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4)

外心以求理，结果可以生出两种弊端：非向外而遗内，即向内而遗外。向外而遗内者，其最踏实的如研究自然科学，固然是甚好，但与身心修养之学，关系已经较少（也非无关系，不过较少耳，此事当别论）。等而下之，则故纸堆中片辞只义之考证笺注，先王陈迹井田封建等类之墨守争辩，繁文缛节少仪内则诸文之剽窃模仿，诸如此类。姑勿论其学问之为好、为坏、为有用、为无用，至少也免不了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毛病。其绝非圣学入门所宜有事也可知。向内而遗外者，视理为超绝心境之一怪物，如老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禅宗所谓“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后来戴东原讥笑朱儒言理说是“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者，正属此类。由前之说，正阳明所谓“外吾心而求物理”；由后之说，则所谓“遗物理而求吾心”。此两弊，朱学都通犯了。朱子笺注无数古书，乃至《楚辞》《参同契》都注到，便是前一弊；费偌大力气去讲太极无极，便是后一弊。阳明觉此两弊皆是为吾人学道之障，所以单刀直入，鞭辟近里，说道：“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善。”（《答王纯甫书》）朱子解格物到正心修身，说是“古人为学次第”（《大学·章句序》）。次第云者，像上楼梯一般，上了第一级才能到第二级，所以工夫变成先知（格致）后行（诚意等），这是外心求理的当然结果。阳明主张心理合一，于是得如下的结论：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答罗整庵书》）

这段话骤看起来，像有点囫囵笼统，其实凡一切心理现象，只是一刹那间同时并起，其间名相的分析，不过为说明的一种方便。实际上如何能划然有界限分出个先后阶段来？阳明在心物合一、心理合一的前提之下，结果不认格致诚正为几件事的“次第”，只认为一件事里头所包含的条件。换言之，不是格完物才去致知，致完知才去诚意，倒是欲诚意须以致知为条件，欲致知须以格物为条件。正如欲求饱便须吃饭，欲吃饭便须拿筷子端碗。拿筷子端碗，吃饭求饱，虽像有几个名目，其实只是一件事，并无所谓次第，这便是知行合一。今为令学者了解阳明学说全部脉络起见，将他晚年所作《〈大学〉问》下半篇全录如下：

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去恶乎？必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其“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良知自知之；其恶欤，亦惟吾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后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后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之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者以归于正之谓也。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夫然后，吾心快然无复余憾而自慊矣；夫然后，意之所发者，始无自欺而可以谓之诚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这篇文字是阳明征思、田临动身时写出来面授钱德洪的，可算得他平生论学的绝笔。学者但把全文仔细释，便可以彻底了解他学问的全部真相了。简单说，根据“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的哲学理论，归结到“格致正修只是一事”的实践法门，这便是阳明学的全体大用。他又曾说：“君子之学，诚意而已矣。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答王天宇书》）以诚意为全部学问之归着点，而致良知为其下手之必要条件。由此言之，知行之决为一事而非两事，不辩自明了。

最当为注意者，尤在其所言格物工夫。耳食者流，动辄以阳明学派玄虚，为顿悟，为排斥知识，为脱略实务，此在王学末流，诚不免此弊，然而阳明本旨决不如是也。阳明常言：“格物者其用力实可见之地。”（《答罗整庵书》）盖舍此则别无用力之可见矣。陆象山教人专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阳明亦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传习录·陆澄记》）又说：“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传习录·陈九川记》）他在滁州时，虽亦曾沿用旧法，教人静坐，晚年却不以为然。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若止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工夫，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传习录·陈九川记》）又说：“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工夫，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炼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陆澄记》）

有人拿《孟子》中“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长”那段话问他，他答道：

我此间讲学，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不着实去“必有事”上用功，终日凭空去做个“勿忘”，又凭空去做个“勿助”，茫茫荡荡，全无着实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个沉空夺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耽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甚可悯矣。（《答聂文蔚书》）

后来颜习斋痛斥主静之说，说其是死的学问，是懒人的学问。这些话有无过火之处，且不必深论。若认他骂得很对，也只骂得着周濂溪、李延年，骂得着程伊川、朱晦庵乃至陈白沙，却骂不着阳明。阳明说“好静只是放溺”，说“沉空守寂会学成痴呆”，而痛惜于“学术误人”，凡习斋所说的，阳明都早已说过了。至其说“必待入口然后知味之美恶，必待身亲履历然后知道路之险夷”前，主张知识必由实际经验得来，尤其习斋及近世詹姆士·杜威辈所倡实验主义属同一口吻，为极端唯心派的人。及其讲到学识方面，不独不高谈主观，而且有偏于纯客观的倾向。浅见者或惊疑其矛盾，殊不知他的“心物合一论”“心理合一论”，结果当然要归着到此点。为什么呢？他一面说“外吾心而求物理，则无物理”，同时跟着说“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盖在心物合一的前提之下，不独物要靠心乃能存在，心也要靠物乃能存在。心物既是不能分离的东西，然则极端的唯心论，换一方面看，同时也便是极端的唯物论了。他说“心无体，以万物之感应是非为体”，以无的心而做心学，除却向“涉着于物”处用力，更有何法？夫曰“行是知的工夫”“行是知之成”，此正实验主义所凭借以得成立也。

四、“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钱德洪王畿所撰《阳明年谱》，说阳明三十八岁始以知行合一教学者，五十岁始揭致良知之教。[8]其实“良知”二字，阳明早年已屡屡提及，不过五十岁始专以此为教耳。他五十五岁时有给邹守益一封信，内中几句话极为有趣。他说：“近有乡大夫诮仁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仁答曰，‘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他晚年真是“开口三句不离本行”，千言万语，都是发挥“致良知”三字。表面看来，从前说知行合一，后来说致良知，像是变更了口号。不错，口号的字句是小有变更，其实内容原只是一样，我们拿知行合一那句话代表阳明学术精神的全部可以，拿致良知这句话代表阳明学术精神的全部也可以。

“致良知”这句话，是把《孟子》里“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和《大学》里“致知在格物”那两句话连缀而成。阳明自下解说道：“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是无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着此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与陆元静第二书》）观此可知，致良知正所以为知行合一，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改用此口号者，取其意义格外明显而已。

致良知这句话，后来王门弟子说得太玄妙了，几乎令人无从捉摸。其实阳明本意是平平实实的，并不含有若何玄学的色彩。试读前章所引《〈大学〉问》中解释致知那段话，便可以了然。阳明自己将其编成几句口诀——即有名的“四句教”。所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见王畿《天泉证道记》）[9]

良知能善能恶，致的工夫即是就意所涉着之事物实行为善去恶。这种工作，虽愚夫愚妇，要做便做，但实行做到圆满，虽大贤也恐怕不容易。所以这种学问，可以说是极平庸，也可以说是极奇特。刘蕺山引《系辞》中孔子赞美颜子的话来作注脚，说道：“有不善未尝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尝复行，致良知也。”阳明亦曾拿《大学》的话来说：“‘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是致良知。”（《传习录·卷下》）致良知最简易的解释，不过如此。

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阳明既认致知为诚意的工夫，所以最爱用“不欺良知”这句话来做致知的解释。他说：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它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它，实实落落依着它去做，善便存，恶便去，何等稳当快乐。（《传习录·答陈九川问》）

拿现在的话说，只是绝对地服从良心命令便是。然则为什么不言良心，而言良知呢？因为心包含意与知两部分，意不必良，而知无不良。阳明说：“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答魏师说书》）“所以良知是你的明师。”（《传习录·卷上》）关于这一点，阳明总算把性善论着。随便举一个例就可以反驳倒我们。但是，本能的发动虽有对有不对，然而某件对某件不对，我们总会发觉。就“会发觉”这一点看，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一副本钱。所以孟子说良知良能，而阳明单提知的方面代表良心之全部。说：“良知者心之本体。”（《答陆元静书》）

“有善有恶意之动。”意，或动于善，或动于恶。谁也不能免，几乎可以说没有自由。假使根本没有个良知在那里指导，那么，我们的行为便和下等动物一样，全由本能冲动，说不上有责任。然而实际上决不如此。“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传习录·陈九川记》）“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用也。”（《答聂文蔚书》）“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良知自知之，其恶欤？亦惟吾良知自知之。”（《〈大学〉问》）“此两字人人所自有，故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答聂文蔚第三书》）既有知善知恶之良知，则选择善恶，当然属于我的自由。良知是常命令我择善的，于是为善去恶，便成为我对于我的良知所应负之责任。人数行为所以有价值，全在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