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学术的承担

学术的承担[19]

去年我也是在中文系做了个演讲，讲《民国那些人》那本书，讲了“承担，独立，自由，创造”八个字。现在我把其中的一些讨论再作一点发挥，集中讲一讲“学术研究的承担”问题，副题是“我所理解的学院派研究”。

我所理解的学院派，应该有三承担。

首先是自我承担。费孝通先生曾将他和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作了一个比较，并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费孝通）这一代，比较看重别人怎么评价自己，而老师看重的是对不对得起自己。”搞学术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要对得起自己，你的自我生命能不能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创造、更新，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自己，更应该不断追问的，是学术研究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它是外在于我的生命的还是内在于我的生命的？能不能在学术中得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来，是有着它的特殊意义的。我们不必回避，学术也可以是一种谋生手段，毕竟像鲁迅所说，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温饱，第三才是发展。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下，在你成为副教授之前，谋生是主要的。我要提的问题，是在生存、温饱基本解决“以后”，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达到小康，做到了衣食无虞“以后”，我们应该作怎样的选择？

这是当下中国大学里大多数教师、学者都面临的选择，因为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大学教师、学者的生活状态，也包括研究生的生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已经不是我们读研究生时的80年代初中期那样，“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而是完全倒过来，而且二者的距离越来越大了。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甚至是高于国民平均水平的生活和研究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进一步追求什么？你的学术研究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应该说，现在依然有许多大学教师、学者将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不过，现在的“谋生”要求就更高了，已经不是“一间屋、一本书、一杯茶”（这是我们80年代的奋斗目标），而是几套房子，豪华享受了。在为数不少的人那里，学术是一个谋取更大更高更多的名和利的工具。这就是我经常所说的，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下了一点苦功夫作学术研究，因此也获得了一些学术成绩与相应的学术地位，于是就利用这些学术“老本”，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政治、经济、学术的利益。这样的学术研究的最大利益化，学者自身也利益化、功利化了，整天混迹于官场、商场、娱乐场与名利场，不仅成了鲁迅说的“无文的文人”，更成了“无学的学者”。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学者”这样的选择，是得到支持，甚至是鼓励的：只要你听话，一切都向你开放，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而且已经制度化了。这就是我在好多场合下，都谈到的“新的科举制度”。本来，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是以诚实的劳动（包括学术劳动）去获取名和利，追求生活的享受，这都无可厚非。问题是，当你将获取名和利，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唯一动力、最高目标，而且这样的追逐名、利的欲望不加节制，最后，成为“学官”、“学商”、“学霸”（学术权力的垄断者），而不是“学者”了。这时候，你什么都有了——名有了（数不清的头衔），钱有了（数不清的灰色收入），更有了势力（数不清的门徒、哥儿们），但就是没有自己了：完全走到自己当初追求的反面了。这时候，你看重的，就是“别人（官员、学术界）怎么看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地位、利益，而不再考虑是不是“对得起自己”了。前不久曾引起轰动的那位人大教授，因为别人对自己的学术提出批评而失态，其潜在心理，就是太看重“别人怎么看自己”，于是就作出了“对不起自己”的蠢事。这其实是当下大学教育界、学术界追名逐利的一个变态表现。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学术研究对我们自身生命的意义”的问题。这是另一种选择，当我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就应该淡泊名利，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丰盈的精神生活，回到人的本性上来——人在本质上还是精神的动物。作为学者，就要回到学术本来的意义上来。学术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劳动，它的意义与价值——无论是社会意义和价值，还是对学者自身的意义和价值，都是精神层面的。关于社会意义和价值，我在下面还要谈，这里要说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从学术研究中得到生命的快乐、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关于劳动的说法：这个劳动是外在于你的，还是内在于你的？是否定你自己，还是肯定你自己？是使你感到不幸，还是幸福？你的精神力量是不能发挥的，还是自由自在的？马克思把前一种劳动称为“异化劳动”，后一种是“自由劳动”。在我看来，在我们具有了基本的生存和学术研究的条件以后，就应该从“名缰利锁”中解脱出来，使我们的学术劳动成为一种“自由劳动”，成为我们内在生命、精神发展的需要。

以上所说，都是讨论学院里的老师、学者的选择。诸位还是研究生，充其量还是“未来的学者”。因此，我讲的这些，你们可能觉得有些远。但我不认为与你们无关，这关系着你们为什么要读研究生，要选择学术研究作为你们的职业和事业。以前每有学生想考我的研究生，我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是为了找一个饭碗，最好不要来考研究生，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物质生活的需求，路子很多。研究生是最苦的工作，很多工作比这好赚钱得多。所以我说，只要你有碗饭吃，就别来考研。说实话，做任何工作，都是有所失，也有所得的。学术研究——当然，我讲的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生活总是相对清贫的，或者说，和你付出的劳动，不相匹配，一天到晚爬格子，耗尽了脑汁，所得到的稿费，是有限的，根本不能和普通的白领相比。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失”。它的所“得”，就在能够从中得到精神的愉悦与满足。也就是说，选择学术的主要动机在吃饭之外的问题。如果你当了三年研究生后，你觉得很苦恼，不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你无法迷恋于学术，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工作不适合你，那我建议你放弃学术，赶紧改行。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自有自己的学术尊严，但也不必把学术研究神圣化、道德化，不能认为，放弃学术研究，就背叛了学术，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学术研究，不过是一批痴迷于学术的人，进行的一种精神劳动。有志于此，就坚守在这里；无志于此，就另作选择，在另外的领域实现自己。坚守学术，因为我感到快乐；享受不到快乐，就走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说，同学们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那么，我就谈谈自己的经验。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坦言：我是痴迷于学术的，我一直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而且是巨大的、无穷无尽的快乐。可以说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对我有几大诱惑。

一是历史的诱惑。我非常迷恋旧报刊的灰尘。通过旧报刊的灰尘进入历史的情境，从而感到兴奋不已。我最难忘的研究生活就是在图书馆里面，翻旧期刊，实际就是和历史的古人进行精神对话，这使我得到快乐。我写过《周作人传》，周作人就曾说过，读书和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风雨故人来”的过程，开始“寒雨荒鸡，无聊甚矣”，遂盼故人之来；既而“暴雨如注，群鸡乱鸣”，仍不见故人，以致“积忧成病”；“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正当绝望之时，故人忽来，则“喜当何如”。

二是语言文字的诱惑。文学研究，涉及语言文字的美。真正的语言，是有生命的，是有声、有色、有灵、有情感、有厚度、有力度、有质感的。我是主张朗读的，我一读到好文章，必要朗读，摇头晃脑，沉浸在语言的乐趣中。另外，文学形式本身对我也有逼人的诱惑。

我的研究不大谈形式问题，但在内心深处，我对文学形式有一种迷恋。可能是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我无法把我对文学形式的感悟转化为学术的论述和表达，所以我干脆不写它，我更愿意把它藏在我的内心里。

三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的诱惑。学术研究的最大乐趣就是这条。

吴组缃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让我终生难忘。他一上来就跟我们说，现在我给你们两个判断，你们看哪个判断更有意义。一个判断是“吴组缃是人”，一个判断是“吴组缃是狗”。毫无疑问，第一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不能给人们对吴组缃的认识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因而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这是“正确的废话”。“吴组缃是狗”是错的，但是它逼你去想：吴组缃是狗吗？这一想可能就会产生很多可能性。学术研究的根本，就是要提供新的认识、新的可能性、新的思考；学术上的失误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启发思考。所以吴组缃先生写的东西非常少，说得也少，但是每有一文、一说，就必有只属于吴组缃的东西。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最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创造性，是学术研究的生命，也是一个衡量标准和标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就这样要求我们：你的每一项重要研究课题、重要文章，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水平：你的文章因为推动了这个领域研究，就成为绕不过去的存在。后人肯定要超过你，但是要先看你的文章，在你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推进。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学术标准。但也就是这样的高的目标，在你作出了高度的努力以后，就能够将你的生命带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使你获得真正的创造的快乐。

我喜欢的是富有想象力的研究、意想不到的课题、意想不到的方法，是无法规范也无法归类的。这是一种神来之笔、奇思异想，会弄得你兴奋不已。我因此说，学术研究必须有想象力，它在本质上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需要内在的生命激情。我的这个说法遭到很多质疑，但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浪漫心态。我常常提到林庚先生的一句话：要像婴儿一样，睁大好奇的眼睛，第一次去观察这个世界，发现这个世界。我今天还保持这个状态。我退休这几年比平常要早醒半小时，躺在床上想各种问题，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思路、新的点子就在那时候产生，一到这个时候就跳起来，赶紧进入写作的状态。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就像鲁迅说的，有个声音在前面召唤着你一直往前走，往前走。这就是一种生命的诱惑，我觉得，这样的诱惑是学术研究、文学研究所特有的，至少对我就是如此。学术对我最大的作用，就是使我的生命每天都处在一个更新的状态之中。

我现在真的不觉得我老，每写一本书，甚至每写一篇文章，都对我的生命进行一种更新。这是其他劳动很难具有的。

这样的生命，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王元化先生就说过，他是一个“精神性的人”，不愿意“像生物学上的人那样活着”。[20]有人这样描述王元化那样的学人：“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21]——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学院精神，这样的境界我们虽不能至，也要心向往之。（以上这一段，是王元化先生远行以后，心有所感而补写的。）这样的有着巨大的自我承担的学术生命，是令人羡慕的。

当然，这同时也是对学术的承担。

有一个我经常讲的故事，西南联大躲警报的故事：专攻庄子研究的刘文典教授看到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往防空洞跑，他勃然大怒，问沈从文：你躲什么警报？我不躲警报，庄子怎么办？你呢，你有什么理由躲警报？这段故事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但这种狂妄态度的背后有两个东西，一是把自己的学科看得很重要，以至偏激到完全否认庄子研究之外的新文学创作。二是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非常重要，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包含了很强的责任感、使命感，也就是自觉承担。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对这个学科肯定有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就是为这个学科生的。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为唐诗而生，我钱理群为鲁迅而生。这个学科是不能没有我的，这不是狂妄，而是一种责任、承担。

季羡林先生在评价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的时候，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说研究者是“后死者”。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后死者”和“先行者”的关系，尤其当研究对象是一个大家时。什么意思呢？“先行者”对“后死者”是有托付的，就像是“托孤”，“后死者”对“先行者”就有了大责任、大承担。

因此，我认为学术研究有几个境界：首先是你研究他，你讲他；其次是你接着讲，结合今天的现实，把他没讲完的话，继续讲下去，同时也是对先行者的思考深入一步；第三个境界是接着往下做。以前我不敢说这句话，因为怕别人说我太狂妄，其实，这不是个人的狂妄，这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必然要求。今天我也要在这里坦言：我对鲁迅的研究就是自觉这么做的，我不仅讲鲁迅，还要接着往下讲，接着往下做。达不到他的那个高度、深度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你要有那份自觉。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最近就写了一篇《孔夫子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就是接着鲁迅往下讲。

这好像和鲁迅研究没有关系，但其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它从鲁迅的基本思想出发，探讨孔夫子在当下的状态。鲁迅有个很著名的判断，说孔子是被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捧起来的。我要考察的，就是孔夫子怎样被再度捧起来，有什么新的特点，有什么鲁迅当年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我们因此需要有什么新的思考。鲁迅为我打开了一个思路，我这就是接着鲁迅往下讲。还要接着往下做。我们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许多五四提出的命题，今天还有意义，就需要继续往下做。比如我现在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我这么做是很自觉的，就是对鲁迅那一代启蒙传统的继承。他们那一代的教授是经常到中学去上课的，因此我也要到中学去上课。为什么？因为我是“后死者”，因此我有责任，把“先行者”没有做完的事情接着往下做。至于我能否达到他们的水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学术的承担。

而且是自然发生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对象产生心灵的对话以后，必然产生的内在的生命冲动：你研究得愈深，就愈会感到它的深远意义，它的现实存在性，于是，你就忍不住要往下说，往下做，这就是创造性的阐释、发挥和实践。这样，你才“对得起”你的研究对象、那些先行者，同时也才“对得起”自己，因为你在你研究对象的精神创造中加入了自己的创造。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鲁迅”、“庄子”、“孔子”，都不只是“周树人”、“庄周”、“孔丘”个人的创造，而是包括了后来的无数研究者的创造成果，这是一个不断累积、添加，不断丰富的“文本”。一切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必然要追求这样的自己的“添加”的。这样的有学术承担的研究，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并值得你去痴迷的。

于是，就有了许多“学术动物”。金岳霖先生就把搞哲学研究的叫作“哲学动物”，说即使把他关到监狱里做苦工，他满脑子想的还是哲学问题。因为他觉得有无数的哲学研究的先行者在背后催促着他，他必须接着往下思考。所谓“哲学动物”就是有“哲学使命感”的一群“哲学呆子”，而且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没有他们，哲学的生命就完结了。这就是真正的学院派。

还有一个例子，古希腊研究者罗念生，每天早晨都要读古希腊作品，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古希腊，用古希腊精神来对待世界。所以他儿子小时候听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他和朋友讲的也全是古希腊的故事。他的一个朋友要自杀，他就去劝他，你去看看《俄狄浦斯王》吧，看了这个书你就知道该怎么活着。罗念生整个生命就和古希腊联系在一起了。罗念生因为全身心投入古希腊研究，很多该拿的奖没有拿，该有的地位没有得到。他的儿子就有点担心，曾经劝他说，为什么不去争取一下呢？罗念生给了他的儿子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回答——他凑过头来看他儿子，用一种夹杂着玩笑、满足与欣喜的神情，跟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罗念生的生命有古希腊就满足了，其余都是“身外之物”。罗念生去世以后，人们很自然地想起一位艺术史家的话：“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而罗念生一生的生命浸淫其间，他的生命也因此获得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什么是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以学术为生命，学术本身就构成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加其他什么东西。学术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样的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读书，思考，研究，写作”就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学术已经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学术状态中。王瑶先生曾对我们讲，你不要以为你在做论文的时候才是在作研究，你应该是随时都处在学术的状态之中，满脑子都是学术问题，甚至成为你的近乎本能的反应。我就有两个习惯。

因为我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所以有一种本能反应，我走到哪里，看到错别字和病句就浑身不舒服，恨不得去改它。还有，就是满脑子都是学术，任何时候，随便什么事，都会引起学术的联想。有些人觉得我写文章很快，其实我每一个研究课题都酝酿了很久，经常是几年时间，经常同时酝酿几个题目。这很自然地成为一种本能。学术是无所不在的，整个渗透在你的生命之中，它需要你倾注整个身心。我现在虽然自觉地退出了学术界，但我还是经常想着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我有很多很多的设想，但是没精力做了。我很注重新人，有什么新文章、新创造，发现了就很兴奋，而且有机会就要为之鼓吹，我觉得这都是我的责任，我对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应尽的责任。我现在还保持一个习惯，就是不光每天看报，还剪报。我觉得有价值，就剪下来，这里就有许多学术新人的创造，它会引起你许多的联想，不仅是个人的研究，也还有整个学科发展的设想。这样的“自作多情”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病”；说好听一点，就是对学术、对学科发展的自觉承担；说句大话，就是舍我其谁，要么不搞，搞就要有这个气概。

再次，就是对社会对历史的承担，说更大点，就是对人类的承担。

说具体点就是：我们为谁写作？谈到我自己的写作，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是为中国读者写作。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而写作，还有一种就是为评职称而写作。我并不否认这两种写作的动机，因为作为一个学者，我自己也很重视跟国际的交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别人，特别是学术界对你的评价，你也不能完全忽略。但是不能仅仅为了国际学术会议而写作，不能仅仅为了评职称而写作，不能仅仅为了别人的评价而写作。对我来说，我更愿意为中国的普通读者而写作。我的著作不仅仅是给学术界看的，我更希望有普通读者来看。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就是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统一。我不在乎别人说“钱理群你专搞这种普及性读物，这是浪费精力，自降身份”，我十分重视“小册子”的写作，并且引以为豪。为什么？我有三条理由。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本身就有一个传统，启蒙主义的传统。有一个比方，专写学术著作是小乘；还有一种是大乘，写普及性读物普度众生。我觉得应该把小乘和大乘结合起来。写这种普度众生的文章也不容易，如何把学术的东西转化成启蒙资源是不容易的。对我来说，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这本身就是前面说的“接着往下做”。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从社会的底层出来的，我在贵州这样的中国边缘地区、底层社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过去我很少谈，后来在《我的精神自传》里谈得比较多，虽然还没有完全谈完。我的学术研究跟我“文革”后期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一直把我的研究称为“幸存者的写作”。我经历过很多事情，我在进入学界之前，参加了社会的各种运动，包括“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我看过很多很多的牺牲者，看过流血，甚至可以说我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1957年反右，当时北大最优秀的人差不多全部成右派。

我很深刻地知道很多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他们都牺牲了，我是幸存者。也有的没有牺牲，或者也平反了，但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发言权。我现在有了发言权，我很珍视我的发言权。我的发言不仅仅是为我个人，我对这些牺牲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是有责任的。另外，前面说过，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大学教授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因此，我们对那些依然生活在贫困状态的底层老百姓，也是有责任的。我这些年的研究、写作越来越转向农村建设、教育和文化，就含有给予“回报”的意思，即所谓“报春晖”。

促使我为普通读者写作，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国情。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没有多少人读书，但是中国人太多，所以虽然读书人比例小，最后还是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很多学界的人不读书的，因为都太忙，我并不是只说别人，我自己也很忙，别人送我的书我一般只是翻一翻，我甚至很少能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所以我现在是不太喜欢把我的书送给学界的朋友的，因为送给他他不看，这不能怪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看。但是在中小城镇里，就有一批人，是我们的忠实读者。我们的文章他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的，读完之后还讨论。

现在中国的这批所谓中小城镇文化人，比如一个记者、一个编辑，或者一个书店里的老板，或者一个教师，这些人起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他们读我们的书，同时把我们的书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我非常珍惜这一部分人。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比较少，是中国独有的。和外国学者交谈时，他们很羡慕我，说：“钱，你的书怎么能成为畅销书？我们的书顶多是圈子里的人看。”他们很羡慕，也很惊讶。我的著作连一些最偏远的山区都会有人看，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说过一句话，就像一颗种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出了果子。比如我刚来之前，就收到一封信。我几年前做过一个演讲，一个人就记住了，并且现在还在读我的书。我的书他都看，但是有几本找不到，叫我寄给他。就是有这样的学术圈外的忠实读者，所以我写作时不敢乱写，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他们失望。那些读者见你的书就买，当然这样的读者不会太多，当然也不会太少。这样的读者对我的压力最大，我怕对不起他们，我写作时脑子里时时想的是这样一些普通读者。所以我是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为那些愿意读书、想问题的人而写作。我的写作风格与写作方式受这个影响很大。我的学术著作里尽量避免用学术术语，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不仅是我个人生命的表达的需要，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对象。

说到这一步，就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学院派跟现实的关系问题。

学院派当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学院派和现实的关系，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它关注现实的方式，不是社会活动家、宣传家那种方式，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它要将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学院派学者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我想以你们所熟悉的高远东老师为例。前不久我对他的研究作过一点考察。我发现，他的研究很有特点：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学术界的前沿问题都有敏锐的把握，能够把社会思想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有距离的学术思考、精细的学理辨析和深度的理论探讨。比如说，关于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论，是前沿性问题。但他没有直接去回应这种争论，而是把这个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课题，就是《故事新编》研究。这个选题就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过去我们讨论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问题，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鲁迅早期和五四时期，而他则是把选题放在30年代。一般学者是从鲁迅的学术著作、杂文来研究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而他则是从小说中来发现。他认为小说比杂文更能显露作者真实的世界观，因为小说创作是感性的，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更能显示鲁迅和传统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他这样做就把尖锐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具体的学术课题，非常有新意。这就是学院派研究的方式。再比如说鲁迅和革命、共产主义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高远东也没有正面去讨论回应这个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转化为鲁迅和墨子的关系。他背后的关怀是很重大的现实问题，但却能转化成为学术课题。所以我说，高远东的现实关怀是内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里面，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他的现实关怀不是外在于学术研究的，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种有机融合是学院派研究的特点和长处。

我也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的《丰富的痛苦》这本书。它面对的是现实最尖锐的问题，上一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是不是终结了，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不是走不通了？我当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作为一个学者，我怎么把这个尖锐的政治思想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进行学术研究？这里我作了几个转换。首先我把这个政治问题转化成为一个思想性的命题，我这样提出问题：在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从海涅开始一直到鲁迅，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知识分子都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于是，就产生了“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这样一个思想史的命题。但还要一个转换，就是转换成我所感兴趣的精神史的问题，就是说，我不是一般地讨论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而是这样提出问题：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是不是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有关系，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契合？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和我的同辈人——这里就显示了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我的学术思维习惯：我总是喜欢，或者说善于把研究的课题和自己联系起来，把自己摆进去。自我审视的结果，我发现，我和我的同代人（当时，我想得很具体，就是我在贵州时的一位已经远行的好友）年轻的时候，之所以被社会主义所吸引，除了与所受的教育有关，更是因为我们身上具有很强的堂吉诃德气质。也就是说，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我发现这种气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有内在的联系。于是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堂吉诃德气质上来。这个转换非常重要，这是个文学的转换。文学是关心人的心灵的，而堂吉诃德正是一个文学典型。进一步深入考察，在屠格涅夫的一篇著名的演讲的启发下，我又发现，在知识分子那里，堂吉诃德气质其实是和哈姆雷特气质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知识分子个体，对这两个典型形象的接受、认识与评价有很大的不同，构成了一部复杂的流动的接受史。也就是说，我要把问题弄清楚，就不能只研究堂吉诃德这一个文学典型，而且还要同时研究哈姆雷特，更要研究这两个具有原型性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典型的接受史。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转换：由“文学”的课题转换成我自己的专业“文学史研究”的课题。同时又要打破专业，由中国现代文学扩展到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并且涉及思想史、学术史，是一个跨国度、跨学科的研究。到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研究了。深入研究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创始于英国和西班牙，它传播到中国是通过德国和俄国这两个中介；而马克思传播到中国也是从德国到俄国再到中国的。这当然不是一个偶合。这样，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当然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课题，其实，它还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东移，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这样一个潜在主题。后者是我由现实出发的问题意识，但是潜在的；而前者则是经过由“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精神问题——文学问题——文学史问题”的四次转换而最终形成的学术课题，它是显在的，和最初的现实政治问题已经很远了，这是有距离、有深度的研究。正因为有了距离，才会有深度。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一开始由于现实问题所引发的强烈的情感反应——这样的反应构成了研究的内在动力，从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生命激情，而如前所述，我是非常重视，而且追求这样的研究激情的；但在具体研究中又必须加以遏制，以至排除，以保持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冷静、客观的态度。摆脱了以后，才能进行深度的追问与学理的探讨。于是，就有了对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气质的同情的理解与严峻的反省，对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关系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因此而探讨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就是最近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所概括的“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启蒙主义”、“理想主义”、“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也都是隐含在历史的叙述里的，读者未必明察，我现在在《我的精神自传》里，把它作了集中的梳理。其实，这样的思想探讨，才是我真正追求的，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学术里的思想”吧。而在文学研究中，这样的思想又是和心灵、情感紧密联系，融合为一体的。因此，这一研究最后成书时，我加了一个主题词，作为书名，即《丰富的痛苦》。——一项学术研究到这时候，才最后结束。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这一研究显然是有许多缺憾的——我多次说过，我自己的所有的研究，只是具有“有缺憾的价值”；其实，从根本上说，任何学术研究，都是有缺憾，因而有遗憾的研究。但不管有多大缺憾与遗憾，我仍然珍视这次研究试验的经验，这是影响了我以后的研究的，今天愿意在这里和同学们分享：学术研究必须和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必须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常常产生于现实——当然，这个“现实”是宽泛的，不仅是政治、社会现实，更包括思想、文化、学术、经济、科学发展的现实，等等；而学者在进入研究时又必须和现实拉开距离，进行深度的观照、学理的探讨、理论的概括。这就是说，学院派的研究也是和现实有联系的，背后是有学者的现实关怀的，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来说，是对社会现实有承担的；只是有的学术著作中，这样的关怀、联系、承担，表现得比较明显，容易被读者所瞩目；有的著作，就比较隐蔽，经过了许多的转换，读者不易察觉。特别是一些抽象程度比较高的理论著作，看似和现实无关，其实是更有一种大关怀，是承担着为时代提供价值理想、思维模式和新的想象力的大使命的，坦白地说，这样的研究是我更为看重的，这样的思想家的理论创造，只能心向往之了。这里，就提出了对学院派学者的一个很高的要求，既要对现实有程度不同的关注和敏感，又要具有将现实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学术课题的眼光、方法、能力与习惯。

学院派研究的乐趣，也就在这样的努力中。

这里，还想对文学研究的特点，再说几句。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日本鲁迅研究界的前辈丸山升先生的学术研究。其中谈到一点：丸山先生关注的焦点，始终放在“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当事人的内心”。这里有三个层面的关注：关注在大的历史环境中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关注同时有着具体小环境，有着独特个性的“个人”；关注他的“内心”——情感、心理、思想、思维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样的对人、对生命个体独特的内心世界的关注，是真正的“文学的方式”——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的另一大特点与优势是对“审美”的研究与关注。

这也形成我的一个研究思路：对任何一个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不执着于事件本身，而关注事件当中的人，关心生命个体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同学们可能知道，我在退休以后，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当代思想史，特别是民间思想史的研究。从表面上看，已经远离了文学研究，其实，我的思想史研究，还是用了“文学的方式”。

比如最近我写了《“1957年学”研究笔记》，对反右运动研究就和历史学家不一样。我研究的是几个具有典型性的右派个案，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在现代文学领域对鲁迅、周作人、曹禺这些作家典型的研究的一个延续，探寻当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民间思想者，他们个人的命运，他们的情感、心灵、个性，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是一种心灵史、精神史、生命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史研究吧。这也说明，一个人在研究生阶段所受的专业训练，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基础，无论以后学术的研究路向、领域有什么转移、变动——这样的自由移动，在我看来，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和魅力所在——都离不开最初打下的“底子”。同学们现在正在“打底子”，正在接受专业训练，在这样的时候，考虑一下“学术研究的动力、价值，学院研究的特点”这类问题，或许是必要的。我今天所谈，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和经验，就像我经常讲的那样，我姑妄讲之，诸位就姑妄听之吧。谢谢大家耐心听完了我的讲话。

2008年5月16—18日在学生录音记录稿上修订，有补充。