让统治者对他尊重有加。他提出的“五时教判”被视为南方教判的核心，他为我国的佛教发展和形成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慧远的哲学理论大致有三方面。一方面是“法性”本体论。他认为只有超脱世俗，才能够真正地解脱。另一方面是关于因果报应论以及神不灭论。最后一方面，他提出了“佛儒合明论”。他提出佛教和儒家的出发点以及发挥的作用都有所差异，但是归根结底，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且两者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慧远的佛教思想以般若学为中心，他在哲学问题上一直坚持“法性”本体论。自从佛教进入我国之后，对我国人民的传统宗教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僧侣们将佛教说成了与封建社会崇尚的“长生”类似的宗教，用这种方法来传播佛教思想。慧远觉得这样宣传佛教思想是不正确的，所以他将佛教宣传的“长生”思想，改为“法性”说。
慧远主张的“法性”本体论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佛教，他所提出的“法性”本体，实际上是为了论证佛教出家和出世的教义。他认为“法性”就是佛教中所说的“涅槃”，人一旦进入了“涅槃”境界，就说明已经成佛。他还分别从“法性”“涅槃”“佛”的角度来说明佛教的本体。
慧远所主张的佛教思想，主要是教人不要对物质产生欲望，不要对生活提太高要求，更不要去观察现实和认识现实。他的佛教思想对当时的百姓起到了安抚作用，消除了百姓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慧远所提出的报应不仅仅是一世的说法，比现报更加有威慑力，而且重点是避免被人们检验证伪。慧远的佛教思想，推动了我国江南一带的佛教发展，也对我国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安，生于314年，卒于385年，他曾经拜佛图澄为师，是北方著名的佛教领袖。他所提出的“本无宗”观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世界的本体是“无本”，另一方面是人必须认识“无”的本体，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解脱的境界。
道安认为般若学中的“空”，并不是指外界的万物和内心都是空的，而是指内心没有杂念，这样才不会对外物产生观想，所以他提出的“心无宗”的重点在于空心不空色。他所提出的“即色宗”中的“即色”是指存在于本体之中的去体认空，空是指色自身的属性。他所提出的观点，与般若学正宗对空的教义已经十分接近了。
僧肇，生于公元384年或374年，卒于公元414年，他是鸠摩罗什的弟子，有着“解空第一”的称号。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世间万物的根本性质是“自虚”，所以并不是真实的；可是世间万物又不会因为不真实而不存在，不真实其实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为了论证万物的“不真”，他还从缘起、名实以及不执着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证。
此外，僧肇还从般若观照的角度出发，去阐述“不真空”这一说法，他觉得般若的智慧同样可以观照不真，而且他认为“空”与“不真”其实是统一的。僧肇反对魏晋时期中土佛教中把“空”解释为分离色心，他觉得这种说法比较偏颇，所以他提出“即体即用，体用一如”的本体论，他纠正了魏晋时期中土佛教的割裂主客观，成功地将佛教般若学与玄学融合在一起，并且在抽象的思维中让它们达到了另一个新的高度。
道生，生于355年，卒于434年，他是慧远的老师，他提倡“一阐提迦也可成佛”的思想，他认为即便是断了善根的人，也可以成佛，这种说法却遭到了当时人们的反驳，甚至有人将他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可是《大般涅槃经》传入我国之后，经书当中提到的“一阐提迦也可成佛”使之前备受质疑的道生一下子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
道生的“顿悟成佛之说”，对后来的华严宗以及禅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所提出的“善不受报”，是希望人们可以远离忘报的心，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善，这是他独创的思想。独特的佛教思想，让他成了我国佛教史上的知名高僧。
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稳步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佛经传入我国，我国也相继出现了很多专门研究佛经的佛教学派，这也是我国佛教宗派的雏形。由于佛教发展迅速的关系，也让儒、释、道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南朝时期，佛教与儒和道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矛盾中心在于神灭神不灭以及夷夏观念问题。而在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以及北周武帝的反佛思想甚至还引出了灭佛事件。虽然说灭佛事件看上去是对佛教的一次沉重打击，可是恰恰因为这次灭佛事件，佛教的发展速度反而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